从胡风先生的发言和文章上看，他对於“宗派主义”似乎是“深恶痛绝”的，这里有“例”可证。
第一个例子是本年一月号“文艺报”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关於“作为参考的建议”的第一部分就说：
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问题是宗派主义的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
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肯定了“宗派主义”在统治着我们的文艺界。在同书的“关於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最后一节中认为：
现在，多少有些认识的，品质较好的群众，都在某一程度上看出了宗派主义底存在及其危害作用，只不过谁也不敢说而已。
这一段话是很有“战略”意义的，非强迫你承认有“宗派主义”的存在不可，否则，那就是你的“品质”不好！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大家虽“认识”了，却又都“不敢说”，而只有胡风先生在这本小册子中“仗义执言”，“大胆地”来“批判”宗派主义了。
第二个例子，舒芜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有一段说：
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末样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
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胡风先生对“宗派主义”是多末样的“愤恨”了。舒芜是知道实际情况的，在那时候谁要说他们是“小集团”，是“宗派主义”，就要“勃然大怒”，今天胡风先生又洋洋洒洒写了十几万字的意见书，主要来证明文艺界有个“顽固的宗派主义”在统治着……等等。
从这些例子看来，胡风先生似乎倒是“宗派主义”的反对者了。
今天的文艺界究竟有没有胡风先生所说的“宗派主义”的统治，我不想在这里作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只想从胡风先生这回发表的“建议”中，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来反对“宗派主义”的。胡风先生虽然很“谦虚”的把题目叫做“作为参考的建议”，而从内容看来，那是经过了缜密的“深思熟虑”，周详的计划，才写得那末具体而周到。简直是一份“改造”当前文艺运动的计划书。
“建议”的主要部分是第二部分：“文学运动的方式”。在发表具体意见之前，胡风先生先引了十条“参考材料”，包括联共中央的决议。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等等的语录，所引的材料无论是决议也好，指示也好，文章中的片言只语也好，都有它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问题在於建议者把这许多“材料”引来，是为了加强“建议”的力量，如此而已。至於什么“基础问题”、“原则问题”，也只是为了阐述他开宗明义第一章的那些意见。
重要的还是看他的具体建议。计划之一是取消“国家刊物”，解散各地文艺团体所领导的创作机构。
为什么要取消和解散呢？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国家刊物和创作机构的存在，“成了大宗派主义的基础，同时又成了彼此对立的小宗派主义的温床；培植了一层一层的小领袖主义”，而且因为它们“都是独占性的，又被宗派主义所保证”的。因此，第一个具体的步骤，便是取消国家刊物，解散中央和大区所领导的创作机构。
取消了和解散了国家所领导的刊物和机构之后的第二个步骤如何呢？
胡风先生的具体建议是“创刊七、八个作家协会支持并给以物质供给的会员刊物（不是“国家刊物”……而是作家协会支持的群众刊物）。北京五、六个，上海一、两个”（旁点是原书有的）。据说这是一种“劳动合作单位”。
这些刊物谁来办呢？他说：“由一个有领导影响的作家担负主编”，之后每个刊物“由主编的作家选任三、四个负日常工作责任的作家为副主编”，再“团结二十名上下到三十名上下的作家和青年作者，作为担负编辑工作的成员”，这些成员“由担负主编责任的作家选请并由被选请者自愿参加的方式确定以后，由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旁点是我加的——笔者）。
胡风先生制定了许多具体办法，还规定了每个刊物的“党团员作家得占三分之一的名额”。
规定了“组织”之后，还有工作方法。刊物的编辑方针是要“以保证各作家（属於这一刊物的作家——引者注）的创作实践为主”，因此，刊物所属的作家，在时间上“灵活运用”，有的作家甚至可以一二年不参加日常工作，这就是说某一个刊物拥有二三十名上下的作家，不是为了编辑刊物，而是做为属於这一刊物的从事创作的作家。这些作家要向主编汇报生活情况，主编有权要求他的作家写稿，和对他们的生活加以注意和有劝告的责任……等等。这就是说，每一个刊物的主编拥有着也就是领导着一批作家，构成一个小的集团。
刊物的主编，根据建议规定，除了负责领导这一批作家之外，还有权责成每一个作家（当然属於自己刊物的作家——笔者注）联系五个被挑选出来的投稿者，有权责成每一个作家联系一个工厂、学校或青年文学社团，有权指定出版社出版经主编审核确定后的稿件。
我想不必再抄引了，这些具体的建议，已足够说明，我们的文艺界经过胡风先生的“改造”之后，变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
那就是全国有七、八个刊物（姑且照胡风先生建议的数字来计算吧），每一个刊物有一位具有“领导影响的作家”担任主编，集合了二三十位志趣相投（因为建议中说要由主编选请和作家自愿）的作家，以及一百五十位上下经过挑选的青年投稿者（也照胡风先生规定每一作家联系五名），构成一个“劳动合作单位”（应该是“小集团”，为了避免“勃然大怒”，仍从胡风先生创造的“劳动合作单位”）。计算起来，北京有五、六个这样形成的“劳动合作单位”，上海有一、二个这样形成的“劳动合作单位”。也就是全国一共有七、八个有“领导影响的作家”，各自领导着一百多位年青的和成名的作家，而这些作家是属於各个有“领导影响的作家”所领导的刊物的，因为胡风先生还规定了另外有一种“不属於各刊物而直接属於作家协会的作家们”（见原意见书第一六五页）。经过胡风先生的这样“改造”之后，在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七、八个刊物，而是七、八个各有一位有“领导影响的作家”领导的小“作家协会”了。
从胡风先生“建议”的精神实质看来，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取消作家的统一组织——作家协会的实际作用。建立了具有无限权力的若干小“作家协会”之后，作协的作用仅仅是“支持并给以物质供给”的一个财务机构，和作为为各刊物（实际上是小“作家协会”）服务的事务机构，说得好听些，也仅仅是一个不能发挥任何领导作用的各个刊物的“联合办事处”而已。如君不信，不妨举个例，胡风先生在“关於作家协会”这一节的第六项中规定：“作家协会对各刊物有日常性的辅导责任，但那是通过刊物联席会议等形式，通过讨论或协商去实现的”。那是写得多末小心啊，即使得到胡风先生准许的“日常性的辅导责任”，也还要赶快加个“但”字，说明要“实现”这个“责任”，必须“通过联席会议”才成！而根据胡风先生的“规定”，作家协会和那些“劳动合作单位”都是平行的，“主编”是直接对中央宣传部负责的，他“负责贯彻”中央宣传部的指示，“负责出席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有关会议，提出报告、参加讨论”，连作家协会和各刊物的党支部他都规定出是“平行的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可谓处处设防，步步为营了。
第二个目的是取消党对於文艺工作的统一领导的原则。从表面上看来，在“建议”中规定了有党的支部，有占三分之一名额的党团员作家，还有许多地方写着“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的字样。这些都是很“迷惑”人的，看来似乎很重视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否定了党的领导。例如关於支部工作，在“建议”中规定了两项特殊保证；其中一条是要理解文艺事业的特殊性，建立相应的工作方式。必须指出所谓特殊性，实质上就是胡风先生的小集团、小“作家协会”的特殊性，这就是说，党的工作要服从小集团、小“作家协会”的特殊性，而不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建议”中许多地方写着“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而这些“审查批准”的要求，也只是为了使那些“独立王国”取得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因为那些送由“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的事情，都已经由“主编”确定安排好了的。
这就是胡风先生的奇妙的逻辑。
胡风先生认为“国家刊物”是造成“大宗派主义的基础，小宗派主义的温床”，因此必须取消国家办的刊物；提倡个人来办刊物。实际上是由个人来办小“作家协会”，达到和党对立的目的。他在“参考材料”中引用了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关於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好像他是多末拥护这个决议似的，但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是解散了那些分散的小团体，为了“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力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成其中有共产党党组的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而胡风先生的主张，恰恰相反，他是要求拆散作家的统一组织——作家协会，而建立成若干分散的，各有自己“小领袖”和自己主张的“独立王国”。
得出这个逻辑的关键在哪里呢？
一句话：有“领导影响的作家”胡风先生要主编一个刊物。要有一个属於自己的“小天地”。解放以前，胡风先生有“七月”，有“希望”……，解放后“主编”刊物的权没有了，却变成“国家刊物”了（虽然他自己是国家刊物“人民文学”的编委），不但没有了，而且是“被堵死了、闷死了”……。而且，他的“朋友”（引自胡风先生在文联会上的发言）阿垅的文章不得发表了，被闷死了（虽然阿垅的“诗是什么”在一九五四年仍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了），路翎的剧本被否定了，小说出版后又被书店停止发行了……等等。实在到了不可容忍的时候了，因此，胡风先生“仗义执言”了，而且那末“深恶痛绝”的要彻底取消“国家刊物”，不惜用“拉普派”，“宗派主义”做为武器来消灭党所领导的文艺团体主持的“国家刊物”。
到底谁是宗派主义呢？谁主张建立“小集团”呢？谁在提倡“小领袖主义”呢？
胡风先生的“具体建议”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来源：转载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