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漱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四十年来一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在所谓“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的伪装下，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因此批判梁漱溟思想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斗争方面，对于保障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直接的关系。本报将陆续发表一系列批判梁漱溟思想的文章，这是第一篇。
当着国家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和将被消灭的阶级的代表人物，唯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胜利实现，彻底的影响其主子的利益，因而喊叫出“工业化太快了”，“农民太苦了”，“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等极其荒谬而反动的言论，企图阻碍国家迅速地向着社会主义过渡。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梁漱溟是广西桂林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他的外祖父、曾祖父以下三代都是满清王朝的举人、进士，世代做官；他的父亲还因为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的逊位，尽忠清室，在北京投北海自杀的，这对于他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他在这样一个封建世家生长起来，受着乃祖乃父极度浓厚的封建思想的薰染和培养，因而形成为他那种顽固不化坚持到底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每当人民革命运动兴起，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动摇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勾结反动势力，坚决地反对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在二十岁以前的青年时代，热烈地参加了以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运动，反对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主共和政治。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破坏约法，企图称帝，梁漱溟又为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辩护。后来他看见形势发展并不是如他的希望，消极起来，“归心佛法”，“致力佛家”，要想“出世”。1919年，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他却大肆宣扬印度的佛法，出版“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想用佛教理论，从思想上麻醉革命青年和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使他们脱离革命，幻想“出世”，皈依佛法，安于苦难，不要破坏旧中国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
1921年，领导我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形势焕然一新。梁漱溟深感革命力量的“压迫之严重”，单纯依靠佛教思想，无济于事，就“舍掉自己要做的佛家生活”，“折入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不谈佛教的“出世”清规，高唱儒家的“入世”理论，著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书，宣传“孔子人生观”，提倡顺从“天命”，克己让人的中庸之道，想藉礼乐纲常等宗法思想，去恢复封建文化，反对当时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着的争取民主和提倡科学的文化革命运动，从而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抑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主张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俄为师，实行国共合作，梁漱溟就起而反对，不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态度。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生后，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极其猛烈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地主阶级极度恐慌，梁漱溟便从十余年的“沉闷隐晦”的生活中，挺身而出，和他那班“先后秘密离汉北来”的密友们，“切磋”会商，高高地打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挽救地主阶级的颓势。他配合着蒋贼对工农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五次“围剿”的血腥屠杀，从思想战线上担当着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帮凶角色。一方面他狂妄地宣称“不独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要清除共产党理论”，特意绞尽脑汁，先后于1931年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与在1936年写成“乡村建设理论”两本反动书籍，散播其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思想的毒素；另一方面则各地奔走，投靠军阀门下，依附反动政权，大搞他那套招摇撞骗的“乡村建设运动”。1927年他跑到广州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又到河南办“村治学院”，1930年到山东投奔韩复榘，在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痴心妄想地要拿他那套乡村建设运动，“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替代共产党”。
解放前夕，梁漱溟假藉奔走和谈的名义，赞同战争贩子马歇尔协助蒋匪帮进攻东北和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准备解放全国大陆的时候，他甘与全国人民为敌，反对向南进军，诬蔑人民革命武装消灭反动蒋匪军是“破坏和平”和“好战分子”。他在这个时候写成一部总结他的封建主义反动思想之大成的“中国文化之要义”一书，诚惶诚恐地署“三十八年双十节漱溟自记”的自序，来纪念已被全国人民推翻了的反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双十节，藉以表明其对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无限忠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以无比宽大的态度对待梁漱溟，让他参加政协，争取他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改造思想。尽管他假惺惺地说他有些改变，但他那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老根始终原封不动，仍然以地主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反对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替国内外敌人作传声筒。
来源：《文汇报》1955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