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曾应约在重庆罗斯福图书馆讲演，原用“中国文化问题”为题，临时改用此题。但只是字面改换，内容固未变。次日各报披露，多有错误之处。今又有听讲人周陈诸君来信质疑。故将当日所讲要点，撮记如左，兼答周陈诸君。
一、中国那一天能太平？这是在近四十年变乱中之中国人民要问的问题。欲解答此问题，必先明白近四十年之乱与中国过去历史之乱不同。今日之乱含有革命在内。而过去之乱，则只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之乱。
二、此其不同何在？简单说：革命都是推翻旧社会秩序而建造新社会秩序；而乱则在其前在其后，社会秩序依然不变。所以由乱入治，即是由社会秩序之失效，到社会秩序之恢复——旧秩序恢复便太平了。而革命则必得一新秩序建造成功才得太平。革命为一种推陈出新。西洋历史是推陈出新之历史，所以有革命。中国历史则自秦汉以后，入于盘旋不进，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关于乱与革命之比较，从前梁任公先生曾列举七点，为文以说明之。关于中国只是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没有革命，则我近著“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专论之。现在均不及详。（周陈诸君于此，必须看我原书，不要从我一二句话随便推想）。
三、中国过去历史虽无革命，但近四五十年我们却是在革命中。此革命由何来？这是由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文化势力侵入所引发的。清末之乱，所以变为革命所以含有革命者在此。当然我并非说清末原可无事革命只是制造出来的。不过照西洋通例，革命都是社会内部矛盾之爆发：现在中国的革命，则是由外引发，其不同很大。我们不妨戏称一九一一年（辛亥年）革命为留日学生的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为留俄学生的革命。因前一革命是受近代潮流之启发， 以建造一“近代国家”为其理想中之新秩序。而日本正是以一东方农国模仿西洋近代国家得到成功的。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最多，受影响最大。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即成立于日本东京 。但我们却要晓得代表西洋近代潮流的是英美这种国家，日本还是不够的。后一革命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联俄容共开始。当时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先生的亲笔信，即说明要师法苏联。而蒋先生和其他许多革命家亦都是游俄回来的。其所受之启发是反乎近代潮流之最近潮流的启发。代表近代潮流之美英，在社会构造上说，是个人本位的。代表最近潮流苏联，在社会构造上说，是社会本位的。这在今天世界上，恰是相对立之两大壁垒。然而一先一后都输入了中国，在中国社会里面便作起怪来。
四、从上所说，可以看出中国近四十年之革命，是一非常杂乱的革命，（太不平常、太不单纯）。最容易看清楚的，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力之革命（民主革命）和以资产阶级革命对象之革命（共产革命），几乎结联起来。这真是令人头昏眼花、莫知所惜。再则中国封建解体，在战国末期至秦并天下之时。秦汉以后之两千年，原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史论载所为聚讼纷纭，就是这一段。曾被人指目为社会史之“谜的时代”，亦即我上文所云盘旋不进者。它原不是只会有乱不会有革命的特殊社会，要改造它必须一特殊之革命才行。以通常对付封建社会之民主革命去对付它，实属文不对题。这又是一种错乱缴绕。“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所以建造不成一近代资本社会之新秩序者以此。前一革命不成，于是又歆羡布尔塞维克在苏联之成功，而激进为后一革命。然乱上加乱，又岂能有成？唯其无成，故抗战中及抗战后，又渐放弃一党制度，而重温清末民初之宪政旧梦。可说此一非常杂乱之革命，到今天还没有寻得其头绪，还没有走上其应走之道路。”
五、此中关键自然就在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西洋中古为封建的阶级社会，近为资本的阶级社会。中国于此，都无所似。它乃是职业分途之社会，而非阶级对立之社会。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最近则又倾向于社会本位。于此二者，中国又无所似。它乃是伦理本位的。近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专为说明此问题。凡问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者？或问中国历史何以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者？或问何谓伦理本位、何谓职业分途者？均请看我将出版的书，此不及详。周陈二君说，中国所以没有推陈出新，完全是有一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在作崇，在束缚着几千年中国的人心。并且指出这个大概就是儒家学说。我承认这话没有错。我亦正是这样说。不过我要请周陈二君注意：这是大大违背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不决定于生产力之发展，而却受支配于一种思想学说，并且它竟一直支配二三千年之久！天地间事宁有怪於此者？此必须从头至尾，剖析分明。翻覆检讨，多方论证，乃能使人相信得及。如周陈二君只用了“我们深深觉得”六字是不行的。
六、社会构造为文化之骨干。过去之中国可以说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近代的英美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最近之苏联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文化。清末因近代伦理本位形成一种矛盾。不料及近代潮流之最近潮流又继以输入，于是矛盾之中又有矛盾。凡此矛盾不解，则一新社会秩序无由形成。新秩序不成，中国永不得太平。盖此三套文化各有其不可抹杀之点，是其所以成为三套而非两套，更非一套者。必须把他们融会贯通起来，使其矛盾杆格皆消融不见，而后中国的新秩序世界的新秩序才都有了。那时中国亦太平了，世界亦太平了。如其不然，各执一偏，矛盾不通，总是问来问去不得休的。——以上是解答了“中国那一天能太平”之问题。
来源：重庆《大公报》1949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