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陆续发现各学校中的“基督教团契”活动，日益增强，意在准备长期潜伏与我对抗。这些团契分子，在教会学校中受了长期的奴化教育，思想上非常顽固落后，他们认为政府“迫害宗教”，反对搞政治，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当白天参加了学校里的活动以后，晚上便去祈祷忏悔。绝大多数的地区，他们结成顽固堡垒，一面互相勉励“站稳立场”（即反苏反共反人民），一面暗中以各种方式拉拢同学和青年团员对立。个别地区（如长沙）的顽固教徒也有在总的形势逼迫下，突然改变态度，参加了抗美援朝和三自革新的群众运动，甚至宣布要解散一些暴露了的组织，其意不只为避免政府对于他们的注意，且想进一步打入我们的机构，取得掩护，进行各种反动活动。
各学校中的基督教团契活动是由“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所策动的，这是中国基督教属灵派在抗战中所建立的新机构之一，是与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取得密切联系的。中国基督教属灵派贾玉铭本是以办中国灵修学院起家，当他们所组织的“中国基督徒布道十字军”，及改名为“中国基督徒传道会”等都无显著成绩时，帝国主义分子艾德理等便在他的灵修学院本身打主意，利用他这一批徒子徒孙把全国团契的领导权抓过来展开青年工作。1945年夏天，在重庆南山中学由中国灵修分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灵修会”，企图“在各大学内打开传福音的门”。
据该会的资料中说明，1945年“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教学生夏令灵修会”是由灵修院副院长赵君影（曾任中国基督徒布道十字军监督）主持，有40个大专学校代表169人参加。据说“大家感到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应改为帝国主义分子如此决定），弟兄姊妹之间，应当有经常的交通与联络，于是有交大同学书面提议，应有一个基督徒学生组织，当时各校代表均表赞成，推举燕大、复旦、南大（前中大）、苏医、湘雅、灵修学院筹备，起草章程，并于大会闭幕前通过”。因此，逐步为美帝国主义分子吴士德的“世界基督徒联合会”完全控制的但以属灵面目出现的“中国基督徒学联”自此诞生。
1946年秋，中国基督徒学联总会跟着蒋匪帮迁回南京，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内地会通过了艾德理的布置，送给他们在高门楼的一所“西式洋房”作为会所。开始布置人事，扯开旗帜，表示“不属于任何团体或教会，无宗派的分别，但竭诚愿与信仰相同之教会或团体合作”，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批准的宗旨为：“在联络各大学中信仰纯正之基督徒团体或个人，在神爱中联为一体，彼此代祷劝勉追求基督真理，宣传福音，使青年归主，使基督徒学生，作盐作光，服务人民”。在“有少数教会中之中西同工来参加本会工作，但一切行政均以中国人自主为原则”的说明中，狐狸露出了尾巴，从1945年成立时起，属灵派的帝国主义分子艾德理、安马思等帝国主义分子便掌握着全权。
1947年夏在南京又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各大学基督教学生夏令灵修会”。据说，这时已达到全国“有联络者80余处”参加的各地基督徒学生有三四千人，这数字也许是有些夸张，但该会无疑是在这一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次的灵修会上，选举了包括有“基督徒学生代表及顾问”的常委会，并订正了会章，承认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领导权。虽在会章中高叫“我们不接受任何团体或教会固定的津贴或常年捐助”，但事实上已接受了内地会送的房子，1948年内又得到化名补助的26232元美金的捐款，为了更进一步靠拢美帝，1948年冬“总会因工作需要迁于上海”。
“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完成了一系列的机构。明定出“本会组织以基督徒团契全体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这明确了“世界基督徒学联”的领导，因为团契一直由他通过青年会来领导的。）“另设顾问会、常委会、干事会及财产保管委员会”（都是有帝国主义分子参加的），“顾问会由大会聘请，其任务在保持信仰”（已知名的顾问如帝国主义分子艾德理及王明道），“常委会由基督徒学生代表及顾问选举若干人合组之，其职权在决定大会工作的方针”（帝国主义的工具，内地会唯一的中国牧师杨绍堂主持3人委员会任主席），“总干事由大会聘请，干事由总干事聘请，经常委会通过任用之”（赵君影自开始之日起，便已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反动分子赵君影在全国解放以前就逃往香港，在那里办了另一个属灵的学校——培灵学院，这是中国灵修学院在香港的分院。到1951年春为止，中国基督徒学联总会直辖有6个分会：（一）上海分会，干事张行松（中国灵修学院肄业生，复旦大学毕业生）；（二）南京分会，干事徐超尘（已驱逐）；（三）成都分会，干事郑惠端（上海中华神学院毕业生）；（四）重庆分会，干事许铭志（上海伯利特神学院毕业生）；（五）北京分会，干事吴慕迦（华北神学院毕业，香山灵修学院教员）；（六）香港九龙分会，干事由赵君影兼。上海由贾玉铭、吴永泉（美国远东宣教会牧师）分别主持“查经班”，由苏正贤（中华神学院肄业，西北大学毕业）、张学理（南京灵修学院毕业）主管“交通聚会”，由张行松负责“祷告会”，他们有意把全国的基督徒学联布置为顽强的堡垒，和我们作有形与无形的长期斗争。
“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解放以后的活动如下：
（一）伪装进步，争取合法。在其1950年召开的顾问干事联席会议上，决定“积极工作”的方针，并发行期刊“箴言”，伪装进步，提倡教会“彻底革新”，“拥护政府的共同纲领”，“服从政府的一切法令”，同时并发动了“中国基督徒代祷奉献运动”，据其自称：“自1950年起，本会大部分经费均系港九中国教徒所奉献”，他们并高唱“每一同工能够努力生产，自食其力”，又称1950年世界基督徒学联开会，并未参加，以表示与帝国主义“并无联系”。
（二）建立基地，展开活动。帝国主义分子艾德理及其走狗赵君影等在香港建立了新的反动基地，以赵君影的培灵学院为中心，指挥国内“基督徒学联”及“中国基督徒布道十字军”，从事利用“属灵”为掩蔽的反动活动。原有“传道会”组织，因与贾玉铭关系太深，宣布“不再接受外国津贴，总部迁回上海”。属灵派中的反动分子赵君影、计志文、石新我等都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主的合用器皿”，他们又在南洋各地主持“培灵会”及“传道人退修会”，从事训练干部，进一步为帝国主义服务。
（三）巩固“合一”，顽强抵抗。在美帝国主义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号召之下，参加属灵派的各小宗派的青年教徒已然逐步“合一”到“基督徒学联”中（如北京即由基督徒会堂王明道来领导），他们一方面有帝国主义分子在背后策动，一方面对外一再表示与帝国主义毫无联系，结成一个属灵的顽固堡垒，准备巩固其已有阵地，和我们作合法及隐蔽的斗争。（4月26日）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2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