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天主教会早于1878年即已成立教区，现在是一个总主教区，直辖兰州主教区，并兼管平凉、天水二主教区（他们直接与梵蒂冈、黎培里也发生关系）与西宁、迪化二监牧区。而兰州主教区又直辖兰州、武威、张掖、陇西四个总铎区，光兰州市就有教徒2200余人，华籍神甫3人，外籍神甫8人。濮登博（德国人）早于1905年即来中国，1922年由山东来甘肃，一直把持着兰州总主教区。从1950年冬季开始，我们发动兰州市天主教徒参加革新反帝运动的工作。
1951年3月以前，我们零碎的进行了些工作，打草惊蛇，使濮登博便以“先发制人走在政府前面”（濮登博给黎培里报告中语）的策略，嗾使李为权出面伪装革新，于3月初成立“天主教三自爱国筹委会”（濮登博等议定不提“革新”二字），其真实内容在1月15日濮登博给黎培里的信中即已说明：“把一切对付公家（指人民政府）的行动，即外表的行动……托给中国神甫去做，而我仍保留内部的统治”。
三月以后，省专门登记处成立，同时各有关单位也逐渐重视是项工作，开始由于各方面联系不够，遂形成多头领导，各行其是。又由于了解情况不够，戒备不严，再加对一般教徒群众尚未发动前，即冒然进入了阵地，结果，把他们最顽固最忠实的走狗李为权聘为省协商会代表，抬高了他的身价，助长了顽固反动分子的声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5月间，在这一阶段，虽然进行了些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但基本上是失败的。
以濮登博为首的这批帝国主义分子，几十年来总是自称是为“天主工作”、“超国家”、“超政治”的所谓“传教士”，豢养着一批走狗，帮腔助势，的确迷惑了相当一部分教徒，甚至一些老实的教外中国人。再加小恩小惠的利诱，一部分教徒真个把他们当作“上帝”的代表者来崇信，而且在思想上相当根深蒂固，致使有一部分教徒怀疑新中国的新生力量“不能久长”。解放前，他们又同一些土劣军阀时常并肩出入，因而一般群众都畏惧其权势。解放后，他们虽然对人民的力量有警惕，但是由于我们未能拿出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此项工作，所以仍旧相当傲慢与嚣张。在掌握了以上情况之后，根据西北局所指示“发动教徒群众是最艰苦最基本的工作”的精神，于是自6月开始，我们便进行了广泛发动教徒群众的工作，这时濮登博等曾继续利用所谓“神长”地位，宣传“神长不会有错”“教友不能反对神长”等“神威”来加强统治；并用离间教徒与人民政府的关系等卑鄙手段进行挣扎，说什么“人民政府要灭教”、“天主教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等。我们曾针对其阴谋予以揭穿，对上层分子打拉兼施。8月间又抽调了一批（二十余人）干部脱离原职，在宗教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编印“学习文件”一册，对教徒有系统的进行爱国反帝教育，广大教徒的爱国觉悟因而普遍提高，曾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了提高他们，曾举办了一期为时三周的训练班。这个期间濮登博等曾假借“退省”、“坚振”、“办神功”等宗教仪式加强思想毒化，又用“反帝”就是“反对天主”、实行“三自”是“裂教”要“下地狱”等鬼话来欺骗恐吓广大教徒。但在广大教徒已经有了爱国觉悟的情况下，濮登博等这些伎俩都一一被粉碎，终于自10月之后，纷纷签名表示爱国革新，至11月上旬为止，签名教徒已达850余人，同时又掀起了控诉运动。
11月中旬省委将强自修、万良才、李甫山、薛浩平、曹启宇、张友生、祁秀山、雷雨天等八人组成委员会，专门领导深入工作，并决定李甫山亲自负责，担任宗教工作团（内部组织对外不公布）团长，从此大力进行“攻坚”，同时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终于抓住了张守忠（濮登博自认张系“亲信”指为教权继承人）的弱点，有了控制他的条件，并侦知其罪证所在，先后挖掘出赵承明、海德基等拆散了的电台零件、密码本等700余件，书面情报一部，情报拍照500余张，手枪2支，各种短枪子弹300余发，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展览会，至此濮登博等利用宗教的假面目完全被揭穿，暴露出老牌间谍的真实眉眼，观众认真细致参观的情绪，是办各种展览会以来所未有的，提高了教徒群众的爱国反帝觉悟。较顽固者有的惊慌万状，有的恍然大悟，如六十多岁的老修女徐崇实说：“我才糊涂了一辈子”；一般教徒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积极分子认为信教是种“耻辱”。在学习和控诉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已逐渐成为革新反帝运动的骨干，签名教徒突增为1126人，占全市教徒1203人的93％强，在此基础上三自革新筹委会遂于12月11日顺利的成立，这些都给此后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教徒——如男修院和女修院，始终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因而至今依然邪气横生，正气不能抬头，一切活动被帝国主义分子操纵着。此外，一些干部的简单急躁的作风，缺乏策略思想以及违反政策等现象也严重的发生过。如说：“修女是违反人性的，将来一定会被消灭”，“天主教是封建迷信，应赶快退出”等，这些毛病随时均给了纠正。
（一）充分发动教徒群众，组织学习，从思想上进行改造，是反帝斗争最艰苦最基本的工作。宗教革新运动是一场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任何企图依靠一纸命令或其他简单省事的办法行事，或者单纯追求签名数字，不懂得斗智，不肯进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都是错误的；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各有关方面的力量，抽出一定数量的干部，指定一负责同志亲自指挥，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组织教徒学习的经验是不谈教条、教义，切忌用他们的教义解释政策，着重宣讲爱国主义。在学习中要耐心解决其思想问题，并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可采用举办训练班的方式）。要注意严防违法乱纪、简单急躁或陷入反宗教的圈套内，遇事应坚持请示报告制度。
（二）经过一段学习，提高了广大教徒爱国反帝觉悟以后，应当开展控诉运动，宗教工作干部应取得区街干部的协助，进行访贫问苦，对教徒积极分子要适当解决其必须而可能的生活、升学、就业等切身问题。在控诉运动开展的基础上，注意搜罗反革命罪证材料，并及时地不拘形式地予以扩大宣传。在掌握一定数量的确凿有力的罪证后，可举办展览会。
（三）秘密工作与公开群众的工作相结合，掌握全面情况，寻觅确凿有力的证据，适当加以揭穿，是教育群众说服受骗教徒最有力的武器。比如当掘出电台、武器等罪证后，落后教徒迥然改变态度，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恨之入骨。当濮登博等荒淫无耻的生活被揭穿后，很多教徒就指他们为“衣冠禽兽”。
（四）要善于抓着要害分子的特点，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现实教育，号召其立功赎罪，如已判徒刑的反革命罪犯李世昌揭露出濮登博等埋藏的电台、武器之后，当即宣布减刑，并将其余刑缓斯执行，群众反映良好，并引起反革命分子张子厚的女儿拿出隐藏了的反革命财产1800余两烟土等来立功，帝国主义分子戈爱克也表示要立功赎罪，谈出线索，献出罪证。对反动教徒中违法案件亦须作及时而恰当的处理。
（五）及时打击教会上层中罪证确凿而且在教徒中已经孤立的反革命分子，对争取群众作用很大；但材料未完全掌握时，不宜过早即行打击。对争取过来的上层分子不应轻易重用，与其来往协商中，应严肃耐心说通思想，切忌生硬命令或马虎拉用。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