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抗拒「人民教育」批评事件，现在响应南方日报社论中「对自己来一个正确的分析，正确的估计」的号召，反求诸已，冷静地作如下的检讨，并附带作若干必要的解释。如有不妥的地方，仍请同志们继续指出。
我参加「广东教育与文化」的编辑工作，一向觉得能力不足，难于应付。因为对于这一范围的知识，我所知的仅是一些庞杂、皮毛的东西，编这刊物，每每有「吃力不讨好」、「顶不了」的忧虑。并不是在批评面前就来装样。这种忧虑，我是曾经屡次向厅长和同志们表示过的。
当「人民教育」一连串发表对各地刊物的批评时，我主观地以为那样的用语会贬低地方刊物的威信，心存反感；实际原因当然因为这损伤了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当时心里总是想：「婆婆厉害，这小媳妇难当。」「惨澹经营，结果还是动辄得咎。」当「人民教育」发表了对我刊三篇文章的批评时，我们编辑部同志一致认为邬、林两文不是原则性错误，发信征询原作者意见，原作者也不承认是原则性错误。我就怀着十分不满的情绪写了那篇「对人民教育批评各地教育刊物的批评」。现在检讨起来，错误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对被批评的若干点有不同的意见。一种道理，如果不是衷心接纳，就像是吞下一颗铜碗豆，并不能真心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假若虚心提出意见请教，我以为是合理的。我的错误在于：一来怀着抗拒心理；二来充满报复感情，因而在措词上表现得尖锐无礼和在内容上表现为处处挑眼。
这各抗拒心理一直是很厉害的，「人民教育」对我的答复发表后，我还立刻去了一封短信，大意说：「你们把『无理取闹」，『不值得批评和讨论」等不是我说的话都说成是我说的，未免张冠李戴了。」信里就只是这么寥寥几句，全未涉及自己错误。对于说我蛮横一点，起初更觉不平，心想：「我一年都难得对人发一两次脾气，你却来批评我蛮横！」现在冷静思考，这态度是错误的，那种抗拒心理和报复感情确可以称得上蛮横，如果不消除这种心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很好地展开。由于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在作崇，过去我对批评的态度常常是错误的；一听到人说：「我要批评你。」就有一种警戒起来的心情，这一点以后尤其必须痛下决心纠正。
那些抗拒心理和报复情绪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自然是由于自高自大的意识，在理性上，我明知自高自大是一种可恥的精神状态，是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残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被奴役又奴役人的灵魂上的烙印，是革命人生观没有建立或者不够巩固的征象。平时虽然尽力压抑它，并每当看到社会上的感人事件时（就）剧烈的谴责自己咒咀自己。但由于并不曾真正改造，碰到某些场合，这些可恥心理又冲闸而出，酿成事端。另一个原因是未能完全肃清旧民主主义的残余影响，「个人意志尊严」、「我行我素」那一套东西不断支配着自己。这些残余思想和自大意识结合起来，在理屈时还比较胆怯，在自以为对的场合，一种「什么也不怕，拼了完事」的心情便油然而生。这些缺点的温床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经常从个人得失荣辱出发考虑问题的意识，由于革命人生观不巩固和组织性薄弱，那些细菌就大有滋生的余地。
关于「广东教育与文化」，须要批评的地方很多，虽然这有一部分涉及客观原因（如人力十分贫乏），但我和编辑部要负的责任最大是没有疑问的。通讯员工作搞不起来，思想性不高，文摘工作做不好，资料工作没成绩，就〔这〕都是一些严重的缺点，我有时感到黔驴技穷，有一种老牛破车拖着跑的沉重的情绪，这就更使工作不能较好地展开。
概括来说：对于心存报复拒绝批评的行为，我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拥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摧毁可恥的自大心理，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不否认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有时极为痛苦，但一想到体力劳动者们在几百亿几千亿地生产物质财富，知识分子不能产生物质财富，得为人民服务和生产精神财富，如果不彻底改造，就不但不能生产精神财富，而且等于在人民的精神宝库中爆仓掠夺，这是十分可恶的。在这种自己觉察得到而且无法辩驳的真理之前，只好用惭愧来压抑那点痛苦。
最后附带提到一点儿解释，关于是不是「抗拒执行上级政策」，不肯改变刊物方向一点，我很诚恳地说：没有这种心理。我的常识告诉我，政策就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最能集思广益和高瞻远瞩的，谁抗拒执行，谁就一定犯错误。关于刊物必须面向小学教师的上级指示，我们是坚决执行；前两月有一位新同志参加编辑部，我们分配给她的任何就是专门联络小学；我们历次编辑会议都着力讨论这个问题；并会发信给原有作者们告知写稿时以小学教师为读者对象；小学教师来稿现已日有增加。（虽然由于过去请大、中学教师写稿的积习很深，现在所扭转的还很不够。）这是事实，欢迎同志们进行调查。关于有没有考虑到读者购买力的问题，刊物在四个月前已经开始减价一千元，将来如有条件当可再酌量减低。
我的检讨和解释至此为止，人常苦于少有自知之明，这里面如有什么毛病，欢迎大家继续批评。
来源： 原载《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