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教书今年是第十六年了。前十四年的教书态度和方法，和解放后的这两年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很愿意谈谈这两年来政治学习怎样改变了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
我自问一向教书是负责的。我不马虎。我用心教书，用心改卷子。同学不预备功课，我不能忍受。在班上，对功课不好的同学，我严厉督促，有时甚至毫不留情的叱骂几句。因此，同学相当怕我，不敢不预备功课，少数胆小的同学甚至从上课怕到下课，直冒冷汗。这是有些同学毕业后告诉我的。听了以后，我自己不但不想想这种教书态度和方法是不是错误的，反而引为骄傲。我对同学的要求有一定的标准，不到这标准的就不及格，好像我把分数当做督促同学读书的工具。解放前的十四年，我一直没改变这种教书态度和方法，一直以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我从表面上看问题。表面上，我的教书似乎有些效果。由于怕我，也由于怕不及格，不用功的同学在我班上不能不用功，跟我读了一年或两年法文，多少总有点收获。当然， 本来用功的同学更用功了，他们的法文是有相当成就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些朋友和同学说我教书是成功的。我很感谢这些朋友和同学给我的鼓励。但是，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从形式方面看问题，没有看出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是有缺点的，而且缺点是很大的。
清华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彷徨，我失掉了我的自信心。社会向前发展了，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呢？我是不是可以不变？是不是可以和解放前一样的教书？在彷徨中，我的确有过一段苦恼的时期。幸而，这段时间是短促的。我很快就看清楚，我不能不跟着时代前进，我决心努力学习政治。于是我改变了。我明白了我以前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而且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我说我教书一向是负责的。可是，我的负责是对谁负责？以前，我不考虑这问题，我只知负责就是负责，负责就是不马虎。对谁负责，这问题值得考虑吗？学习以后，我才明白负责是有对象的。单纯的把工作搞好是不是就叫负责？工作搞好了，对反动的统治阶级有利益，这种负责是要不得的，对人民有害的。经过学习，我明白了我们工作一定要对人民负责。我必须重新估计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必须用一种对我是新的标准来衡量我的工作。这标准是：我是不是对人民负责？
用这新标准来衡量我的工作，我很快发现我的教书态度是单纯的业务观点。解放前，我和一般教授一样，自鸣清高，不问政治。我虽然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不满，在昆明也曾写过一些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我的批评只限于发发牢骚，等于隔岸观火。我自己不问政治，当然不把教书工作看做和政治有关系的工作，不管我教出来的学生是思想进步的，还是思想反动的。我教法文和法国文学，文字和文学在我当时看来和政治简直是两回事。我的学生毕业以后作什么，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反动阶级服务，我根本没有想过这问题，也从没有人和我谈过这问题。这种教书态度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明白了单纯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我就努力把业务和政治学习连结在一起。我从积极参加政治课着手。第一学期一直参加外语文系同学的班会，听他们讨论问题，并且参加他们的讨论，和他们谈谈我的意见。这样，慢慢地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这对我的教书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了同学的思想总结，我对年青人的思想更清楚了。第二学期，大课委员会要我当外语文系二、三、四年级的班教员，这给我更多更好的机会和同学一起学习，和同学一起向前走。我不但自己接受了业务必须和政治认识配合才能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一观点，而且一直和同学谈这问题，希望同学们明白单纯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观点。
从政治学习，我认识了群众观点，明白了任何工作没有群众的基础都是不稳固的，建筑在沙滩上的。站在教书人的立场看，同学是我的群众。要同学努力学习，首先必须要同学了解学习的重要，必须要同学接受我们的教书方法。我的教书有些地方是错误的，同学提意见，我就虚心接受，改变我的方法。我的方法有些地方是正确的，同学不接受，我就耐心地、诚恳地作说服工作。我和同学的接触时间很多，谈问题的时间也很多。回想解放前，我和同学可以说没有来往。除了很少数功课特别好的同学有时到我家来看看我以外，下了课，我和同学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也乐得这样作，因为可以把我的全部时间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面。这是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和同学接触，谈谈问题后，我才明白以前的错 误，才明白这不但对教书有方便，对同学有好处，而且对自己也有益，因为我从同学那儿学到不少东西。正确的群众观点的确是对工作有很大帮助。
总之，政治学习改变了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我可以肯定的说：解放前我只作到了教书匠的工作。就算工作多少有点成就，但也不过是教书匠的成就而已。现在，我才开始走上教育的道路，才开始认识教育不是填鸭子，教育是艰巨的工作，是要对人民负责的。
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虽然是改变了，但是缺点到现在还是有的，我虽然尽我的力量照顾同学的学习，但是我的工作还作得不够，不够细腻。有些同学还没有完全接受业务不能和政治分开的看法，我还没能够说服他们。这也许由于我的耐心不够，也许由于我不够诚恳。有的同学对功课不注意，自由散漫。我虽然不断地向他们提意见，劝导他们，虽然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他们的自由散漫还没有完全根除。这也是由于我的工作不够耐心，不够诚恳。我知道我的工作缺点还是很多的，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学们给我宝贵的意见，帮助我进步，把工作搞好。
來源：《人民日报》 1951年2月9日 第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