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师生，利用寒假时间，组织农村访问宣传队，下乡协助土地改革工作，支援农民翻身运动，前后历时10日，下面是我个人参加工作的感想。
长沙县瑯梨区的西薮乡是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该乡分9片，每片5小组，每组约50户。当我们到达乡政府时，农民鸣爆热烈相迎，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他们是毛主席的农民，感情上早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乡长是一位作过二十多年长工的康家七爹，他那老实坚强的品格，在他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一望而知。他不识字，也不能夸夸其谈，他用热烈的表情，从内心里表达了欢迎我们的诚意。土地改革后的乡政府，布置一新，与未土地改革乡迥不相同。
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提高了，新年刚过，农民就发动修塘筑坝，架桥补路，男女老少，或七八人，或一二十人不等成为一组，集体工作，兴味昂然，他们看见我们的腰鼓队，要求我们野地表演，小儿们跟着学扭秧歌。有的小组赶着栽树，培植公共森林。家家忙着修理农具，添加肥料，粉饰新近分得的房屋。农村气象焕然一新，欣欣向荣。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已开始民主建政的工作。现在农村贫雇农会，农协会，民兵队，妇女会，冬学，识字班等等，都有了日趋健全的组织，他们一方面洗刷地方的坏分子，使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圈子大爷、土匪特务没有作恶的可能；一方面加紧学习，教育自己，他们要求进步的心理非常迫切，利用农隙，开读报会，讨论会，热心学习时事。我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倌子，病已沉重了，他还扶病出席小组会，争取发言。另一位小脚老婆婆，匆忙地在路上走，我问她到那里去，她说：“请莫阻挡我，我要出席学习会去。”我们亲眼看到一位青年贫雇农身份的小组长主持讨论会，在作总结时，充分表现出优秀的才能，使他们的小组讨论有声有色，老人们夸着说，“这个小家伙，是这几个月来才操发起来的”。某一晚会上，大家逼着一个塌鼻子的捕鱼的萧二爷发言，解答“土地改革工作靠谁才能搞好”一问题，这是为了纠正萧二爷只知道捕鱼，从来没有发表过政见。当读报时，农民问我们：“波茨坦在那里”？“波茨坦协定的内容怎样？”他们的学习大抵是这样认真的。
农民在经济生活的改善，与政治地位提高的体验中，知道“搭帮”谁才有今日，因此发生了拥护政府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情绪，他们准备响应毛主席的一切号召，最近政府号召参军运动，瑯梨区只要×百名，报名的却有×百名。
由这些农村的新现象，我们可以看见祖国的伟大前途！
“和平分田不如不分”
我们在学习土地改革时，听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宋惠秘书长说，土地改革必须经过斗争，“和平分田不如不分”，当时大家将信将疑，不能有透彻的实践的了解。这次我们访问西薮乡，发现该乡九片中，一至七片是经过相当斗争的，所以如上所说，气象一新。反之，第八九两片因为地主多是寄庄的住在长沙城里的工商业者，土地改革时没有经过相当的斗争，发动群众也不够，地主退押并未完成，田契也有没缴回的。农民对地主的阶级仇恨还没启发出来，心里顾虑还多。中农和贫雇农中间颇有距离，个别的贫雇农似乎也觉得未能满足要求，他们没有分得足够的牛和农具，他们缺乏肥料和种子。地主势力没有斩草除根，他们不肯佩带农会交给他们的白袖章，他们还在造谣生事。
据队员们访问时听说，八九两片还发生了这样一个纠纷，两片民众共同斗争一个地主，业已完毕，而第九片的第三八，三九两小组组长，结合农会中人，私自再行斗争同一地主，将斗出果实私自瓜分，两片群众向乡政府反映，揭破组长们的错误，这事件现在尚未解决，这都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以致出了毛病，而地主则乘机挑拨离间，扩大纠纷。这两片因为偏于和平分田，所以问题很多，反之，凡经过土改斗争的地方，不独因为地主阶级彻底斗垮了，封建势力不能死灰复燃，所以特务，谣言一概根绝了，并且农民的阶级友爱也特别提高了，这种友爱的精神，在分田和分其他果实时，就可以充分表示出来。过去反对土改的地主们，或者怀疑土改工作难于进行的空想的学者们，总以为中国南方，地形的高低大小那样复杂不齐，土质的肥脊水旱又这般千差万别，分田的工作如何能够公平地顺利地进行得好？其实只要农人们在对共同敌人实际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当分田时，农人们说：“从前我们想佃几坵田，都要办酒席，送人情，求人介绍，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平白分了田，连饭都不要办一餐，还说什么你分的好，我分的坏。农民兄弟横正是一家人，上点下点，有甚么要紧”。所以在土改斗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分田不均的意见。由此可见，土改必须经过适当的斗争，而“和平分田不如不分”是有事实根据的名言。
农民有朴质纯厚的阶级品格，他们很坦白，率直，没有阴谋，不用手段。他们斗争地主合理合法，不故入人罪，眼睛是雪亮的。例如黄花市南薮乡地主贺长松，他的剥削罪行很严重，但他是一个好医生，还热心替人诊病，农民虽不放松对他的斗争，但对他的医术称道不衰。他们在斗争地主时，很谨慎小心，提防冤枉了人。农民是有智慧的，不过在长期受压迫中，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没有好好发扬起来。就他们专业中所表现的本领看，他们分田不用测量，只要过眼睛看，其正确性与测量相等。他们称/秤猪不用秤，与秤称不差斤上斤下。他们记忆力极强，能够背诵许多数字，不用笔记。他们悟性极大，只要运用思索就可以揭破地主的阴谋诡计。他们感情极丰富，不像封建阶级对本阶级虚文伪礼，对劳苦大众刻薄无情。天下唯有不存剥削思想行为的人，才能有真挚的感情。农民刻苦耐劳，而又人数众多，他们的力量伟大无比，只要他们动员，任何伟大艰巨的工作，都可保证完成，古代的长城运河，今日的导淮修堤，虽然工作的动机不同，都是他们的伟绩。
过去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时，早已知道封建阶级应该消灭，我们学习土地改革时，在理论上也知道了应该站在农民一边。但是因为我们究竟是出身封建地主家庭，我们在感情上，在潜伏的意识上，仍然只从地主阶级，或“超阶级”出发看问题，我们总以为自己的父母兄弟是开明地主，伯叔亲戚是劳动起家，他们不应划为地主，只够富农身分，他们被斗争得太过火了，我们的讨论总是环绕着这些核心问题。我们这群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思想总打不开，随他怎样下功夫求进步，而同情心暗中仍然是寄托在被斗争者的身上。这次我们交穷朋友，朝夕伙在贫雇农队伍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们切实发现了地主的罪恶，和农民被压迫的情形，贫困的情形。例如正当我们访问一位贫农时，亲眼看到他的四岁的小儿，因患肺炎无医药而绝气了。又如雇农徐秋生，他的祖父是一个算命的瞎子，父亲和他自己两代长工，他的十岁女儿正患很严重的腹疾，我叫她多吃稀饭，他说“这倒不要先生讲，她就是吃野菜稀饭太多了”。你难道不同情这样的穷朋友向地主阶级索还点东西吗？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头脑长于分析，分地主为开明的，善良的，慈悲的，积极的等13种类型。在贫雇农看来，地主阶级不外二种：一种是兼政治性的恶霸地主，一种是单纯经济性的剥削地主，这难道不很正确吗？地主如果不剥削，就早与地主的定义不符而不成为地主了。当我们参加黄花市丁家乡斗争地主杜吉凡时，我们愤慨杜某的顽强毒恶，而同情于农民的要求，我们自动向干部提意见，请求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方式，我们喊出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呼声的响亮是我们平生很少发出过的。我们有的跳上了斗争台，鼓励农民不要顾虑一切，加紧斗争。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政治认识，我们不仅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情上，切实背叛了地主阶级，站到农民一边了。
土地改革过后，农民生活情况日趋好转，从而他们发生了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现在农村小学不够，小孩们每每要到三五里路外去走学，乡下道路不修，一遇天雨，泥深路烂，行走不易，所以农村小学亟待多多增设。其余如冬学、暑学、妇女识字班，也亟待展开。农村医药卫生设备，文娱活动均待建树提倡，因此今后文教卫生工作者，应决心放弃城市生活的留恋，多多争取下乡工作的机会，正如全国教育工会吴玉章主席所指出来的一样，农村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次下乡的深切体验！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