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同华东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参观土地改革，连往返时间在一起，不过一个月，实际在乡下的时间仅仅半个月，对于整个土地改革工作的过程，可说了解得很不够。这篇文章，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主持的土地改革问题报告会上的讲演稿，主要是根据负责土地改革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些报告（特别是中共吴江县委书记鲁奇同志的报告），和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些情况，综合起来的结果。其中不充分、不完整的地方很多，拿来这里发表，仅仅是让没有机会参观土地改革的同志们知道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大概情形；和将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参考而已。
整个土地改革工作过程，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步骤（或三个时期）、四个阶段”。我现在主要是说明四个阶段，但为说明四个阶段，也得先简略说明一下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或三个时期）
假如以县作为单位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择定一个乡，作典型试验。以我所参观的苏南吴江县说，典型试验乡是浦北乡。因为是典型试验，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时间较长（浦北乡搞了两个半月），干部准备也较多。采取的工作方针是：“小心谨慎，稳步前进。”
在典型试验的地区取得了经验之后，就转到第二步骤——逐步推跳。在吴江县，这一时期共选取了6个乡作为工作对象，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时间，也由典型试验时期的两个半月减至一个半月。
根据饶漱石主席的报告，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即：带、推、跳。带，就是由有经验的乡带动其他的乡；推，就是由一乡的经验推行到别的乡去；跳，就是从一乡培养出来的干部跳到别的乡去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在逐步推跳时期取得了足够的经验和培养出足够的干部之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全面展开，完成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
在全部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论是典型试验、逐步推跳、或全面展开，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特别重要的，整个土地改革工作是否能彻底完成，主要看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否作得好。现在华东区方面，以下面两个条件来考查土地改革的真假。这两个条件就是：群众是不是已经发动起来了？地主的政治威风是不是已经打垮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真土地改革；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是假土地改革。假土地改革就得“煮夹生饭”、“吃回头草”。而这两个条件都得在第一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地主政治威风是否打垮这两个条件是这样重要呢？这是因为农民几千年来在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思想情感都被压缩了。正如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中所描写的闰土一样，农民对于自己穷苦的根源是认识得非常模糊的，经常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无稽的命运上。我们要来发动农民，鼓舞他们起来斗争，首先就得把他们这种被压缩了的思想情感解放出来。农民只有在认识了自己的血海深仇的阶级敌人，找到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以后，才敢于跟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而地主的政治威风也只有在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才能彻底打垮。许多地区的经验都证明：农民如果发动得不好，地主政治威风没有彻底打垮，就是把地分了，房子分了，农民还是不敢要的。因为干部一走，地主就会来吓唬农民，说：“房子得好好住，不要弄脏了；地得好好种，不要抛荒了！”真土地改革和假土地改革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怎样发动农民呢？第一，算剥削账；第二，讲政策；第三，整顿组织，建立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
所谓算剥削账，就是让农民讨论“啥人养活啥人”的问题。方式是通过乡的农民代表大会和小组会，用5天到10天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怎样讨论？按照下面几个步骤来讨论。例如，农民种地主多少地？每年缴多少租米？由此便产生租米应不应缴的问题。首先，农民会这样说：租是应该缴的，因为田是地主的。到了这里就得追问，地主的田是从那里来的？田是用钱买的。那么，地主买田的钱是从那里来的？这样追问下去，就可以把“根”挖出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地主买田的钱原来也就是农民缴的租米。
挖根之后，进一步把农民的生活跟地主的生活作一比较、对照，使农民清楚地看到：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地主不劳动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然后通过诉苦会，让农民自己把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滔天罪行揭露出来，启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高度仇恨。
诉苦会是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最好形式。事前要有很好的准备，对于诉苦的人，要好好地帮助和组织，使他们懂得在诉苦时如何掌握由小事到大事、由个人到阶级、由低潮到高潮的原则，将群众的思想情感，逐步提高，逐步扩大。但不要演习，一经演习，到诉苦时就可能缺乏情感，就可能说得不够生动，就可能变成唱留声机。同时诉苦时间不宜过长，时间拖长，群众情绪一经松弛，效果就可能减低或不好。
通过了两种生活比较和控诉地主罪行以后，群众的思想情感已经有了初步的解放，已经敢于起来跟地主作斗争，接着就可以向农民讲土地改革的政策了。
怎样讲呢？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没收地主土地？（二）为什么保留富农土地？要点在抓住劳动与不劳动的分界线，从这里去说明保留和没收的道理。就是说，富农虽然也有剥削，但自己劳动；地主就完全靠收租米，自己不劳动，是寄生虫。这样，不但抓住了政策的要害，而且强调了劳动的意义，使农民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这可以为以后的发展生产运动打好思想的基础。
进一步，讨论团结那一些人进行反封建斗争、讨论有无反对土地改革的人混入农民协会等问题。这就是关于土地改革总路线：倚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问题。在这里要说明，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分清敌我，团结所有应该团结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把地主打垮。有了统一战线，贫雇农才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敢于相信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把他们全部发动起来。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心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整顿组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下乡参观，是不会了解深切的。我们曾经想，解放以后，政权已经在人民手里，还会有什么整顿组织的问题。其实不然。由于几千年来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踞着广大的农村，地主阶级凭藉他们在社会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越地位，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打进新政权里面来，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这种现象，在土地改革发动前，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如果不经过整顿组织，只由干部去包办代替，土地改革就不会彻底，干部一走，地主仍然可以在乡村横行霸道，恢复他们的势力。
划分阶级分四步进行：（一）讨论阶级，（二）评定阶级，（三）通过阶级，（四）批准并公布阶级。
讨论阶级在乡的农民代表大会上进行，主要讨论下面几个问题：什么人是地主？怎样对待地主？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地主？什么人是富农？怎样对待富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富农？……然后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各一人，按照划分阶级的原则来说明，作为示范。
划分阶级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但农民却从亲身体验中发挥了自己的智慧，编出了划分阶级简明而可用的歌。这几首歌词是：
地主
自己不劳动，田地给人种，
专靠收租米，又要雇长工，
兼放高利贷，剥削手段凶。
到底啥东西？——就是地主吸血虫。
富农
田地多，农具全，
自己劳动，又雇长工，
兼放利债，
算是富农。
中农
自己劳动，
够吃够用，
多半不出卖劳动，
就叫中农，
贫农
田少人多不够种，
租米利债弄得穷，
肚皮不饱做零工，
农具不全是贫农。
雇农
年年辛苦，
两手空空，
靠卖劳动，
就是雇农。
评定阶级在农会小组上进行，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评定各人的阶级成份。
通过阶级一般在村民大会上，地主可以出席，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关于有无主要劳动问题。有些个别地主中的家人有时也可能帮帮雇工插插秧，地主就可能提出插秧是主要劳动的意见。农民到这里，就可追问一句：是否一年中间四个月都插秧呢？事实上，有些个别地主家中的人插秧，仅仅是在农忙时帮工性质，绝不可能在一年中间有四个月从事于主要劳动。但不论地主有无意见，均须报告区人民政府批准，区如有疑难，送县，县如不能决定，送专署。原则做到不遗漏一个，但也不划错一个。阶级批准后，公布阶级。与政策有关的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公布姓名，其余仅说明中农有多少户，贫农有多少户，雇农有多少户，但也有同样将中农、贫农、雇农的姓名公布的。
划分阶级是一件严重的工作，因为划漏了一个，不是简单的便宜了某一地主的问题，而是封建制度有没有彻底打垮的问题；划错了一个，也不是简单的冤枉了某个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农村统一战线问题。阶级划定了，农民自己的成份确定了，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才能真正巩固和扩大，因为到这时候，富农才能由靠拢地主思想转变为中立，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才能解除思想上的顾虑，由动摇而坚定地站在贫雇农方面，与贫雇农一道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这一阶段，在吴江县，分作两步，先没收征收，后分配。
这一阶段，像前两个阶段一样，仍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因为地主阶级是狡猾的，他们会隐瞒土地，分散粮食，破坏农具，杀害耕畜，烧毁房屋。例如，吴江县溪港乡地主秦品松，最初报自田19亩7分8厘，后经农民查出实际有80多亩土地。溪港乡另一地主庄培德，前后分散粮食457石，以当地米价每石12万元计，共值5484万元。怎样才能揭露地主阶级这种非法罪行呢？调查研究。靠谁调查研究？靠农民，而特别是靠佃农和雇工。佃农种地主的田，地主可以隐瞒别人，可隐瞒不了佃农。雇工长年住在地主家里，地主的一言一行也逃不了雇工的眼睛。例如，庄培德的分散粮食事，主要就是靠庄的长工余龙生的揭发。这里又一次证明，群众是否发动起来，是土地改革工作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在华东区，全部的分配工作，是按照六大口号来进行，来检查。这六大口号就是：
农民团结互让，
干部大公无私，
目的有利生产，
方法民主协商，
分配公平合理，
结果群众满意。
农民的阶级觉悟，不但看他们在与地主作斗争时，更重要看他们分配土地和“四大财产”时。在没有下乡以前，我们一般都以为农民由于长期处在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之下，私有观念强，保守性大，不容易接受进步意识；但这次下乡，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溪港乡在调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时，曾碰到一大困难，东边地多，西边地少，不好分配。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吗是一个乡分成两种平均数，东边的村一种平均数，西边的村又一种平均数；要吗是农民搬家，西边的村的农民搬一部分到东边的村去。两种办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前一种办法与全乡土地统一分配的原则不合，而且拖延时间，要把全乡土地计算全部翻造过。后一种办法虽然比较好，但有困难，因为农民在自己的祖宗庐墓旁边，生于斯，长于斯，要搬家，实在不是简单的小事。但在农民协会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东边的村干部表示，愿意将没收到地主的最好房屋和最好土地，分配给从兄弟的村搬来的农民；西边的村干部也表示，愿意起带头作用，自己首先搬过去，并说服农民。一个大困难很快地就得到解决。
关于分配土地的方法，在这里也想简单地谈一谈。
分配土地，一般是在原耕的基础上进行。按照全乡土地统一分配的原则，把全乡的土地分成两个平均数，先分户按照第一平均数分配，后分户按照第二平均数分配。为什么有先分和后分的分别呢？因为分配土地是在原耕的基础上进行，富农和中农，除了他们的自田外，还可能有一部分是租入地主的土地。这一部分租入地主的土地，如果加上自田之后超过了第一平均数，这超出的田亩就要抽出来给贫雇农。因此这一部人就叫做先分户。后分户是一般贫农雇农和一部分中农，以及地主。这一部分人，或是因为少田（贫雇农和一部分中农），或是因为田全部被没收（地主），所以，只有等待富农和一部分中农从租入地主的多余土地中抽出来以后，才能进行分配。由于中农的自田是不动的，富农的自耕田和小量出租的土地也是不动的，而一部分中农和富农这种不动的土地经常超过第一平均数，因此，后分户按照第二平均数分配土地时，一般地要比先分户按照第一平均数所分得的土地少一些。
第一平均数和第二平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全乡使用土地数
假定全乡使用土地数是13,332亩，除全乡总人口4,444人，那么，全乡土地平均数（即第一平均数）是3亩。假定没收征收的土地2,450亩，后分户自田1,000亩，地主自耕田400亩，后分户佃入田2,750亩（合6,500亩），除后分户人口2,480人和在乡地主人口120人（合2,600人），那么，第二平均数便是2亩5分。
在这一阶段里，主要是通过乡的农民代表大会和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等方式，向农民说明地主恶霸和蒋匪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要保卫土地改革所得的胜利果实，就必须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和发展生产。
由于过去反动统治残酷地压迫农民，在农民中间抓丁押丁搞得鸡犬不宁，在过去，农民普遍存在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这种旧思想虽然基本上已不存在，但少数农民仍然有某些方面的顾虑。如有的农民认为：“现在分了田生产忙不了。”“单身汉可以去参军，像我们有家有小的那能去。”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必须通过许多具体事实，用群众自己亲身的体验来教育群众，继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须通过许多具体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来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例如，以当地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受日寇的残害，结合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武装侵略朝鲜、以及重新武装日本的宣传，提出“算旧账、报新仇”，启发控诉日寇罪行。在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加强国防、保卫翻身”，“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并分析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根源，指出反动派的兵是欺压人民的，人民解放军是保卫人民的；没有人民解放军把反动派打垮，大家就不能翻身；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鬼子，美帝国主义的猪鼻子就要伸进中国人民的大花园里来，地主阶级就要复辟，土地改革果实就不能保卫得住。同时动员各种力量，保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参军热潮自然就会被掀动起来。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现在再以抗美援朝运动总结土地改革，农民已经能够从这一系列的运动中认识到土地改革工作与抗美援朝不可分。例如，松江农民曾经这样说：“地主阶级是美帝国主义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土地改革把地主阶级消灭，美帝国主义就变成了瞎子、聋子。”但农民同时也还认识到：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经过土地改革后是被消灭了；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则仍然还不会立刻就死心的。农民自己的话是非常明朗的政治思想：“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会死心。”这就是说，对于地主，仅仅是劳动改造和说服教育，都不能完全使他们死心，只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使得地主阶级再没有空子可钻时，地主才能死心。
关于发展生产运动，比较起参军运动来，是更为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在总结土地改革，展开抗美援朝运动这个阶段，只能在思想上给农民打好一个基础，为以后的一系列的工作开辟道路。在土地改革后，一般农民的生产情绪都空前高涨，问题的关键，在消除农民的“单干”思想，组织变工互助，用农民自己熟悉的形式逐渐引导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