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华东苏南区参观土地改革回来，在一个场合和一些朋友谈论到这个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及：在乡间斗争地主是由老百姓自发的呢？还是由下乡的干部挑拨起来的呢？现在让我就这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要斗争地主？我的答案是：据我在乡下看到的实际情形，要想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和满足广大农民的合理要求，就非要采取斗争地主的方法不可。苏南区在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人以为在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有了政策法令，地主阶级就会规规矩矩地来接受土地改革，用不着再来发动农民进行激烈斗争。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凡是采用“和平分田”的地方，那里的土地改革都没有做得彻底，等到土地改革工作队一走，地主们依然调皮起来，农民们的情绪也就随之低落下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封建制度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地主阶级历代都靠剥削农民来过其养尊处优的生活。今天要拔掉他们寄生的根基，他们是绝不会自甘灭亡的。在吴江县，干部们曾经从地主呈缴的地契上，发现四角都有按钉的针眼。后来到镇上的照相馆一调查，果然有许多地主在交呈地契之前，预先拍照存底，妄想有一天能够复辟，以便当作追回土地的凭据。还有当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地主就更加猖獗起来，到处说“美国已经打到朝鲜了。”农民的知识有限，不知朝鲜是什么地方，竟误作安徽的巢县。这一下可把他们给吓住了，就不敢向地主进攻。这说明地主在今天还是不老实的，是不会规规矩矩地来接受土地改革的。
第二，地主阶级是十分狡猾刁钻的，过去他们在乡间用着各种巧妙不同的手法来掩盖他们的剥削本质。例如吴江县震泽区开弦乡的一个叫做周宝山的地主，他从前在乡间专以小恩小惠蒙骗农民。农民受了他的欺骗，就看不出他的凶恶的本性，反而称他“宝山先生”。开弦乡是吴江县土地改革的重点试验乡，在去年10月间进行土地改革时，就让他逃过人民的检举，没有给他应得的惩治。可是他并不因此老实低头，还不断制造谣言来扰乱革命秩序。他曾恫吓一个民兵说：“蒋介石快回来了，回来了先杀你们民兵。”后来农民经过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就要求回头斗周宝山。他得到了风声，就乘隙逃跑，经过多方的追查，才把他抓回来。我们下到区里的第3天，正遇到乡里开公审大会斗争他。在会上，经过多方面的控诉检举，拿出了人证物证，才清楚过去乡里发生的许多罪案，都有周宝山在背后策动。经过这番斗争之后，乡民才看出了封建地主的真实罪恶，才知道土地改革是对他们有切身利益的。会后一位农民说：“我现在才知道，不除掉周宝山，开弦乡没有好日子过。”由此可见，不用斗争的方式来揭露地主阶级的真实面目，农民们的阶级觉悟不会提高；阶级觉悟不够高，农民们就不会好好地巩固和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
第三，不经过斗争，地主们是不会坦白的。在我们参观小组经常住的那个乡里，有一个地主叫做徐明阳。在办理土地登记的时候，最初他只登记了20多亩田。因为吴江县的地主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是30亩地，因此他就故意少报，企图降低自己的成份。不过农民知道他的土地不止此数，于是就和他连续开了三次说理斗争会。每次报出的地亩数都屡屡增加；到最后一次，一共报出97亩来。但是农民认为他还有隐瞒，就把他送县押扣，详细盘问，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把他的全部土地查清。
从上举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地主阶级是十分顽强刁猾的，绝不会自甘消灭，随时随地都在阴谋复辟，以图再骑在农民的身上来进行剥削和统治。可见为了彻底废除封建统治，为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工业化开辟道路，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实是极端必要的。
有些人也许会有这种看法，认为有些地方的农民对于地主并没有多大的仇恨，他们并不要斗争地主。据我从实际中得到的结论，却完全相反。农民不是不要斗争地主，而是不敢斗争地主。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在震泽区的庙头乡里，有一个恶霸地主吴忠康，在国民党匪帮时代做过伪乡长，绰号东霸。他又当过国民党的民团连长，又称独脚（唯一之意）连长。他经常怀着盒子枪，到处欺压农民。乡间妇女遭他强奸的有18名之多。农民被他害死的也有2人。在敌伪时代，他真是横行一乡，他看上谁，谁就遭殃。就是解放以后，他还是不老实。他散布谣言，说：“桃花开，国民党又来。”又说：“国民党回来、又是我吴忠康的天下，怕谁不服！”农民们受到他的威胁，更加不敢说话。因此在去年11月，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乡里工作，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底蕴，于是集中力量来发动乡中的积极分子，反复向他们说明人民政府绝对会替人民作主。这样才开成了一个公审大会，组织农民跟他进行控诉和斗争。以后，人民法庭也及时地根据了群众的要求，依照法令，把他判处死刑。从此以后，庙头乡的农民们的情绪大大提高，都积极地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
这一事实说明，农民并不是不要斗争地主，而是在没有摸清政府的政策，还没有把握之前，不敢动手。也许还有人会觉得，乡村中这种恶霸地主究竟不多，一般地主不会像恶霸地主那般欺压农民，农民对地主也不会有太深的仇恨。其实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地主们没有一个是老实的，过去没有一个不是作威作福专门欺压农民的。农民们对于地主也是没有一个不有仇恨的，没有一个不是见到了地主就害怕的，因为地主们掌握了乡间的经济权和政治权，对农民的生杀予夺都把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今天在群众业经发动起来的乡村中，和农民谈起斗争地主的事情，没有一个不是兴高采烈的，因为这正符合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在没有去掉他们的顾虑之前，他们是不敢动手斗地主的。
因为农民还有顾虑，还有恐怕地主的心理，在发动土地改革的最初阶段，就必须首先教育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法令。
过去地主阶级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了农民，就是在意识上也照样控制了农民。他们经常向农民散播一些迷信的观念，不断给农民贯注各种宿命的论调。说什么“靠天吃饭。”说什么“穷靠富，富靠天。”说什么“命里注定终归有，命里无份莫强求。”像这些说法，都是替地主阶级服务，用来模糊农民的阶级意识，掩盖地主的剥削本质的。经过长期的蒙蔽，农民就养成一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性格，把一切苦难都看作命里注定，而不知道这是人为的灾祸。农民们一天不去掉这种意识，他们一天也不能翻身。所以说，农民要翻身，必须先翻心。
据工作干部们告诉我，教育农民的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替他们算算账。只要替他们算清楚，过去他们交给地主的一共有多少租米，一共够地主购置多少田地，农民就会明白过来，了解地主能够占有大量土地，并不是由于命中该有，而是从他们身上剥夺去的。当农民们明白了这番道理之后，他们就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讨回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试问这样一种揭发事实真相的工作，是一种教育呢？还是挑拨离间呢？
我下到乡下去的时候，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做完了宣传教育的阶段，所以没有亲眼看到这一过程。可是当我在乡间的十多天时间中，我仍不时看到领导工作的同志们随时都在进行教育农民的工作。正如饶漱石主席所说，“土地改革对地主是革命，对农民却是教育改造。”有一次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有一位分配小组的组员（分配小组是由选出的农民组成的。）提议，把分配剩余下来的土地随便给地主一些就可以了。领导工作的干部立刻就从旁启发他，使他明白应该给地主一个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的机会，所以给地主的土地也应该照顾到能否便利他去生产。假若干部们是存心和地主作对的，他又何必这样来教育农民呢？还有一次在复查一个已经划为地主成份的家里的土地亩数时，工作干部一时不留心给他多加了1亩地。可是农民们坚决说他没有这些地。这样前后算了3遍，由农民把地主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报清，仔仔细细地加在一起，直至纠正了这个错误为止。这一事实说明了，农民的眼睛是清楚的，心地是纯厚的，如果是非曲直不对头，任何人都不能挑拨他们。所以我说，发动土地改革，教育农民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是而且也不能说是挑拨离间。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