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分社讯】广东省海南区最近在清理过去的反革命活动案件中，初步已发现76宗的严重的假案。
综计因这76件假案而被牵连带上匪特地下军之类帽子的老百姓和干部共达2,604人，其中被逮捕的1,158人，被枪决的52人，在狱中病亡或自杀的50人；被诬者大多数（90%以上）都是贫雇中农和教员、学生，还有共产党员。在发生假案的地区，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动荡和混乱。现在凡已彻底弄清真相的假案，其影响大者，都先后开了大会加以揭发，摘掉受冤者“匪特”帽子，错捕者予以释放。但目前对有关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及对受害者的善后工作，如抚恤死者，医疗伤者，赔偿群众损失等尚未很好进行，应引起有关领导的严重注意。下面是两件造成严重损失假案的情况：
昌感县“匪特地下组织”假案发生在1952年2月至5月的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八字运动”期间。解放前，这一地区反动势力较强，解放后也曾发现过一些割电线、写反动标语之类的破坏活动。八字运动开始后，中共昌感县委以第一书记陈武英（海南区党委员、现在海南行署农林处处长）为首，没有具体地分析当地情况，忽视了解放以来，尤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敌情的变化，主观地肯定四区各乡村都有敌人的地下组织，并抱着“最大决心”，一定要把敌人的地下组织破获。
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县委即责令四区八字运动工作队一下乡就逮捕了卢运安、张长义等13名反革命分子（都属于历史性的，无现行活动），意图追出特务组织。未能如愿后，陈武英为达到他的主观愿望，于是对干部强调说：“那里搞不出敌人地下组织，就是那里工作不深入！”给干部思想上加上压力，并提出：“从敌人最薄弱的一环突破”。3月9日，县委第二书记赵郑农和县公安局局长王康宁首先在八龙乡八所村传讯软禁了的小学教师符献宏，符被追问数日，即乱供“曾和卢运安，柳攀岳等在学校开会”，因而随即又传讯柳攀岳（小学教师），柳否认开会。并在当晚自杀，不日符亦自杀。3月12日，八字运动工作队又在名家乡传讯扣押曾任过伪保甲长的唐石忠等（都是中贫农）5人。他们在被吊打和指名问供等情况下，都乱供了一套所谓地下组织和人物。陈武英听了这些汇报后，正符合他的主观愿望，盲目信以为真，他对工作队说：“罗福等乡尚未发现敌人地下组织，不是没有，而是工作不深入！”
罗福乡工作队队长为要搞出“特务组织”，便召集紧急干部会议，传达县委指示。并在4月1日传讯贫农陈广开，先以酒肉诱惑，未能如愿后，即将陈捆绑，拳打脚踢，并用假枪毙进行逼供和指名问供，陈被逼无法，便乱供了一份“特务”名单，并说开过几次会，谁负什么责等等。其他被捕者同样受到吊打逼供。并乱供了一套“暗杀”、“宣传”、“破坏”之类的特务组织。
4月4日，陈武英又亲自传讯软禁了福堂乡乡长朱深友，并威胁朱供认特务罪行。县府科员林显洲继续审问中对朱说：“罗带村已发现特务组织”，朱便要求林介绍罗带村“破获”特务的情况，林说有：“暗杀队、破坏队、大刀队、放毒组”等，并问朱：“你们那里有没有？”朱即顺口答说：“我们这里有青年特务部，青年军、暗杀队，准备4月8日晚12时一齐动手，杀死工作队后再逃往罗旺岭……”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中共昌感县委，不仅没有对这些用逼供方法得来的材料加以怀疑并研究其真伪，反而一面根据这样得来的所谓“特务组织”、“特务名单”布置大逮捕。4月11日，陈武英在布置工作会议上宣布：“敌人的党政军组织是全县性的，而且是统一的，党是青年党，有区分部、支部；政权还摸不清，只知有乡无区；军队有团营连排班，渗入学校及我基层组织是普遍的，群众组织除个别好的外，全是敌人的。我们决定把敌人的军队排级以上，党支部委员以上，正副乡长，宣传、破坏等组队长以上及暗杀队一律逮捕。”在这样错误的布置下，4月间便逮捕了280人，并“缴获”了许多所谓“证件”，其中有武器、毒药等等，事实上这些完全是假的。
全面大逮捕后，县委、土改队干部等即普遍用肉刑逼供和指名问供。县委除吉寒冬（县长）同志一人外，全都亲自动手吊人打人，陈武英打了卢运安后，告县委第二书记赵郑农说：“我打得卢运安脱皮！”这样便上行下效，各工作队更放肆吊打。某工作组审讯陈大保时，曾断续吊打四昼夜，吊断三根绳索，陈周身出血，不省人事，群众见状，四处躲避，全村呈现恐怖气氛。群众反映说：“何必这样做呢？不如把他枪毙算啦！”“犯人”集中地的罗带村，经常可听到一片哭声。而被捕的少数真正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这时乘机捣乱，如卢运安竟编造一大套较完整的“党政军特务组织系统”，骗取县委对之十分相信。卢高贤被押在罗带村时，更明目张胆地向在押之无故农民分派“特务职务”，并说：“你们要造假坦白，共产党才会放过你们！”要他们在被讯问时照职认供，许多农民在吊打的威胁下，只好如此供认。
全区群众对我们这种做法，都表示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反映说：“积极分子都抓去啦，今后谁敢做工作！”很多无辜群众被咬后，他们因恐受刑，纷纷上去报伪，此时工作队杨绳苕说：“人多一个一个的报，几天也报不完，你们可派代表来报！”有一个13岁的小学生陈日球（少儿队副中队长、贫农）上台说：“我是反共救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副中队长，代表三年级报上当……”。八所村群众曾派农会主席、民兵队长等赴区请愿，说报上当的“特务”都是假的，但结果县委下令将他们扣押起来了。小岭村工作队，预先布置坏蛋符庆祥在报上当大会上“坦白”谁是特务，谁做什么，被咬的人很多，激起群众的公愤，次日，群众手持棍棒，自动集会要打死乱咬人的坏蛋符庆祥。一工作队员即持抢威胁群众说：“这是谁组织的，你们不报上当，还不准符庆祥讲吗？”当晚，县青年团书记王丹江奉县委命令带武装前往镇压，逮捕了70多人。同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全案发展至此，被牵连戴上特务帽子的群众干部共达830人，其成员极其广泛，县级机关和四区各乡基层组织均有“特务”名单，罗带村青年团支部12个团员中有6个“特务”，整个支部被解散；四区14间小学均有“青年党”组织；前后被捕坐牢的169人；被捕审讯后释放的257人；被管制的103人；不堪受冤屈和肉刑而自杀的21人。据调查坐牢的169人中，受吊打等20多种肉刑的达73%。被捕审讯后释放的亦有不少受过严刑，个别甚至被打成残废。因而全区人人自危，成一恐怖世界，并震动全县，影响数县。
陈武英在“破案”后期，由于看到用刑讯逼供和指名问供得出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名单”很多七零八乱，原已知道不合情理，但仍不严肃研究案情，反而坚持错误，指示所属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特务组织系统”，研究归纳为一个较“合理”的系统往上报告。
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公安总局在获悉这个案件后，曾一面上报分局、中南和中央，一面派公安总局副局长王文源前往检查。但王文源到昌感后，却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仅与陈武英及个别干部谈谈，问了几个“犯人”的口供，开了两次简单的会，即与县委总结总结此案，草率地判定这是“真案”。这期间，分局、中南和中央对此案发生怀疑，先后电令停止捕杀。但王文源回来后，因主观上已肯定这是“真案”，所以竟然不顾上级指示，向区党委提意见，而区党委也违背上级指示批准枪决了11人（现经审查，其中4人历史上有过反革命罪行的），助长了下面的错误。
直到去年12月中，广东省公安厅派出工作组会同海南公安总局和新的昌感县委再度前往调查，深入群众，反复对证材料，最近才发现这完全是一宗假案（其中仅极少数是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并未发现有现行特务）。陈武英在这次调查中间和肯定为假案以后，思想上一直存在着抗拒，认为上级来调查是“有意搞他”，自始至终，他不肯提供任何材料。海南区党委现在正对与此案有关人员及当地的善后工作进行处理中。
文昌县“土匪地下军”假案发生在1952年开展农民运动期间。历时七个多月始被揭发，受害农民达数百人。
这件假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于13区铺东乡乡长韩教元（出身流氓赌棍），一贯包庇地主恶霸，引起农民极大不满，该乡民兵队长韩明等曾指责过他敌我不分，丧失立场，他怀恨在心，寻机报复。1952年2月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八字运动”开始，工作队队长潘介民、副队长周洪清、郭诗全率工作队到达该区后，韩教元即向工作队伪报情况说：“韩明作风恶劣，是叛徒，行动可疑。”并诬告农民林洪钊等10余人有特务组织。周洪清（共产党员）原为阶级异已分子，一贯品质恶劣，生活腐化；再加上以他想搞掉韩明，达到与韩明的对象林桂花搞不正当关系的目的，因此他即利用韩教元和韩明不和之机，与韩教元勾结，制造事端，陷害韩明。
周洪清等首先收买了一批混入我民兵队伍中的流氓兵痞，伪造匪情（3月间曾伪报发现土匪活动4次），并诬称韩明参加土匪活动，又因韩明曾到过工作队队部两次，更诬称韩明企图袭击工作队部。3月30日，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白天（兼文昌县八字运动指挥部副指挥）、海南区土改委员会委员李又华（兼文昌县委第二书记）和十三区委书记李克更前来检查工作，工作队即向黄白天等报告“匪情”及“韩明参加匪特活动”和该区孺初中学校长周戴伯（周曾在1932年做过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以后表现还不错）等数人的历史情况。黄等没有慎重调查，即草率下结论认定韩明为匪不疑，甚至可能是首要分子，一定有地下组织。并批准当天逮捕韩明及林鸿钊等4人。又决定要周洪清担任民兵队长，专负“剿匪”任务。韩明被捕后，黄曾亲自审讯，没有结果，即令绑押于周洪清处，并令绝食两日。后周洪清以刑讯逼供和持枪威胁，韩明被迫乱供了一个所谓以王昌瑚为首的“特务组织”，共23人。接着周洪清又将韩明供出的一些人逮捕。此情况报告到文昌县公安局后，该局不加调查亦信以为真。并派人协助周洪清继续对韩明刑讯逼供和指名问供，韩又乱供出所谓“文昌县指挥部”的庞大“特务组织”。下分农村、城市、学校三个组，以韩明领导农村组，以孺初中学校长周戴伯领导学校组，并有电台经常与台湾联系等等。至此即从农村牵连到学校。
中共文昌县委在接获上述情况后，亦不认真研究真伪，即批准由县公安局副局长许国于4月12晚将周戴伯等数人逮捕刑讯。许国和公安局差不多全部人员都动手打人，并采用轮班审讯和指名问供等方法，有些人被连番两三昼夜。继续审讯了一个月。在这样的肉刑逼供下，又得了一部分“特务”材料，扩大了案件。而许国在把这件案情上报海南公安总局时，除报告了这些材料外，又捏造了更严重的“敌情”，说敌人有空降的，有登陆的，有轻重机枪等等。又在整理这些所谓“犯人”的口供时，伪造了材料，加重某些“犯人”的“罪行”，增加了案情的严重性。
中共文昌县委第二书记李又华，根据许国等的汇报，错误地批准在孺初中学发动学生坦白检举“特务”运动，文昌县文教科长亲自主持其事。经二周见无人“坦白”后，便将有“重大嫌疑”的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和学生会主席黄滋威等10余人实行管制，限期“坦白”。十三区区委书记李克更，更亲率区委和区府全体干部到孺初中学，分住各班，开展所谓“反特运动”。在逼迫下，先有一学生供认参加周戴伯“特务”组织，随以大会典型示范，小会追逼斗争，不“坦白”者立即捆绑，这样胁迫的结果，先后“检举”和“坦白”出学校中有“青年反共救国会”等5个“特务”等组织名称，以及参加这些组织的60多人（包括青年团支书、学生会主席及大部积极分子）。该区八字运动指挥部随又逮捕了孺初中学的7个教师，并召开了万多人参加的“控诉”周戴伯“罪行”大会，会上将周打得死去活来。接着“反特”运动转向农村追“嫌疑”，凡是与孺初中学师生有关者、常外出者以至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者皆成为“特嫌”，在吊打追逼下，又追出“特务”200余名，逮捕了40余人。
周洪清在与此同时，又利用他担当民兵队长的机会，大肆伪造所谓“匪特地下军”各种活动的假情况假证据。他曾布置民兵十余名化装为匪，袭击我海军通讯员和解放军参谋人员；共伪报发现“匪情”40余次，打假仗27次，假报伤亡“土匪”20余名，以鸡血、猪血、羊血散布于“战场”上作为毙“匪”血迹。又毒打农民黄犹启要他承认为匪扛尸；伪造上面写有农民林道仪、林犹进等20余人为“地下军”的日记簿、信件等作为在“战场”上缴获“土匪地下军”的证据。文昌县公安局的某些人员这期间也协助周洪清伪造假材料。对于上述情况，十三区区委书记李克更并不是毫不知情，但他为了显示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剿“匪”有功，便盲目加以支持。黄白天听说十三区“匪情”严重，亦曾前往调查，但他只听了周洪清等的假报告，便断定真是有“匪”，并亲自制定“剿匪方案”。中共文昌县委、海南公安总局和海南区党委对如此严重的案件，则采取了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海南公安总局在5月间虽曾派过政治保卫科科长吴作先前往调查，但调查工作非常草率，嗣后公安总局即判定该案是真的，6月在海南区党委土改会议上，该局副局长文度更表扬了文昌县十三区破获“土匪地下军”案的成绩。周洪清也因此在7月海南区土改整队会议上被评为海南区第一名“模范工作者”；海南区党委还发给周100多万元保养费。李克更又以“出色的模范工作者”为题在新海南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文，对周的“剿匪肃特”成绩大加表扬。
文昌县八字运动指挥部根究周洪清伪造的一切情况和证据，认为“匪特地下军”的气焰嚣张，必须镇压，于是在8月份批准举行大逮捕，先后逮捕了所谓“地下军”50多名。同时，经海南区党委批准枪决了13人。接着文昌县县长李光邦为了彻底肃清“匪特”，又将周洪清伪造的“地下军”名单发下各村，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又斗出“地下军”人员200余名。该案发展至此，便成了震动全海南的大事件。总计从3月至8月，因此案而被牵连者达574人，其中90%以上系贫雇中农；被扣押者133人（扣押不久即放者不计），贫雇中农占103人，其中受重刑者占58%，一般受刑者达80%以上，刑罚有吊、打、火烧、灌水等10多种，因受刑过重而死在狱中者4人，被逮捕者家属因生活困难或本人不堪受冤屈而自杀者8人。其中有钟衍仁一家四人、杨来祥一家3人全家自杀；被严厉管制者104人；孺初中学学生被开除或记过者30多人。在此情况下，造成了农村的极度恐怖。农民走路不敢抬头，吃饭不敢剩饭（怕民兵查到诬为济匪），太阳未落即关门闭户，人人自危，社会秩序非常不安。
八月间大批南下干部到达海南，组成了新的文昌县委，听了汇报后，对此案开始发生怀疑。9月初，海南公安总局局长盛北光从北京开公安会议回来，听说文昌“匪特”活动情况严重，亦到文昌调查了解，听到了许多离奇的汇报和发现了很多假证件后，县派两个科长深入十三区调查，最后才发现这完全是一宗假案。当证实为假案后，县府即把尚被扣押在狱的100多受冤的群众全部释放，当时许多人悲喜交集，感激恸哭。
周洪清等坏分子现已被捕，群众一致要求枪决，并要求处分有关干部。海南区党委现已做出初步决定（未公布）：周洪清开除党籍并执行枪决、李克更留党察看两年、许国留党察一年、黄白天和李又华当众劝[警]告。但许多干部都认为黄白天和许国的处分过轻。区党委在关于处理本案有关干部的决定中，对区党委本身对本案应负的责任，亦未作应有的检讨。（方立整理）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