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康生、江青>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5月16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67年5月16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13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300－400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1－8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26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 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要成立民主党派，可以讲，他们搞秘密活动来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军队，这是不许可的。这中间是有曲折的，同志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没时间给同志们讲历史，后来赶上“九大”落实党的政策，以为对反动组织也要一碗水端平，但要给出路，毛主席讲过：“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给出路。

　　六七年春，首先是文艺革命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五月下旬，我感到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人说：没有“五·一六”了，“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我们有材料。这就是糊涂。把“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当作群众组织，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呀？张光同志，你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以前不了解你，没跟你打过交道，在总理、谢副总理讲了以后，还没转过来就不对了，转过来了没有？（张答：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好，请坐下。

　　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才挂起勾来了，才知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个是有不少材料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提起同志们注意。在中央已经提抓“五·一六”时，要防止扩大化，要抓骨干分子，对一般分子，只要交代好的，要给出路，切记不要扩大化，要打击骨干分子，一要分清是非，二是不要扩大化，是抓他几个凶恶重要骨干分子，一般分子交待了，就给各种出路，重要骨干分子交代好的也要给出路。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的CC，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10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一办”的同志来了没有。李敦白和王光美的关系知道吗？（答：李敦白和王光美在延安就有联系。）他们是一脉相通的，破坏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破坏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颠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他们有黑高参。我们傻瓜，慢慢地才认识，我们讲了就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对待，但不要扩大化，要按政策办事，首先分清是非，然后区别对待，我的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