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胡耀邦>

　　（〖根据纪录整理〗）

　　我们的会议原定开七天，今天第五天就要结束了。同志们向中宣部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来不及研究，今天不能讲。经过研究之后，我们要一个一个加以解决。还提出一些理论问题，有些问题提得很好，应该回答。但是要请我们的理论家们经过研究，写出东西，在报刊上发表。要我讲也讲不清楚，我不是搞理论工作的。

　　这次座谈会上发了一些文件，包括我的两个讲话，乔木同志的一次讲话，关于传达、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还有一个宣传提纲，对外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今年要开的会议的大体设想，你们都可以带回去。我的讲话里面有些措词，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背靠马列，面向实际”，报刊上不要引用。这次座谈会传达不传达？快传还是慢传？大传还是小传？都由你们作主。传，不犯错误；不传，也不犯错误。上下之间、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这个会议的传达多讲几句，少讲几句；传精神，传全文，都没有关系。出点纰漏也好，不出纰漏也好，都不要抓辫子，都不要算什么账。传达的事情你们自己作主。以后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那不利于我们党的团结。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这算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开会期间向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央批了。现在我把全文念一下（略）。

　　这个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我们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批准的文件发给全党（全场热烈鼓掌）。解放以后的中央宣传部，正如这个报告上所说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党的比较得力的思想工作部门。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几年，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不但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培养了千千万万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理论干部，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宣传战线的同志们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遭遇很惨。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同志站稳了马列主义的立场，坚持了原则，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做了顽强的斗争。这也说明全国宣传战线的广大干部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陆陆续续解放了，起用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的材料没有彻底销毁？是不是有些同志的工作分配不恰当？还有多少，我不清楚。这个报告转发下去后，全国各级宣传部门有责任督促各级党组织，对凡属因林彪、“四人帮”搞的“阎王殿”一案而受诬陷的同志，要迅速加以平反，并且把善后工作搞圆满。前天我们接到中央的批复后，在部务会议上决定，指定几位同志力争在一月底以前，写一篇彻底平反的文章，在报刊的显著地位上发表。“中宣部阎王殿”平反，拖后了一点，后来居上，也有好处。过去宣传部门的老将们，久经考验的许多同志，现在仍然在宣传战线上工作，使我们这条战线有坚强的骨干，为我们现在的宣传战线生色不少。这些话在平反的文章中都要写进去。文件下达、文章也见报后，建议各级宣传部门很好地学习、讨论一下。这是我们宣传部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只是有一点这里要提一下，就是关于陆定一同志。中央已经把他接回来了，住在北京医院，身体很好。他在长期主持中宣部的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在遭受迫害的十几年里，表现也是坚强的，很好的。前几年在“四人帮”的陷害下，他被扣了三顶帽子：特嫌、阶级异己分子、反共老手，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到全党。现在，中央组织部正在复查这个结论。要等中央批准复查报告以后，他的名字才能见报。最好为中宣部平反的文章发表在陆定一同志的问题完全平反之后，但是恐怕不容易。他的复查结论要象“六十一人案”的结论那样，讲出个道理来。月底前如来不及，文章可以先不指名，就说是原中宣部领导人吧。

　　第三个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向中央请示了一下，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同意，拟于最近召开。前天部务会上商定，准备分两段开：先是中央的一些单位参加，一百人左右，各省要求派个代表来也可以。一月十八日就开，开到二十七号，春节休息。这一段开二十天，春节前十天，春节后十天。到二月中旬，请各省再来二百人，中央一些单位也再扩大一些，共四百人，再开十天左右，到二月底开完。前一段以小组会为主，后一段以大会为主。后一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要请主席、副主席讲话。这是大体上的计划。要下这么个决心：以理论工作务虚会为起点，今年一年，再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就要开始考虑，经过调查、研究，还有哪些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党内外、人民群众中最紧迫地需要继续澄清问题。我们设想，一九七九年内，还要写出那么五、六篇，七、八篇或者上十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来。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除去主席、副主席讲话外，能不能通过我们大家合作，由理论战线上的专家们，在会上也拿出那么两、三篇或三、四篇文章。现在就开始选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混乱，人们最关心，恐怕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弄清一下。总之，要写出一批重要的较有份量的文章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在理论讨论中，把理论班子充实、健全起来。我们中央机关有七十七个单位，其中有理论班子而且工作比较出色的，不知同志们怎么看，也就是四、五家，六、七家。工作做得生动活泼的，有成绩的，成绩比较显著的，卓有成效的，究竟有几家？这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群众公议。有，肯定是有的；多，不能算多。人民满不满足？是不满足的。各部委党委有责任充实这个理论班子。能不能这样设想：今年中央一级配备、组织二十个左右的理论班子。比如中宣部还没有这样的班子，要筹建这样一个一班子；工、青、妇是不是联合起来搞一个班子，编制还是在各家。党的群众运动，有共同的规律。总之，大约有这么一些家：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文化部、中央宣传部、计委、红旗、工青妇、政法、外事。还不算军队。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充实，组成十五个到二十个，首先要讲质量。搞他一批理论文章，组织一批理论班子，这是我们今年的奋斗目标之一。也建议一下，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你们也可以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不必等我们，百花齐放。中央部门也是如此，不要等中央宣传部的理论务虚会开了再开。互通情报是可以的，但不要等。也请你们有计划地把班子组建起来。首先抓省和大市一级，然后中等市，比如鞍纲、青岛。经过几年的努力，培养、锻炼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一支有水平的，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能够独立作战的队伍。这样可不可以？

　　其他工作的会议，基本上按照发给同志们的那个单子进行。（朱穆之同志插话：大家希望研究干部学习问题的会议能提早一点开）也可以嘛，三月初开，那个会议单子可以调整。从今年下半年起，全党要大办学校。我已两次向华主席报告过了，他赞成。有一个同志对我说，干部学习内容怎么提得完整些？这个话，上次讲得不很完整。我那个讲话中说的是党的工作干部，首先是宣传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至于科技战线的业务干部，你强调学马列，他强调六分之五，他主要是学他那一门专业，也要学马列。我们一千七百万干部，在学习上要因人制宜。做宣传工作的，不注意学马列不行。搞经济的，搞自然科学的主要是学专业，学自然科学。六分之五的原则不能变。不能规定所有各条战线都来学马列，这样要犯错误。要分别不同业务、不同情况来安排学习，要因人制宜。我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讲话，少了三个字：学科学。有些同志还要从学文化开始。大规模办党校、学习班只能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千万不要光强调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建议。我请示过华主席。这些建议不单是对宣传部门的，也请同志们回去后转告一下党委。从中央收到的报告和电话中看，各省市都在开常委扩大会或三级干部会，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最快的，春节前可以开完。大多数省市春节前只开到常委一级，春节后再有一段时间，把县上的同志找来。陕西是一竿子插到基层。这就有个如何把传达安排得更好一些的问题。会不会丧失一些时间？今天，中央发了三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即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央关于地富摘帽问题及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三中全会的传达很重要，不是什么一步、两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开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只可能领会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八个讲话，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遗留问题。第二步，主要是在全党、全民（包括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中间，广泛深入讨论中央有关农业问题的三个文件，特别是第一和第三两个，边讨论，边贯彻。采取什么办法为好，请各省郑重考虑一下。不要在省上开，主要在县上开。开三级干部会或四级干部会，生产队也来。这种会也是个大学习班，一边讨论，一边还可以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县里去参加会议。这种会十天恐怕开不好，开短了可能走过场，是不是开三个星期，至少两个星期为好。毛主席生前很提倡开这种两级干部、三级干部会议的办法。如春节后开这个会，中间还夹着个元宵节，结束时恐怕就要到了三月中旬，距离春耕只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了。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三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在公社大队里讨论清楚，把农村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有个全面的大丰改。不光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都要大丰收。

　　今天上午，邓副主席同准备到陕西省去当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同志谈话。在他看来，陕西局面略有好转；但因王任重同志去的时间较短，这些年来的问题成堆，形势尚无大的好转。许多问题，不能慢慢腾腾地解决。解决冤、错、假案，要快刀斩乱麻。

　　请大家回去捎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前，特别是南方，如不把三个文件讨论清楚，把一系列政策问题解决好，就会又耽误一年的时间。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慢慢腾腾，优柔寡断。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我赞成要多考虑考虑，要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处理遗留问题，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腾飞，象京戏里走台步那样，一年没走几步，这样不行。据我了解，在几百万不脱产干部中、冤、错、假案和成份的纠正等问题，在大部分省市都还基本上没动，急待解决。

　　然后还有第三步，工业上的问题。有关工业的两年计划，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一月份是发不到各省市了，二月份也不一定能发下去。现在华主席正亲自领导一批人在修改这个文件。两年计划总的是好的，是有雄心壮志的，但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有几个重大问题没解决好，得重新修改，重新研究。今天上午，邓副主席和马文瑞同志谈话时也提到这个问题，前几天还找计划部门的同志谈过，看来，两年计划可能有比较大的修改。首先要把电搞上去。如果电力充足，现有设备可增产百分之三十。其次是交通。码头、公路都不够用，特别是码头，吞吐能力太小，进出口货物堆积如山。第三，要想办法在两三年内，先抓生效快、油水大的东西，换取外汇。如煤炭、石油化工、旅游事业等。许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游览，无非是招待一下嘛！但我们有许多各胜古迹被破坏了，要拿出些钱来修缮一番，还要修些旅馆。

　　由于两年计划还要修改，各省市对计划的讨论，不要花太大的精力。地县的同志来开半个月的会，愁眉苦脸的，何必呢？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三步走。

　　我再说一遍，请大家带个口信回去，一定要把第二步走好，把三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特别是第一、三两个文件讨论好，争取今年的农业全面大丰收。

　　第五个问题。昨晚，华主席找余秋里、林乎加、姚依林、吴庆彤、黄玉昆等同志和我去谈了四个小时，谈了一个问题：如何认真对待来信来访问题。也请同志们捎话回去。我把昨天谈的主要精神讲一下。

　　现在各级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六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四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一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的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你说，这是“四人帮”遗留下来的，我不管。怎么能不管？你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怎么能不管？这不是对工作负责、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如果再加一句的话，对外影响也不好。天安门的游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世界上六大洲，有五大洲广播了。我们的负担也很大，中央在操心哪。昨晚，华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做工作，提出要做工作。后来，我们大家说，要认真做工作，认真对待。北京市的同志介绍了他们的经验，由第三把手王磊同志亲自挂帅。能不能按照他们的经验，我们四级：中央、省（市）、地（市）、县（市）都抽出一个二、三把手亲自挂帅，调集力量，来办这件事。中央、国务院请姚依林、吴庆彤同志抓，军队请总政抓。争取在建国三十周年前解决一批问题，使来信上访从直线上升大大降下来。

　　华主席着重说了天安门和西双版纳的问题。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七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七万人中，四川三万多，上海三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法，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安平生同志，请云南在全省范围内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抽调一批强的干部，加强西双版纳的领导。我认为中央也可以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我们有的是干部，今年年底要超过一千九百万。华主席反复强调要做好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不要说这是中央定的案子，这是那个部发的文件，我没办法；还是要实事求是，敢于负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去年九月，开了个信访工作会议。有些人提了九个方面的问题，请中央下个文件，规定这九个问题怎么解决。同志们，这样的文件不能发。如一九六二年，在贯彻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时，下放一千二百万，有文件规定将来招工优先录取。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录取。实际上，有些人已经老了，有些已经安置了，怎么能笼统规定统统收回来？不能这样死规定。我们有个原则，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情况非常复杂，要因人制宜。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五十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人估计有二十万人，有二十万就二十万，实事求是嘛！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谁定的，谁有什么文件，“我这里解决不了，你上访去！”这怎么行？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无非是要几个钱。钱，中央已经说了，批嘛。冤、错案是很多的，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比较难解决的是知识青年问题和遣散问题。只要大家主动负责，实事求是，大刀阔斧，还是有办法的。请把这个话带回去，认真加以解决。冤、错案的平反成绩不要估计过高。

　　在上访中，北京的民主墙上，发现另一方面的现象，应该如何对待好？比如，有个“人权同盟”，发了宣言，还和外国人谈了三四个小时，那个“人权同盟”，有十九条纲领。贵州有个启蒙社，有三个人常驻北京。据说这三个人的父亲都是被镇压的，也可能镇压错了，这三个人也跟外国人挂上了钩。我们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绝大多数、千分之九百九十几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应该负责解决，但也有千分之几的人要注意。按照华主席的话说，也要做工作。

　　华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时，我讲了有五种情况要注意一下。

　　一，会不会有些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

　　二，有没有混进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的人？

　　三，有没有这样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小青年，认为宪法写了集会结社自由，想出风头。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是马列主义者或者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前进。但也有些人，不想往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而是向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道路上走，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把这些人抓起来不好。现在不要抓，将来也不要抓。他们把民主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个人第一。不生产，不劳动，满腹牢骚。这种人的前途有两条：一条，接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民；另一条，也有可能发展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反社会主义。

　　四，少数人，千分之一、二，万分之一、二，他确实受了委曲，背了冤枉，这一定要平反；但平反以后，往往要求更高。这些人多年上访，不愿搞生产，流浪成了习气，乘车不买票，到处找饭吃。我去年一年亲自处理了几百人，确实发现有些人要求太高。比如有一个人，也平反了，也道歉了，工资也补发，他还要求调京工作，我没有答应他。有的要求把给他带帽子的人抓起来等等，要求很高。其中还发现有反过来诬告别人的。

　　五，精神上有病态的。

　　讲讲这方面的现象，无非是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说又要去抓人了，是要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些人多做工作。即或是个别的现象，也要调查，要分析，要做工作。华主席反复讲，对这些人也要做工作。比如民主个人主义者，你不要定他什么分子，要在思想上帮助他；不然，要发展到不好的方面去。五七年我找林希翎谈了四个钟头的话，她听不进去，但是我一直不赞成把她抓起来。要发挥党团组织、街道居民、人民团体的作用，向这些人做思想工作，力求减少这种现象。

　　最后一个问题，有些同志要我讲讲宣传部的工作怎么开展。我讲不清楚。我想就宣传部门同志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扼要地说几句，是不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值注意：

　　第一，不要靠别人来帮助解决思想，要自己解放思想。别人来帮助你解决，只能帮你一次。思想解放要靠自己，不要靠人家来帮助，没有什么救世主。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已经讲了好几次了：离开社会主义建设，搞一刀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今后不搞了，因为搞一次就失败一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搞什么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刀切，这是不行的。中央这样反复声明了，你还不解放思想，那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不要靠人家教给自己如何开动机器。机器要靠自己开动。

　　第三，不要靠党委重视，要靠自己重视。我们宣传部门的工作搞得好不好，不要靠党委或者第一书记来重视。我们自己来重视就行嘛。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用成绩使得广大党员、干部、人民觉得党的宣传部门是重要的。不要靠人家扶，要靠自己干。

　　第四，不要靠上面、党委指派什么人来加强。人家也不愿来。要靠自己的工作吸引人家愿意报名到你那个地方来。即使你那个地方是“阎王殿”，他也愿意来当“小鬼”，这不是更好嘛！毛主席在世时讲过多少次：捆绑不能成夫妻。党内也是如此，他硬不愿干这个，勉强要他来干是干不好的。不要勉强人家，你要想办法吸引人家到你那里来。

　　第五，不要等待党委布置你工作，要主动做工作。不要说安排不上，我自己安排嘛。

　　第六，不要靠自己包办一切，工作还要靠大家来做。特别是我们意识形态、宣传战线，有那么多事，我们干得了？要发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这是三中全会文件上说过了的。

　　第七，不要化多大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名词、概念的问题，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拿来研究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关的实质性的问题上。

　　江苏的刘平同志反映的二十六个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得很好，也有某些问题可能一下子不容易搞清楚，我也不大想拿许多精力去研究那些问题。会议第一期简报上华北组的同志讲：“为什么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现行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有些人总是以过去‘四人帮’灌输的一些东西作为标准。这说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过来，首先要抓思想的转变。”我觉得这些话说得有道理。十几年在党员、干部中造成了这样一种思想上的习惯的势力：“咦！为什么这次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前的矛盾中，什么是基本矛盾呀？什么是主要矛盾呀？”我觉得这些东西弄弄清也好，一下子弄不清，也不妨碍我们的伟大事业奔腾前进。有些东西必须弄清楚，有些不带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过于纠缠。

　　第八，不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着重去搞那些通知性、规定性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高级机关。宣传部的事情很多，逢年过节，内政外交，不要把许多精力荒费在那通知性、规定性的东西上。要用主要精力去研究理论性、路线性、政策性、方针性的东西。凡属这些东西，都要搞得活泼些，带商量的口气，不要下死命令，要摆事实，讲道理。

　　我讲了这么八点，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可能不止八点，可以再充实它两点。

　　春节很快就要到了，这个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各地要多上映、上演一些电影和戏剧，使大家过得愉快。城市里要利用春节对知识青年进行亲切慰问，多做一些工作。农村里，要在节日期间多宣传移风易俗，提倡新的道德风尚。康大姐要我说一下，农村里的买卖婚姻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