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力群关于学习叶剑英国庆讲话的报告

　　<邓力群>

　　叶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象刚才宋振庭同志讲的，在党内外、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同志跟我讲，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好的讲话之一。讲话发表后，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会起很好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的历史就好写了，解放以来三十年的党史也好写了，这三十年中党内的重大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纲要了。当然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更加具体、更加充实。但是，有了这个纲要以后，再去讲这些问题，也就更容易前进、更容易统一大家的看法，我想在党校学习的同志，也都是这样看的。

　　党校的领导，让我给同志们谈一谈有关这个讲话的情况。没有什么新的道理好讲了，我只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报告起草过程中间对一些问题的酝酿和讨论的情况，中央负责同志对于起草和修改讲话的一些意见。这样便于同志们了解讲话中为什么写这些问题，而不写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了解这些情况，对于同志们学习和宣传这个讲话可能会有一点帮助。

　　我想讲五个问题。

　　文件的起草过程。

　　起草这么一个报告，是党中央今年六月份决定的。后来，在中央常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主笔是乔木同志，参加起草的有十几个人，包括党校的吴江同志和阮铭同志。从七月初到九月二十九日讲话发表，搞这个稿子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其间发到下面征求意见的稿子有两个，就是八月十二号稿和九月十六号稿。据参加起草的同志讲，很难说清前前后后到底修改了多少次。有的说是十八次，也许还不止。除了同志们知道的那两次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九月一日和九月十日的稿子。九月十六日稿发下来后，经过在京和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又集中他们的意见，改了一遍。这就是九月二十四日正式提交四中全会的那个稿子。全会分组讨论一天，九月二十七日晚正式通过。

　　政治局在华主席主持下正式讨论了两次。定稿前，华主席又主持常委讨论了一次。起草过程中，叶帅提过两次意见，小平同志提过三次意见。中央常委的指示，对这个文件的形成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同时，这个稿子还两次发到全国，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意见。起草组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对《讲话》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最后成为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可以说，也应该这样说，《讲话》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集中了党内外各种好的意见写成的。文字工作，一些提法的斟酌、语言上的推敲，都是由乔木同志自始至终负责的。

　　我想着重讲一下八月十二日稿，在北京和全国讨论时，大家提出的主要意见。

　　一个意见是，这次三十周年的讲话不要受十一大的限制。十一大和后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讲话中的提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是有当时的理由的。可是在那之后，形势发展了，工作前进了，很多新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这次还停留在当时的框框里，就很难回答实际生活中所提出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全党思想的统一。对过去的经典著作不能搞本本主义，同样，对十一大的报告，对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也不能搞本本主义。三中全会的一些决定就没有受十一大报告的限制，到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又比三中全会公报进了一步。三十周年的讲话，只有继续前进，才能满足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要求。这个讲话要为十二大作准备。有些重大问题，需要在十二大才能作出正式的决定。例如，对于文化革命十年历史的总结和评价，十二大是不能不谈的。为了便于将来十二大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全面的总结，三十周年讲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必须继续前进。这个原则，在讨论的时候，许多同志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第二点，这个讲话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体裁？少数同志说，许多问题很难讲，一下子讲不清楚，搞不好不但不能够促进全党思想的统一，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分歧。三十年庆祝会嘛，就讲一些庆祝的话，鼓动的话。多数同志说，大家脑子里的问题很多，你是回避不了的。光写些鼓动话，讲起来一时会获得很多掌声。掌声过后，想一想，好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会场可能满意，但是会后就会失望。全面的、详细的总结，是来不及的，但是初步的、基本的总结，是应该有的。硬要回避，效果不见得好。

　　这样，就联系到应该对三十年做一个基本的回顾。在北京的讨论中，好多同志提出，三十年是不是可以分成几段。第一段是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到一九五七年。第二段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个是九年。第三段是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这十年。第四段，粉碎“四人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第一段，党的路线可以说完全正确。第二段，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党犯的，但是这个错误又是由党纠正的。我们的工作受到错误的干扰，但是终究在党的领导下把这种干扰排除了。经过三年调整，我们全党的工作，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最低限度应该说，在这一段里，我们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的同志讲，即使这一段我们曾经犯过路线错误，但是时间很短，不过两年，而且还是由我们党自己迅速纠正了。第三段的十年，参加讨论的同志说，党的路线很难说没有犯错误。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同党的错误，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尽管有这种不同，也不能否认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不犯错误。关于第四段，大家认为，我们党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在北京讨论的时候，陆定一同志讲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民主革命时候，我们党也多次犯过错误，有些还是严重的错误，那么，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呢？当时党内、党外都提出这个问题。陆定一同志说，后来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接受了教训，引导革命从失败走上了胜利，证明党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只要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还是有资格领导民主革命的。事实也告诉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同样犯了错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现在，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错误，还有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革命、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达到胜利呢？陆定一同志说，历史的经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我们尽管犯了错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历史已经证明、也还将继续证明，只有共产党，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所以，对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四个时期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解除党内、党外一部分人在党有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疑虑，会起积极的作用。

　　林彪、“四人帮”上台，十年横行，曾经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和浩劫。人民群众和党内的许多同志提出，今后能够不能够避免林彪、“四人帮”罪行的重演呢？要说能够避免，条件是什么？哪些条件是有保证的，有什么保证？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第一稿，就是八月十二日稿，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说今后不会发生林彪、“四人帮”这样严重的事件。然后举了几条理由。关于这个问题，讨论中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多数同志有点担心，说这个保票究竟俈得住还是俈不住？起码八月十二日稿的写法，没有把人说服。

　　还有一个重要意见，认为回顾三十年，要强调毛主席讲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取得胜利是依俈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是依俈人民，改正缺点错误也得依俈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俈人民取得胜利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也要俈人民的智慧，俈人民的力量。全篇讲话要贯穿这样一个思想。

　　我看到、听到的对于八月十二日稿的意见，主要就是这些。所有的意见，都整理成简报，送给了常委、政治局的同志。

　　八月下旬，小平同志找胡耀邦同志、乔木同志和我去谈了一次。他对稿子的修改，提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指出，这个稿子不能够只限于鼓动，应该是一个基本性的总结，第一部分讲成绩不要那么具体，可以概括成为扼要的几条，更详细、更具体的东西，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头去写。他认为八月十二日稿写得太沉闷了，概念的东西太多，理论上的、抽象的东西太多。他说，第二部分讲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几个特点，是讲得好的。讲完它的特点，讲完我们同它的斗争之后，要从这里引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这些就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一条道路。接受这些教训，就要改进我们的工作，改进我们的制度。光是接受教训，工作不跟着改，制度不跟着改，还不行。第三部分原来是写整个三十年的七条教训。他说，要改变写法。讨论中间也有很多同志说，这个七条教训不错，但是，今天以至于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工作，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摸不着头脑，不切合实际。这可以在理论文章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阐述。但是作为建国三十年的讲话，采取这种形式，就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他主张第三部分就写今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样一来嘛，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就不是小改的问题，是要大改了。这是对于修改讲话稿的一个关键性的指示。

　　同志们可以看出，九月十六日稿和八月十二日稿，都是导言加三个部分，但是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起草小组按照小平同志指示，先赶出一个初稿来。九月一日的稿子结构已经不同了，内容有变化，篇幅也压缩了。八月十二日稿是二万七千多字，将近三万字。九月一日稿子是一万八千字。这个稿子，小平同志看了两遍，九月四日，又找耀邦同志、乔木同志和我去谈意见。小平同志谈话主要精神是：

　　看了两遍，架子可以了。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怎么讲的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思想。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毛主席指引我们战胜重重障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经过惊涛骇浪，终于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世界上站得更高了，高高地站住了。当然，要讲确实不太容易讲，但必须这样讲。不这样讲不好。对毛主席的贡献、决策、方针、政策，写得太少，这方面要充实。

　　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了四个坚持。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经过三十年的反复斗争后，毕竟证明毛主席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发生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始终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稿讲了三大改造是毛主席的伟大贡献，是他提出的，是他具体指导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还要讲毛主席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讲《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中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十七年不好说犯了什么路线错误。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需要的，还要肯定。那时的形势确实有一批右派来反对共产党的，确实有一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在那之前有梁漱溟的“九天九地”，当时有章罗的“轮流坐庄”。我们的错误在搞了扩大化。现在我们把右派平反了，并不等于这里边的一些人当时都没有错误。当然错误的性质不一样。五八年——五九年确实是个很大的挫折，但大跃进还要说好话。毛主席从五八年郑州会议以后就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学习价值规律，提出一系列切实的政策措施来改正我们一些“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受了一点挫折。但是到六○年下半年就开始重新改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六一年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六一年底开七千人大会，在毛主席领导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到了六一年春天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到六二年周恩来、陈云同志的那些调整经济的措施是非常有效的。第二个五年是两年困难，三年恢复。现在的稿子的写法要改过来。实际上六四年开始形势就很好了。而我们正是在度过困难的时候，还清了苏联的欠债，证明中国人有骨气。我们咬紧牙关把债还清了。归结起来，还是毛主席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我们的党、军队、人民是长期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指导。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人们还是认识到了、证明了毛主席的一系列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三十年的挫折、损失，还是由于离开了毛主席制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我们已经恢复到了毛主席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轨道上来。应当使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在文章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要多写一些，多补充一些。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党、为社会主义做了很多好事，一直到他的晚年还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外交方面，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同日本、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的外交格局，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决策形成的。有些毛主席在时没有实现，我们今天把它实现了。要说明粉碎“四人帮”三年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恢复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作风、奋斗目标，都是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也是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我们不是离开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过去毛主席的路线受到干扰，受到破坏，有的没有实现。我们现在把受到干扰的加以排除，受到破坏的加以恢复，没有实现的加以实现。

　　现在要注意，有从右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还是要讲，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现在在一部分人中确实有点思想混乱，一是来自“左”的，一是来自右的。不管是“左”的右的，多数人都是一个再教育的问题。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数人是可以转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对四个坚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历史，没有生活经验。对这些人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要向人民讲清楚，我们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宏伟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生活要改善，但难于很快改善，还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批判、克服无政府主义，还要强调一下。要批判搞动乱的那些人和他们的活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批判对资本主义的迷信。

　　讲到民主，我们过去不是没有民主。过去取得成功的时候，如果没有民主，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得到那么大的发挥吗？有了错误能克服，还是人民的意见能够反映上来。还要讲我们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是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还要讲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巩固、发展这样的安定团结，不许以任何形式来搞动乱。要提倡守纪律，自觉地遵守纪律，提倡纪律性，组织性，提倡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还要表扬、歌颂我国人民英勇勤劳的精神，那样一种忍受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曾经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指导。一九六六年以前，甚至包括困难时期，我们的人民，我们社会是有这样一种好的道德风尚的。

　　要讲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终于战胜一切困难，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更是如此。只有依俈这个制度，我们才能实现在中国条件下的四个现代化。要讲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有高度的信心，不要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动摇。这是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前进的阵地，是我们的依托、基点。这方面还要鼓舞信心。政治路线表达的语言，还是要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写上去。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要力争上游。实事求是不要加进去，这是不同类型的问题，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思想路线的问题。那个应当在思想路线里去讲。

　　组织路线，就是要讲人材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涌现出来，采取什么办法把人材培养起来。这涉及到我们很多制度、方法、组织问题。要把这个内容加进去，怎么发现人材、培养人材、培养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形成、组织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队伍。

　　有些问题还是要和稀泥，硬着头皮和稀泥，是政治上的需要。

　　最后，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诸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就是小平同志九月四日说的关于九月一日稿的意见。

　　后来，改出一个九月十日的稿子。这个稿子把回顾三十年的内容大大充实了。原来的这一部分，四个时期每段只有两、三句话。乔木同志把这部分扩充了差不多两千多字。九月十二日小平同志看了九月十日的稿子，又找乔木同志和我去，第三次谈意见。小平同志谈的主要意思是：

　　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我们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不能只保证民主，不保证集中，只保证自由，不保证纪律，只保证个人心情舒畅，不保证统一意志。例如，法制要保证控告的民主权利，也要制裁诬告的行为等等。

　　现在的情况是，既缺民主和自由，也缺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更缺集中和纪律，既缺个人心情舒畅，又缺乏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统一意志。有关部门，要逐步制定出版法、集会法等法律，从这样两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不能允许极个别人利用我们的法律条文钻空子、搞动乱。

　　林彪、“四人帮”横行了十多年，把国内的政治局面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坏了。直到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间，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还在泛滥。林彪、“四人帮”毒害了一代人。对于这一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有一再教育的问题。各级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再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

　　九月十日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要讲加强纪律性、组织性，强调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也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要批判那种出于个人目的捣乱闹事的人。他们使社会不安宁，使政治局面不安定，总是想搞动乱。这种人很少。问题是要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只要大多数人教育好了，少数人就孤立了。最近，上访的人很多。有少数坏人串联，要在九月九号搞游行示威。结果，有二百人上街，外国人拍了照片。其中有上访几十次的人，专门上访捣乱。公安、司法部门有些同志，不大敢管他们。

　　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批评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要讲究方式。对多数人的教育工作做好了，就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不要管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人权不人权，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说要使开头说的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这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是写清楚了的。有些话，这次要重复地说一下。我们要以鲜明的态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而且努力做到逐步根除这些东西。

　　党内我们有的同志，对三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的政策不理解，怀疑甚至不满。这主要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现在要想办法多向这些人做工作，进行教育。

　　关于政治路线，写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就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继承，而且加了新的内容。这个写法好。

　　国际部分，还要把我们过去，包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过的话，重复地讲一讲。中东的问题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表明态度。过去我们有个提法，叫做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现在改为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

　　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改出了九月十六日的稿子。这个稿子，经过在北京的和外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讨论，吸收他们的意见，又做了一次修改。

　　在这以前，叶帅谈了一次意见，主要是讲对毛主席的估价，强调四项原则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其他三项原则的重要性。

　　在讨论九月十六日稿的过程中，大家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同林彪的斗争，写得可以了，但是对同“四人帮”的斗争，还讲了一些意见。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些话说得太多了，希望尽可能少说一点。稿子说，“四人帮”是毛主席给他们定的，江青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这是毛主席指示的，批评过她的。又说，“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还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不少同志表示，不同意这样一种写法。他们说，“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主席是提了，不过他讲的是上半年不解决下半年解决，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明年不解决后年解决。可是对于小平同志，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怎么说呀？说主席指出了江青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问题很清楚了，就是想篡党，可是这样的人，对她的批评，那个口气可是客气得很呢。说主席在世时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这是事实，可是一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出现了更大一批冤、假、错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不是索性少讲一点。有些问题，你讲了反而引起更多的议论，就不如少讲，议论还可以少一点。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有没有必要呢？有。党内有没有确实需要整顿的阴暗面呢？有。有的同志提出，这样写法等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正确的，可是又和下面讲的，问题发生在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两段话紧挨着，互相矛盾。对这一段话意见很多。

　　第三个意见是彭真同志提出来的，认为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要实行审判的，但是不能审判他们的路线，只能审判他们的罪行。路线问题属于党内问题，党内的路线问题只能在党内来解决，不能拿到法庭上解决。所以，要讲清楚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点应该首先肯定，致于极左路线，将来在法庭上根本不谈这个问题，而就是根据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起诉和判决。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写清楚一些。

　　在这次讨论基础上修改的稿子，也就是九月二十四日稿，又提交给四中全会讨论。二十五日全会分组讨论了一天。起草小组一边等他们的意见，一边进行修改，平行作业。改后的稿子提交给政治局常委。这次增加的内容，主要在第三部分。乔木同志觉得，讲四化远景、如何实现的部分，二十四日的稿子太弱了，最近，陈云同志在财经委员会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要吸收进去。这样第三部分大约增加了一千多字。还做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华主席主持常委会通过以后，又印发了一次，二十七日晚，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后来就是二十九日下午叶帅正式发表的讲演。

　　下面，我按照正式发表的稿子，对一些问题做点解释，供同志们参考。

　　导言问题，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讲话恢复了“七大”的提法：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经过多年实践的检验，觉得还是恢复“七大”这个提法比较好，更加合乎实际。导言讲，中国革命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按照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胜利实现的。任何一个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固然离不开国际的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还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导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去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的同志在报道三十周年讲话时，很重视这个提法。这也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王明路线的斗争，也主要是表现在这个问题上。

　　导言讲清楚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不是个人智慧的产物。一九六○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搞了一个政治工作的决议，在修改和审定这个决议的时候，毛主席特意加上：“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这个问题，不只是大家这样看，毛主席也这样看。过去我们还听到毛主席说过他的书是血写成的书，是多少人的流血牺牲凝结而成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他把这些加以总结写出书来。这个提法非常重要。已把我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经验，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之内。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在几十年的斗争中，曾经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总理提出以后，报告中央，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八项原则也是这样。一九六○年的农村工作十二条，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八字方针”是周总理提出，得到党中央、毛主席同意的。

　　导言说：“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有的同志在讨论过程中说，是不是把“科学体系”这四个字去掉。起草的同志认为，不能去掉，还是要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虽然只是四个字，但是包含的内容很多。乔木同志的解释也说了，所谓科学体系，就是始终一贯，而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导言说，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发展建树了卓越功勋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有的同志就希望加上五个字：刘少奇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中央也是这样看，林彪、“四人帮”给刘少奇同志加的三顶帽子，是站不住的，应该把他的案翻过来。可是这件事还是要做得稳妥一点。有的同志讲，定刘少奇的性质，永远开除党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搞的，这次全会有权给他恢复名誉。问题不只是一个手续问题。我们党中央做工作，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时候那样轻率。当时定了他的罪以后，曾经发了一份罪证材料，党内党外都进行了宣读。你现在重于给他恢复名誉，就必须找出充分的证据，说明当时那些证据都是站不住的。对于当时提出的他的错误，现在也要说明，哪些确实是错误，哪些经过实践检验，不是错误。要有一份经过推敲、经过斟酌而确实能够站住脚的正式的文件、正式的决定，不能笼统说四中全会决定推翻过去的结论，恢复刘少奇同志的名誉，只靠几句话就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做出决定。这不够严肃。所以，这次只好不加了，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要解决，而是说要经过郑重的、适当的步骤和方法再来解决。

　　下面，给同志们介绍一点起草修改讲话第一部分过程中的一些考虑。

　　三十年的成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概括地讲了几条，一条一段，比八月十二日的稿短得多了。现在第一部分中从十页到二十页是八月十二日稿没有的，从十页到十八页，可以说都是对三十年的回顾。这里没有明确地讲四段，但是实际上是讲了四段。第一段讲到三大改造完成和一九五七年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五七年反右斗争移到后面了。讲完前八年以后，接着讲五八年总路线的提出。这里讲了我们的错误，也讲了我们怎么改正错误。这九年的问题，确实和以后十年的情况很不相同。这里讲的，很多是毛主席从五八年到六六年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方针问题、政策问题，讲毛主席提出了什么、制定了什么、建议了什么，都是充分肯定的。对于这九年中，特别是其中五八年、五九年、六○年的错误，讲了，但是没有指明毛主席有什么错误。讨论中同志们有这么一个意见：正确的东西，功劳都归于毛主席，而缺点错误都是我们的，我们党犯了错误，错误是大家都要负责的。起草的同志觉得，现在这种写法比较好。法新社有个评论，说叶元帅以明确的措词赞扬了毛泽东，然后对他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口气是尊重他的，但是毫不含糊。这个讲话对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毛主席本人，应该表扬的表扬了，应该肯定的肯定了，应该批评的也批评了，仅仅是没有对毛泽东同志直接批评，没有直接点名说这些错误毛主席要负责任。我看，他们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从全局也就是从全党、全国、全世界来考虑，还是这样写法好。小平同志有一次讲，有些同志觉得这个稿子对毛主席的批评不过瘾，希望直截了当的批评多一点，直接一点。小平同志说，讲的太过瘾了不行。乔木同志在一个会上讲，虽然名义上没有点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实际上讲到我们错误的时候，暗含着对毛主席的批评。采取这样一种表达方法，从目前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不他把这个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对毛主席怎么评价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毛泽东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进行公正的、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是和我们全党的长远利益，和我们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件大事，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轻率的态度，那就会使广大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发生某些模糊认识，造成某些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不能仅仅强调一个片面，一定要做全面的考虑。我们决不对毛泽东同志所犯过的错误进行粉饰，历史是不可能也不允许粉饰的，但是对于过去三十年已经形成的历史，要给予公正的评价，就需要联系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整个党的历史，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全部历史。我们对任何一个干部作结论的时候，都得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了这样伟大贡献的毛泽东同志，当然需要首先肯定他的功绩，这样才能在全面评价的基础上，正确地认识他的错误。我们不做任何粉饰，但也不是有闻必录。讲话确实没有从正面直接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批评，但是任何人看了这个讲话，听了这个讲话，都可以懂得。

　　关于反右斗争问题，小平同志讲，反右还是必要的，我们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五八年以后，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是指什么，这个讲话已经说清楚了。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也反复考虑，五八年的严重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现在的文字是说严重错误，没有说是路线错误。起码在目前，讲到这个程度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将来做三十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我们的一些错误，是毛主席犯的，但是也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纠正的。自己犯错误，自己改正错误，这同形成一条路线，一直坚持下去，始终不改，而且改不了这种情况，应当是不相同的。

　　例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发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一发现问题，毛主席马上就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能破除科学。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同马克思、列宁讲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后来，就什么都破除，特别是张春桥那篇文章发表以后，连按劳分配也要破除。也是毛主席首先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只是破除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而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保护。

　　对我们根据地脱产人员的供给制，毛主席是很有感情的。一搞人民公社化，很多地方这个供给那个供给，主席开始是很高兴的。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不久，不是说河北的徐水要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他们说实行全面供给制，主席确实抱着很高的热情，想去听听徐水的全面供给制怎么搞法。他带了陈伯达、张春桥，让徐水的县委书记汇报。他说，听说你们这里实行全面供给制了，你讲一讲情况，怎么搞的，生老病死怎么供给，还问了几个家庭实行全面供给制之后的收入情况。徐水县委书记非常高兴，把他们的那个供给制说得天花乱坠。他讲了两个家庭的收入。一个家庭一个劳动力养活老少五口人，按照全面供给制的办法，他得六份。另外一个家庭两口都是劳动力，养活一口人，只得了三份。毛主席一听到这种情况，马上引起了警惕。他提出，这样的供给制搞下去，有劳动力的人愿意多干吗？确实要承认，主席在感情上很喜欢供给制，不过一接触实际，他的头脑就冷静下来了，看出徐水那种全面供给制搞下去，有劳动力的人就没有积极性了。

　　毛主席是喜欢大社的，说很多问题小社解决不了，需要小社联合成为大社才能解决。他从杨村听了徐水县委汇报以后，就一路往南走，走得越远，了解得情况越多，就越发现供给制的问题严重，大社的问题很多。北戴河会议以后，在西安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的规划。其中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都要发展，政社合一，供给制，按需分配等等，还讲人民公社什么都是自给自足，公社就是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个材料送给了毛主席。那时陈伯达先在杨村随主席一起听汇报，以后又和张春桥一道到山东。他宣传公社大了怎么好，最好全县一个公社，主张最好全县、全社范围内实行产品调拨，可以不要商品，不要货币。那个时候，有的说实行供给制，有的说实行工资制，《红旗》也发表李友久同志的河南通讯，拟定嵖岈山公社的条例，说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修水县的书记就发了愁，说我这个县如果全县实行工资制，象全民所有制一样，丰收时候可以发得出工资，万一遭灾，工资能不能发得出去呢？我们还是要承认，主席是比我们高明。他一听到这些议论，立即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组织大家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特别是读其中讲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时，农民只能接受商品交换，硬搞其他办法，实质上是剥夺农民。这是使人民公社走上正确道路，避免当时各种各样的破坏的关键性的一次会议。毛主席讲，如果废除商品生产，废除货币，实行调拨，只能帮助台湾，使蒋介石高兴。

　　北戴河会议人民公社的决定里毛主席加了一段话说，我们实行人民公社化，三、四年或五、六年以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时候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实行按劳分配。这对当时的共产风，是起了阻止的作用的。郑州会议的时候，主席讲，对三、四年、五、六年，脑子里面自己同自己打架，有时觉得短了，有时又觉得长了，但是更多的是担心时间短了。到后来搞人民公社六十条，就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接着又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宣布三十年不变。

　　高指标、翻一番，也是老人家同意的。最早鼓动起来，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其中最主要的是几个大区的同志。他们说，主席制定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五七年钢已经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现在农村形势发展快，工业发展慢，叫作形势逼人。那好，北戴河会议就来了一个钢铁翻一番，提出五八年搞到一○七○，而且公布了。于是全国大炼钢铁。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做地方工作的同志都很清楚。粮食产量报得那么高，《红旗》也登了这方面的文章。毛主席讲过三三制，说粮食这么多了怎么办？将来可以三分之一土地种粮食，三分之一土地种果木树，三分之一土地牧草轮作。搞指标，主席是应该负点责的。可是也是他首先发现，高指标不行。那时波兰人听说我们亩产一万斤、几万斤，半信半疑，说波兰粮食上不去，中国人一下子一万斤、几万斤，专门派一个代表团来，考察我们高指标怎么实现的。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接待他们，说确有这么多。后来主席接见他们，说你根本不要相信那些，那完全是骗人的，我就不相信。特别重要的，是一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亲自署名写了一封信，直接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说密植不能搞那么密，产量要合乎实际，能搞多少就搞多少。他说，如果真正搞到你们说的那么高，证明我现在提的要求太低，那时候批评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谢天谢地。这封信，有些省委禁止向下传达。主席讲要向生产队宣读，有些省委扣留了，说这样一来，他们过去说的不算数了，这叫刮冷风。可是以后，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左”还没有很好纠正，这么一反，就更“左”了。一九六○年九、十月间，毛主席要周总理负责主持搞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主席觉得光是这个还不够，一九六○年底、六一年初，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向全党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他自己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调查农村情况。我参加的是广东这个调查组。我们一到广东，正好省委的四级干部会议要结束。省委的同志讲，会议除了一个公社书记以外，所有到会同志都认为，有了十二条，农村问题解决了。一个公社书记说，农村有了十二条，从上而下刮共产风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共产风没有解决，一个生产队内部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共产风没有解决。大家都批评他。这个公社书记很有本事，他说，你们怎么也说服不了我，我就认为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就有把握在一两年之内，使牲畜、粮食，各种副业经营大大发展，我可以打保票，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行。我们听到这个意见，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说，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非常正确，我们这次要搞人民公社六十条，就是要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人民公社六十条，就是按照主席这个指示起草的。其中留了一个三七开，一个食堂。条例草稿出来，再下去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他们说，还维持三七开的话，平均主义还不能克服，食堂不解散，农村情况还不能好转。主席又接受了这些意见，三七开去掉了，食堂去掉了，但是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没有解决。到六一年十一月，又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这些情况都说明，毛主席是犯了错误，又自己改正了错误。在纠正“左”的错误问题上，他不但发现最快，而且当时在中央、在全党，他都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多数人是脑子发热的，对于主席纠“左”是不愿意的。错误确实严重，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农业生产的破坏，整个农业生产倒退百分之四十以上，工业也造成很严重的损失，来了一个大挫折。这是事实。这些问题，将来做若干历史问题决定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斟酌。我们在起草叶帅讲话的过程中，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就是起码目前不说它是路线错误比较好。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情况就和这不一样了。讲话里有一段，就是第十五页。这一段请同志们认真讨论一下。叶帅讲，“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当时，在中央以至全党，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拿中央来讲，周总理的意见，刘少奇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的意见，主席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能够接受的。一九六二年，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提出了一些具体方针、具体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工业发展规模超过了农民所能够负担的界限，由此就提出，要几千万人下乡，一些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一些赔钱的企业要关门，以及市场货币流通量太多要采取高价政策来回笼，城市人民生活的困难要想办法解决，一个人一个月发几两豆子，一、二斤糖，每个人卖两双尼龙袜子等等。常委讨论的时候，主席不在，一致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要把这个讲话转发给全党。基本建设要下来，工业指标、农业指标要退够，就是那个时候讲的。当时提出，困难与其少估计一点，不如多估计一点，十分困难估计八分，那二分来到的时候没有准备，八分困难估计为九分，困难没有来，我们已经有准备了。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说刘少奇同志是很慎重的。讨论时讲话和中央的批语都通过了。刘少奇同志说，这还不算，要把讲话和中央的批语送给毛主席，如果毛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讨论，毛主席同意了，我们再转发。会后，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立刻专程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毛主席说，好，我同意。这样，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就很快传达下去，落实了见效了。这个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贯彻，正象主席讲的，不管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还是要服从多数。这里是讲，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错误。七千人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大会。这个大会，是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毛主席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说过去的错误中央要负责，首先是我要负责。致于错误的内容，前面陆续讲了，这一次会议承担了一个责任，这就很好，很有必要。

　　接着前面那段话，叶帅还说，“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这十七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错误是纠正了，但是后来没有始终遵循十七年所确定的方针，这个所确定的正确方针，就是十大关系，就是八大决议，以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论述，等等。叶帅说，我们“没有能够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过去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能够始终记住过去所犯错误的教训。这就使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同志们要问，这里说的三个“没有始终注意”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讨论中的共同看法，就是在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本来，八大对于我们三大改造以后国内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状况，已经有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毛主席讲，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八大的讲话说，阶级矛盾已经降为次要矛盾了。八大和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讲要搞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从解放生产力，转过来保护生产力的发展了，今后的任务是正确划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起来向地球开战。结果呢？一九五七年来了一个反右斗争，后来又在党内搞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形势刚刚开始好转，六二年又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一些具体的错误纠正了，但是，主席没有对这些错误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总结，事情越来越发展。到了“四清”的时候，就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初还是讲农村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讨论过程中说，这种人在各级都有后台，直到中央也有后台，因此，不但要揪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要找出他们在各级的后台。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主席还说，全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但是鉴于庐山会议的经验教训，不要往下传，该调整的继续调整，不要让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干扰经济调整工作。这时他还是冷静的，如果那时候一传下去，调整就搞不下去了。到六二年搞农村“四清”，后来搞十七条、二十三条。十七条原来是陈伯达根据主席口述，笔录整理的。其中说直到中央都有这些人的后台。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做了一件好事，说不要写中央吧，写各级以至于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后台。可是根据后来的情况看，主席意思的重点，不是各部门，还是中央，因此才有了那个《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嘛。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有关系的，还有党内生活不正常，没有能够坚持民主集中制等问题。

　　三十年的回顾中，没有讲毛主席是犯了路线错误。而是说：“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主席一直没有做出准确的解释。这几句话，形势估计错误，对象是谁，这些对象是怎么回事，方针、方法错了，又没有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叫不叫路线错误呢？这里没有说。我看意思是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前面先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原来的稿子后面还说，反修防修有没有必要？有，党内有没有确实需要整顿的黑暗面？有。对这几句话，讨论来讨论去，说这还不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吗？这不和后面的说法完全相反吗？结果写成这样的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这里不是讲应该不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是提出一个一般的原则问题，就是说，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经常警惕对内不能压迫人民，对外不能追求霸权，如果这样干，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样讲，对国际上对国内，都有好处，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党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想做官发财的人，入了党就可以当官，就可以发财，就可以压迫人民，这个危险比不当政的时候不知道大多少倍。因为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因此对这一点就不警惕，对我们党今后的建设不利。我们一些基层干部，我们的地县干部中，极少数人确实是土皇帝。不警惕这个问题，我们党要变质，国家要变颜色。这里讲警惕和防止，走到极点就压迫人民，追求霸权，这一点对苏联是适合的。我们党内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作为中央的方针，我们从来反对追求霸权。毛主席早就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但这不是说我们外事工作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应当说，有一段时间，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同志中间是有相当的表现的。

　　我们党犯了错误。林彪、“四人帮”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利用我们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

　　回顾三十年中一些重要提法的斟酌，主要就介绍这些。

　　下面谈一下讲话稿第二部分的一些情况。

　　彭真同志说：他是管政法的，中央给一个任务，就是将来要审判、判决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审判他什么？路线问题不能审判，只能批评。所以他再三讲：无论如何，这个稿子要把这一步定下来，定下以后，那就好办了。这是完全合理的意见，小平同志也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考虑到彭真同志的这个意见，第二部分第一段过去只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就显得不够了。现在的稿子，分析了这次斗争的性质，说“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第二段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能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是粉碎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又是批判和清算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他们是反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他们要夺权，我们要反夺权，他们要复辟，我们要反复辟，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那么，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林彪、“四人帮”是极左路线，这中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讲话中已经说了，他们把自己伪装起来，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我们的犯路线错误的人，是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就要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自己的真正面目隐瞒起来。毛主席不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个错误、那个错误，他的主张和理论，从来没有向党隐瞒。他反对刘少奇，甚至跟斯诺就讲过什么时候就开始想整倒刘少奇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隐瞒了没有？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六二年的右倾、六四年的形“左”实右，这不清清楚楚指的是刘少奇同志吗？我当时在《红旗》杂志，被看作是刘少奇的代理人。我一看，我成了《炮打司令部》里头的一个代理人了。一看就清楚。至于主席说的、做的，和林彪说的、做的，和“四人帮”说的、做的，在哪些问题上和怎样区别，需要做细致的工作，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话只是指出一些主要特征，突出地概括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个极左路线同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有没有区别？同志们只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对照一下，是可以区别出来的。这个区别很重要。不仅只是一个是否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问题，而且毛主席讲的、写的，同林彪、“四人帮”的言行，在很多问题上是不同的，是应该区别出来的。主席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还严肃地批评了林彪、“四人帮”。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这是林彪说的、干的。主席一看就说：彻底砸烂不妥当，只能说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说彻底砸烂。关于派性问题，主席很早就讲：无产阶级内部，工人阶级内部不能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要联合起来。而林彪、“四人帮”他们把派别活动、派性在党内、军内搞成了合法的东西。我们当时就是区别不清楚，有些事情当时也很难区别清楚。因为林彪、“四人帮”打着旗号，而且说，这是主席指示，那是主席指示。二十五页说：“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党和人民，这是他们的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他们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由于他们当时在党中央拥有合法地位，也由于他们的这种手法，他们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干部和群众。”就我个人来说，对于林彪，一直到庐山会议，都没有发生什么怀疑。虽然我觉得他的一些提法不妥当，但是他拥护毛主席，我是相信的，认为把他选为接班人是很好的。我也跟别人讲过，说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伟大的人物需要由另外一个伟大人物来维护他。马克思需要恩格斯来维护，列宁需要斯大林来维护，毛主席需要林彪来维护。我就是这样看的。东北解放以后，我脑子里想，也跟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原来主席是想让刘少奇当接班人，在东北全部解放以后，我认为刘少奇当接班人不如林彪好。因为刘少奇政治上强，但是他不会打仗，而中国这个国家只是政治上强，不会打仗，当个接班人是很大的缺陷。林彪政治上又强，又会打仗，我看这个人将来当接班人最合适了。“三大助手”的说法，我倒不是得之于别人，我自己的确曾经认为林彪是第三个大助手。但是，反革命不管怎么伪装，总不能把自己的真象伪装得非常彻底，总要暴露自己的面目。我们一些老革命家，林彪一上来就对他进行抵制。随着他的面目愈来愈暴露，罪恶愈来愈大，认识他的本象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就象叶帅说的，“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为敌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把欺骗手段同极端野蛮残暴的恐怖手段结合在一起。”不能说毛主席也欺骗我们。他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公诸于党，公诸于人民。他想干什么，给大家说了，包括打倒刘少奇，包括对总理不太满意，也在党内说了。对小平同志，一句话就下去了，他没隐瞒、没欺骗。毛主席一看到刘建章同志爱人的信就马上批了：是什么人在我们的监狱里施行这样一种法西斯的办法。总之，要区别毛主席的路线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加以严格区别；确实是个重要问题。

　　讲话稿说，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在讨论中间大家一致赞成。庐山会议毛主席讲：出了一个大笑话，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人跟着林彪的调子唱。毛主席讲一篇话，写《我的一点意见》，帮助我们识破了林彪。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斗争。原来讲稿里举了好多件事。讨论中大家不赞成。主席说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是要三年才解决，对小平同志，没有说要解决，可是一句话就解决了。这怎么解释？现在只留了一句话，这也是合乎事实的。确实要承认，主席如果不叫他们“四人帮”，如果不说要解决，那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个合法的根据，那就困难得多了。讨论的时候，很多同志希望把叶剑英同志的名字写上。起草小组的同志觉得，叶剑英同志自己讲话，自己说我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样总不好。结果，后来我们想了一个主意，叶帅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请华主席插几句话。如果不插这几句话，是很大的缺陷。有些情况，外国人也知道。所以用这样一种形式，把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的重大作用表达出来了，这就合乎历史，也避免了叶剑英同志自己来讲自己。

　　叶帅讲话中讲了四条教训。讨论这四条教训的时候，有同志主张加一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因为我们犯很多错误，都是由于在马列主义问题上缺少辨别能力。起草的同志考虑，这个问题，和现在这四条不是同类性质的问题。现在这四条，只要好好地学，好好地办，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而马列主义识别能力这件事情，可不那么容易。所以这条没有加进去。还有同志讲。说这个教训、那个教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混进中央，是不是把这个教训写进去。考虑的结果，觉得那是目的，接受四条教训，按照这个办法去做，完善我们的制度，改进我们的工作，就可以避免。目的和教训，和我们今后怎么做工作，也是不同类型的问题。所以，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

　　群众、政党、领袖这一段里，引了列宁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列宁这个话带有权威性。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引列宁的话为好。

　　耀邦同志，还有其他很多同志都曾经提出：林彪、“四人帮”的出现是一件坏事，现在我们粉碎了他们，接受教训，坏事变成好事了。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是文章里这样表达，就好象好事总要有坏事走在前面，好象好事总要有坏事来陪衬，成了一个历史规律。后来改了一种写法：“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提高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同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本领，增强了为保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的本领。这是极其宝贵的收获”。这个意见是小平同志多次讲过的。他说，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党、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讲，收获是非常宝贵的。底下是根据叶帅的意思写的：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的发展将永远一帆风顺，不会发生任何曲折，而是说我们完全有办法和有力量防止林彪、‘四人帮’这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重演。”这里原来写的是“可以完全防止”。很多同志提了意见，改成了现在的写法。底下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只要我们真正接受这四条教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党内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那么，就的确可以有力量、有办法来防止林彪、“四人帮”事件的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再有几个人，再有个集团来搞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反革命阴谋活动，我相信很快就会垮台。

　　林彪、“四人帮”的上台，与主席的错误有关系，与他的最高权威关系也很大。一句话林彪上来了，一句话邓小平同志下去了。这个权威不是假的。拿我来讲，刚才说，我早就觉得林彪这个人是主席最好的接班人，所以主席一选他当接班人，我就心悦诚服。历史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五十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节节胜利，尽管也犯了错误，他还是领导我们改正错误，他确实比我们高明不知道多少倍。在他面前，别的人我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开会，或者帮着做点事，心里就嘀咕，想说一个什么意见的时候，总是想，我这个意见对还是不对？首先就打鼓。主席一说，就感到说得高明，比我想得好。如果有人出来反对他，其他人马上很自然地说：你反对毛主席，你是老几呀？很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状况。

　　第三部分的第一段，说的是我们的政治路线。“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本来后面有一句话：“这个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后来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勾掉了。如果不勾掉，同志们会问，十一大有个政治路线，现在四中全会又出来一个政治路线，中央全会怎么能改变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呢？这又会引起一番议论。实际上是这么回事，但是先不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比较好。底下，乔木同志在中央通过以前，增加了一千多字，就是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和第六段。第六段主要是根据陈云同志最近在财经委员会谈的意见，把他的主要意思表述出来了。小平同志最近在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的会上有个讲话。他说：

　　“经济工作、经济问题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国民经济被‘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彭冲同志昨天告诉我，‘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二。上海那么好的基础也只增长百分之二，他们不是吹上海增长多少多少吗？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平均算法，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七，小平同志讲：“这里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部分，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公布的数字不要改，但是我们心里头要有数。这里有重复计算的数字，有不对路的，有滥竽充数的东西。为什么仓库积压的那么多？说明这些数字里面有虚假。我们今天要考虑到过去这个数字有虚假。知道这点很有好处，以后要求的数字和速度，必须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份的，产品是合格的、对路的。还要讲品种、质量。虚假的、重复计算的，都要去掉。以后算经济发展的数字要扎扎实实，确实可俈，真正能够体现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刚才我说了，经济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现在许多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也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当然不是说政治工作不做了。现在有一种议论，好象取消政治部，就是不做政治工作了。政治部取消了还有党委，党委是干什么的？工会是搞什么的？青年团是搞什么的？妇联是搞什么的？有很多的组织嘛！他们好好地把工作做起来，这不是做政治工作吗？说取消政治部就是取消政治工作，这是错误的。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的，而且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问题要落实到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知识青年的问题，不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思路要宽一点。过去，上乡每年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五百块钱，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不是可以把这笔钱拿来补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要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你不解决不行，你可以规定一个限度。比如说一年、两年，还用这么点钱，只要能够促进他们就业，能够找出门路，在乡下不是也花了吗？象这样的问题，我们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上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方法，都值得研究。

　　我过去曾经设想，比如北京市有那么多水库，可不可以搞养殖业？就是搞渔业。后来又听说不行，说水库里面不能下深网打鱼，这个想法就落空了。那么是不是水面的某些方面可以利用？这么多的大水库，象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这么大面积，也采取集体所有制的方法，可不可以搞一些呢？象湖北有那么多的水塘、水面，搞一个竹坝，搞一个竹篱，把它隔开一下，不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围起来养鱼吗？我们这样搞，就可以容纳很多人。还可以养虾。泰国养虾还可以出口。我亲自参观过泰国养虾，那个淡水虾有对虾那么大。饲料很简单，就是稻壳磨碎了以后加鱼粉。他们的养殖场每年出口几百万美元。总之，经济问题是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要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路子搞宽一点。我们定下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一个奋斗目标，我们就要实现。不能够讲空话。以前我们说过，毛主席也说过，经济工作要愈做愈细，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一条。”

　　这段话，我看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就是要从经济角度，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叶帅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工作的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所作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过去打仗的时候，一个部队、一个人应得的荣誉是看消灭多少敌人，壮大多少部从。根据地的建设，是看你是发展了还是缩小了，还是被敌人搞掉了。当时，就是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干部工作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是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是跟人民群众联系得好还是联系得不好。那么，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应该不应该有个标准呢？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干部呢？就是要看你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你直接间接地为四个现代化所做的贡献是大是小。

　　关于思想路线，稿子讲得很多，比过去讲得更完善了。我没有更多需要补充的。其中特别讲一条，“是坚持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实质上就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才能够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搞两个“凡是”，搞本本主义是不行的。不但对于毛主席的著作不能搞本本主义，刚才说了，对十一大的报告，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能搞本本主义。搞本本主义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个问题，在这次报告中，是讲得比过去更清楚了。

　　我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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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有关报告选编）》（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一九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