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

　　<彭真>

　　我就当前治安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学习问题作个发言。主要是提出些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先讲形势。分析形势，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任务、方针、政策、措施等，这是我们的老习惯，是成功的经验。当前的治安形势怎么样?有好转，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存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群众很不满意，离保障安定团结、保障经济调整顺利进行的要求还差得远。在几个大中城市，有些犯罪分子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为非作恶。问题如此严重，怎能说治安情况已经根本好转?我们的城市社会秩序，首先要求把坏人、邪气压下去，使坏人怕好人、怕群众、怕犯法，使人民群众有起码的安全感，女同志上夜班走偏僻的地方不害怕，不要人送，工人上班家里没有人也可以放心。这是一九六六年前很多地方曾经做到过的，至少应当恢复，不应当倒退。当然，治安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需要党委抓紧领导，全面综合治理。但是，我们政法工作人员是专门搞这项工作的，首先我们要切实负起责任。

　　从形势出发，讲几个工作问题。

　　(一)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绝大多数扰乱社会治安分子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同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主要是剥削阶级分子和旧社会的渣滓；现在主要是发生在人民内部，绝大多数是青少年、青年工人和学生，是基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的子弟，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他们为什么会犯罪?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走了邪路。“文化大革命”中，动不动就抄家，武斗，打砸抢，捅刀子，无法无天。现在二十岁左右的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些人不知不觉地受了影响，中了毒，竟然把动不动捅刀子不当回事。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流毒的受害者。我们对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护理、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单靠打击、惩罚不行。

　　(二)抓住两头，并加紧改进对中间的教育、感化、改造工作。

　　一头，对于违法情节轻微或年岁很小的，首先应该尽可能地责成他们的家庭和所在单位(包括街道居民组织)教育帮助他们改好，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依靠社会力量，加强工青妇对青少年的工作，帮助教育他们改好。这样做，从各方面考虑都比较好，至少是利多害少。这一部分是大量的。

　　再一头，对于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特别是对教唆犯和主犯。第一是从重，第二是从快。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内的从重，不是加重；加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外加重判刑。我们的法律为什么对每种罪的量刑都规定了相当大的幅度?一是犯罪情节千差万别，法律不能搞得太烦琐，有适当的幅度便于实事求是地依罪量刑；二是各个时期形势不同，治安情况坏时应从重，好时就应从轻。例如，在全国解放初期，“镇反”运动开始时，对许多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能平民愤，群众不敢起来，社会秩序很难维持，人民政权也很难巩固，处理就非得从重、从快不可；到了后期，就提出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尽量少捕、少杀。形势不同，政策也就不同。这都是在法律规定之内，不是法外有法。我们的法律还很不完备，今后需要逐步完备，但也不能规定太细、太机械、太烦琐。至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总要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同时，执法与立法不同。立法时，要百家争鸣，对于古今中外的法律、法理，要参考，凡是对我们有用的好的东西要吸取。执法，就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什么英美法、大陆法、苏联的法，在我们这里当然无效。这个界限要划清楚，不要让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来影响、干扰我们的司法工作。当前社会治安情况这样严重，五大城市对上面提到的几种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尤其是对其中的教唆犯和主犯，对那些劳改期满释放、劳教期满解教或逃跑出来继续作案的屡教不改的分子，那些“六进宫”、“七进宫”等等的累犯，不仅必须从重判刑，情节特别恶劣的还可以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把他们送到不容易再作案的地方去改造，使他们脱离容易犯罪的环境。

　　对于中间的，即扰乱社会治安的其他分子，有的判刑劳改，有的集中劳教，年龄小的送工读学校或者少年犯管教所。对这一类，管理方法，教育改造工作要抓紧改善。我们党历来对劳改、劳教的方针是“教育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当然，劳动生产对他们也是一种教育改造方法。我看现在要加个感化，要满腔热情地、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受了林彪、“四人帮”毒害的被劳改、劳教的青少年。所谓感化，不是当作口头禅空说，而是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做，关心他们的吃、住、健康、学习，组织、帮助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等，使他们感到有出路，有前途，是为他们好。现在，有的劳改场所。劳教场所办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办得很糟，甚至违法乱纪情况很严重，有的甚至成了犯罪“传习所”，必须抓紧改进。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登报，不要到劳改犯人、劳教人员中去讲。应该先找负责劳改、劳教的干部来开会，在内部讨论商议，搞通思想，讲清党的政策，讲清为什么现在要特别抓紧改进劳改、劳教工作。还要有具体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回去自己主动扎实地改进工作。突出的问题解决了，个别干部不适宜在原来地方工作的，可以调换工作。

　　工读学校，“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试验是成功的，有很好的经验。现在，要认真推广，普遍办，真正当作学校来办，要教育、感化学员，使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对经过工读和劳教改好的人，不要嫌弃、歧视，要安排他们就学、就业，在他们中间是会出一大批有用的公民和人才的。这也是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三)对恶性案件的现行犯，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他们的放纵、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现在，群众对治安情况已很不满，不从重、从快判处就会脱离群众，对国家对人民不利。这件事，要抓紧，要积极，要细致，不应疲疲沓沓，也不可草率从事，不要急躁冒失。要准，要稳，要严格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主要的是对犯罪的基本事实、判刑的根据要查清楚。要戒骄戒躁，不要轻敌大意。对治安形势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具体措施，要实事求是地制定，计划要能行得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实际需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什么时候能做到，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个计划，分别轻重缓急去做。政法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抓紧工作。只要我们依法认真地搞，一定可以搞好。

　　关于证据问题。现在，有的案件因为证据不很完全，就判不下去。其实，一个案件，只要有确实的基本的证据，基本的情节清楚，就可以判，一个案件几桩罪行，只要主要罪行证据确凿也可以判，要求把每个犯人犯罪的全部细节都搞清楚，每个证据都拿到手，这是极难做到的，一些细微末节对判刑也没有用处。办案也是这样，我们要坚决改正的是那些错案、冤案、假案，至于判决性质不错或基本上正确，只是判刑轻重稍有不同意见，就不要长期纠缠翻腾，以致影响当前最紧迫的工作。

　　决定质的是一定的量。对人、对事、对工作、对办案都是这样。总的看来好、基本好、基本正确，就应该肯定是好、是正确。林彪、“四人帮”对人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捏造罪名，栽赃诬陷；对自己则百般美化，吹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准人家提他们的缺点、错误，更不用说罪行。他们是靠说假话过日子，讲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得意伎俩。我们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在基本。否则，就会弄得没有了客观是非，会扯皮没个完。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对工作中的错误可以忽略，不总结经验教训，或者有错不改。不论谁，工作中总会有缺点、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正确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四)整顿队伍，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共同工作，共同对敌。

　　现在，政法战线的任务很繁重，很紧迫，工作很艰苦，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困难很多。我们公、检、法的队伍怎么样?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志、干警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好人，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这一点要肯定，要自信。但是，问题是不少的，认识分歧还不少，思想比较乱，工作起来，作起战来，队伍步调很不整齐。“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挨整，有的整人，有的先挨整后整人，有的先整人后挨整，情况相当复杂。许多单位至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帮派残余，帮派恶习或明或暗地、有形无形地在作祟，妨碍着工作。有些单位，党风不正，少数工作人员违法乱纪，严重脱离群众，领导上也不过问，这怎么能把社会治安搞好?对存在的问题不要讳疾忌医，只有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整顿队伍，分清两类矛盾，在内部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坚持原则，团结全体，至少团结多数，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且要尽快地解决。老这样下去，人民群众等不及，社会主义事业等不及。政法战线的根本原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办事，执法如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该增强党性，根除派性，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共同工作，一致对敌。队伍不搞好，怎么能打仗?

　　怎么办?

　　第一，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好领导班子，整顿好队伍。该处理的问题，要适当地处理。衡量干部拿什么做标准?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同志们都赞成的。我们就是要从实践看，工作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适宜就适宜，不适宜就不适宜。工作不适宜就调整一下。有的同志不适于做政法工作，该调整的就调整，使人尽其能，各得其所。革命、建设工作很多，在哪里也是革命，为什么对干部不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呢?一切以党的利益即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为准。整顿队伍，包括基层。一定要恢复、健全基层组织，包括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它的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恢复加强基层工作、基础工作，否则就耳不聪、眼不明，对面看不清好人坏人，分不清敌我，手脚也就不灵，敌人、坏人就欺侮我们，猖狂捣乱，危害国家、人民。

　　第二，林彪、“四人帮”，特别是康生、谢富治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过程中，对政法队伍破坏很大，危害很大。很多同志，包括居民委员会、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等基层工作同志挨了整，特别是下级、基层组织的干部、积极分子，许多该平反的至今未平反，还受着委屈，肚子里有气。对这些同志，应该抓紧平反，除有劣迹、群众不满或身体不好不能工作的外，应该恢复工作，并适当解决他们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问题。

　　第三，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各接收几所中学，改为警察学校，招收初中、高中毕业生和其他条件适当的人员训练为警察或警官。胡耀邦同志提出，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可以各改一所中学为警察学校，我们都赞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有现成的房子、机构和文化教员。政法机关派人去加强领导、讲业务课和政治课就行了。当然要派政治强、懂业务的同志去。有条件创办公安学校即新的警察、警官学校的，当然可以办。这些学校，今年暑假就可以招生，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待业青年中、在职警察中和复员军人中去招。警察是要拿武器的，招生要注意政治标准，坚持质量第一。

　　第四，正确对待“三支两军”人员。“三支两军”留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同志和老的政法干部有疙瘩的，双方都应主动地努力把它消除。首先，整了好人，犯了错误的，应该认错赔礼；挨了整的同志应该谅解，并且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总之，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以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为准。党委要加强领导，做工作，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军队地方团结、军民团结如兄弟的传统。

　　对“三支两军”要一分为二。总的估计邓小平同志已经讲了，他说：对“三支两军”的问题，“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这里，我只就政法部门内部的情况，再讲讲这个问题。“三支两军”是当时中央决定的，参加“三支两军”的同志是奉命办事，应该说当时对局势起了稳定作用，不然会更乱。但是，“三支两军”本身就包含着不利因素、错误因素。(1)军队是打仗的，调来管地方工作，用非所长。(2)支“左”与支派、军管与夺权，很难分得清，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操纵下，实际上整了不少好同志。这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地方，对军政、军民关系，都有很坏的影响。这些责任主要在上面，不在下面。(3)“三支两军”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问题。但也有极少数人作风有毛病或品质不好，有严重错误或做了一些坏事。其中也有追随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干坏事的个别坏人。现在应该怎么办?有错误的，应该认错，认真改正。造成恶果，在原单位恶感太深的，除认错、改正外，调动一下工作为好。至于做了坏事的坏人，应该考虑到当时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酌情另行处理。

　　（(五)为了及时处理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爆炸等恶性现行刑事犯中的首要分子，对这类人的死刑核准权以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为好。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反革命案件及其他几类案件的死刑，仍应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个问题，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拟订草案，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机关党组商量以后提出，最好在这次会上讨论一下，最后再经过法律程序下达。）

　　(六)公安部门和部队保卫部门的关系，各级都应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传统关系。

　　(七)五大城市公、检、法基层单位的办公费、事业费和值勤人员的夜餐费，必须赶快解决。建议五大城市党委和政府下决心抓紧解决。

　　(八)专案人员和造反派的问题，牵涉面很广，要客观地具体地分析。这里，我也是仅就政法部门内部的情况，讲讲这两个问题。

　　专案工作人员的数量相当大，如何正确对待他们，在政法部门是个重要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特别是康生、谢富治，“砸烂公、检、法”，利用专案组，刑讯逼供，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但是，专案工作人员的大多数是好人。他们至今还有包袱，一提搞过专案，就觉得面上无光，有压力。另一方面，有极少数专案工作人员在林、江、康、谢的直接指挥操纵下，的确做了坏事，有的还很恶劣，民愤很大，至今还留在领导岗位上。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办理专案过程中确实犯有错误，甚至有较严重的错误，但还不是坏人，却拖着不肯主动检查、改正，致使极少数坏人乘机躲在他们的影子里隐藏起来，又使绝大多数好人背着包袱卸不了。关键是犯了错误现在还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这一部分同志，只要他们认真检讨，把应负的责任担当起来，两头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那些办了坏事、情节恶劣的就会暴露在群众面前，孤立起来；背着专案人员包袱的好人就会卸掉精神包袱。至于对需要另作处理的极少数坏人究竟怎么处理，可再研究。

　　关于造反派。我和耀邦同志商量过，这个用语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后，除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小平同志报告讲到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习惯用语了。当年起来“造反”，是中央号召的，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的干部、群众，其中很多当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现在，他们有包袱，一提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今后不要再这样笼统讲了，因为实际情况早已变了，再这样讲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孤立坏人。对他们的一般错误，不要再追究。有严重错误的，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对极少数有罪行的，主要是当时的青少年，也要从宽处理，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

　　(九)为了教育青少年，有必要在全国开展“消毒”工作，也就是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结合正面宣传教育，肃清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秩序的流毒，抵制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论是谁，不论用什么方法(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电视等)助长、教唆毒害青少年搞林彪、“四人帮”打砸抢、盗窃、捅刀子等那一套，或者实际起传授犯罪技术作用的，应受到舆论的谴责。

　　(十)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一个老问题。

　　有人提出，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响。这样讲，还要不要受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公、检、法互相制约，也是一种干涉，不允许吗?工、青、妇对审判发表一点意见，也是影响，这都不行?甚至审判员个人都要独立，不受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的领导，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那怎么行呢?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上了宪法的。怎么能把党的领导甩在一边呢?这一条决不能动摇。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也领导人民执行法律。政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掌握生杀大权，更要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如果不要党的领导，或者自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脱离各级党委的领导，不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不可能胜利完成任务。特别是公安工作，什么时候向党委保密、封锁，或者只向党委反映片面情况，脱离党委领导，就要出乱子。在这方面，中国、苏联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的三道工序，互相协作、配合，互相制约。同是一个案子，一个事实，一个法律，一个政策，一个党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协作配合，特别是协作共同弄清、核实犯罪事实、情节?互相制约不是互相扯皮，而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三机关都能正确地依法办事。

　　在党的领导下，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传统，有很丰富的经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做一切工作都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否则，工作就做不好。

　　最后，讲讲学习问题。

　　现在，党内党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是不很一致的。政法队伍内部也是这样。思想不统一，怎么能统一行动?

　　怎么统一思想?我这里只就目前政法部门的问题，讲一点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当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总是从解决思想方法问题着手，来统一全党认识的。思想方法一致了，认识就比较容易统一，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毛泽东同志讲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只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党内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这个话，毛泽东同志不只讲过一次，比较通俗，简单明了，又很深刻，既是思想方法，又是工作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客观。一个是现实的客观，一个是历史的客观。首先是现实的客观。无论解决什么问题，做什么工作，都必须按照实际情况，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政法部门办案，无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有就有，无就无，多就多，少就少，是就是，非就非，轻就轻，重就重，这就是客观地看问题。再如，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实践，他的实际表现，而不是看他如何表白自己。这样，像历史上那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就难以骗人了。至于现在评价古人或今人，评价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或其他历史人物，评价一个干部，评价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要根据或参考历史的客观，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即历史的客观，来评论过去的人和事。总结经验教训，那是另一回事，既要依据历史的客观，又要依据现实的客观。

　　第二，要全面。有现实的全面，有历史的全面。不论对现在的人和事，还是对过去的人和事，都不能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件事(决定性的除外)，甚至凭谁的一点感想或一点印象，就下断语，作结论。全面，换句话说，就是要系统地全面地详细地占有材料，否则，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凭一点材料，听一句话，就下结论，即便是客观的，但由于不是全面的，结论就不容易完全对。

　　第三，要看本质。本质总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而现象又往往和本质不一致，有些甚至是同本质相反的假象。那末，怎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呢？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中有四句话：“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先是去粗取精，只选决定问题必需的、有关的材料，去掉无关紧要的材料。然后，去伪存真，经过鉴别，去掉假的东西。接着，由此及彼，因为本质是存在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最后，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这四句话是符合认识和思想工作的客观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讲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讲这个，就分不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单从字面上看，资产阶级也是很讲究实际的，但是他们是实用主义，只讲个人，只讲眼前，一切以是否赚钱、赚钱多少为标准，不讲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性。我们不同，是按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办事，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以什么帮派、个人利害得失、个人恩怨为标准。这样就有了客观标准，划清了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与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界限。否则，就可能掉进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泥坑。

　　所以，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而站在别的立场上，不论是地主阶级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动派的立场，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现在，我们有时讨论起问题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思想不能统一，问题不得解决，有些就是因为立场、观点、方法不那么对头。所以要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比较简明扼要，我们比较容易懂。学习不是背个别的词句、个别的结论，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就是学立场、观点、方法。

　　以上讲的意见，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供同志们参考。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对的就算数，不对的就不算数，大家同意的就算数，不同意的就再研究。有些问题要写入会议纪要，报请中央批准才算数。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纠正。

　　· 来源：

　　《彭真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