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力群在河北省直机关的报告

　　<邓力群>

## 邓力群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介绍和解释（第三部分，根据录音整理）。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 说明

　　今年七月下旬，邓力群同志在我省省直机关作了关于传达宣讲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共讲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六中全会的成就和它的意义；第二部分，关于中央的人事更动问题；第三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邓力群同志就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为了给各级宣传部门和理论队伍提供学习《决议》的参考材料，现将邓力群同志报告的第三部分和关于问题的解答，分两期刊出。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介绍和解释

## ——邓力群同志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大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首先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在起草这个《决议》时候的指导思想。《决议》起草的时间，实际上是从七九年十一月就开始了，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组织起来了，开始看材料，看文件，准备一个方案。到了去年的三月，提出个初步设想，上交小平、耀邦、乔木同志。小平同志收到这个设想以后，第一次找起草的同志谈，提出了起草这个《决议》的指导思想。从那以后一直到这次全会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关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小平同志对起草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前后谈了十六、七次话。每次谈话，耀邦同志都参加，都同意和补充发挥小平同志的意见。在这个期间，陈云同志先后也提过四次意见，都是重要问题上的意见。从小平同志这十六、七次谈话或者发言中，我们选了最重要的三次给全会的同志念了一下，我是在西南组念的。今天，把这些意见也给同志们念一下。另外，还有全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也给同志们念一下。

　　第一次是小平同志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的谈话，小平同志说：“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五中全会关于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针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决议》通过以后，不要象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谈谈自己的体会。

　　“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第二次是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谈话。那个时候，四千人正在讨论《决议》十月十一日的稿子，邓小平同志看了讨论时出的《简报》（包括中央机关、省市机关的一部分简报），找起草的同志去谈了下面这些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不写，怎样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同意大利记者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从这次讨论《决议》的简报中可以看出，军队的几个组对《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写法，基本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讨论中间有人提出来，干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了），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响。

　　“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提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些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拨毛泽东同志错误言行之乱，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归结为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实际上不少问题是用个人品质解释不了的。即使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够避免错误。老人家脾气也的确大。脾气一来，感情冲动，说几句，传达下去，全党照办，难免不出问题。还有，就是到了晚年，确实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够联贯起来呢？他批评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倒一切，还只是打倒工农以外的一切，‘文化大革命’把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打倒了嘛！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听力还可以，还能写字，但说话已经很困难，不容易听懂，就靠身边几个人根据口型去判断。毛远新他们搞的那个‘批邓’的十二条是否准确，值得怀疑。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四千人的讨论，也有一部分同志说，说来说去说到底，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呢？就是老人家的品质不好。小平同志是针对这个话来说的）。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都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有些同志提出，讨论稿只写九大路线错误，没有写十大路线错误。这个意见对，应该吸收。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二中全会、九大和十大不合法，就值得斟酌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篇幅可以压缩，有些地方还要修改、补充，或者改变一种写法。”

　　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谈到《决议》。他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非洲几个国家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不止一位非洲朋友提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时还说过：“尼雷尔和我谈话，因为他一向就不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给他解释对‘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批评的时候，他能够接受，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他讲他们那个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选》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他们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他们的胜利，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中符合于他们那里实际的东西所引导而取得的胜利。所以他就特别关心毛泽东思想，特别关心毛主席。”“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耀邦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里头讲了一句话，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听说有的同志问：过去不是讲世界领袖吗？为什么现在只讲民族英雄啦？其实，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在别国的影响，不要由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由人家来说，这正是毛主席一向主张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多次讲过，同志们大概也还记得，粉碎林彪以后，传达的文件中间就有十几个毛主席关于对外关系的批示，再三讲，不能够把我们的意见强加于人，对外国党外国革命分子谈话，还是只讲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他们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是讲这个，讲到这里就为止了。）小平同志又说：“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们理解，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总之，这个《决议》再不作出来，有人总是在猜测、怀疑，所以需要早一点拿出来。当然需要有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写得比较好。比一九四五年延安搞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清楚一些。这个文件拿出去不能太晚了，设想就在我们党的六十周年发表，七月一日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作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当然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为了合乎这三条要求，对于三十二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象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比如前面要加上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写了一段前言，就是讲的这二十八年。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

　　以下小平同志讲，有些意见修改时没有接受，一共列举了十条。①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这个意见没有接受。②有的同志讲，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请大家注意一下，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开头七年，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就是后来的十年，五七年到六六年，大家的看法还有些不同，因为这里面有“大跃进”，有五七年的反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后来又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有些同志由此就认为五七年以来就存在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这个论点没有接受。③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④有的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文化大革命”是内乱的提法，这个意见也没接受。⑤有的同志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这个说法不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始终有党的领导，始终有我们的党。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里面，党没有了，不存在了。⑥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国家里头都不可能发生。这个意见不能接受。⑦有的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整人开始，整人结束。这个意见没有接受。⑧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不好，说他是为了树立个人迷信，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怕他去世以后有人出来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⑨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期不是，前期是共产主义者，后期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这个意见没接受。⑩还有的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负责，其他的人不要负责。这条意见也没有接受。

　　小平同志说：“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际。另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涉及到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四次讲话，就是在六中全会期间，六月二十二日常委召集各组召集人碰头会时的讲话。小平同志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究分寸。譬如路线问题，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错误？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好多‘路线’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插话：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对“文化大革命”用路线错误的。那个时候，他跟我来讲，要讲路线错误，我赞成，赵紫阳也赞成，姚依林也赞成，你[指小平同志]也赞成。翻来复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晓得叫第几次，反正叫十次路线吧，总有八、九次吧。（咱们过去讲，解放前和解放后共有十次路线斗争，加上粉碎“四人帮”那就十一次了。）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一个是彭德怀，一次是刘少奇，这两次都被推翻了。），高饶事件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说罗章龙是个路线问题。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过去罗章龙计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性质，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因为，我们说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比我们过去的路线错误的概念性质更重。）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可以用，以后还可以用。譬如制定了正确路线，制定了方针、政策。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譬如以后还有总路线，现在我们还有个总路线。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讲四个现代化是总路线，是不是可以用？还是用，并不是完全不用这两个字。有些拿路线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还可以用。但是，党内斗争原则上不再讲路线斗争。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路线这两个字，这次决议也用了，不是没有用。4号文件如果说要改正一下，就是不说以后这两个字不用。这是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恰如其分？就是有意识地把毛主席有些问题讲轻一点，过去有些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既比较合乎实际，也比较有利，对我们整个国家有利，对我们整个党的形象有利。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有些过去的责任由集体承担一下。” （决议里头讲原因的地方用了很多“我们”、“我们”这样的字眼，这是修改以前了。为什么要用很多很多“我们”、“我们”呢？就是大家要承担一点责任的意思。）“其实，真正按实际情况来说，毛主席负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时的制度就是那样。那个时候大家吹得厉害，完全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我们负有责任。那个时候起码我们两个（这是指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自己）是常委。当然，那个条件下难于反对就是了，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加一个‘从领导角度上说’，就是说地方上没有责任。决议总的意思就是把毛主席的问题，降低一些份量。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应该承担嘛。黄克诚同志的那篇文章不是说有好多次他也举过手吗？不是说举了手的就应承担责任吗？譬如王任重同志也举过手嘛。（王任重同志讲：《五·一六通知》也举过手；十六条我参加起草的嘛。十一中全会，十中全会也举了手。）我看这个合乎实际，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主席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降温，温度要降一下。（陈云同志讲：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农民、老工人通不过。）国际上也通不过，第三世界通不过。（先念同志讲：干部中间也通不过。）不利。所以，这个基本调子不能再改动了。

　　“至于其它的个别意见，我看可以考虑一下，研究研究。譬如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后面加个种族主义，过去我们提过反对的那些主义都加上去，这也对。因为人家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些，我看根据大家的意见再斟酌一下。”

　　以上是小平同志先后四次有关《决议》的重要讲话。

　　下面是陈云同志四次重要讲话：陈云同志讲到这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说，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上海人的话叫“敲定”，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这是第一次提的意见。

　　第二次意见，就是讲这个《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要确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很好。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很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第三次，陈云同志讲，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和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陈云同志说他自己的经历，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了一遍，由此，才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比不上毛主席。彭、黄、张、周被整得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第四次意见是，《决议》里头要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写上去。我们党是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起了好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这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进不到东北，东北也不可能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项的援助，那确实是援助。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在《决议》里还应该如实地、适当地写上去。如果不写，人家就会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不公正。

　　对小平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的意见，政治局的同志、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都一致同意。所以他们提出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同意的指导思想。整个《决议》就是在这样一个正确指导思想下面，写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在屡次跟我们谈话中间，都一再地进行阐述和发挥，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各种讨论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凡是能够有利于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的一切意见，不管大小意见都接受；凡是有妨碍于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的，都不加以接受，同时进行说服教育。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这三项基本原则体现在整个《决议》的结构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面，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提法上，甚至于字句的斟酌上面。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如果中央领导同志不是明确地规定了这样正确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那么，《决议》就很难收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很难得到这样的好评，也很难使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思想上的一致，认识上的一致，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相反，如果采取另一种指导思想，接受了那些错误的思想、意见，结果就不是消除思想混乱而会增加思想混乱，不会是加强团结而只能是妨碍团结。

　　应该如实地说，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对小平同志、对中央的指导思想，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开始理解得很浅，后来才逐步加深；也有些问题，开始理解得不正确，到后来才逐步地正确了。我们每一次稿子拿出来以后，都送到小平同志那里，他都亲自审阅，提出那些部分大体可以了，那些部分要重新修改；那些提法、那些问题的处理是体现了三项要求的，那些问题还没有体现这个要求。在一年多的过程中间，小平同志、耀邦同志、中央的其他同志在指导起草过程中间，要我们博采众议，不管什么大意见、小意见，只要符合三项原则要求的，都完全接受。另一方面，也力排错议。刚才不是念了吗，有十个不接受。有的意见尽管反复提出，但因为它不利于体现三项基本原则，也还是没有接受。

　　这个《决议》起草的过程，不仅是中央和起草小组同志进行反复的研究讨论的过程，而且是在中央的集体领导下，在中央机关以至全国不同范围里进行讨论、修改、补充，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负责，集体修改，集中大家智慧，进行集体创作的过程。这个《决议》能够达到现有的水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集体的创作。《决议》发表之前，曾经经过四次大的修改，小平同志讲是四轮。实际上提交四千人讨论之前，书记处还讨论了一次。讨论的范围，有大有小，次数有四次到五次。每次讨论中间，都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大体上是四类意见：最大多数的是补充和修改的意见；第二类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补充意见，而是对于《决议》的某一部分、某一个问题，感觉着不满意，或者不满足；第三类意见，就是对稿子里头某些问题、观点表示不赞成的意见；第四类意见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意见。不管那种意见提出来，在会上都可以自由地进行发表，都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中央也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至于那些感到不满足、不满意的意见，就更促使我们尽量把文章的提法、段落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总之，《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充分体现了在党中央领导下，党内民主生活的高度活跃。这次《决议》的起草，讲集体领导，讲民主集中制，讲民主生活的活跃，恐怕在我们党内，是前所未有的。延安那个《决议》也是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他说，那个《决议》起草的过程，先是由常委同志，加上他和其他几个同志，每天开半天会，讨论半天。从建党以来，一段一段地谈，讨论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就交给起草人去负责写，写了以后也在适当范围里头征求了几次意见，那个范围都是很小的。那个时候延安正在学两条路线这本文件，参加两条路线学习的延安的高级干部大概是八十多人。据我听说，在参加路线学习的这八十多个同志中，看到这个《决议》草稿，参加过意见的不是很多。修改了几遍之后，开“七大”了，在预备会上，发给“七大”的代表看，由大家提意见。最近发表的毛泽东同志《“七大”的工作方针》也讲了这个问题。那当然也是民主。可是讨论次数之多，发表意见的充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次远远超过了那次。那个《决议》，“七大”交给新选的中央委员会修改定稿，定稿以后，开始也没有向全党发表。我是到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才说有这么个《决议》，你要离开延安了，可以看看，但不能带走。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看了那个《决议》。这次《决议》的起草，表明我们党中央政治上的成熟，表明我们党不但恢复了延安整风时期的优良传统，而且大大发扬了优良传统。这个《决议》确实做到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集中。

　　从发表《决议》以后的影响和反映来看，就拿我个人来讲，也超乎我的预料之外，没有想到能够说服我们党内那么多的人，包括在起草过程中间提不同意见的同志。这里我给同志们念一个材料，它很能说明这个《决议》说服党员、说服干部、说服人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新疆乌鲁木齐在《决议》发表以后，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强烈的反映。在一些居民小院里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人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顺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象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这一段话，我看讲得很好，确实是表达了我们人民的心里话。言语使人感到很亲切，感情很真挚，话里的寓意很深、很广，确实说得好！

　　下面对这个《决议》本身的各个部分进行一些介绍和解释。

　　关于历史的部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多讲一点。对解放前的历史，解放后前三个阶段的历史，想扼要地介绍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一段，人事更动那一部分已经比较详细地讲了，没有什么需要再补充的了。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和团结起来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两部分，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这部分，想多介绍一下，多解释一下。

　　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部分原来没有，是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加上的。里头的意思，提交全会讨论的稿子，大部分也是陈云同志的意见。全会讨论了以后，作了很大的补充，原来只有两、三千字，经过全会讨论补充修改，现在将近五千字。写二十八年的历史，五千字也是很不够的，不算长。可是二十八年中的主要问题，或者用一句话，或者用两句话，都提到了。这段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就是我们党是从小到大，以至于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革命力量是从弱变强，最后打败了“三大敌人”；革命的路程是曲折的。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曾遭到了很严重的失败，之后拿起武器来，建立根据地，走向了新的胜利。但由于又犯了错误，又遭到严重的失败，经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又重新走向新的胜利，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同国民党共同建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员拿起武器走向农村，建立了许多分散的、或大或小的根据地，然后经过抗日战争，经过解放战争，许多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小部中国取得胜利，再进一步在大部中国取得胜利，最后除去台湾等岛屿之外，整个中国大陆取得胜利。经过二十八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很自然地就显示出我们毛泽东同志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自己领导的地区，领导的红军，创造了适合于中国革命情况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同时，他也总结了全党各个根据地、所有红军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终于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决议》里头讲了这些情况之后，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是自然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国全党的指导思想，也都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三个“公认”，不是人为地树立起来的，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

　　这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根基的。在这个根基之上，加上解放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基础是打得非常牢固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也是很坚固的。这样一个建筑物，可以说九级地震、十级地震都很难把它震垮。最近日本人有一个评论说，中国的问题，外国人很难观察得准确，中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很大的伸缩力，她能够承受任何别的国家承受不了的震动。拿十年“文化大革命”来讲，要是遇到别的国家，简直不可设想。中国当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可是他们承受住了。这个评论有点道理。请同志们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这段话虽然是一九五七年讲的，但是这个道理我看在今天仍然适用。这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肃反那一节里头讲的。他说：“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十八年的斗争，加上解放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制度，我们这个党，有个雄厚的基础，能够承受住别的国家承受不住的那种动荡。

　　这个《决议》在没有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段之前，起草组的同志自己也觉着光写解放后三十二年，很难把这个气势写够，整个调子显得比较低沉。要鼓舞人心，总显得不够。小平同志讲，这个《决议》调子要高昂一些，能够增加人们的信心，能够鼓舞人们的干劲。在没有写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的时候，总是达不到这个要求。把这段写了以后，面貌确实改变了。它确实说明了我们在建国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很深、很牢、很雄厚的根基。这里顺便说一句，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在根据地就已经培养了大批治国、治党、治军、治经济、治文化的干部。学习了治国的，从小部中国到大部中国，以至全部中国的知识和本事。这同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有秩序地进行各种斗争。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一部分也不想多介绍。要使同志们注意的，就是这一部分一开头，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的估计：“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很好地学习这一段落。以下是列举了十项主要成就。接着就是讲我们三十二年中间，由于没有经验，再加上主观主义的偏向，我们犯过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至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但是，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我们对于错误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在这里头讲了这样几句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几句话基本上是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修改出来的。

　　以下做点解释，是个人的理解。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对待错误。《决议》里头所指出的方针或叫作基本立场，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我们党有没有战斗力，我们党是不是一个郑重的党，是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党，并不在于犯错误或不犯错误。没有经验，要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要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设想的。问题在于，是正视错误还是回避错误，是改正错误还是维护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方面的经验，两方面的教训：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自己犯了错误，自己发觉了，他改正错误很坚决，而且很快；也有的时候，他自己犯了错误，不及时认识错误，甚至于一直坚持错误，就象“文化大革命”，自己不改正，也不允许别人来改正。

　　前面说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谓“坚持真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卫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保卫人民已经得到的利益。所谓“修正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党的部分讲得很清楚。什么叫作错误，什么叫作纠正错误？妨碍人民的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错误。共产党对人民是应该负责的，应该负责到底，应该完全负责，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必须改正错误。所以，认识不认识错误，改正不改正错误，归结起来，还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同样，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已经得到的利益，不加以充分的估计，充分的肯定，那也是对人民不负责的一种表现，实际上也就是看不起人民，抹杀人民自己的努力。我们三十二年所取得的成就，不只是共产党员干出来的，是几亿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是我们伟大的各族人民付出了无数的劳动，包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取得的成果。三十二年的成就凝结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智慧、创造性劳动和献身精神。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不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而只是看到眼前的、个别的、枝节的问题，轻率地抹杀几亿人民三十二年的成就，很显然，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不是对人民负责的。这不仅是维护我们党的威信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保护人民利益的问题。我们党犯了错误，就要立即改正。《决议》能够得到国际国内的肯定和好评，得到党内党外的一致称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决议》采取了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自己有了错误，哪怕是我们的领袖有了错误，我们也毫不含糊地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且决心坚决加以纠正。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一部分从开始到最后，稿子写出来以后，可以说多次讨论中都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因为事实摆在那里，我们解放后的头七年，工作是做得好的，人民是满意的。这部分有个新的提法，同志们也可能注意到了，胡乔木同志已经作了说明，就是《决议》的第(9)节讲：“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耀邦同志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加了四个字：“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两句话，两种提法，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建国以后，曾经经历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以后，我们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我们经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可以叫作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过渡时期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段落。一个是一九五二年以前，这个段落主要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一个是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个是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官僚资本，改变成为国营经济。少奇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到：我们目前的革命敌人、革命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当然，在这个时候也已经部分地开始实行了初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搞加工订货；对农村，一九五一年发布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草案》，首先是老解放区开始进行互助合作运动的试点。到了土地改革全部完成以后，一九五二年底，毛泽东同志制定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先在党内进行讨论，然后向党外正式讲了。到一九五三年就进入到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原来设想的时间是三个五年计划，结果是一九五六年就提前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上就完成了。到一九五六年完成这个改造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社会制度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了。这七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光辉的，但《决议》也指出了五六年的后半年，我们在工作上的偏差和缺点。

　　刚才说这一段，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在社会上，也包括一部分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中间，有一些人（尽管不多吧）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我们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将新民主主义时期长期地坚持下去，以至于要进行到现在才好；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搞错了，现在应该回过头来搞新民主主义；有的甚至讲搞新民主主义都不对，解放以后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要搞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对于我们已经搞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怎么估价呢？他们说，你们说搞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搞了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这样的议论虽然不多，但不能忽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次全会讨论之前，提交给政治局扩大会讨论的稿子，就加了一节，就是现在的第(11)节，说明我们搞这个社会主义改造有历史的必然性。虽然没有批评上面这些观点，但实际上这一节是针对这些观点写上的，是有针对性的，是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

　　这一部分有一节是肯定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有一节是讲我们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最后一节是肯定八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当前以至于“八大”以后的各个阶段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对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分析问题。现在重新肯定八次代表大会对国内矛盾的分析，这个分析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新的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也就要根据这个主要矛盾来确定，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重新肯定这样一个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后来，就是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以至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两个十年，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是局部离开了还是完全离开了“八大”的这个正确分析？同时，对于我们理解三中全会以后所确定的方针、政策，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也有很直接的重要的意义。对于阶级斗争的情况提出这样的表述，是“八大”的分析，当然用的是现在的语言，就是“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还需要进行，人民民主专政也还要加强，但进行得对还是进行得不对，加强得好还是加强得不好，有个根本的方向，就是能够不能够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阶级斗争是进行得正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往这个方面加强也就是有益的。破坏生产力，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去搞阶级斗争就搞错了，这样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向也就走斜了。所以，如实地重新肯定“八大”的路线、方向，不仅是对历史的判断问题，同时对总结分析后来的历史发展，规定当前的奋斗目标，都有直接的意义。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一部分起草过程中间，讨论过程中间，是争论最多的一部分，修改的反复的次数也最多。直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几次修改稿送到小平同志那里，都很不满意。尽管一再批评我们，可是我们的脑子总是转不过来。因此，文字的表达总不能使人满意。后来检查了一下，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十年有“大跃进”，有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有三年困难，有反右派斗争以后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的逐步升级。这些问题把我们的脑子束缚住了，看不到全局，打不开思路，看不清楚十年发展的整个过程。因为脑子受到了拘束，所以思路就不清楚，文字表达的就不能令人满意。再加上在讨论过程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例如有的同志讲，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条“左倾路线”贯彻始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党的“左倾路线”长达二十年之久。本来我们曾经用过这样的题目，即《曲折中前进的十年》。对此，小平同志就很不满意；可是，也有另外一种不满意，说：什么曲折中前进，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是在曲折中后退。这种种议论，也不能不使我们在修改这个稿子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小平同志批评我们；另一方面，别的同志也批评我们。我们自己的脑子又受到了束缚，所以确实很难把这部分写好。一直到最后，提交政治局讨论之前，小平同志给我们定了盘子，奠了底，才把这部分的根本面貌改变过来。小平同志的修改意见，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来说取得这些成就是经过曲折的道路的。这两句话把我们的思想打通了。遵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第(16)节就是讲我们的成就，这个成就扼要地说来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现在能够得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部分是在这十年里头建设起来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经济、文化建设的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以及熟练工人，大部分也是这十年培养起来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的建设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当然，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但是，从主要点来讲，在那个十年都已经提出来了。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具体化，没有贯彻始终。当然，也有些问题还没有发现，但作为基本的经验来讲，这十年我们都已经摸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指《决议》）第十七页，整整一页多，就是写我们在这十年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在这个十年中间，同前七年有着不同的情况。确实前七年没有经过曲折的道路，而这个十年我们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这样成就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犯了错误，甚至犯了大错误。在前七年，中央的领导核心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集体领导是健全的。到了这十年，领导核心开始出现意见的分歧，集体领导开始出现了毛病。最早出现分歧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九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周总理、陈云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进行纠正，提出了既要反右倾保守，也要反急躁冒进。在指标的安排、投资的安排、计划的安排上要把急躁冒进纠正过来。这里联系讲一下“八大”的政治报告，开始只提反右倾保守，到了周总理、陈云同志提出反急躁冒进以后，“八大”的报告才两面都讲了。后来的实际工作，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实际工作，证明周总理、陈云同志及时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是正确的，实践的效果是好的，一九五七年我们的计划执行是顺利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开始不高兴，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说，对于反冒进他感觉到心情受压抑，心情不舒畅。说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往下降，投资多了减少一点，他不反对，可是提一个反急躁冒进的口号，给群众泼了凉水，损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对这一点很不赞成，一年来他心情不舒畅。到了南宁会议就专门批评反冒进，而且批评得很尖锐，使总理在会上一次、两次、三次作检查。从这以后，领导核心意见发生分歧，集体领导的毛病逐步出现，分歧慢慢地表面化。

　　可是，这十年当中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终究不同，当时还是有分有合，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不正确的观点，大家接受了。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一些观点是逐步升级的，现在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可是他提出来以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他提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同志都赞成。一直到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提出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都是同意的。还有一种情况，不但在观点上接受，而且在工作上跟着毛泽东同志一起执行他的一些错误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后来的反右倾，这是毛泽东同志自己闯的祸。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个月内就在全国普遍铺开，结果造成三年的困难。在那个时候，讲几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几年我们的粮食就可达到多少，钢铁就可达到多少。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其他的同志也跟着犯错误；在犯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首先发现错误，出来纠正错误，其他的中央同志也跟着他纠正错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多数同志提出了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心里虽很不赞成，但还是接受了。比如，反右倾以后，就是反对彭德怀同志以后，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自己对经济工作就不大管了，他全部心思搞阶级斗争去了。在这个时候，经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周总理、少奇、陈云、小平、富春等同志负责。他们发现错误，负责解决问题，改正工作中的错误。最明显的事实是在一九六二年，常委开了会，要转发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央还加了一个批语，要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行调整，常委同意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在武汉。会议之后，少奇、恩来、小平同志，专门带着会议的文件，到武汉去向他汇报。他看了文件说：既然多数都赞成，我也赞成。前面是有了分歧以后，多数同志向毛泽东同志靠拢，这次应该说是毛泽东同志向多数中央同志靠拢，少数服从多数。尽管有了分歧，但是，他还是尊重多数的。这十年中间，中央集体领导已经开始出现毛病，但基本上还保持下来了。政治局的工作，书记处的工作，国务院的工作，还能够正常地进行。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才能够使我们调整时期的任务顺利地实现，使我们的经济不但很快地得到恢复，而且重新走向发展。

　　毛泽东同志向多数靠拢，还应提一件很重要的事。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阶级斗争。大家或者作检查，或者接受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观点，可是会议上我记得有几个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少奇同志就是一个。他说现在提出阶级斗争，那么经济调整工作怎么办？阶级斗争和经济调整怎样互相结合呀？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都搞阶级斗争，经济调整就没人做了？有些同志也表示了这种担心。在这点上，毛泽东同志当时还是很谨慎的。整个会议是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后来的公报也是这样发表的。可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作总结，除了讲阶级斗争以外，还讲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这次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批评在这个问题上的右的倾向是很必要的。可是这个问题在全会上讨论一下就行了，不要往下传达了。要接受一九五九年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在中央全会上批评彭德怀同志，如果不往下传达，如果不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不至于中断纠“左”的过程。这次全会讨论一下就行了，回去就不要层层传达了，以免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一句话当时很多同志听了，心一下子就安下来了。如果当时没有这几句话，那个“八字方针”就没办法执行。因为陈云同志的讲话是五月份发出去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九月间开的，相差只有四个多月，那时正进行着经济调整工作，如果把十中全会的精神向全党进行传达，贯彻执行，经济调整工作就完全打断了，困难时期就不可能结束。毛泽东同志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这说明，这个时期的集体领导还是基本能维持的。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实际上有点各干各的味道。绝大多数的中央同志，集中主要的力量来搞调整工作，而老人家开完会以后就到处宣传阶级斗争。他后来讲，当时走了好多地方，一谈起阶级斗争问题来就鸦雀无声，因为好多人都搞经济工作去了。只到了三个省，这三个省的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一讲起阶级斗争来就眉飞色舞，他非常高兴。我记得这三个省委书记中间有一个就是刘子厚同志。以往中央开会，常委们就坐主席台，常委对面就是政治局委员，加上书记处成员。到了六三年，中央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对尚昆同志说，这次开会，在位置的摆法上要把这三个书记摆在政治局这排的中间。尚昆同志也不好问为什么这样摆，当时在坐的人也奇怪，旁边的人也奇怪，怎么这次政治局委员中间加进了三位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一直到会议结束，谁也搞不清楚。到后来毛泽东同志才讲清楚，说那是有意地让那些强调阶级斗争的书记坐在最前面，这才把这个谜底说穿了。尽管毛泽东同志对于阶级斗争是专心一意的，他的提法一步一步提高，可是终究要承认这个事实，这个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还只是在局部地区起作用，没有对全局发生支配作用。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观点，也还没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个地步，还是一般性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论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这部分中，小平同志多次讲的一个观点也表达出来了。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批评过去的缺点错误的时候，千万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别的同志都正确，只有一个人错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说，这样一种说法，这样一种写法，是不合乎实际的，是不公正的。原来我们的稿子中间也有这个毛病。他说这样一种写法和说法，必须改正过来。第(18)节就是这样讲的：“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部分稿子，乔木同志从头到尾修改，都是他自己写成的。去年七月份的稿子，乔木同志从头到尾写出来了，经过几次讨论，论点、提法、结构基本上还是去年七月份的稿子。当然篇幅比原来减少了，内容也删节了一些，段落也比从前少了一些，文字也做了一些变动，但是基本上还是去年七月份的稿子。这个稿子一开头就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举出来。这些论点是经过反复核对，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字，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这些论点列举出来，就使我们每个看到这个稿子的人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文化大革命”前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原来那些论点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而这些论点一形成，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同志他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决议》里头这些论点，我就不列举了。

　　这些论点归纳起来，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且这样的革命不只要进行一次，还要进行多次。最近王力写了一个交代，说把这些论点加以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作的，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同意了。后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王力在交待中还讲到这样一件事，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有几次谈话很感慨，说这许多年以来，在理论问题上听不到有不同的意见。胡乔木过去常常在他面前提出一些理论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再也听不到这种不同意见了。

　　《决议》列举了这些主要论点以后，就对这些论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严肃郑重的批评。《决议》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我同参加起草《决议》的同志，感到起草《决议》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老人家自己和自己“打架”，自己反对自己，这件事情最难处理。自从《决议》里头有了乔木同志写的这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党外民主人士讨论时，有一个比较有见识的教授，说这个《决议》是个杰作，最高明的地方就在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乔木同志没有写出这个表述之前，小平同志再三说要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但是起草的同志怎么写也写不好，乔木同志想来想去，想出来这么一个写法。这样写了以后，找到了出路。《决议》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讲，说经过这样一种表述，就更加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这样写了以后再说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就顺理成章了，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也就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了。乔木同志这一句话的意思说毛泽东同志自己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脱离了两者的结合。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样的论点，对国内阶级形势的分析，对党和国家政治错误的估计，也就很自然地不可能正确，而只能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的第(20)节是从四个方面来批评毛泽东同志这些错误论点的，也就是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这四个方面的批评都是很严厉的（外国人也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用语都是很重的。可是另一方面，又是科学的，是掌握了分寸的，甚至于语言用的也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思想也是用毛泽东思想。每句话都是很有斤两的，同时也是很讲究分寸，讲究准确性。比如第一条说，这些论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混淆是非”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还不很严重？可是这里并没有用颠倒是非这样的话。第二条说，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他不是讲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吗？一个革命领袖把敌我都混淆了，这个错误确实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可是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用认敌为我、认我为敌这样的话。第三条说，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毛泽东同志同斯诺的谈话说，那个时候这个也是“独立王国”，那里也是“独立王国”，他的话谁也不听了，他只好直接诉诸于群众。结果，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没有说打垮党的组织，更没有说摧毁党的组织，没有说反对群众，更没有说压迫群众。第四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语言也是很重的。任何意义的革命都不算，任何社会进步都不算。可是没有采纳那种意见，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反革命”。所谓掌握分寸，其中就包含着重要的内容，重要的意见，都要把毛泽东同志的严重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严格地区别开来。在用语和提法上也要掌握分寸，凡是能够用于、应该用于揭露批判林彪、江青的语言、提法，不能滥用于批评毛泽东同志。

　　小平同志讲，在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上，无论如何要坚持实事求是。后来他又讲，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好就好在这里。要评价整个三十二年功过是非的问题，特别是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的问题，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正因为掌握了分寸，所以这次《决议》发表以后，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也很严厉，可是，每个批评都是很公正的，令人心服。

　　作了批评以后，就是把“文化大革命”按照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成了三段，这三段文字都不长，但是重要的问题都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一部分的(22)节，是对老人家错误性质的分析，首先指出他要负主要责任，可是接着讲，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来讲，全局上来讲是严重错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还为我们党，为我们的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党内的问题，包括在对待林彪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的批判和揭露，包括三个世界的划分，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政策，也包括我们党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必要的工作，四届人大还能够及时召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能保存住，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能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老工人、老农民、解放军战士听了这些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说把我们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以下第(23)节讲了同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这里讲了我们的领导同志，讲了我们的干部，讲了我们的人民，讲了党外人士，讲了爱国侨胞，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还是坚定的，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在这个斗争中间，我们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牺牲，但终究由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们的经济建设还有一定的发展。我们还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而特别重要的是，最后我们还是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战胜了。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斗争的最后胜利，再次表明了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最后，第(24)节是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分析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是，要把很多的意思用很短的文字表达出来，集中到一块，要理解好这一段的意思，确实比较难，将来很需要就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地进行阐述、论证。因为我对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学习、进一步研究，我也还很难说得好，只想做点简单的解释。

　　现在《决议》里头写了两条，第一条实际上是写了几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讲了我们社会主义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因此，难免有错误。有的同志说，一九六六年总比开国前的经验更多了，那么为什么前七年没有犯那么大的错误，而到了六六年以后反而犯了大的错误？因此，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只是指出这条原因还不能够说服人。《决议》里头第二个层次的意思是讲毛泽东同志这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始终不愿意停步，他要不断地探索。他经常讲，一个任务完成以后，为了使干部不骄傲，甚至来不及骄傲，你就要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新的任务一提出，他就顾不上为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啦！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愿意停步的人。但是他探索的道路搞错了。本来到了“三大改造”以后，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了嘛，应该把主要的精力去探索这个问题，可是他认为还是阶级斗争是主要的问题。他每探索出一个阶级斗争的道理之后，首先向中央，然后向全党进行宣传。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抵制，却往往接受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党里的多数干部都是从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经验也比较多，本事也比较大，而对于经济方面的情况很不熟悉。这不是几个同志的情况，而是全党的情况。这样一种经历，遇到毛泽东同志一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就很容易接受。尽管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阶级斗争的新观点，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总是想办法去理解，想办法跟上去。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总喜欢接受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除了阶级斗争的经历之外，还有一个信仰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还相信毛泽东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比我们高得多，这是多年的实践使我们对他建立了这样的信念。毛泽东同志提出他这些阶级斗争的观点的时候，也常反复谈到与此有关的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多次讲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等著作，而且把他自己学习这些著作的理解和发挥，向我们进行教育。我们接受了这些教育，去读这些书，又从书中间证明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也就把这些论点以及根据这些论点进行的实践，看成是有理论根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斗争的严肃的工作。实际上，正象《决议》里头讲的，毛泽东同志误解了或者把马克思的有些话教条化了。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水平，相反地还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这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又相信毛泽东同志比我们水平高，自然我们应该接受他的论点，而且应该跟着干。最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苏联欺侮我们，我们反对它的霸权主义，反对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完全正义的。反对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同当时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开始我们认为苏联有修正主义，中国没有修正主义。后来毛泽东同志说苏联有，中国照样有。那时我们以为是指知识界、理论界有。后来毛泽东同志说中央也有，他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而且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总之，以上几个层次集中在一起说明，尽管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领导干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但是都还是想办法紧跟，没被打倒时紧跟，被打倒了以后仍然想办法紧跟，以至于被隔离了，被抓到监狱里头去了，都还是诚诚恳恳地作检查、作交代、作自我批评。那时有两句话，叫做从路线上找错误，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凡是受批评的人都从这些方面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周扬同志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被抓起来一直到出监狱近十年，江青等给他戴上的多种帽子他都不在乎，但是检查来检查去，确实认为对不起毛泽东同志对他多年的教育，每次检查到自己的时候都是这么个结论。我们挨过批的同志大概都可以记得，先是不理解，后来一揭发一批判，承认了错误，以后提高认识叫右倾错误，再上纲，叫修正主义错误，然后又上纲，叫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最后自己给自己戴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有个批示说：不要一提走资派都认为是坏人，走资派里头大多数人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死不悔改的只有少数。从此，走资派里头就分出来一个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我那时正被隔离，听了这个传达以后，觉得这一下有了盼头了，可以不当走资派，而当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戴上这么一顶帽子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情况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固然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论点是导致“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的主要因素，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可是那些论点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一个人接受，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即使发动起来以后，也延续不了十年之久。因此，有这种种原因互相交叉，互相影响。恩格斯讲，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力互相形成的一种合力。“文化大革命”，不考虑到社会的原因，不考虑到历史的原因，是说不清楚的。

　　至于第(24)节讲的第二个原因就比较好懂了。这里和过去有点不同的，就是前些日子我们有些同志过多地强调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对我们党的影响，不能低估。可是把毛泽东同志这样一种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只看成是封建主义影响是不完全合乎实际的。这节里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对我们的一些消极影响。在起草《决议》过程中，我们有一部分同志看了第一国际的章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表明他们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个章程里头各个支部和第一国际的关系，第一国际和领袖的关系还是很强调集中的。到了共产国际的时候，就更加集中了，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列宁这个人很注意发扬民主，但是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说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同实行个人独裁之间，决无任何意义上的矛盾。这也是受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在那种尖锐复杂斗争的环境底下，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白党的捣乱，没有高度的集中，不把自己党的力量集中起来，很难渡过那种艰险的局面。所以，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豆腐专政，必须是铁的专政，捣乱的人就是要就地枪决。看看那时列宁的文章，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简直恨得要死。他说出这些话来，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现在看来不少地方是不很妥当的。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好象也说过这个话，也引过列宁的这段话。好象是彭德怀同志批评毛泽东同志民主不够，不知道用了“独裁”这两个字没有，毛泽东同志反批评时就讲，与其你专政就不如我专政。庐山会议以后，好多省委书记、地委书记、以至县委书记照搬照套，批评犯错误的同志都用过这种语言，说什么你这右倾机会主义说我不民主，与其让你专政，不如我专政。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这里是不是传过这个话，我不清楚。我是听过那时不少省里的负责同志都是这样传的。到了斯大林时代就更厉害了。所以这次《决议》里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我们也接受了这些东西，对我们党也发生了影响。

　　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讲的是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这段历史，因为在第二个问题里头已经一起讲了，就没有什么补充了。

　　我曾建议起草组的同志，等《决议》发表以后写一篇文章，来扼要地介绍这个《决议》的精神。他们写了这么一篇文章，题目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文献》，准备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调查与研究》上发表。这篇文章改了好几次，现在大致上可以了。文章讲了怎样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怎样实事求是地分析是非功过，讲了几点概括性的方法问题，我觉得讲得好。把这一段作为历史阶段加以概括地说明，也许对同志们会有点用处。我把他们写的这一部分给同志们介绍一下。

　　三十二年的历史很复杂，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很多主要的负责同志在这个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包括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在这三十二年的活动中间，也不免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错误。对三十二年的总结要好好地体现小平同志所提的第二个要求，即实事求是地分析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做到这点，确实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央的集体领导下，写成了现在这个《决议》。在《决议》发表以后，大家认为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对历史人物的功过分析，都是令人满意的。那么究竟这里头贯穿了一些什么方法，这里讲的几条，都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概括出来的：

　　第一，先要分清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正确和错误。《决议》全面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三十二年每个历史阶段的指导方针和各项主要工作进行了具体分析。建国以后的头七年，党的指导方针基本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历史比较复杂。在这十年中，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失误，但是，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了全面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前两年在指导方针上继续犯有左的错误，使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根本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使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尽管三十二年遭到严重挫折，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可是，掩盖过去指导方针上发生的错误是不应该允许的，这样，必将导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忽视和否认我们的成绩，以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正确的指导方针，也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它既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还会瓦解人民的斗志。这就是说要分清主导方针的正确与错误。

　　第二，要分析党的指导方针发生错误的不同情况，正确地估价每次错误造成的影响。指导方针错误，情况不同，影响不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里，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过几次错误，但是，每次错误的情况都不完全一样。《决议》对这些错误作了具体分析，例如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既总结了对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也分析了这次运动的问题是它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对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既总结了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指出了党为纠正这些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对一九六三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肯定了它为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又指出了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它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同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相比。“大跃进”的错误严重，是支配全局的。后者，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地步。《决议》对这些错误的区分是实事求是的。只有作了这样的区分，才不至于一有错误就全都是错误，而看不到我们工作的正确的出路。有些同志对这十年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原因之一就是对这一阶段缺乏具体的分析，这包括我们起草的一些同志在内。

　　第三，在肯定指导方针正确的同时，也指出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指导方针是对的，而推行中间还是有错误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批判指导方针发生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一定范围内的正确工作。指导方针在全局上讲的是错误的，可是有不少工作还是做得好的。这点，在毛泽东同志的《学习和时局》中，讲到过反对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绝对化倾向。《决议》坚决地纠正了过去那种所谓路线对了一切皆对、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例如，对建国后的头七年里，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具体执行这条方针的过程中，也存在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采取的形式也过于简单化等缺点，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很不适当。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它使我们对这段工作的认识更加全面。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所以要对生产关系进行部分的调整，放宽农村政策，适当扩大公有制的必要补充的城乡个体经济，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遗留下来的这些缺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指导方针，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坚决否定。但是，在这段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党还是制定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并且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例如，毛泽东同志曾对某些具体错误做过纠正，保护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外的知名人士；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使党的工作有了转机；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使形势有了好转。肯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是肯定党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做的艰巨努力。把党纠正错误所做的工作同指导方针的错误加以区划，这样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于我们从中更加切实地提出经验教训也是有利的。

　　第四，把指导方针的错误同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努力和斗争区别开来。这个问题上面，为什么说过去有的不要用路线斗争，不要讲路线错误？就是过去这个路线斗争上挂下联，连个普通的老百姓都要跟着检查路线错误，这个毛病不改不行。路线如果要用的话，也只是少数人，上边的事。所以，要把指导方针的错误同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努力和斗争区别开来。在批判指导方针错误的同时，要充分肯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和斗争。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表现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这是好的。在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中，开辟出了新的局面和有利的局面。那种一提“大跃进”就把当时发生的一切都看成很荒唐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的斗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一九六七年春天发生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而进行的一次伟大义举。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党和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力排除种种干扰，还是引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努力，仍然取得了进展。肯定这些成就，不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而是要肯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和斗争是难能可贵的，可歌可泣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看不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和斗争，是不对的。我们党所以能够战胜反革命破坏，并最终纠正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没有完全改变性质的重要基础。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够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第五，明确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性质，不着重个人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的当地的情况分析，弄清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所犯的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是属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有些可以避免，有些很难避免，因为确实没有经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属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指导方针上发生的错误，由中央领导集体负责，同当时的一切成就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一样。“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同志，同时党中央也承担了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他的错误的责任，总结了教训。《决议》除了对于错误的责任作了正确的区分之外，对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也做了深刻的分析。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也必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在长期胜利面前滋长骄傲情绪，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的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同时，这些现象的产生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有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决议》在这方面所做的分析，对全党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决议》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第七部分，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没有写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时，《决议》中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一段，可是总觉得写得没有力量。尽管文字的篇幅不算少，还是达不到小平同志的要求。后来，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写上以后，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决议》(27)节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只用了很少的文字。可是因为前边有了二十八年的回顾，解放后各个阶段的前边又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所以在这里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用很多的话就可以写得很清楚。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应该从几方面来看，这个意思也体现在整个《决议》里。

　　首先，就是从全部的历史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平常我们说看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对毛泽东同志也要看他的全部历史。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前二十八年中，他所提出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领导我们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我国人民的这些贡献，大家都是亲眼看到的，加上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贡献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做出的贡献，把这些贡献同他“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间的严重错误来比，谁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功劳远远超过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仅仅分析解放后三十二年的历史，那实际上就把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割断了，这样来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就不符合实际。

　　第二点，就是要从全面的观点来评价他的功绩，要把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活动，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中来评价。我们原来的稿子只是孤立地写个人的贡献，没有放在党的全部历史中、全部工作中，缺乏全面的观点，所以，不能把他的历史地位充分地显示出来。现在，改变了这样的写法。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讲到毛泽东同志的工作的时候，讲到他的正确方面也好，讲到他的错误方面也好，都是把他放在全部党的工作中间加以衡量、加以比较的。比如说，解放前土地革命时期，既讲了根据地，也讲了白区；既讲了武装斗争，也讲了群众斗争；根据地里头既讲了井冈山，也讲了其它许多根据地；讲红军的时候，既讲了一方面军，也讲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也讲了其它根据地的红军部队。这个时期，可以说凡是想革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蒋介石屠杀政策的人，都到处在搞武装斗争，到处在组织红军，到处在建设根据地。也正因为讲了这些全面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况，也就很自然地把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显示出来了。大家都搞根据地，而毛泽东同志搞根据地却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大家都建设红军，而毛泽东同志建设红军的方针、政策、制度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大家都指挥战争，而毛泽东同志指挥战争的战略、战术也跟别人不一样。只要把全面的情况一说，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地位就更清楚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一套是严重错误，可是他在这个时期为我们党为我国各族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这样一比，就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来了解他错的错在那里，对的又对在那里。

　　第三点，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来看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和过失。这在《决议》里头没有显著表明，但是，细心地阅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解放前的二十八年中间，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从失败转向胜利，其中一次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是一次很大的历史转折。在这次转折中间，大家都有贡献，而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说来，就是走出了一条井冈山的道路。另外一次从失败转向胜利，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是我们党从失败转向胜利的第二个重要关头，也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突出作用。建国前的二十八年还有另外一类的转折的重要关头，就是从胜利到新的胜利的重要关头。《决议》里头写出来的是两次，一次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它的和平解决到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发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制定独立自主地发动游击战争的战术和策略，这是使我们党能够在敌后建立很多根据地，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决策。前几天已经发表了主席的几份电报，从这些电报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刚一发生，怎么样部署我们自己的部队。第二次从胜利转向更大的胜利关头，是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的召开。两次从失败到胜利，两次从胜利到新的胜利，这是过去二十八年历史转折中间的最重要的关头。从这些重要关头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同志作为领袖确实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在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上，他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了高度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这样一写，人民就明白了，毛泽东同志的功劳和领袖地位，不是什么人硬树立起来的，而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建国前的二十八年，实际上还写了一些其他重要转折关头。例如，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转到人民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打到外线去；指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七届二中全会为全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战略决策和理论准备。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同志确实比别的领导同志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解放后，这样的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也同样地在《决议》里头分别地写了。土地改革完成后，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来又提出“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心要转到技术革命，这些提法都是对的。过去人家失败了，他挽救危难，把失败转为胜利；或者别人错了，他出来纠正错误，开展工作的新局面。完成了三大改造以后呢，在他自己身上出现了另一类情况。“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个乱子确实是老人家闯出来的，可是，首先发现这个乱子，纠正这个乱子，也还是老人家，那个时候刮“共产风”，如果不停止，我们的工农联盟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危险。老人家这一点上很谨慎，而且发现得很快。北戴河会议是八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十一月，当中只有三、四个月。“文化大革命”十年遭到巨大的损失，他自己不改正，也不愿意人家来改正，就是《决议》里头讲的，他不能容忍小平同志系统地改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搞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失败，如果叫失败的话，不是靠老人家自己来改正，是靠现在的党中央扭转过来了。但是，从全部历史发展来讲，他在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出来说话，出主意，促进历史向前发展，同在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他出主意，使历史发生倒退，从这两个来比，还是前者远远超过后者。

　　最后一点，就是从思想理论上的贡献来看，这是更清楚的。陈云同志讲过，延安前后写的文章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来。《毛选》五卷，其中大部分是建国以前写的，建国以后也还写了好些篇很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武装我们的党，武装教育我们的干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象陈云同志所说的，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实际上不只是“三八式”的干部在内，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包括解放初期的干部，我们都从他的理论著作中间，都从他的哲学的著作中间，得到了教益，吸收智慧，吸取力量。

　　这个《决议》处处从这四个方面来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各个历史阶段里头贯穿了这种思想，贯穿这种方法。《决议》的(27)节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科学规定。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和中国各族人民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也是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理论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去世了，可是他的科学著作，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要长期起指导的作用，继续成为我国各族人民，我们党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决议》的这一部分的(28)节，就是讲这样一个科学理论是在什么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因为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世界各国人民谋求解放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中国终究是这么一个大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又受了国际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侵略和统治，资本主义在我们国内已经产生。无产阶级数量虽然小，但是，因为他受着三重剥削，比较集中，战斗力很强。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农民在中国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还有其他的各种条件。这些情况和问题，在马列主义的著作中，都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后来，少奇同志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共产主义中国化。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革命也才能够取得胜利。解决这个问题，靠搬书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照搬马恩列斯的原著，背诵马恩列斯的这个具体结论，那个具体结论，以为背诵这些结论，或者搬用苏联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好办了，这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决议》里头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普遍地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党也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导致了一九三一年以后四年的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以至于革命已经走向胜利，又重新遭到失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就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显示了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来解决中国革命复杂问题的本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可以说，首先就是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教条主义在这一个时期是左倾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我们党绝大多数的干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因此，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同苏联一个很大争论的问题，以至于这次《决议》发表以后，苏联的评论是跟我们相反的。我们说战胜了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此，革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苏联说，三十年代以前或者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党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也就是遵义会议以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派别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就脱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使革命不断地犯错误。至于王明更是在这方面卖力气。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怪事。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了的东西，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了的东西，就有那么一些人，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实践的检验。国际上有这种现象，国内有这种现象，在我们党内也有这种现象。这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党员，绝大多数人民是解决了的。可是，对于我们党内，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解决了，还很难说。这个《决议》里头写的是历史，可是这个问题仍然有实际意义。这方面的具体的事情，我想同志们都经历过。我们河北省是个老的根据地，很早以前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有很多老干部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回顾一下，就可以很深刻地很亲切地认识到我们党同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更进一步地来领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这么一个条件下，是怎样同教条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形成毛泽东思想，使我们的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

　　在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在同错误倾向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以后，《决议》又进一步指出，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展开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后面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在讨论这个《决议》的过程中间，有些同志就讲，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了，理由是毛泽东思想在争取新民主主义胜利中间确实起了伟大的作用，可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就再没有什么发展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坚持了。这句话就是针对这样的思想写上去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讲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内容的时候，特别讲了一段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科学规定，这一节里头讲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同我们过去的一种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或者相统一的思想，是一个意思。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过去我们也是经常说的，不是新的语言。这里加了一个重要的话，“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个意思的反面，就是说，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象“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论点，不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对毛泽东同志一生进行过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还有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句话在叶帅讲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大家对于这句话都认为表达得很好。实际上，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在延安的时候他就说过，你们说我写的书很好，写的文章很好，怎么是我写的呀？这是用血写成的，是我们的先烈，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在长期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过程中间，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包括反面的，凝聚而成的思想。在《“七大”的工作方针》里，毛泽东同志也讲到这个意思。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思讲清楚，相反地只是偏重于讲了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贡献。这一段里头，又根据六中全会的讨论，加了两句话，“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我们很多卓越的领导人都曾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方面进行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些总结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也是集中了这些卓越领导人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经验，写成了他的科学著作。这里解释一个问题，前些日子，我们一些文章论证说，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领导人又作出了贡献，那么，少奇同志的全部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周总理的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在这次起草《决议》过程中觉得不太准确。少奇同志的著作，还是少奇同志的著作，总理的著作还是总理的著作。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是因为他们的著作里头，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对于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方面的问题那方面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把他们这些东西，经过考虑，用他自己的文字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加以表述。举个例子，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个意见，最早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听了这个意见以后，认为很好，我们党内要形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整个国家也要形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后来，毛泽东同志就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段话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第一次写出来了。这个意见是少奇同志贡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考虑，经过他的表达，这样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了。象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不能够由此说少奇同志所有的著作都叫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尽管他很多观点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致的，但终究是少奇同志的著作，少奇同志的思想，不能够把少奇同志的著作、少奇同志的思想都算成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后面这句话是要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同志作了很多贡献，可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是表现在他自己的科学著作中。要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最主要的还应该学习阅读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著作。

　　下面两节讲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这两节，一部分是讲他的理论贡献，一部分是讲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两节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充分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指导作用，并且科学地阐述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首先是关于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归纳成为六条，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这六个方面，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理论是具有创造性的，确实是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经过这样一个表述，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当然，因为文字的关系，不可能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六个方面的内容详细地加以论述和展开，但是可以说，也应该说，关于毛泽东同志这六个方面理论的精华、最精粹的部分已经在《决议》里作出了概括，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是很丰富的。决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再说的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需要再来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今天国内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不大了。可是，其他方面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有很多内容，今天要坚持，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坚持。所以小平同志讲，我们今后做的事情，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思想中间的一些最主要的东西，也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规定了的东西。这六个部分的表达，同志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把林彪、江青歪曲了篡改了的东西，或者捏造的东西，都加以排除了。我们今后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应该以《决议》里写的内容为准。《决议》虽然文字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些差别，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个部分的内容，都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意，是比较准确的表达，以后宣传毛泽东思想应该以这个为基本内容，当然，应该展开，需要论证，还要对照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著作，加以阐述。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列举了毛泽东同志对有关问题的重要著作。将来进一步学习时，起码应该学习这里提到的重要著作。还有一些著作没有列进去，有时间也应该学习。但是，起码应该把《决议》里列举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左倾错误论点，应该加以区别。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主要应该是《决议》里规定了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错误的，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范围内。《决议》中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理论、这些著作要学，尤其重要的，是从学习这些理论、这些著作中，来领会毛泽东同志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概括。这一部分，全会讨论时，大家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条本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认为表达得好。但对这三条之前的导语非常不满意。我记得原来的写法大致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其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对这一段话，大家在讨论中，很不满意，说这样一来，就给我们一个印象，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在哲学方面，世界观方面，辩证唯物论方面的贡献只是一些方法问题。他们说，这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要求起草小组重新考虑修改这种写法。有的批评还更尖锐。听了同志们这些意见后，起草小组修改了多少次，经过乔木同志修改，改成现在的表述，大家都很满意。这段话很重要，我把它念一下：“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同志很称赞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结束语所说的，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它的词句，不是拘守它的个别结论，而是领会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他在延安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就应该从马列主义著作中间找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东西当作我们的武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决议》中说，这个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然后接着讲“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有了这样的表达以后，那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占大多数，尽管我们的今后任务不同了，今天不存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些问题了，可是，怎么样从《毛选》一、二、三、四卷中间来学习他解决复杂的重要的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我们的重要课题。只要认真领会了，对于我们当前的工作仍然会起很好的作用。还有一句话，“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要搞成功，就要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条。如果失败了，事情搞错了，往往是违反了这三条，往往是没有按照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办事。

　　刚才说了，毛泽东同志是去世了，可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科学理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还是长期值得我们珍重、珍贵、珍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而且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精神武器，或者说作为精神支柱，用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励人民。否则，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现在西方出现了一些进步的学者在讨论这样的问题：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说只有物质的丰富并不等于幸福，只有物质丰富，精神生活又高尚，这样的社会才是幸福。我们这个民族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同时注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毛泽东思想，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提高我们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道德风尚的一种最好的教材。现在在少数群众中，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中间，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很值得重视！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丢掉，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整个人民的精神文明、精神生活，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思想，可以保证人民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操、高尚的品质，友好合作的关系、为事业牺牲的精神。这样，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才能够形成统一的行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正是引导和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共同奋斗的思想旗帜，我们党在过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干部，教育了广大人民。过去这样做了，使得我们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和今后，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要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还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干部，教育全国各族人民。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继续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是一向提倡，一向坚持的。

　　我们的同志中间有那么几个人，别的地方也有，听说河北也有，对小平同志说这样那样不好听的话。我想这大概同他们对很多情况不了解有关系。想借这个机会，把我所知道的小平同志多年以来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做的事、他讲的话，给同志们介绍一下。这是为了帮助那些对小平同志态度不端正的同志，更主要的是为了使大多数的同志知道小平同志是怎样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便于帮助那些少数同志改变立场。即使做了工作，还有个别的人要坚持他那一套，那也可以缩小他的市场，不至于动摇我们大家对党中央的信任。

　　《决议》里讲到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同江青、“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回忆当时的情况，这个斗争就是同江青、“四人帮”歪曲、割裂、篡改、捏造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也就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或者，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他的本来面目是怎么回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先是被林彪，后来被“四人帮”歪曲、割裂、篡改、捏造得面目全非了。大家也许还记得，小平同志被打下去以后，“四人帮”批判了所谓“三株大毒草”即《论总纲》、《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工业发展二十条》。大家可以把这三个东西拿出来重新看看，那里头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提法，都是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提法。那个时候通用一种办法，毛泽东同志的语录用黑体字排出来，其他的用普通字。《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前面十条全部是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后面的说明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来说明的。所批评的观点都是违反毛主席这些论述的错误观点。《工业发展二十条》，也是前面引了十七、八条毛泽东同志在经济发展、工业发展上的论述。《论总纲》中，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语录有五十四条，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同志的语录。所谓“三株大毒草”，实际上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捏造。斗争的性质，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性质。“四人帮”栽赃说，邓小平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确实是捏造的。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对于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自己不高兴。斗争的艰难也就表现在这里。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尽管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忠实的，可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林彪、“四人帮”的歪曲、割裂、篡改、捏造，在老人家那里还通不过，更说不上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了。实践证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对的是小平同志，而错误的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至于“四人帮”是反革命，可以不去说它。尽管小平同志被打下去了，他对于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个立场，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他出来工作以后照样坚持。这里我按年月给同志们把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谈话数一下，让那些到现在还说小平同志坏话的同志听一听，也让大家来听一听，那种骂小平同志的话，那种骂小平同志的人，是对还是不对。

　　一九七七年《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的社论出来后，小平同志那时还住在医院，实际上还处在被隔离的状态。有好几位中央的同志，其中包括王震同志、耿飚同志到小平同志那儿去讲，说这“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小平同志立即支持他们的意见。这一年四月十日，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里“准确的、完整的”六个字，对于批判“两个凡是”起了了不起的作用。

　　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同几个同志的谈话中间说，汪东兴、李鑫同志他们曾经来看过我，我就当面给他们讲，你们这“两个凡是”提得不对。马恩列斯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同志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世的话，他肯定反对你们“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当着他们的面说，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我们要高举这个旗帜，就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同年七月，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小平同志有个发言，他的发言的第三部分就是专门讲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他的发言的主要部分。他反对林彪、“四人帮”用片言只语来欺骗人、吓唬人，实际上是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

　　十一大的闭幕词中，小平同志讲，要恢复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其中就包括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联系群众，也是群众路线。

　　后来，在科学大会、教育大会上，批判“四人帮”的“两个基本估计”，恢复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科学论点。也是在这个期间，小平同志指导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起草按劳分配的文章，阐明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他说过，在这篇文章中间要把毛泽东同志许多有关的正确论点加以引证，加以阐述。

　　到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间，他明确地指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反对照章办事，照搬照抄，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力的支持。

　　一九七八年九月，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回来到东北，针对当时有个同志在东北讲话宣传汪东兴同志的“高举、紧跟”，也针对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讲到怎么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办事，实际上是在损害毛泽东思想，也要损害毛泽东同志。他在那次讲话中说，如果按这种“两个凡是”的观点办事，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我们照着说，做过的照着做，毛泽东同志没有说的我们就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做的我们也不能做，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条件，虽然同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有很大不同了，也不应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就不能引进先进技术，更谈不上要借用外资了。这样的话，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够造成妨碍，而不能有任何好处。我们要解放思想，甚至于一个生产队、一个车间都要考虑怎么样解放思想的问题，结合本厂、本车间、本队的问题，同群众好好商量，要实行什么改革，要采取什么新的政策。

　　一九七八年冬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小平同志接见外国记者就很明确地讲到，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就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党、中国人民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同年十二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对我们党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其中对毛泽东同志的估价，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有这么一段话（这些东西过去都下达了，可是有的同志硬是不看，看了也不想，怪话照样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华各族人民就还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坐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引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务虚会上，确实有那么几个理论工作者，在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是出了格的，首先出来代表党中央批评这些出格的同志，出格的观点的，还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在这里讲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我也给同志们念一下。这个也是下达了的。小平同志讲：“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中心斗争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他还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小的插曲，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党和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这就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在这次讲话中间，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年春节的讲话，又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再次讲到了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小平同志前后十六、七次讲话都指出，第一位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问题，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其中四次，在前面已经给同志们传达了。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又说到还要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全面的评价。他说：“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到了去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一次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这里还只是引用了小平同志在党内的讲话。公开的、跟外国来访人员和外国记者的谈话，也多次地阐述了怎么样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怎么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远的不说，就从他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到他重新出来工作，一直到最近主持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平同志是一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我们发展毛泽东思想，还要求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明确地反对两种不正确的偏向，一种是贬低或者否定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用“凡是”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决议》中的第(31)节，把小平同志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两种错误的态度作了表述。这里有这么一段话：“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不赞成对老人家晚年的错误进行批评，实际上自己就想坚持老人家晚年的错误，华国锋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要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那么怎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呢？《决议》写得很清楚：“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这也就是小平同志多年以来所说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以不只是《决议》的这一部分，整个《决议》都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纠正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正确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重新肯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毛泽东思想，是同“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了的科学理论。

　　第八部分也是《决议》的最后一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对这一部分介绍四点：

　　第一点，四项基本原则是长期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各项工作、各个地区都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避免地要同那些从“左”的方面或从右的方面来歪曲、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是长期的。最近小平同志讲，我们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再加上我们处在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国内总还有一些人，甚至有一种势力，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象这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还要长期存在。在这里小平同志附带地讲了一下，同过去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提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已经转变了，可是阶级斗争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这次《决议》在这句话的后面，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还加了一句话“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讲两条道路的斗争，说得扼要一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说得准确一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路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道路，这些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存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是应该主要反“左”还是反右，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正确地加以确定。

　　第二点，今后的一切工作，就是要集中全力来实现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所包含的十项方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讨论《决议》的过程中，对于《决议》中的十项方针，曾经经过多次反复，甚至有的同志曾经考虑是否不讲这十项方针，留待将来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再去讲。后来中央认为，不讲不行。四项基本原则，全党一致赞成，一致执行，很重要，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可是，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包括经过这个《决议》作出总结的历史问题，如果不加以具体地扼要地作出规定，那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还是不能够达到。因为虽然同意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对这个方针，对那个任务，对这个经验，那个教训，还可以有这样的解释，那样的解释。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写上今后的十项方针。这十项方针是对我们三十二年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总结了过去，又面对现实，规定我们现在以至于以后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怎么办是对的，怎么办是不对的，这样才不会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经过修改，经过补充，最后全会的同志认为这十项还是写得好的。按照这十项去做，来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党的行动，更能够使我们党意志集中，行动统一，步调一致，更有战斗力。

　　第三点，全会以前几次讨论中，同志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的，但是要注意，不要因为否认这样一个理论，就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以后我们不需要革命了，不需要进行革命斗争了，不要革命理想了，不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了。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很大重视，认为提的是对的。因此，就要讲清楚“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含义，讲清楚平常我们对“革命”的意思、内容的解释同原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含义究竟有什么区别，而且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讲清楚这个问题。对这个重要理论问题，乔木同志的说明中回答了，请同志们好好看一看。后来在讨论过程中，特别是在修改《决议》过程中，又进一步地结合我们的历史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前，在阶级对抗的情况下，是人民大众起来推翻三大敌人，这当然是革命。解放以后，经过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这仍然是一场革命。我们过去搞这两个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的方针、政策、路线经过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与此相关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在全国胜利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于三大改造过程中间，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没有错，在这种条件下讲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对的。要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要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制度、旧的阶级消灭。虽然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和平改造，方法步骤是和平的，可是目的还是要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这是第一。第二，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革命。所以我们还要坚持革命斗争，还要坚持革命旗帜，还要有革命理想，还要有旺盛的革命斗志。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意志衰退，很显然是违背历史的要求的。尽管有些同志年纪很大了，精力不够了，甚至于退到第二线，当顾问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能使自己的革命意志衰退，还要继续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增添一砖一瓦。第三，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愈来愈巩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再也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了。耀邦同志要公安部统计一下，现在没有摘帽子的地主、富农还剩下多少，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不能接受改造的、在新的条件底下又重新活动的、故态复萌的，以及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敌视的态度，投靠台湾、投靠帝国主义势力，甘心情愿地给他们当特务的，各种敌对的势力、敌对的分子、敌对的成员，究竟在全国还有多少人？一下子统计不出来。各级党委也好，公安部门也好，今后应该把了解敌情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麻痹大意。这个准确的数字现在虽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地作出一个估计，就是这样的人比三大改造以前，甚至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一个时期，是少得多了。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这样的人会愈来愈少。过去毛泽东同志说是百分之五，后来说是百分之一、二、三，现在究竟有多少，还需要调查。但是，比百分之五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可以确定的。人民的范围就比过去扩大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是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之九十多，全国也是百分之九十，后来是百分之九十五，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比百分之九十五要多得多了。我们在社会科学院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包括历史的反革命、不能摘帽子的右派，以及曾经给敌人当过特务的，还不讲他们的现实表现，这样的人只剩下百分之一到二。属于人民范围的，尽管思想水平、觉悟水平参差不齐，占全院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这是机关，地方是不是这样个情况，我没有掌握材料。总而言之，人民的范围扩大了，革命的对象缩小了，在这样一个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底下，还能提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敌对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被消灭了，他们中的残余分子如果捣乱，我们镇压就是了。再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象“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也当作一个阶级推翻，结果尽管毛泽东同志说是乱了敌人，而实际上是乱了自己。这样的革命再也不能搞了，再搞实在不象话了。阶级斗争不能够忽视，《决议》里说了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我们不能松懈警惕性。但是，不应该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能再执行这样的方针。不能这样搞，那么该怎么搞呢？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很深刻的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分阶段地、稳妥地来解决每个时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列宁也曾经讲过这个道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我们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实行改良主义政策是错误的，取得了政权之后，我们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一步一步改革，一步一步前进。拿哲学上的语言来讲就是，经过量的变化的积累，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质的变化。停步是不对的，但是乱来也不行，要经过踏踏实实的工作。这个问题请同志们看看胡乔木同志那个说明。

　　最后一点，就是全会强调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在我们党内，就是要再三强调这点。《决议》通过以后，就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语言，统一口径。思想不通怎么办？组织服从。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允许发表，以至于向中央提建议，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你在组织以外的言论和行动，必须同六中全会的《决议》，六中全会的精神，严格地保持一致。过去那种中央的文件一下来，品头论足、发牢骚、说怪话的状况应该停止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不负责，对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不考虑怎么样执行，而是乱发表这个议论那个议论，好象自己置身于党外，忘记了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是站在党员的立场来对待党的事业。前一段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不管中央哪个文件下来以后，首先不是领会精神，考虑怎么样贯彻执行，而是议论一番，说这也没有写，那也没有写，这也写得不合我的意，那也写得不合我的意。或者不说我自己首先应该怎么执行，听别人散布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也不起来批驳。这确实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现在既然已经作了总结了，这种现象应该到此止步了。如果过去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自己检查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以后该按照六中全会的《决议》真正做一个象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了。没有这一条，我们党的团结实现不了，没有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也实现不了。所以，《决议》最后强调要在团结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来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要向同志们介绍和解释的到这里就算完了。耽误了同志们许多时间。讲得不正确的、不妥当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谢谢大家。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印  一九八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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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印　一九八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