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铸同志对观摩学习京剧《红灯记》的中南区戏剧界代表的讲话

　　（同志们：）

　　昨天晚上我去看了《红灯记》，今天上午知道同志们来了。这次请你们来看《红灯记》，目的是要求大家演出好戏来。来看戏的有编剧、导演、演员，还有文化局长。这个戏可不好看啊！王匡同志叫你们来看戏，是个“阳谋”。他叫你们看戏，分明是“将”你们的军，要你们拿出好戏来。

　　中南地区，去年就想搞一次会演。拿不出好戏来，没演成。要会演就要有一定水平，要拿出好的剧目来。中南局决定今年7月初在广州会演，现在离会演还有4个月，回去作好准备，还来得及嘛！王匡同志的这“阳谋”是好对付的。这次看的是《红灯记》，到时候不再看《红灯记》了，要看你们的拿手好戏了。全国出了一个《红灯记》，我们要拿出象《红灯记》那么高的戏不容易，但至少要拿出接近这样水平的戏。当然，《红灯记》也还是个尝试，并不是不能超过的。

　　我过去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怀疑的。过去看的一些京剧现代戏，味道不大。去年在北京看了京戏《芦荡火种》，最近在北京又看了京戏《红灯记》，看了之后，我就非常心服。看了《芦荡火种》，我已开始不怀疑京剧演革命现代戏；看了《红灯记》我就更加拥护京剧演革命现代戏了。

　　既然京剧都能演革命现代戏，还有哪个剧种不能演呢？粤剧不能演吗？粤剧过去就是演现代戏的。桂剧、湘剧、汉剧都可以演。豫剧不是演得很好吗？湖南的花鼓戏更适合演现代戏。演现代戏，京剧是个最大的堡垒，这个堡垒一攻破，其它剧种就好办了。京剧的历史不短，程式比较严格，宫廷化又很厉害，改演现代戏是很困难的。现在京剧既然能够克服困难，演了现代戏，而且演得很好，那么别的剧种为什么不能演好现代戏呢？

　　现在大家看了《红灯记》，都说是地道的京剧，又好听，又好看，对原来的形式有所改变，但保留了京剧的特色。这当然不是说《红灯记》就没有缺点了，到此为止了，不能发展了。这出戏还可以不断的改进，肯定会越改越好，越改越高。

　　《红灯记》确实是好戏，很感动人。有的戏使人看了不舒服，全身起鸡皮疙瘩，《红灯记》就不是。我是不大爱流眼泪的，我看了两次《红灯记》，两次都流了眼泪，感动人嘛！一场是李玉和被捕，一场是刑场，是高潮，使人很感动，形象和语言都很动人。流泪，这就是唤起了观众内心的共鸣，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这样的戏多演，就能使群众的觉悟慢慢地提高起来，使群众在艺术享受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育。

　　话剧也有很大进步，看了也使人感动。象《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南海长城》、《带兵的人》等很多戏，我看都不错。昆剧《琼花》我没看，听说很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我看了，很好。好戏总是感人很深的。歌剧《江姐》也不错，但剧本有些缺点。演双枪老太婆的那位演员，也认为《江姐》远不如《红灯记》好。她看了四次《红灯记》都流了泪，她说《江姐》就没有这样的效果。最后两场，江姐对沈养斋提出的问题，有些江姐没有回答，没有把沈养斋驳倒。沈养斋演得好，作为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得好，但江姐没把他压倒。江姐的形象比较弱，使人感到不够有力量。《红灯记》里的鸠山也塑造得好。我们往往把敌人写得很简单，鸠山就不是这样。袁世海同志对鸠山这个角色有创造。鸠山很狡猾，很阴险，但在李玉和面前，他还是没有办法。李玉和是共产党员的形象，表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唱词要适合人物的思想、感情、身份、生活。《江姐》的唱词有很多是好的，有感情，适合身份。说它好，还因为它没有概念化的东西，没有标语口号。《红灯记》的唱词也没有标语口号，只是李玉和牺牲时喊了两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两句口号是非喊不可的。我们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江姐》的唱词虽然很好，但个别地方辞意不够确切。如江姐唱的“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这句话，说它错，也没有错，就是不确切，而且失之过柔。这一句原是从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变化出来的。借用古典诗词中的好句子，加以变化用到现代戏中来，是可以的，但要用得恰到好处。《红灯记》有些词也可能是古典诗词中变化出来的，如李玉和唱的“山河破碎，我的心肝碎，日月不圆，我的家难圆”，还有老奶奶唱的“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就很好。我们有些戏的词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说话还可以，唱词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

　　当然，《红灯记》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红灯记》的剧本确实很好，情节不离奇，而又能一浪高一浪，一环扣一环，变化不少，又不是不合逻辑的变化，不是故意加进去的变化。戏里不是把三代人都枪毙掉，而是留下小姑娘，这是挖空心思的。《红灯记》不但剧本好，唱词好，演员也演得好。但我看唱的方面还可以多一些，京剧的味道还可以加浓一些。我对袁世海同志的唱就不够满足。当然，他那种唱腔是为了表现鸠山的阴险、狡猾，但能不能多唱一点呢？袁世海同志塑造的鸠山很成功，鸠山不是豆腐，很狡猾，很厉害。在这样敌人的面前，正面人物能够战胜他，才能使正面人物的形象真正树立起来，显得高大而有力量。如果几句话就把敌人压倒了，那就没有什么好看了。袁世海同志的表演为塑造反面人物提供了经验。当然也不要照搬，把所有的反面人物演成一个样。京剧本身是音乐歌舞剧，李玉和演的是京剧武生动作，老奶奶、李铁梅、鸠山也都用上了京剧动作，但唱要与动作结合。舞蹈动作还可以加一些。京剧是惯用虚拟动作的，骑马没有马，只有一根鞭子，进门没有门，靠演员的动作表演，布景也总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红灯记》有布景，这是需要的，但是否要象话剧那样实呢？我看不一定。

　　现在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实际；再就是把现实理解为自然主义，舞台上出现了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的东西使人感到悲观，没前途，阴森森的。这是资本主义快要腐烂时代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末日的情调。我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要使人看了，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是很美的，给人以美的感受，不管耳朵眼睛都能感到舒畅；还要使人看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油然而生，增强人的革命信心。这就需要有点夸张。《红灯记》的服装、布景、化妆，是不是可以搞得更美一点，色彩更丰富一些呢？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象《珠江风雷》，梁甜的家就应该搞得好一点嘛！起码应该是个“卫生之家”。鸠山的家搞得很奢华，李玉和是工人，他的家就不能搞成那样。但工人的家也可以搞得好一点。服装也是这样，过去京剧叫化子的衣服都是很美的，《红鸾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绸的衣服。化妆方面，也可以把劳动人民打扮得好看一些嘛！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京剧《红灯记》出来了，它给我们以很好的示范，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央指出，演革命现代戏，京剧是个大堡垒。这个堡垒突破了，其他就好办了。现在演不演现代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干不干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红灯记》的演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今后是否一个传统戏都不演，只演社会主义题材的戏呢？好的传统戏，今后还可以演一点，但主要的是演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现代戏。昨天许多县委书记都看了《红灯记》，没有一个不说好。从历史上看，广东没有一个剧团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红灯记》编得好，演得好，我们就要学。只要有雄心壮志，是可以学得到的。毛主席在他的诗中写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过去认为尧舜是圣人，是不可学的。孟子就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舜，人也，我，亦人也”。可见即便是圣人，也是可以学的。岂止可以学，毛主席还说：“六亿神州尽舜尧”。其实，所谓圣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尧舜都可以学，为什么《红灯记》就不能学呢？大家既然公认《红灯记》是好戏，就要下决心学。现在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说服大家，所以只好借东风，借《红灯记》来说服大家。现在，象《红灯记》这样好的戏，中南没有，各省也没有。过去没有搞好，不能怪大家，也怪我们抓得不够，领导得不好。毛主席批评我，中南文艺工作抓晚了一年。现在抓了，怎么抓法？还讲不出道理，请你们来看《红灯记》，这就是一种抓法。这是第一。

　　第二，要抓汇演。中南局决定7月初汇演。你们回去搞创作，中南局要抓。我们自己比一下嘛！看我们搞不搞得出象《红灯记》这样的好戏。6月份我们蹲点回来，拿一段时间来看戏，看一次，议论一次，学学柯老的办法。“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我们中南五省（区），人材济济，狠狠地抓一下，总会搞出好东西来的。汇演结束，挑选一批好的剧目，再大张旗鼓地举行公演。

　　为什么现在要抓呢？大家都学过“二十三条”了，“二十三条”的第二条讲运动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反对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党十几年来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离开它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现在全国城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讲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舞台的情况怎样呢？前一段，舞台上演的却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这是一般反社会主义逆流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我们当党委书记的，一开不好机器，二种不好田，但讲些革命道理还是可以的嘛！我们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打倒，把封建残余思想消灭。怎样打倒资产阶级思想，怎样消灭封建残余思想呢？如果一方面说打倒资产阶级思想，消灭封建残余思想，一方面又在舞台上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天天讲劳动神圣，而宣传的却是脱离劳动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这同党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要彻底改过来，戏剧、电影、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等都要改过来，要宣传社会主义，要表现工农兵先进人物，到处唱，到处演。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无产阶级专政嘛！在这方面就是要专政。对传统节目，要排排队，好的保留起来，将来还可以演，但现在不要演。现在就是大家都编革命现代戏，都演革命现代戏。

　　这样搞有没有题材？题材多得很，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挖掘，去发现。千里马多的是，就是伯乐太少了。千里马很多，要伯乐去发现。这就是说，题材很多，我们没有去把它发掘出来，把它写出来。今后只要我们真正下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真正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能发现很多宝贵的题材。但不能拣便宜，不能偷懒，要经过加工、提高，还要使它变成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品。这个工作当然不容易做，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它做好。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没有理由搞不出来。我们有写不完的好题材，又有政治条件，又有物质条件。一切条件都很好，我们搞了15年，还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来，实在讲不过去，对不起人民。所以现在一定要下决心编好现代戏，演好现代戏。

　　这样说，算不算简单粗暴？其实人就是这样，不逼不行。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宋江是自觉的？林冲是自觉的？还不是火烧草料场逼上去的。卢俊义就更是逼上去的。逼一下有好处，可以推动大家搞好点，搞快点嘛！社会主义搞15年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思想战线要配合上去，一定要把思想战线上的锣鼓打响，使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更加巩固。

　　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完全有。历来的统治阶级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反而不能这样做？他们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为了巩固他们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尚且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了消灭阶级，为了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为什么反而不能这样做呢？戏剧就是要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事业服务。过去，写革命小说，演革命戏是不允许的，要受到摧残的，还有杀头的危险；而蒋介石却搞他的什么“新生活运动”。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宣传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呢？

　　大家看过《抓壮丁》这个戏，那个地主李老拴家里写着“天地君亲师”。同志们，现在农村还有“天地君亲师”！我这次下乡蹲点住的那家房东，祖宗神位是拿掉了，但墙上还写着“天官赐福”。解放已经十几年了，人民公社成立也8年了，这个“天官赐福”还在劳动人民的思想里，没有被打倒。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差。广州有个三元宫，在它的前面，一边是科学馆，一边是中山纪念堂。科学馆是讲科学的，中山纪念堂是讲革命道理的场所，怎能容许同三元宫搞在一起呢？这是个极大的讽刺。历史上哪个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不宣传他们本阶级的思想呢？朱洪武当过小和尚，又投过红巾军，后来他当了皇帝，就规定给他写的奏章不准用僧字、贼字。他以为这些字是讽刺他。后来，甚至发展到“生、者”这些字都不能用，因为这两个字和“僧、贼”同音。这也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嘛！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嘛！其实，哪一个统治阶级不是这样？赫鲁晓夫就是这样，鞭斯大林的尸，烧斯大林的书。蒋介石还不是这样，革命的书他烧了多少！南京的雨花台和广州的流花桥，过去就是残杀革命者的场所，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者！其中不少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总之，剥削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就宣传自己的一套，摧残反对他们的一套。我们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整个革命阶级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宣传自己的东西呢？而我们的文艺战线却冷冷清清，这是不能容许的。要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要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必须立即组织力量，一定要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加强起来，把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打垮。

　　第三，发展革命现代戏，在方法上、步骤上，不能简单化，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旧戏不演，烧掉旧书，拆掉三元宫，这是很容易办的。我看三元宫可以不拆，留着，可以用这个房子来办个群众俱乐部嘛！最重要的是拆掉人们思想上的“三元宫”。所以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要全党全民重视，要开展文艺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有政治上的条件，有经济上的条件，又有一个文艺队伍，有这么多好条件，应当创作好的剧本，演出好的戏，拿出好的东西来，让人民群众看我们反映无产阶级思想的东西，不看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青年人最不爱看旧的京剧，马连良再演《武家坡》也不吃香了！就那么站着唱，有什么好看。薛平贵调戏妇女，违犯婚姻法，是个大流氓，是个古代的“阿飞”，有什么好看？我们的文艺要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风格，怎能让舞台上老是演《武家坡》呢？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一切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打得落花流水。这就要求我们到群众中去，发掘革命的先进人物，把革命的先进人物表现在我们的戏剧、电影、小说、诗歌、音乐、美术中去，“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如不信，可以一面演《红灯记》，一面演《武家坡》，看看有没有人去看《武家坡》？可能还有些遗老遗少去看。薛平贵有什么思想力量？最伟大的还是共产主义思想，薛平贵卑下得很。我们拿出好东西来，所有的妖魔鬼怪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见不得人了。他们是不敢比的，一比就要垮的。

　　我们演《红灯记》，宣传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这三代人。到底是当李玉和还是当鸠山？是当李玉和还是当王巡长？是当妖魔鬼怪还是当革命的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看了是能够选择的。社会主义的英雄形象出来，就是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灵魂（我借用这个唯心主义的名词）的最大鞭挞。必须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鞭挞一切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的丑恶东西。《江姐》里的甫志高，《红灯记》里的王巡长不就被狠狠地鞭挞了吗？这比空喊什么“消灭资本主义思想”的口号要有力得多。有些口号是必须喊的，但是，在文艺战线上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还必须通过革命和反革命的形象对比，让人民群众自己作出结论：革命是正义的，反革命是卑恶的。这种教育是很有力量的。

　　革命现代戏要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又要有准确的思想内容，才会有感人的力量。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不管怎样困难，必须这样做，而且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我们要下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什么都要下决心。只要有决心，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下面有大批革命的先进人物，怎样写？怎样写得好？这就要下点功夫了。凡是好的东西，都是经过辛勤劳动得来的。《南海长城》、《带兵的人》、《珠江风雷》，都是花了一些功夫的。李准同志写《李双双》，下去生活几年才写出来。要下去深入生活，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才能写出好东西来。如果下去只是看看，东拼西凑，抄一点，偷一点，是不能写出好作品来的。当然，下去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把心一横，就下去了。我们过去也天天讲下去蹲点，天天下不成，也确实有很多日常工作纠缠着你，忙得很，下不了。后来少奇同志说：“不下去蹲点就不能当领导。”这样一来，许多日常工作也甩开了，忙也下去了！下去很有好处。我现在的宿舍已住14年了，房子本来不错，但住久了，有时还觉得不那么舒适，可是下乡几个月回来，就觉得这座房子很好了。下去，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感情，可以减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目前，劳动人民的生活还不算很好，我们自己却要生活得好，这讲得过去吗？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有的同志，这不满足，那不满足，下去看看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对我们很有好处。

　　我们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但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文艺工作者，在台上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在台下却是乌七八糟，思想很糟糕，他们的“灵魂”丑恶得很。没有革命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怎能做人类灵魂工程师呢？拿什么去教育人民呢？大革命后期，有些人怕死，投靠了蒋介石；有些人不怕死，为革命光荣的牺牲了。投降蒋介石的叛徒，遭到人人唾骂；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不是为后人所景仰吗？对死为什么不挑一下呢？人总有一死，为什么不能挑点好的死法呢？吃菜挑点好的吃，天天吃菜，天天要挑，可是死只有一次，为什么不挑呢？秦桧之死是一种，岳飞之死又是一种，但后人总是崇敬岳飞，而卑视秦桧。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不在有限的生命中拼命工作，多发点光呢？文艺界的同志应该有决心到人民群众中去，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没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怎能写出为劳动人民所喜爱的好剧本呢？

　　第四，我们希望要有一支政治上比较强艺术上过得硬的文艺队伍，特别是编剧和导演队伍要加强。现在这是薄弱环节。演员有一批是不错的。现在，演革命现代戏，最大的困难还是好剧本太少了。我们的创作队伍太弱了。现在要适当地有步骤地扩大队伍，挑一批愿意搞这一行的，又有培养前途的人来培养。有的还要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个时候，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他们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只要脑子里真的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就能写出好东西来。脑子里没有东西怎么能写得出来呢？写作好比加工厂，没有原料怎能出好的产品呢？没有花生怎么能榨得出油？没有甘蔗怎么能榨得出糖？岂不是空榨吗？

　　当然，写不出来，还可以改编和移植。其实改编和移植也是一种创造，要有较高的思想才能搞得好，光靠拼拼凑凑，靠简单的加工是搞不好的。要组织一支强大的编导力量，一方面搞创作，一方面搞改编、移植。粤剧《南方来信》，原来是从话剧移植过来的，还可以嘛！《南海长城》也可以改编、移植。京剧《红灯记》不是从同名沪剧本改编过来的吗？改编、移植不是照搬，严肃认真的改编、移植，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

　　我们有一些剧本的语言缺少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感情贫乏，不只是“略输文采”，有的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文采，甚至文理不通，语言混乱，别字也不少。剧本唱词本来是可以听，也可以看的。但是我们有的剧本，语言是干巴巴的，没有多少味道，既没有什么感情，又缺少文采。当然不要去单纯追求词藻的华丽，而要在体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上，把语言写得生动一些，形象一些，简洁一些。劳动人民的语言本来就是丰富多采的，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呢？过去的京剧也有不少陈词滥调，有些台词没有道理，有的文理不通。我是糊里糊涂地听了一辈子京剧，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还得去看去听，主要是由于京剧的唱腔与音乐舞蹈能吸引人。现在，京剧不改不行了。观众要求京剧内容好，思想性强，又要唱得好听，让人听得懂。文艺是教育人的手段嘛！

　　第五，要敢于革新，敢于创造，敢于冲破老框框。《红灯记》就有很多地方突破了旧京剧的框框，有些音乐就不是原来的京剧音乐了，但听起来不讨厌。这是革新，又是创造，使京剧发展了，而不是萎缩下去。戏曲总是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京剧也不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的，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不允许变呢？要变！但变了还是京剧，这里有个正确对待变革与继承之间关系的问题。对待原来的传统，合理的要保留，不合理的，不适合今天时代要求的，可以丢掉。要敢于变，不能老局限在旧的框框里。粤剧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可以变一下嘛！但不能变得不是粤剧，要变的合理。变了以后，比原来的提高了，这种变才受群众欢迎。粤剧为什么老是唱“滚花”？“滚花”是要的，但老是唱它就是偷懒。“滚花”有它的优点，但缺点很大。唱不象唱，道白不象道白，老是这样不好。话剧也讲究抑扬顿挫，我们粤剧的滚花却阴阳怪气的。为什么老是那么保守呢？去年出去演的京剧《杨门女将》，里面有段“高拨子”，有些老行家不同意，这有什么不好呢？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嘛！写字也是先有甲骨文，后来发展为篆书、隶书，楷书和行草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文章也是发展的，先有诗经、离骚、汉赋，而后才有唐诗、宋词和元曲。什么都是发展的，没有发展那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呢？我们绝不可“食古不化”！

　　最后，谈谈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文化部门的领导，首要的问题是政治挂帅。我们还要管经济工作，文化部门是专管这个方面的，要多想想这方面的问题，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策，坚决大演革命现代戏，在文艺领域中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检查工作的尺度。但是，我们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简单粗暴。要作调查研究，听各方面的意见，同大家商量着办，要和剧团的同志，编导同志很好商量。要商量，要议论，还要有行动。干起来了，就应当一抓到底，抓住不放，认真抓好。广州市平常就不注意这些问题。三元宫有那样多人去烧香磕头，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很好抓紧解决一下？今年一唱对台戏，烧香的人就少了。广州市搞的《红灯记》广告，画得很难看，女的都长了胡子，把很好的形象给糟蹋了。好戏不演则已，演就要演好，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作好，要讲究一下，力争达到高标准，尽量减少缺点，避免出错。字幕也不要写得一塌糊涂，广州也有不少写得一手好字的书法家嘛！为什么不请他们写？书法艺术应当上舞台，同群众见面，让群众欣赏嘛！不管作什么，都要严肃对待。这点我们做的很差。广州市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的大型歌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那个扮演日本妇女的，穿上和服，而脚上穿的却是高跟鞋，为什么不穿日本的拖鞋？宫本同志看后就提了意见。这说明我们对艺术工作是漫不经心的，马马虎虎的。艺术工作是严肃的工作。你要改造人家的思想，还收了人家的钱，不认真怎么行？前几天省委开会，我考虑了讲话提纲，一个晚上都睡不了觉。我们报告一分钱也不要，尚且要认真对待；而你们演戏，人家还要花钱买票，收了人家的钱更应当负责啊！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舞台，让资产阶级去占领，还是无产阶级去占领，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刚刚开始，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最后决定胜负。在斗争中可能要有曲折，也可能出现反复。这倒不要紧。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锣鼓打响，打紧，打在点子上面。这就要加强领导，亲自动手，全力以赴，要抓得紧，一抓到底，一点不能马虎。柯老就是自己亲自抓的，还亲自改剧本。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做到。现在抓这项工作，首先是我们，其次是你们宣教部门的同志和文化局的同志，你们是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应当认真管好，作出成绩来。

　　 1965年2月20日于广州

　　来源：《中南通讯》1965年第15期（196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