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在北京大学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 一、北大形势好不好？

　　我看很好，空前的好。有人说这么乱还好？好就好在乱上。乱就是矛盾暴露出来了，没解决就乱。矛盾暴露了，解决不解决？一种是死官僚主义不解决，如果我们要革命就非解决不可。北大有许多严重问题，有许多严重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多年的时间了。既有这么多问题，是暴露出来好，还是隐藏好？是认识了好，还是懵里懵懂好？我看问题暴露出来了，还是认识矛盾好。这是件好事，乱而后治，乱可以走向它的反面。北大这样一个重要的大学，党内干部思想这么分歧，怎么能不解决？解决了就基本不乱了，那时北大会有个大的发展、新的面貌。当然也可以说北大形势很坏，这么乱。那个学校没有两条道路的问题、两种世界观的问题？那个学校没有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问题？都有，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北大先暴露出来了。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调了这么多的干部来。问题暴露最早最彻底，也许解决的也最好，比别人先走一步。所以北大形势很好。

## 二、北大是社教运动的试点，对这只麻雀的解剖，很有收获。

　　北大组织工作队的目的：就是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取得经验。以后附加的任务很多，很有收获。暴露了这么多问题就是收获。正面经验是收获，反面经验也是收获。什么时候没反面经验，那有工作没反面经验？如只有正面经验无反面经验，那就不要一分为二了。错误的经验教训，总结后就是财富。部队行军时，侦察员探路总要走弯路，有时弯路走的比正路还多，这样大军才能不走或少走冤枉路。所以，试点单位的正反面经验都应充分估计它对党的事业的贡献。这次大家经过一次测验，自己评分，有五分、四分，也有二分，只要不是老二分就行。哪有人不犯错误，不栽点跟斗？我就犯过很多错误。使自己警惕的常常不是成功的地方，而是错误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党的鼻祖，他们写共产党宣言，过了不久就发现有错误、缺点。国家机器要打碎开始不是这样写的，直到马克思死后，恩格斯还不断修改、补充。实际是检讨，他的每一个序言都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应付的。他们尚且一分为二，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搞试点就一点错误没有？如果是那样认为，那就是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就不能进步。如果有人这样要求工作队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能按照主席说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错了就改。中央批转的设计革命的报告也吸取了北大的经验教训。就是磐石同志在《二十三条》以前的错误也不能全怪他。他写了第一个调查报告以后，我批了组织五人小组，但没告诉他应注意那些方面，所以我们也有责任，中宣部、市委也有责任。以后一段对《二十三条》那样拒不执行，我们就不能给他负责了。如果所有的高校都按磐石的做法搞，你们看行不行？如果北大是资产阶级熔炉，那全国高校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的学校，哪全国有几个社会主义的学校？我们关心的不是北大，不是陆平的问题。只是北大的问题，那顶多杀了陆平就行啦！问题是全国高等学校的问题。我讲陆平是好人犯错误，没讲量。这不是一个陆平问题，而是如何在全国高校进行四清的问题，北大是试点。因此小平同志很重视，你们的报告他都看了。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高校，有XX万大学生，怎么搞没经验。所以对北大试点的估计是有收获，正面、反面经验都是收获。就是在磬石的错误领导下，有的系搞的还好。磐石的错误，不等于工作队都错，有的有共同点，有的有某些共同点，有的当时就不同意，也有向上反映意见的，不都象磐石同志那样。

## 三、当前北大要防止的主要偏向是什么？

　　北大工作队有一段时间的主要偏向是一部分同志否定一切，漆黑一团。没有调查北大出了那么多毕业生在各地表现怎样？究竟好的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是主要的？也没有系统地、真正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否定一切。抓住事、抓住人就斗。也不把事实搞清楚。现在总的应肯定北大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学校。这一点工作队与北大的同志能统一。虽然北大有很多严重问题，学校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激烈。但一般说，北大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北大存在很多严重的四不清，特别表现在政治和思想上。

　　清政治。北大两条道路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问题，兴无灭资的问题都彻底地、系统地完全解决了？如果是那样，九评的提法应该修改。我看那个学校也没解决，即使低标准、瓜菜代也不能把资产阶级思想说成是无产阶级思想。

　　清思想。就以党员领导干部、党员教师讲，马列主义世界观是否都彻底解决了？不见得。姑且不讲过去，就以这次运动讲，一部分同志就没完全把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有关个人的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个没完。找他谈话言不及义，他考虑的不是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而是个人利益。北大干部是教育年轻一代、教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一个党的干部不是考虑北大总的问题，而是死扭在个人主义问题上没完，有时你撞我一下，有时我撞你一下，就结了不解之冤。大家在一起哪有不撞人的？共产党员头上那有不长角的？怎能对错误的事不提意见？撞人就有撞对、撞错了的。当然这种人在北大是少数，但这极少数人把水搅混了，在泥塘里洗澡，越洗越脏。这股歪风不打下去，北大的问题就不好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以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同志对一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一分为二的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烦琐哲学的办法去解决。这次运动证明一部分同志没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证明北大一部分党员没解决世界观问题、没解决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清思想的问题。

　　所以，四清不是没事可做，应该有什么清什么。很多问题要解决，不然前一段暴露的问题没意义，那样，工作队才是真的失败了。这次运动是一个战役，只打了一半，或者还不到一半，是胜利？是失败？还不能作结论。

　　（从过去历史看，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所有的党员、干部对党的领导、三面红旗没动摇过？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北大的逆风不说是十二级，也是上了级的。大家回忆一下当时的思想怎样？那时是否都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了三面红旗的旗帜？当时学生对走什么道路闹得乌烟瘴气。有的说：“死守京津沪，否则要到天安门上吊。”我说谁要上吊我送绳子。我在人民大会堂作了报告，学生原来以为我去作检讨，结果讲了道路问题。这问题不解决有什么红？各个高校难道没有这个道路问题。三年困难时期一是机关，一是学校发生问题较多。工厂、生产队较好。当然不是追究责任，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清理清理，才能有免疫力，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我昨天准备报告时，原想说北大基本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学校。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建议，取消了“基本上”三个字。但北大不是没有问题。从最近7、8年看，57年反右时，在学生中反的较好，教职员、特别是教授中右派没放透。当时江隆基是党委书记兼校长，我曾叫宋硕同志送条子给江，要他放，但江不愿放。实际上保留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的阵地，以后他们仍在起作用，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向外渗透。反右倾时陆平有官僚主义，又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市委也有责任。困难时期又发生了翻案风，把一些不该甄别的也平反了，当然也有该平反的没彻底平反。这就把大是大非界限混淆了，就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有的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也恢复了党籍，给歪风以一定的阵地。这是党内一部分思想分歧与无原则纠纷的根源。

　　总起来说，北大还是好的，但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现在要防止的主要偏向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北大已万事大吉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要化很大气力就能解决好。思想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

## 四、上述问题要在社教运动中加以解决，至少要基本解决，把大是大非、主要问题加以解决。

　　采取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办法、整风和批评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在高校党员干部中，同样要用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办法。有人说洗手洗澡不好听，那就用美国的提法：“洗脑筋”。那么多资产阶级思想不洗怎么办？有些人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实际上洗手洗澡还嫌轻，要脱胎换骨。问题要看实质是什么，不能说洗手洗澡对北大不适用，特别要在政治、思想上洗一洗，至于洗什么你们考虑一下。当然要靠每个人的自觉革命，在此基础上互相帮助、互相批评。批评要区别对待，搞思想问题一般不要用大会的形式，根据历来的经验，大会副作用多，害多利少。这次四清，有些单位大会用的多了。当然问题都搞成熟了，大会还是可以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易于为对方接受。只要他愿意改，就要用治病救人的办法。对杨献珍、冯定等不仅上楼还上报。另一类虽有系统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只要自己愿意检查改正，可以不上报，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一般说，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是准备不够的。民主革命搞了那么久，思想准备比较充分，不仅有总的路线，而且有一系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因此，三年中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中国还有特殊条件，民主革命中犯了那么多“左”、右倾错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犯在那个人身上有偶然性。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采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首先解决了官僚资本，然后土改、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这一来资本家就慌了，孤立了，因此敲锣打鼓地要求合营。他们投降，我们还不接受？资产阶级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就这样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完成了。很多同志当时并不清楚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多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资产阶级以为合营后就完了，无产阶级专政可厉害。57年资产阶级提出要轮流坐桩，搞了个猖狂进攻。61—62年又反复了一下，“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当时很有市场，如果我们同志们脑中抗毒素强，为什么有那么多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是准备不够的，所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非搞不可。有些人脑中有资产阶级思想，多数人经过说服教育可以改，只对顽固不化的要整。总之，非改不可。只要改造就会成为好人，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革命，如夏衍，现在批评他，他能真正搞通，写个系统的检讨，我们寄予希望，对系统的修正主义思想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式，一般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可用小会的办法，个别谈话的方式，和风细雨来解决，因为好多人是属于认识问题。

　　社教运动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同志，不是一棍子打死，不采取王明的办法，而是团结——批评——团结，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党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没有党的原则为基础，是团结不好的，更不能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来团结，这一点很要紧。有些人用党外打笔墨官司的办法，用我们对修正主义的办法，对同志不能这样。我们与修正主义是敌我矛盾，但采取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 五、解放思想，加强党性。

　　听说北大有这样那样的话，不能解放思想。现在北大思想很乱，9人小组成立后有很大进步，走上了轨道。磐石与许立群当组长的区别，说不大也不大，都是副部长，说大也大，一是按自己的一套办事，一是执行中央的政策。现在思想混乱有些已解决了，但还有长期不能解决的矛盾，有拒绝批评的挡箭牌，如有人说我就怕打击报复，其实这是挡箭牌，怕人摆事实讲道理，也有些工作队员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怎么批评我？这是是非问题，无论是谁只要有错误就该批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是客观的，是历史的必然性，你听也要听，不听也要听。这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只要一解放就没有包袱，这样就解放了。你为什么怕人批评，问题是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把党内分成一部分人批评别人，一部分人被批评怎么行呢？主席在真理面前也平等，任何人犯错误都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如顽固不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打击不得？灭也可以，兴无灭资讲了多少年了嘛！不灭资本主义思想怎能救人，所谓打击无非是批评，听不听由你，思想问题你硬不听谁也没办法，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留着干什么，又不是财富，要搞储备，你自己应打击嘛！别人帮你打击还不好？所以不能以打击报复来堵人家的口。这次北大批评人的同志中，有的59年被批评过，这次是不是也算打击报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党内怎能有批评？还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比较主动，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多年的经验。什么洗手洗澡不舒服那就洗脑筋，上楼不舒服就上报。谁说当了工作队就无权批评你，谁说校党委就批评不得，这不就成了特权分子了，党内有些人就想当特权分子，最后总会被打倒的。一个人批评自我批评的态度如何，是党性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不赞成打击报复，只反对以此作借口。要畅所欲言地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弄清两条道路问题，使北大造成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北大有些分歧，好多年弄不清，一提就吵架，列宁批评过这种好争论者。对现有的争论，先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先解决那些成熟的问题，有些问题没解决就搁一搁，大是大非问题解决了，小是小非就容易解决了。具体办法：校党委对过去的工作作个检查，作个提纲挈领的基本总结，不必求全求细，也不要一下开大会。先分头征求同志们意见，成熟后到大会上通过一下，取得认识上的基本一致，一部分人有意见可以保留，但行动上要执行决议，少数服从多数，将来用实践来证明正确与错误，在这基础上解决你们的团结问题。不弄清大是大非，不取得基本一致，北大就无法团结。系一级也这么办。总支一定要有个坚强的又红又专的领导核心，否则学校办不好，这问题江隆基时未解决，陆平也没解决，这是陆平的缺点之一。红就是德。通过这次清理，实事求是地解决领导核心问题，先校党委而后系，而后一般同志之间。至于一般同志间的相互意见北大很多，59年反右倾扩大化，61年翻案风，这次批评有对有不对。现在一谈就讲个人问题，引不到学校大是大非问题上去，所以一般党员都首先检查自己。现在有些人是两个合二而一，人家的全是错误，自己的全是正确。首先把自己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弄清楚，不要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否则北大的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挨过批评或批评过人而现在还有意见的人，应先检查自己，然后再开展相互批评。这股歪风不搞是扭不过来的，北大有些人自以为是，而不自以为非，上脱离毛泽东思想，下脱离工农兵，这就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有阶级异己分子在里边作怪。所以先自己检查，这是针对自以为是而来的。先自己检查，然后相互批评，把过去的纠纷系统地解决，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这样就比较容易在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如自己有错误不检查、不革命，那只好别人来帮你革命。共产党、先锋队把水搞得如此混，如何能团结、领导7亿人民。北大有上万个学生，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党内思想这么混乱怎么行。党内永远要实事求是，大是大非一定要搞清，自己有错就自觉搞清，就自由了，否则别人给你搞就是必然，自由与必然自己选择。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有纯洁的党性，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掉，否则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搞不好，工作总结也做不好。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党性还行？不仅要有党性，而且要有纯洁的党性，一是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去掉，一是遵守党的纪律，毫无党性的人只好请他出党。

## 六、高校四清必须密切结合教学实践，必须落实到教改上。

　　《二十三条》规定，四清结果要落实到建设上。设计革命离开了设计实践怎么行？学校也如此，政治上大是大非的清理一般不应离开教学，一般应通过教学实践体现出来，不属于教学上的大是大非也非搞不可。所谓政治挂帅就是挂教学的帅。中央有个设计革命的文件，设计队伍XX万人搞的还比较好。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四个第一，都要从设计实践中体现出来，文教单位也如此，至少最后要落实到教学实践上来。政治是灵魂，教学就是躯体。现在办教育的人不去听课，不看讲义，也不找学生问问，怎能知道人家讲的是什么？高级党校党委副书记讲了那么多修正主义的东西，师大学前教育有12处引的赫鲁晓夫的话。前一段工作队最大的缺点是没抓教学。学校里，唯心主义、蒋介石、希特勒的课可以开，事物是矛盾的统一，只有在矛盾中才能掌握它，但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唯物主义，不能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列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不能让人随便放毒，腐蚀青年一代。百家争鸣，你鸣我也鸣，谁说你讲了唯心主义就不能批评，批评了才有争论。中宣部、高教部、学校党委对教学本身的问题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样怎能保证不是资产阶级的熔炉？一定要搞讲义，否则他讲什么你也不知道，没讲义怎能贯彻主席的春节指示。总之，政治要和教学结合，政治再多，没体现在教学上就没挂好帅。

## 七、关于重在表现和一个人的出身、成分、历史关系问题。

　　重在表现是主席说的。重在表现就是列宁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要把很大一批知识分子搞出来，这是个战略方针，过去讲团结90％，现在讲团结95％，就是把地、富、资产阶级子女都包括在内了，这是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如把剥削阶级子女都轰出去，那就是孤立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是什么出身？恩格斯除了出身外，还有个成分问题，列宁的出身也不好。一切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要他坚决拥护党，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按重在表现来处理问题。重在表现不是历史上、出身上的问题一切不管，历史上犯过错误只要不重犯就不要老翻，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思想是有影响的，有阶级烙印，有的还有决定性影响，不能完全不注意，但重那个？要重在他的表现。实践不是看一时，而是长期的表现，长期表现就是他的一张鉴定表。

　　有人说，这与阶级观点有矛盾的，其实，这正是阶级观点，团结最大多数人，这是最大的阶级观点，这是对所有的人最大的鼓舞。对出身好的也是个教育，可去掉包袱，轻装前进，努力改造自己，不搞特权阶层，这是个革命的主张，英明的主张，不是消极的统一战线。对共产党员也是一样，重在表现。工会、贫协组织要看成分，但也不是唯成分论。唯成分论是反动的，必须用阶级分析来看问题。唯成分论就要承认英国工党是革命的，赫鲁晓夫也当过矿工，法国、东欧等很多修正主义领导也是工人出身的。所以一定要站稳立场，用无产阶级观点看问题，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中愿意改造的人。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的统一战线，不是阶级观点是不行的，但还要重在表现。

## 八、健全校系两级党的领导核心。

　　要建立能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四个第一，坚持党的原则，能把教学工作做好的领导核心，要有德有才，有无产阶级之德，有能把事业做好之才。要破些格，提拔一些年轻的，把党的事业继承下去，抗战八年出了那么多干部，解放15年了，难道人才比过去更难出。现在不仅提拔新生力量有阻力，提拔老生力量也有阻力，有些人就是有个人主义，不服气，他们对自己的子女关心备至，而对其他青年就不是这样。北京老干部相当多，压了一批年轻干部，有人说那些都是年轻娃娃，入党十多年了，还是娃娃？这问题北大尤其需要，北大的缺点之一就是这个。每个系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关键。

　　总起来说，北大要抓3个问题：抓大是大非；搞好团结；抓教学。北大的党员有2个问题，一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不够，一是与工农兵结合少了。这是多少年来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不够理想的原因。对个人讲，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要实践于工农兵，不与工农兵结合，共产党员的修养怎么搞好。所以建议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与工农兵结合起来。至于具体如何结合再研究。

　　来源：《彭真在内部会议上散布的部分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内部资料，供大批判使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印，196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