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南省委第一届第十二次全委会上的讲话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 (阎红彦: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   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西南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的精神。看来,会议的题目很多,文件也很多,时间也比较长,讨论得很广泛。但是,实际上是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四清问题,一个是生产问题,一个是备战问题。会议大体上是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讨论的。   在会议中,我们特别提出,解决好这几个问题的关键是认识问题。不管是总结过去四清运动的经验,或是生产问题,备战问题,都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把认识问题解决好,这几个问题就有了纲,就可以创造条件把这几项工作做得更好,就可以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认识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   会议也讨论了很多具体问题,发了很多文件,但都是带措施性的问题多,对具体要求、具体指标提的少。鉴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如果指标提得很高,又很不准,措施不落实,又没有在措施上面下功夫、做工作,只是在指标上做工作,发号召,就往往会出现瞎指挥。所以,我想,如果这次提的措施都能跟上去,指标就好办了。至于这次会议提出的很多措施是不是准,还要在实践中摸索,通过实践和我们的努力,来证实哪些能够做到,哪些做不到,还有什么问题。   这次会议提出要解决认识问题和许多措施问题,主要是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在讨论生产问题上,我们是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的,要靠大寨精神。具体指际讨论的少,但具体措施讨论的比较明确。提倡什么?赞成什么?从现在的情况看,都是根据我们人力、物力、财力和我们能够办到的提出来的。从我们省来讲,虽然提了这么多措施,没有涉及多向国家要什么东西。我们提出的措施,是比较可靠的。但要真正贯彻下去,决定的关键还是要充分发动群众,在措施的落实方面要做许多工作。不管城市、农村,都要做许多工作。即使是在我们人力、物力、财力和我们的领导力量上,看来虽然都可能做到,但毕竟还是没有经过群众,因此,要发动群众把它落实。   这次会议内容很多,虽然开了十九天,许多问题还是讨论的很粗糙,如果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再讨论,再开半个月也有话说。希望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把我们这次提出来的问题,做些调查研究,搞落实。   有些问题,在会议过程中,我已经陆续讲了。现在再讲几点,有些问题是重复地说一说。   (一)认识问题   对全省的情况,包括四清运动和生产工作,究竟怎样估计?总的说来,我们省的形势是很好的,是一个革命的气象。这几年的工作成绩要肯定。这几年农业有很大发展,我们省的粮食,从今年销售情况和消费情况看,反映了去年粮食产量是丰收的。今年销售的粮食比去年同期多了五千万斤,主要是城市人口比去年增加了四十一万,而农村销售数量却比去年下降了。这反映了我们在农业上执行以粮为纲的情况是好的。猪,去年达到八百多万头,今年上半年的收购数量、质量都是高的。羊和大牲畜的数量都是比较高的。从数字讲,部是历史上最高水平。不论从农村消费和城市销售供应看,都反映了这个问题,经济作物增长的幅度也是相当大的。去年烤菸、甘蔗增产很大。糖,去年五万多吨,今年到了八万多吨;油菜籽几乎增长了一倍,库存由二千多万斤增加到今年四千多万斤。今年上半年的这些情况,实际是反映去年的生产情况。今年又是什么情况?通过四清运动,大家努力搞生产,今年还是个增产的景象。我看了财办的一个材料,估计今年收购要比去年增加一亿,增加的主要不是粮食,而主要的是牲畜、经济作物、三类物资等。烤菸,去年收购了七十多万担,今年要收购九十多万担,我估计烤菸产量可能到一百万担,糖,可能产到十万吨;猪,财办估计今年可以比去年多收四、五十万头,由一百九十万头增加到二百三十万头,猪的总头数可能到九百万头。这个发展速度是不算慢的。统计局有个材料,今年上半年大牲畜增加十万头,猪的存栏数已达到八百九十七万头。去年收购了一百九十万头猪,今年上半年就收了九十多万头,而且质量大为提高。这是个好的形势。今年上半年的收购情况和库存情况,也反映了去年的生产情况。上半年财政收入,已经完成百分之五十以上,一般的财政收入是“上四下六”,现在改变了这个情况,全年肯定要超过。农村的存款,包括集体和个人部分,平均每个农民几乎存了七块钱,一千七、八百万农民,集体存款一亿多一些,个人存款四千多万元,共存款一亿四千多万元,这是个好情况。从农村反映的去年分配情况看,虽然去年分配出了很多毛病,但去年确实是增产了,社员增加了收入。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销售上也反映了这个情况。作民同志讲,布的销售快要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酒也是销售得多的,甚至有点过分了。工业增产也是大的,今年前五个月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这个幅度也不小。再是基本建设,我们努力紧紧张张地干三年,云南情况就要大变。云南现在有二十万人修路,铁道兵十几万人,修公路的八万多人,要充分估计到这个情况。我们也设想过,搞这样,搞那样,是不是脑子热了?我们很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变化。过去我们没有经验,人一下子上多了,没有吃的,运输跟不上,四方八面紧张。但是,今年的情况不是这样,基建队伍上了十四万人,数量不少,城市人口除军队增加的以外,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已经增加了四十一万人,还要增加,虽然紧控制、慢控制,还在增加,是不是还会来个“冒进”?!要注意。   上面讲的,形势乐观呀!肯定成绩呀!都是有根据的。不管工业、农业、财贸,情况都是好的。我们设想,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兢兢业业的搞。几年以后,我们的情况还会更好的。   上面这些,说明我们通过四清运动和面上社会主义教育,鼓舞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有了一个好的精神面貌。这两年我们是认真地做了一些工作。粮食情况,原来估计上半年增加这么多人,购销相抵,要想增加三亿斤库存,好象是不行;现在看,也不见得不行。我看了报表,今年库存还是比去年增加了。我说的这些数字,都不是预计数,都是落实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会议提出了要解决我们的认识问题。形势是很好的,现在拿不出一个材料来说明形势不好,不妙。在这样好的形势下,我们提出了个认识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   虽然,我们的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在好的形势当中,我们差距还很大;按我们的条件,潜力也很大。按群众吃、穿、用的生活要求,特别是文化教育,我们还远远落后于这个形势。许多方面和别的省相比,差距是很大的;省内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之间相比,一个行业与一个行业相比,相差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工作,要有个比较冷静的估计。一方面,要看到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前进,而且前进的步伐不算小,应该肯定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掩盖了我们很多问题。如果掩盖了这些问题,就会产生盲目性,就会产生骄傲自满,就会落后。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据。在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些暴露出来好,暴露出来,我们解决了,就可以大踏步前进。   特别是云南处在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上,靠着越南,靠着东南亚,战争形势对我们要求更多了。我们是处在前线,不是什么一般的一线、二线,我们就是个战区。国家对我们是很同情很支持的。我们已经向国家表示了:如果打仗,我们力争粮食和副食品自给并供应部队,还要包括一部分越南的人。国家对我们很照顾,给我们调劳动力,增加投资。我们上次要化肥、要投资的报告,中央都认真讨论了。国家这样支持我们,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如果不找出我们的差距,努力解决,担负起我们应该担负的任务,这就不对了。一九五八年大家都怕当“重点”,说当了重点容易暴露弱点。现在我们如果不及早注意,解决我们的差距和落后的状况,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你的工作上的错误缺点才暴露出来,那就是很大的被动。因为你不注意嘛!你认为问题不大嘛!但是只要注意了,就可以发现问题了。工作上的问题,是掩盖不住的。要打仗,的民兵动员不上去,供应不上去,乱七八糟,茫无头绪。如果不打仗,可以不管你这些事,云南交通不方便,又不调你多少东西,马马虎虎,你落后一点就落后一点,你够吃就算了嘛!国家对你的要求也不是十分强烈嘛!如果看不到云南处在东南亚前线这个形势,国家对我们这样支持,你还认为自己不错,光看报表,可以使你看得飘飘然,简直好得很呀!如果只满足于现在前进的幅度较大,我们的缺点错误迟早总要暴露的。要充分估引到云南的战略位置。云南的交通条件,很快就要起变化的,铁路明年肯定就要通车。形势要求我们真正把工作做好,真正担负起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加强国防。云南的同志要有这样的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论打局部战争,还是打全面战争,或者炸了昆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能应付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有这个准备。政策上的问题,靠中央,但是在具体工作上,我们要创造有利条件,减轻国家负担。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要有较大的前进。不能够满足于现在的情况,各方面都要前进。文化问题,这次讲了不少,不知引起大家注意没有?山区问题、民族问题,引起注意没有?我们要前进。这是我们应该担负的任务,对云南的同志来讲,是艰巨的、光荣的。在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的面貌可以改变得更快。铁路明年就通了,公路也是几万人在修,工厂继续在办。云南的同志应该同心协力,看到这个情况。我们提出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就是从这样的观点提出来的。   群众又向我们提出什么问题呢?我们要加速建设,群众就要有负担能力,打起仗来,群众能和我们合作,一条心。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我们不能一面提出要搞先进的东西,一面又保持群众落后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怪群众落后,主要是讲生产方式和文化水平,主要是我们领导落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检讨。我们在大幅度前进时疏忽了这个问题。从云南看,工业、农业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在农村人民的文化水干方面,还是倒数第一、第二,这是不相适应的。如果不把群众的文化水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就和群众合作不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只要依靠人民,就可以打胜仗。现在农民的文化卫生情况与形势不相适应,我们还有些山区保持刀耕火种,缠小脚,这个面貌不改变,社会主义是不能前进的。虽然我们是有发展的,但水平还是很低,群众收入水平、文化水平都是很低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猪增加多少,羊增加多少,而不看群众的收入、群众生活改善怎样?许多同志有一个错觉,一讲改善生活,就只是一人分多少粮,这绝不是群众的真正要求。群众在我们领导下,没有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没有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唯一的标准就是吃?这不能怪群众。我们下乡,看到有的群众不穿衣服,屁股都露出来,但就是讲吃多少粮,喝多少酒,吃一头肥猪。如果把这个看做群众的要求,是个错误,领导本身就是个错误。这就是领导落后于形势。我们领导群众向那里走?是领导群众倒退往后走?还是领导群众向前走?让他讲点卫生,少两个憨包、哑巴嘛!群众生活还没有显著改善,我们就认为已经发展到顶了。一人一千斤粮并不是办不到的事,这不是什么大得了不起的困难,安宁有些地方今年就可能办到。但往那里走,是一千斤粮,一头肥猪吗?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难道他不需要钱?他只需要吃吗?如果我们只向这方面领导,这样的领导就会像《二十三条》上讲的,把群众领导到斜路上去。因为我们只是满足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嘛!满足于维持现状嘛!这样我们会脱离群众的。我们要提出人民生活的改善,内容是什么?要千方百计增产,要群众增加收入,要使社会主义各个方面都前进,不能够不改变这个落后状况。河南、山东来的民工,高中生、大学生都有,我们有的生产队连个会计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没有会计能办成社会主义。那只有平均分配,打下粮食,你抱一抱,我抱一抱回去吃,只能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差距还是很大,虽然六、七百斤口粮,一头肥猪,但是,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还这样落后,这是不相适应的。从这一方面讲,我们就不是前进了,或者是前进得很慢。从生产发展看,我们的速度并不算慢,但在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上前进是慢的,是落后了。按我们的生产水平,按云南的自然条件,改变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反映了我们的领导问题。我蹲过点的安宁大屯大队,那里收入不少,粮食都是六百斤以上,黄豆一人分一百多斤,大部分人家杀年猪,但是八尺布票他买不起。这不是反映群众的问题,这是反映了我们的落后,反映了我们不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先进与落后,并不仅是我有多少粮食就叫先进,也不是我有几头肥猪就是先进,还是要反映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各个方面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不改变,就不能够是先进的。我们现在有好多先进的东西,人民政府不是先进的吗?搞社会主义不是先进的?人民公社组织也是先进的,集体生产也是先进的,搞文化事业也是先进的。但我们没有跟上。大家可以看看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讲的这个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农民群众并不是只想吃,不想穿,不想讲点卫生。绝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现象,就说群众落后,不看作是我们的落后,我们不想法引导群众,不满足群众的真正要求,这是我们的落后,绝不是群众的落后。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看不到差距,是一个严重问题。我就设想过:如果再过十五年,农村还是这个样子,还是光吃,屁股露在外头,文化情况那么差,卫生情况那么坏,我们怎么前进呀!如果保持这个情况,工厂只有关门,谁买你那些东西!这个问题是反映了我们领导水平和领导思想问题,绝不能把群众中间表现出来的一些落后现象看成是群众要求,不能简单说云南人落后。云南都归共产党领导,有先进的党,你不讲文化,不讲卫生,究竟是群众落后,还是我们落后?这次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发了个文件,看看广东提出找差距那个问题,广东比我们先进多了,我们的问题比人家严重得多。   我们的思想方法有好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你落后反而骄傲。当然,落后与先进,只有马列主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才有谦虚克己,为人民服务,资本主义就没有这个。“夜郎自大”的夜郎就出在云贵边境,他没有到过别的地方,没有比较,越落后,越自大,越骄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有些干部无所作为、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群众的东西不会不反映到我们干部脑子里面,干部是在群众中间的,他是反映这一方面问题的。如只满足几百斤粮食、一头猪,可以反映到我们干部也是这样。不调查,不研究,满足于这个现状,他就可以产生骄傲,无所作为,四平八稳,觉得“我们比他们好得多”。周兴同志常讲,山东人口粮吃得不多。口粮少一点不等于不进步。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越落后越骄傲,这不是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才能解决骄傲问题。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怎能解决骄傲?他发了财,神气得很。封建主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土司头人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先进的党、先进的阶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才说不能骄傲,常作自我检讨。小的在小会上作自我检讨,大的在大会上作自我检讨,搞“四清”、“五反”还不是作自我检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有些人也是这个问题,满足了嘛!工业不错嘛!很多同志暴露了这个弱点,他们在想:搞了多少年了,反正我没多大变化,也没多大错误;多年来,多吃多占也没有我,贪污腐化也没有我,群众也不提我的意见。这样似乎很可以过得去了,但是企业、事业办得毫无起色。照我的看法,这些人不比那些多吃多占的人危害小。他无所用心嘛!究竟对社会主义有什么贡献,前进了多少?我们是先进的党,我们企业是个先进的组织,检查大是大非,难道不要检查这个问题?这才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你以为多吃多占才是大是大非吗?当然,多吃多占不对,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多吃多占?应该作检讨。但是,真正的大是大非是什么?是我们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种精神状态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办不好社会主义的。因此,这是错误的。   再讲一个问题,办事情“照办”的问题。大家可以学两个文件,一个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个是《反对本本主义》。在我们长期工作里面就有这个问题:“按上面的办”,“照办”。不研究问题,不通过自己的思想,简单地按上面的规定办。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讲:“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义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主席的这些话,正说中了我们的问题。这次会议倾盆大雨,讲了这么多,印了这么多文件,究竟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回去你们是不是按我们说的这一套照办?是否照办就没有错误了?我可以对你们说,我们今天通过的这些文件,肯定没有多少大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企图在几千个字的文件上扭来扭去,不可靠的话都不敢说,就按照这个本本办事,我看咱们都检讨不完。我们这次农村四清这个文件已经修改了十多次,不能说它不正确,应该说这是很负责的,是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写的。但是,就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是不是为了不犯错误,就可以“照办”呢?不根据实际情况,不经过实践,是不行的。即使会议讲了这么多,文件写得也还好,但是,还要通过实践。去年面上四清,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出了不少问题。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我们也出了不少问题。凡是不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解决问题,肯定是贯彻不好的。看来这是个大问题。为什么这几年来,我们工作做得不错,但拿不出比较成熟的经验?就是没有总结自己的,只看上头怎么办,等上头,等政策,等办法。“为什么讲这个指示正确呢?因为它是上级的指示,所以它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就只是这么简单地对待问题。有一个戏,挖苦那些不用脑子的人,说:我的表从来是根据你的表对的。至于表的准确不准确,他是不管的。为什么你的表是准确的呢?因为是上级。赫鲁晓夫要和我们“对表”,“对表”的意思,就是你要按我的表办,以我的表为准。我说这话的意思,绝不是说可以不重视上级的指示,可以马马虎虎,而是如何严肃地负责地对待上级的指示。要想把我们领导水平提高一步,不冲破这个框框是不行的。我们学“毛选”,要带着问题学。有时看一看,不一定就能联系实际。但是遇到这类事情,再翻一翻,就可以解决问题。   (二)四清问题   基本上按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办。这几个文件是写得较好的,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又经过了酝酿修改。这次讨论,证明四清运动是可以又快又好的,形势也要求我们又快又好。方法对头了,是可以快的,也能保证好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有了正面反面的经验。只能说一部分同志有了这种经验,大部分同志还没有经验。这次决定搞十九个县,实际上是地委的试点。已经有了文件,没有多少讲的了,只着重指出几个问题。   (1)无论点上、面上,都必须按《二十三条》办事,以生产为中心。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只能是按照《二十三条》来解释,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次我们指出:经过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干部的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多吃多占的情况有所改变,作风有所改变,参加劳动有所改进。当然,四清像去年有些做法是不对的,比如,没有问题硬找问题呀!不一分为二呀!不实事求是呀!当然,不看到经过两年以后的变化是不对的。但是,四清运动还是解决《二十三条》所指出的那几个问题。根据《二十三条》的指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多吃多占了,就不要解决多吃多占。人家已经改了,你还纠缠这些干什么?!   城市四清,只简单地写了一个部署。农村四清,要根据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解决《二十三条》指出的几个问题。通过四清运动要解决哪些问题?解决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阶级队伍,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最后要落脚在生产上。城市、农村都按这个来搞。   (2)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蹲点。   蹲点,我们云南省搞得差一点。少奇同志给安子文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蹲点问题不能放松。蹲点可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方式可以研究,但是必须蹲,面上也要蹲下去。不管搞工业,搞农业,这一点必须肯定。   (3)城市和农村都要抓政治,突出政治。这几天讨论中,工业、农业、商业上矛盾重重,怎么解决?从制度、方法上固然可以解决,但根本的问题还是突出政治。政治不挂帅,没有办法,政治不挂帅,我们寸步难行。好多矛盾怎么解决?提倡政治,搞革命化,搞技术革新。经营管理上也只能抓政治来解决,不然没有办法。我常说,我总是斗不过你们业务部门,你们都有一本本,有一套说法,清规戒律,也有本本,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搞得很繁琐,而且又非常欣赏那个办法。所以,在四清运动中,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企业、农村,包括机关,对突出政治这一条提得不够,要认真抓这一条。   (4)无论如何不能放松面上工作。一定要全面安排,点面兼顾。面上工作任务很重,百分之八十是面上工作。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要接受去年的经验敦训,内容要约束到一定范围,时间不要搞得那么长。   (三)生产问题   现在我们无论是工业、农业潜力都很大。要充分发掘这个潜力,要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包含着农业的潜力和工业的潜力。在农业生产上,粮食、经济作物、畜牧业、经济林木等,条件都很好,潜力都很大。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做许多工作:   这次会上,讨论了许多办法、措施,如水利、肥料、种子等等,怎么能搞上去。这些问题如果确实解决了,就可以来个飞跃,可以来个跃进。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相应地解决群众收入,才能跟得上。农村究竟能不能实现四化?主要问题也在这里。五十万吨化肥,就要农业投资近亿元,现在农民收入这么低,怎么能买得起?只靠粮食增产来买化肥是不行的。按省财办算的大帐,如果粮食多征购一亿斤,是好不容易的事,而且一亿斤粮食,也只值八百万元。我估计,按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每年都增购一亿斤,有很大困难。但是经济林木、畜牧业、副业发展了,不仅钱多了,粮食也就可以上去,那就不是增购一亿、二亿的问题。现在牲畜这么多,但畜牧业收入仅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点几。我想,我们现在有五百万头大牲畜,假定能增产百分之八,就是四十万头,每头按最低价格一百多元计算,就是四千万元。而在粮食上增加收入四千万元,是很不简单的。猪,假定收购二百万头,就是一亿多元,每人每年就可以增加收入五至六元。这个潜力也很大。   所以,我们要全面发展。只有全面发展,农民才有投资,粮食也发展了,牲畜也发展了,什么都发展了。按现有水平,农民的畜牧业收入只占百分之二多,这是个错误,我们决不能承认这是对的。单就羊来说,一头羊可以卖五元左右,二百万头羊变成商品,就是一千万,这是完全可能的。农民卖,农民吃。经济林木,在云南有那么好的条件,什么都有,但是我们现在是靠吃自然饭,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更好的发展。   现在看来,要使粮食更快的发展,要实现农业四化,就要靠经济作物、靠畜牧业的更大发展。因为现在粮食单产只有二百多斤,四千多万亩,才一百二十多亿斤粮食。粮食肯定能更快地发展,但要肥,要水,要劳力。总之,变低产为高产,潜力很大,这就要有措施,要搞水利、肥料、良种、农药,等等,这一连串工作都要跟上去。但是,这些东西需要投资。农民光靠粮食,能买得起那么多化肥吗?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感到满足了。我们这几年有一种说法:“高产地区到头了”。那是农民的说法,而我们也是这样说法。我原来也认为宜良的稻谷亩产八百斤了,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其实人家湖南、江西、浙江的很多地方原来都是高产,现在更高产了。我们只要把措施搞上去,水、肥、良种能够跟上,可能有更大的增产。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只重视指标,要达到多少亿斤,那是不可靠的。   这次提出的这些办法,水利、肥料等等,都有个规划了,问题是能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都是很好的,而且是比较可靠的。如生产五十万吨化肥,这是可能的,是经过再三算了帐的,这没有什么过分的高指标的问题。工业支援农业,这一条是有了。水轮泵,我们推广得迟了,慢了,我们应该承认错误,但承认了错误,就改正么!我们计划搞的水轮泵,也是可靠的。健民同志说,按云南的条件,将来可以安一万五千台,但是还要做许多工作,还要搞清水利资源。水轮泵肯定行,今年先搞一千三百台。工业支援农业,这次摸到了,是可以的,这个数字也并不夸大。   还有小型水利,也要继续搞,以小型为主。要把水利投资一半以上用于小型水利,计委要划个杠杠给各地。投资方法是“驴打滚”的办法,都用贷款的形式,贷款时间可以长,可以不要利息,但是要还。这是有好处的。大部分地方,只要水利一解决,产量马上就上去。水轮泵也可以用贷款形式,这个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单靠现有的一千一百二十万亩保水田是不够的。我们这几年水利每年增加四、五十万亩,今后能够每年增加到百把万亩就好了。   还有个财贸问题。要发展多种经营,把市场搞活,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财贸工作是个关键问题。财贸部门要一切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那些清规戒律可以改。但是决定的还不在于财贸部门,而在于我们党委。当然财贸系统也是党委领导的。我们讲“县委八大员”,其中就有一个是财办主任。政治工作、政策都很重要,大家都要摸一下。现在都是半瓶水,突然冒一下,究竟内在联系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你也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你。你想把他改活—点,你又不大懂,不能给他出个主意。所以你们回去要检查一下,党委一定要有人管财贸。上面的政策也不是那么神秘,也并不是不可变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抓一抓,你不抓就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了解了情况就有了发言权。比如,有些钱我们就应该花,人家给了我们,我们不会花,这个你怪谁呀!我们说“过五关”,这只是一面。中央给我们省的钱,权利就归省管,权限就在我们这里。省分配你们的钱,机动款等,这个权限就在你们。你们决定花的钱,业务部门只是监督你这个钱花得对不对,没有权利不执行。比如中央给我们的钱,我们省委决定了,要搞水轮泵,要搞化肥,就搞水轮泵,搞化肥。至于业务部门不通,没有那回事!地委应该抓一下,如果这一百万块钱是我的,归我分,我要搞水轮泵,搞化肥,业务部门必须执行。如果业务部门认为从财政上说这个钱不应该花,那可以提出来研究嘛!拨给人家的文教款,还有什么别的款,只要人家花得合理就行啦。中央并不干涉的。当然你乱花了,多花一块钱,中央也可以批评你,甚至可以处分你,因为你乱整嘛。但是你正当地花,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应该花的,你们不花,也是不对的,不要以为不花钱就是好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每年都要搞些建设。应该花、应该建设的,你没有花、没有建设,是错误的。人家给你,你为什么不完成任务?花钱也是个任务,花了钱就可以增加生产,你为什么不花?“过五关”,最后还是要统一到党委那一关。党委定了,财政部门、计划部门可以提意见,但是你要执行。   财贸系统要把农村经济搞活,还要搞点试验田,如外贸部门,你可以像化工厅一样,组织一些人,试验试验,看看究竟价格合不合?究竟剪羊毛应该怎么剪?给人家点技术指导,可以增加你的收购,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化工厅这个办法,看起来很多同志、很多部门都应该学习的。商业部门也应该搞些点嘛!能不能够把经济活跃起来,把我们设想的这一套贯彻下去?财贸系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今年能够多收购一亿元的东西,农民就增加了一亿元的收入。这并不影响农民的口粮。如果能够收购两亿,农民就增加两亿的收入,就可以拿一亿来买化肥。能不能搞两亿呢?我看也不见得不可能。现在盈利观点很重,你把一关,我把一关。我想大家应该算一算总帐,这里赔一点,那里赚一点,最后总是要多收入一点的。因此。要把帐算活,算大帐。   关于科学文化问题,过去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这次开会我们提了好多次,请大家注意抓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次推广绿肥,明年真正见了效,我们就会知道过去吃了不重视科学文化的亏。也并不是过去人家没有给我们材料,人家是给了,但我们不大重视。我提议,你们每年总结工作时,都把农科所的同志找来谈谈,帮助你们总结点经验,提出点意见,有些事情要靠自己搞,有些东西要引进一些。绿肥,根本不是个什么新东西了,一百年以前云南就有了,但没有人推广嘛!现在突然又成了个先进的东西了。本来有些良种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但它就是自生自灭,小农经济就是那样嘛!我们过去不重视这个问题。请同志们注意一下,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并不小,调动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可以给你提供很多资料,你试试看嘛!不要不相信。   再一个是关于收入分配和积累问题,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已经讲了,我只讲一点意见。现在看来,收入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收入很高,特别是经济作物区,搞甘蔗的、摘茶叶的,收入很大,也很富,积累也多,分配也多,但是并不先进,吃的多,银行里多存了几个钱,但连个房子也不修,孩子书也不读。这叫社会主义吗?我提议还是要搞点积累,以公社为单位,最好办一些小学,办点卫生所,叫人家自己办嘛!大一点的,像竹园,还可以办中学。这有很多好处,可以给农民一点先进的教育,起示范作用,可以使农民看到将来,看到前途。办了学,娃娃还可以读书。我看条件许可的话,可以多办一点,当然普遍搞现在还办不到。这个包括文化、教育、居住条件,甚至商业,为什么它不可以办呢?反正委托它来搞,工业、手工业都可以搞。财政部门对这个问题要放宽,只要它们有钱办,就不要干预人家。凡是人家自己要出钱的,就优先列入计划,如像竹园,要修学校,计委就首先要赞成,他们又不要钢筋水泥,至多也只是拨给一点木材嘛!人家要办学校、卫生所,教育部门、卫生部门,首先要派教员、派医生去。工资照发,不要降低人家的工资。只要你办学校,我就给你派教员,国家不是教育经费少吗?人家自己办,人家有钱嘛!我看这样好处很大。将来还要有计划地修房子。有许多地方的房子不是不能改,云南的房子有些没有窗子,为什么不能改呢?那是迁就落后嘛!人家那个地方有钱,要买电机,帮助他们点上电灯,这对农民是个很大的好处。我们现在反对人家光吃不穿,只要他刷起牙来,喝了开水啦!买了暖水瓶啦!他娃娃就要读书了。为什么上海的人再穷也要让娃娃读书?有个文化问题。我们要收购人家的东西,要他愿意卖,而且还要提高他们对工业品的消费。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要盲目,不要到处都办。不要过一时期又来反对,又说是错了,又说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了。又说我们不认帐了,不承认了。当然,我们说得很多,事情是可以承认的,但你不能又来个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我们搞形式主义,往往是在先进的条件下搞的,先进单位、五好社员,都可以搞形式主义、搞假的。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形式主义,这是个品质问题。只要人家有钱,房子是可以修的。通过几年的实践,要确实建立起这么些能起示范作用的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确实是前进了。但是,不要再搞形式主义,为了参观,为了表功。表功大家都有经验,有的表了一通,后来垮了。但对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思想领导,应该积极地办;但不能条件不够也乱整,搞形式主义,搞强迫命令。   (四)备战问题   关于备战问题,成芳同志讲了很多,反正我们现在一切为了准备打仗。现在建设,第一是国防建设。中央过去提建设问题,是“农、轻、重”,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现在,第一就是国防建设。准备打,打有好处。我们在云南积极准备打的情况下,在战争的推动下,可能我们要进步得快一些。如果不准备打仗,你也修不了那么多的公路,铁路建设也没有那么快。我们应该反复地向干部、群众进行教育,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主席的战略思想,根据的是人民战争的思想。现在到处宣传,“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过去打歼灭战的办法。你要延安,我就给你延安,但是你进来,我就想办法整你。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来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走到那里去啊?实际上是“斗”,打不赢就“斗”。反正我有游击队,先咬你一口,咬不动我就跑。跑,跑到那里去啊?是想办法整你。   民兵工作,应该抓紧、抓好。要抓民兵的组织、民兵的训练,认真抓好主席说的“三落实”。但是不要妨碍生产,还是把生产放在第一位。我们总的这一套,工业、农业、交通建设,都叫备战,这些工作搞好了,就是个大备战。备战的实际问题,也主要是这个。   关于农场问题。所有农场都要办成是生产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尤其是边疆农场。边疆的农场多,都在少数民族地区,但是生产方式落后,我们在那里办农场,要相应的把那些地方的生产方式改变过来,农场有这个任务。政治工作队,包括群众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要搞起来。武装工作队,打起仗来,你是基干民兵,而且要把那个地方的民兵带起来。这些都涉及到联系群众问题。究竟我们的农场站住脚了没有,将来打起仗来,当地群众是否和我们合作打美帝国主义?这几方面的工作做不好,是没有保障的。所有农场都应该执行上述三种任务,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不要光看到我们在农场的很多是转业的解放军,他们都会打仗,那是不行的;如果你这个地方工作做不好,在那里孤立起来,你怎么办?从备战观点看,在边疆还要再多办点农场。农场在那里可以起生产队的作用,起政治工作队的作用,起基干民兵的作用。总之,要求它起个带头作用,桥梁作用。   关于山区问题,还要继续摸,全省每个县都有山区,特别要注意山区工作。山区情况各有不同,有大山,有小山,大山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还不清楚,这要通过试点来摸清楚。   边疆问题,省委这次会议开完以后,想摸一下这个问题,预备到边疆去进行一些调查研究。边疆应该解决方针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有个方针,备战也有个方针,边疆也应该有个方针。几年来,我们说边疆稳定一点好。稳定一点也确实好,这个没有错。但你把这个问题摸透了,也就不能老是笼统地稳呀,当然,现在还是要稳。   关于回去如何传达?那天和地委书记同志谈了一下,回去可以按照你们的安排进行,有的会议要开到区委,有的要开到县委,我们不作统一规定,但你不能搞形而上学。你们要怎么开就怎么开,时间可以开长一点,也可以开短一点,范围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可以。时间上,要求你们开快一点。因为牵涉到秋收,秋种、分配,牵涉到农村这一套。   八月底,省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和先代会议,还是要开的,专员、县长带队。会议还是贯彻我们这次研究的一套。八月份,我们不开会,九月份,开不开会再看。意思是给你们一些时间,很好地进行研究安排,抓一抓,把我们研究的这一套,很好地贯彻下去。   今天就讲这么一些意见。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政治挂帅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问题。不然的话,倾盆大雨,这么多问题,又那么复杂,你按你的办,我按我的办,是办不好的,还是要统一按照党的思想来办。不要扯皮,要搞好团结,只要合乎原则,就要同心协力去办。   来源:李原、明朗、王腾波、唐忠信主编《阎红彦同志讲话集》(1950·7-1966·11),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