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疆民族工作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 (阎红彦：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

　　注  这是李原电话的记录。

　　红彦同志去成都之前，比较系统的谈了边疆的问题，他要我们留在景洪主要是研究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整个边疆四清如何搞？对边疆基本情况的估计，边疆能否搞社会主义教育？要搞解决些什么问题？在政治问题、方法步骤上，又要注意什么？

　　二、关于边疆合作化的问题。边疆合作化如何搞？

　　三、边疆面上的工作问题。

　　要系统地作些研究，准备起草些文件，报省委、中央。

　　一、阎反复的讲边疆地区条件很好，耕地面积多，水田多，每人占有的耕地多，经济林木多，气候好，土质好，雨量多，大牲畜也比较多，肥源多，自然绿肥很多。总的说自然条件好，潜力很大。但是，边疆地区这几年农田基本建设搞的很少，主要是靠毁林开荒，广种薄收，刀耕火种。临沧地区1958年以来增加耕地面积70多万亩，都是毁林开荒，刀耕火种，对水土保持损坏很大。但是，全区单产很低，稻谷每亩只收300来斤，总产量比1957年有所增加，单产还有下降，每人占有粮食只有600来斤。水利修少，对不施肥的情况改变不大，普遍不施肥；固定耕地、改土工作作的不够，轮歇地大量增加，种子混杂，长时间不换种；秧栽的也很稀，每亩只1.8万到2万窝，管理也粗糙。

　　二、如果边疆地区群众长期处在这样一个落后状况，就谈不上备战，谈不上巩固国防，也谈不上贯彻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凡是在边疆地区的人员，包括解放军、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农场的干部，都要担负改变边疆这种状况的任务。作好边疆民族工作，是备战、巩固国防的根本措施，而且对东南亚有影响。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问题。作好边疆工作，是有深远意义的。

　　三、边疆地区的力量不小，国家在经济上的扶持也不少。边疆有边防部队××个团，有×万多人，部队工作队有××多人；地方工作队有×××多人；农场有×多个，×万多职工，还有机关、群众团体。经济上除正常经费外，边疆还有五项经费。边疆民族补助费，每个县有几十万，孟达县才有5万人，就有25万元，每人台四、五元，数目不小，可以办很多事情，主要是任务不明确，办什么？怎样办？没有统一起来，没有把力量发挥起来。

　　四、边疆工作在开始时，做好事，交朋友，这是对的。但不能停留在这上面。关系疏通后，就要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这样就要改变我们的工作内容，改变工作方式，搞样板，起示范带头作用。边防团一定要有少数民族兵，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另一方面，边防团要巩固国防，要实行人民战争，根本问题是能否和群众打成一片，做好群众工作。部队也要搞生产，主要不是生产一点粮食，主要是搞示范，和群众建立根本联系，推广先进生产方式。

　　部队工作队从它的组织、任务到工作方法都要研究。工作队的组成人员，要有看病的、教书的、教手工业的、理发的、缝衣的、教生产技术的。地方的民族工作队也要这样考虑。

　　农场，要发挥三个作用，要负责这一片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生产上推广良种、施肥，推广生产技术，把这一片生产带起来。农场要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参加，这样可以联系群众。在工作队的作用上，要提高群众觉悟，办学校，办俱乐部，办夜校，给群众看病，以提高群众觉悟，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在武装队的作用上，不仅要把自己组织成武装力量，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一旦有事要起核心作用。

　　农场，凡是职工要接家属来的，应当欢迎，给落户，这样可以安定职工。农场要把职工福利搞好。农场要组织周围的群众种香蕉，农场还要帮助群众解决苗种，通过这些办法来带动群众。

　　农业中学，要起多方面的示范作用，要投点资，可以为周围群众培养点人才，可以吸收老农、老工人到农业中学当教员。

　　县级党群机关的干部，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下去搞示范、搞样板，三分之一的人作群众工作，三分之一的人在家坚持工作。

　　五、文化、教育、卫生，边疆都办少了，办的不够。儿童入学率很低，只占30％，有的地方更少。文盲是不可能建好社会主义的，不提高文化、科学知识，就不能和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就不能根本改变边疆面貌，也谈不上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边疆山区文化教育要加强，我们现在作的很不够。

　　六、边疆有的群众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耿马一个乡，54人中，只有4人知道是中国人。有的说是缅甸人，有的说是耿马国。哪个国的人都不清楚，还说什么觉悟？美国一个特务，编了一个课本说：汉人来了，我们怕。这个影响很深。有的说国民党就是汉人。我们在边疆讲什么爱国主义。有的还不知是哪国人，还谈什么爱国主义。实际上没政治，我们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要解决这些问题，要编一些课本，第一课就讲“我是中国人”。过去的课本要检查一下，各地要编课本，首先要解决自己是中国人的问题。

　　来源：李原、明朗、王腾波、唐忠信主编《阎红彦同志讲话集》（1950·7-1966·11），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