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定一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扩大）的报告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很需要开的，3个问题详细讨论一下很好。高等教育的问题很多，这次会议只讨论了一部分，要统通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

　　今天只想谈几个问题。

## 一、高等学校的政治工作必须建立起来

　　这里讲的还是全日制高等学校。

　　要看到平时同战时两种情况。现在有可能打仗，可能同美帝国主义打仗，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都说美国要同我们打。我们准备好了他不来是另一回事，但是不能没有准备。思想上没有准备是不得了的。

　　无论平时或战时，全日制高等学校都要有政治工作。关于平时的政治工作，你们起草了一个条例，这个条例究竟怎样，同志们还可以再考虑。总之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是教职员工和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在内。在高等学校中光读主席的“老三篇”是不够的，还应该多读一些，比如学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不是说毛主席著作中没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而是说应该多学一些。

　　附带说一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我们是有独创的。我们不仅有苏联的经验可资借鉴，而且还有解放区的经验。从1927年到1949年，从苏区到解放区，一共搞了22年，那时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不过同现在相比低级一些罢了。算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苏联也不过只有49年。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应该说我们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了。比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条，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与苏联的办法不大相同。苏联建国初期也只能自力更生，当时全世界帝国主义都反对它。现在修正主义依靠外国，想向美国借款，但至今没有借到，钓钩还钓在那里。现在又想向西德借款。

　　又如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也是我们的创造。

　　还有，无论如何不能买过头粮，要藏粮于民。现在苏联还在搞过头粮。

　　再有，城市人口不得超过10%，这是主席在抗日战争中提出来的。现在仍应坚持这一条，城市人口的比例不能搞得过大。

　　最近，少奇同志同柬埔寨副首相宋双谈话，指出要把国家建设好，并没有什么秘密，办法就是减少国防、行政开支，增加经济、文化开支，只有这样一个办法。然后少奇同志同他讲，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靠赔款、靠剥削殖民地起家的，还有的靠发战争财起家，特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其财，在朝鲜战争中他也发了战争财。我们绝不能靠这些办法，而只能靠自己积累，靠增产节约，靠干部参加劳动，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

　　在哲学方面，毛主席写了许多篇文章，其中专门讲哲学的有4篇，即：《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还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说，哲学本质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怎样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简单地说，就是认识论的问题。过去的认识论只讲怎样认识世界，不讲怎样改造世界。现在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还会犯错误，因此要再认识、再实践，成功了也要再认识、再前进。《矛盾论》、《实践论》，特别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主要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主席还提出一些旁的意见，比如辩证法是什么？恩格斯说了3条：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斯大林说了4条：联系，发展，质量互变，对立斗争，把对立面的斗争放在最后一个。主席说，照他看来只有一条，就是对立统一，即对立面的同一与斗争。质量互变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不必另列一条。否定之否定应作“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否定是肯定的否定，其本身还是肯定；肯定本身是肯定，同时也是否定的否定。

　　总之，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思想工作，包括学习理论在内，我看是不少的。到了高等学校，就更复杂一些，更麻烦一些。例如要不要讲反面的东西，就是一个问题。现在有的地方烧书，把《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这些书都烧掉了。其实把书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从前我们讲过，大学文科要开一些资产阶级课程，讲一些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但是同志们都害怕，不敢开。其实这件工作还应该做。不搞反面的，正面的虽然能够学懂，但是理解不会深刻。只教正面的而不教反面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那时苏联教师讲课要录音，以便审查是不是贩卖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私货。这样教师就不敢讲话了。开始时我也在苏联呆过，有一个名叫明茨的波兰人教政治经济学，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他的方法还好，就是指定你读《资本论》几页到几页，到课堂上只把困难之处、重要之点讲一讲就完了。到后来就逐渐发展出来那么一套：不发讲义，让学生抄笔记、对笔记、背笔记，烦琐得要命，搞得青年思想僵化，看见新事物都不懂得，以为一切所谓“新事物”都是好的。摇摆舞是“新事物”，因此摇摆舞是好的。迷信权威，只要有个院士提倡摇摆舞，那摇摆舞就是好的。根本不会独立思考。我们不要那样搞。

　　现在有的地方不教古文了，说古文都是封建的；古代历史也不教了，说古代历史都是帝王将相。这样搞下去，思想会僵化的。

　　对那些小说还是采取写序言、写批语的办法。我们也需要出几个金圣叹。《七侠五义》也可以写点序。他爱看那个“大破铜网阵”，你不要他看，他便偷偷地看。在座的哪一位没有偷着看过书？我们看马列主义书籍就是偷着看的。（周扬插话：现在图书馆把这些书都提存起来了，不出借）这些书图书馆还是要借。不要把学生捆起来，捆是捆不住的。有了正面的、马列主义的东西，再教些反面的东西，然后他才能判断。总不要把我们的青年搞成苏联青年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当然，苏联青年当中也有一些人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苏联当局对青年中的秘密组织非常头痛。但是他那种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只会把学生搞得死死的，搞得思想僵化，我们不要那样办。

　　最近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件事是章士钊写了一部上百万字的《柳文谈要》（“柳”即唐朝的柳宗元）。中华书局不给他出版，他就写封信给毛主席。主席看了以后说：可以出版。并且指出，这部书的缺点是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看问题。但是对年龄大的、思想固定了的人也不能这样要求，因此还是可以印出来，准备将来有人批评就是了。主席还说，我看了一遍，以后还要再看一遍。可见，对于学术问题，就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另一件事是模特儿，男、女、老、少都有。美术学院一个时期专门用女模特儿，于是就发生乱搞男女关系这样一些问题。

　　可见，高等学校中的思想工作是很复杂很难做的一件工作，需要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才能做好。而且要象解放军那样实行四个第一，善于解决具体人的具体问题，方法不能粗暴。不但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还要做教职员工的思想工作。一些老先生也要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哪怕有些人发表宣言，说我的思想改不了啦，也还要使用他们。

　　在高等学校中除了思想工作之外，还有组织工作，要发展党员、发展团员，要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民兵、体育活动在内。要区别哪些事情准许做，哪些不准做；哪些现在可以做，哪些只能将来做。这些工作多得很，做起来不那么容易。

　　此外，还有干部工作、毕业生的审查工作、保卫工作，等等，都需要有人管。有外国留学生的学校情况还要复杂，牵涉到许多政策问题，有些还要请示中央，如外国学生是否参加劳动，外国学生同中国学生打架怎么办，等等。许多问题需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提出改进意见。

　　蒋南翔同志，你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清华大学没有病房，患肝炎、肺炎等传染病的学生住在一起，宿舍卫生非常不好。58年那个时期有一股风，一是学校办得多，二是学校办得大。办得多的问题，经过调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办得大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不止一个清华，许多学校办得象个城市，托儿所、理发店、百货公司，什么都有，但是学生却没有房子住，上晚自习、进图书馆为了抢位子而打架。这还是全国第一流的学校哩！还有的学校，对于给每个学生增加的3块钱伙食费没有办法，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说是没有伙夫。这些问题谁也不管，也没有一个机关出来讲讲话，光我一个人讲，讲过多少次也没有用，等于放屁！

　　可见政治工作要做起来，事情可多啦。军队里的政治工作，样样都要管的。不仅连队里，而且在后勤部门、首脑机关都有政治工作，要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去。

　　（这是讲的平时，至于到了打仗的时候，事情会更多。同志们，请你们准备着，不要到时惊慌失措。那时要你们开动，你们就得开动，不开动就没有办法。现在你们连动也不能动。如果开动起来，问题就多了，要吃饭、喝水、安营扎寨，还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对此要做好准备。）

　　政治工作，总的问题是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是否建立和健全的问题。老实说，现在，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又象有，又象没有；说没有又有，说有又没有。党的生活是否健康，这是个大问题。苏联现在拉夫进党，不管好人坏人，随便哪一个乌龟王八旦都要！我们的学校中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这是对的，但有的地方也曾经发生过拉夫现象，他本来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硬把他拉进党来了。文化界也有这种事情。例如梅兰芳，在戏剧界中应该说是个好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给日本人演戏，后来不给马歇尔演戏，解放后拥护我们的政权，在戏剧界中的人缘很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距离一个党员的觉悟还远，他也并不要求入党。这个人现在死了，我们也不必否认他是一个党员。

　　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如果没有建立或健全起来，那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之一是高等学校。文化部门是一个斗争阵地，高等学校也是一个斗争阵地。我们的步子是相当艰难的。最初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搞了个政治辅导处，其目的是为了把党的领导建立起来，以后不知怎么搞的，是由于苏联一长制的影响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把它给冲淡了。后来，在反右派以前，在高等学校中建立了党委制。以后右派进攻，提出“轮流作庄”、“教授治校”、“党团退出学校”等口号，右派主要是在高等学校和文艺界。当然政协、法院等机关也有些右派，但是主要的斗争阵地是在高等学校和文艺界。那时北京还有六教授，都是高等学校的。这个斗争当时那么尖锐，那么激烈，现在就没有了？！我们可以坦然处之，以为天下无事了么？！没有那样一回事！我看斗争要延续50年，100年以至200年的。

　　高等学校是我们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个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政治上的斗争，比如有人组织反革命集团和右派集团，还比较容易看出来，而思想上的斗争就更复杂了，不能不斗，又不能斗得过火，不能简单化。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问题。

　　现在有些部门看起来情况比较好一些，例如卫生部门，大批医生下乡，其中大部分人都有进步，表现坏的不多。不知高等学校的情况如何？（匡亚明插话：高等学校也有大批师生下乡，绝大部分表现也很好。）但是教师下乡，不能给农民医病。医学界的人下乡，可以给农民医病，的确能做出贡献，同时反过来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教育方针不对。大学教师下去以后是否也能觉悟到自己的教育方针不对？

　　这些工作都是政治部应该抓的。它是党的工作机关，就象军队中的政治部、政治机关一样。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建立政治部，但是不知道怎么个搞法。当然也不见得一点都不晓得，从建立政治辅导处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难道说一点经验也没有？有的同志主张高等学校不要建立政治部，我看这不好。宁肯把别的机构精简一下，政治工作还是要建立起来，必要的人员要补充起来。

　　总的一句话：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等学校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麻痹。

## 二、高等教育的方针

　　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一次，大家也讨论过一次，今天想多讲一点。

　　不久前，少奇同志在接见柬埔寨副首相宋双的谈话中又谈到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问题。记录的提要说：“刘主席反复说明一个国家要建设起来，没有什么秘密，唯一办法就是靠人民，靠自己，靠国内自己积累资金，减少国防、行政开支、全民节衣缩食，反对贪污，搞好经营管理。刘主席说，从历史上来看，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是靠战争赔款，靠剥削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它们自称有很文明的历史，其实它们的历史是很野蛮的，不光采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向外国借款进行建设，也不是一件好事，中国几十年来也有过教训。”

　　“刘主席还介绍了我们试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好处。说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再过一百年，中国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就都会比现在进步得多了”。

　　“宋双对刘主席的谈话表示感谢，他认为这些经验是很正确的、珍贵的”。

　　这个记录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还是抄苏联的。1952、53年钱俊瑞同志在时，曾经进行过一次院系调整。那次是照苏联办法调整的，建立了一些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和专门学院，比如钢铁方面有钢铁学院，机械方面有机械学院，农业方面有农学院，林业方面有林学院，医学方面有医学院，等等。从前的大学有文有理有工，现在照苏联的办法把它分开了。

　　苏联的方针如何？经过我们长期的实践，特别是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没有赫鲁晓夫我们是不懂的，赫鲁晓夫可是个好教员！光有个铁托不行，还要有个赫鲁晓夫才能教育我们想想问题，使我们的脑子开开窍。

　　过去以为苏联什么都对，那时我们没有经验，只办过抗大而没有办过大学，因此抄它一点还是需要的。但是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有这样一个想法：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生怕国家亡掉，于是就要搞国防。国防有两种：一种是搞人民战争，这种国防也需要武器，包括原子弹在内，但主要的是依靠人民。斯大林的国防不是完全不要人民，但是对武器看得比较重。人民也靠一点，由于联共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人民中的影响非常之大，斯大林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获得很高的声望，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因此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以后的苏德战争不能不带有人民战争的性质。士兵冲锋陷阵，口喊“为了斯大林”，这哪里是什么“个人迷信”？这是对整个党、整个国家的热爱。人民还是动员起来了，但是动员得不够充分。

　　……。斯大林不是这样打法，而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为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打胜仗？这是客观上造成了诱敌深入的形势，敌人分兵太散，不能相互救援，天气又冷，这时才一股一股地被吃掉。当然，苏联最后还是打胜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究竟不同，斯大林的领导还是反帝的。

　　但是，斯大林对武器看得比较重。要搞国防就要搞武器，要搞武器就得搞重工业。因此他的口号是“以重工业为基础”。要搞重工业，就得靠知识分子，叫做“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些知识分子是他们自己训练出来的，斯大林讲过：熟练的、高级的知识分子统通跑光了，到国外当侨民去了。留下的很少，像米丘林、巴甫洛夫这样的人没有几个，我们中国留下的知识分子要多得多。对米丘林、巴甫洛夫为什么要那么五体投地？为什么那么看不起自己？

　　关于给知识分子以高薪待遇的问题，我讲过许多次，这次还要再讲讲。1928年我到苏联去时，党员的薪水只有300卢布。拿高薪的只是列宁所说要实行收买的那些旧知识分子，主要的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样，党员工程师每月拿300卢布，而非党的工程师每月拿5000卢布。以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大量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挑的都是很好的人，都是工人、农民、游击队员、成份好得很。这些人当了工程师以后就提意见：为什么做同样工作他拿5000卢布而我只有300？于是就要求所谓“同工同酬”、“按劳付酬”。结果“收买政策”变成了“按劳付酬”。既然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好把新工程师的薪水也提高到5000卢布。这时再调工程师去当厂长他就不干了，因为厂长只有300卢布，于是把厂长的薪水也提高到5000卢布。调厂长去当党委书记他也不干，因为党委书记只有300卢布，于是把党委书记的薪水也提到5000卢布。工业上如此，旁的部门，如农业、文化、教育不提怎么能行？工程师、厂长、党委书记都提了，部长老爷们的薪水不提怎么能行？结果统通提上去了。

　　这是1934年的事情。搞到后来更不成样子了。一个不做任何事情的院士，每月可以拿到40000卢布，而工人的最低工资不过60卢布。院士兼莫斯科大学校长可以拿90000卢布，稿费等收入还不算。版税、财产可以继承。到我国当过大使的尤金也是个院士，他就有许多稿费。他的老婆死了以后，有个姐姐还是妹妹跑来争遗产，尤金在她赶来以前急忙在北京医院结了婚，以便把财产保留给新的妻子。社会主义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简直是天晓得！这就是高薪阶层，从唯成份论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呱呱叫的人。

　　重要的问题在于领导思想。应当同他们讲明白，高薪是为了收买，你要拿高薪，那就请你退出党去，然后我再收买你，给你5000卢布。这样是可以讲通的。

　　斯大林对农业做了两件事：一是农业集体化，一是拖拉机，以后再没有做什么。后来劳动不那么神圣了，而是知识分子神圣。不是知识分子深入到工农中去，而是工农按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自己。以后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有高薪嘛！乡下没有什么青壮年了，大量的青壮年都跑到城市里来，这样农业怎么能够搞好呢？

　　不久前我到东德去，他们也说德国乡下快没有农民了，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乌布利希已经对此发出了号召。天晓得他发出了什么号召？！

　　这些人到了城市里也不劳动，劳动不光荣嘛！怎么生活？没有办法，只有偷窃、抢劫。我1953年到苏联，晚上城市偏僻地方就有抢东西的，进了百货商店，手表、钢笔都会不翼而飞。社会搞成这个样子，不亡国还有什么出路？

　　他这样搞法，普及高等教育办不到。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毕业生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哪里包得了那么多？包不了那么多的。于是教育就不能发展了。高等学校就集中在几个城市里，广大农村连中专都没有，高等学校更没有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斯大林死后更加扩大了。他们变本加厉地搞物质刺激，他们的国防观点发展成为唯武器论、唯核武器论，以为核武器决定一切，美苏两个核霸王可以主宰世界。他们的阶级基础就是高薪阶层，而高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农庄主席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高薪阶层。

　　当年尤金反对德波林那样勇敢，现在变成德波林的徒弟了。真是“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见杜甫诗《哀王孙》）。还有几个有名的哲学家，如米丁等，是从反对德波林起家的，现在同德波林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办高等教育有几个特点：一个叫专，一个叫尖，一个叫大，一个叫全。莫斯科大学盖那么高的楼房，可以住一万人，而研究生住的房子只有一人一手高，要把人闷死，这种房子我是不住的。他们当时还对我说：将来帮助你们中国修一所这样的大学。我心里想：才不要你们帮助修这样的房子呢！这样大的大学，就是尖、大、全。还有一个特点叫做“包”，所有进大学的统通包下来，给以高薪，这样学生当然不劳动了。赫鲁晓夫的口号是“教育与生活相联系”，这同胡风提倡的“身边琐事”没有什么区别。即所谓到处是生活，睡在床上是生活，厨房里打个转转也是生活。根本不劳动的。

　　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同资本主义国家稍有不同，但基本上相同。用这样的办法，不能消灭三个差别，也不能普及高等教育。如果真的普及了高等教育，那么国家会亡得更快。1962年我曾对清华毕业生讲过，如果人人上高等学校，但是种地的、掏大粪的都没有了，这样肯定是要亡国的！

　　我们开头没有经验，把苏联的那一套搬了过来，抄了过来。先是办了人民大学，那是有意识地搬过来的；52、53年搞院系调整，也是学的苏联那一套。以后，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愈来愈明显了。那时好象发了疯，还要搞什么六节一贯制！苏联是下午两点钟吃饭，我们中国人是中午12点吃饭。他们下午两点吃饭，当然可以搞6节，他们吃点点心，而我们中国人也要照样搞六节一贯制，这不是发了疯？真的，为什么你们不把自己的皮肤搞成白的？六节一贯制盛行一时。还有考试，考得要死，简直象审判。毕业答辩时，桌子铺上台布，摆上花，坐上一堆人，学生到那里，这个问那个问，比审犯人还凶！审犯人厉害的不过是三堂会审，潘杨讼，寇准审潘洪也就是三堂会审，审学生还能那样审法？还有抄笔记、对笔记，上课不发讲义，咕噜咕噜地讲，讲了就记、记了就考，把学生搞得精疲力尽，还说这一套叫社会主义的！什么社会主义的，我看比资本主义的还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学生还自由一点！对学生就象是托儿所孩子那样地管。后来高教部来了一个苏联专家，他一来就发了个宣言，说我来就办一件事，就是搞工作量。工作量是什么？就是级别高的教授少教书，级别低的教员多教书。子载同志你是喜欢搞工作量的。他发表一个宣言，我们也发表宣言，顶他那一个宣言！那时可是有那一股风，什么“五分制是社会主义的，百分制是资本主义的”。事实上五分制是沙皇时代的东西。医学上，说只有西医好，中医是封建医，还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摩尔根是资本主义的，等等。

　　那时，对这股风很多人顶不住，很高级的干部都顶不住。这不怪你们，你们没有经验。我是吃过苦头的。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才真正知道教条主义的危害。搞教条主义，那是要亡国的！

　　还要说一句，那时我自己也不大清楚。六节一贯制、工作量这些东西滚你妈的蛋！但是究竟我们的学校要怎么办，也不大清楚。

　　到了1958年，我们就与他们分道扬镖了。我们提出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口号对不对？对。但是究竟怎么结合，我们还不清楚。那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普教上。高教出了一股风，叫做办得愈大愈好，愈多愈好。对办得愈多愈好，我在那个时候也有点赞成；但是办得愈大愈好，我是不赞成的！今天这一点要讲清楚。那时反对我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他们那时没有什么基础，就只靠科学院的那些人，就要办那么大的学校。清华大学最大，是全国第一。学生最多，一万多人。学生宿舍都是双层床，冬天不能开窗，开了窗，冻得要命；不开，又臭得要死！办得太多，以后调整下来了，但办得太大要解决。我也不要求你们马上解决，而是要求你们5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教员多，可以送出去，送到中小城市的学校去。今后学校不要办得那么大，清华大学，你们要把情况改变过来，传染病要隔离，有病能医，要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好好读书。现在课间十分钟，学生要跑来跑去，这个课堂跑到那个课堂，呼隆隆、呼隆隆，从这边跑到那边，又从那边跑到这边。还说这是什么先进经验：叫做提高课堂利用率。我们过去上学，课堂都是固定的。

　　给你5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比如清华大学，我主张规模在2500人至3000人之间。西安交大多少人？学生是7000，这也太大。

　　反正错误都在我的身上，事先没有讲清楚。但是现在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后来出了修正主义。56年苏联开了二十大。那时就看出他是修正主义了，但还未下决心同他决裂，希望他能改过来。到60年，莫斯科声明，那时已看出没办法同他妥协了。60年他们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协定，这些是大好事，使我们深刻反省一下，为什么苏联会搞出个赫鲁晓夫，我们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出修正主义？

　　这段时期，主席对教育工作讲了许多。春节讲话说：上课允许学生打瞌睡，考试可以交头接耳，课内课外活动要减少。主席有许多讲话，你们只印了一部分，要找一找，把它找全，如与毛远新的讲话，等等，就要印给大家看看。

　　我对你们的会议有个意见：这次会你们只是讨论一个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内外活动问题，恐怕太窄了。那只是个局部问题，要从全局看问题。要把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汇总在一起，还有刘主席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与宋双的讲话，都可以印给大家看看，你们要讨论一下。这不是旁的问题，而是方针路线问题。你们那个减轻负担只是个局部问题，不从全局看就弄不懂为什么会如此，马马虎虎做一下，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光是这一问题就反反复复多少次。学生身体不好，不仅是课内外负担重、活动多的问题。如宿舍的床位“两层楼”，屋里空气不流通，臭得要死。晚上到图书馆、课堂抢位子，吃饭也不知道吃得好不好？这些问题不解决，身体是不会很好的。光搞减轻负担这一个问题，不行，就是要从全局来看问题。不要只从个人的、学校的、当校长的、当部长的方便出发，而是要从全局出发。

　　要弄清苏联高等教育的方针是怎样的，我们的方针又是怎样的。这叫做政治挂帅。有了政治挂帅就不至于反复又反复。好多问题在高等学校中反复又反复。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中，不仅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框框，而且要打破苏联的框框，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

　　最近农业方面、卫生方面开了会。农业部开会是开得好的，就是搞社来社去、半农半读。留下一部分学校搞尖端。刘主席还说，你们愿意改就改，不愿意改也可以不改。58年我们也讲过：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愿意搞的就搞，不愿意搞的也可以不搞。但是没一个不搞的。可惜得很，其实留下个把不搞生产劳动的就好，这样可以比较一下。

　　我的想法是：把这些文件印发给你们，留下来再搞个3、5天。来开一次会也不容易，既然叫政治工作会议，多带回点政治好不好？但是我们现在不要求解决课程改革问题。

　　我的设想，将来，在中国是要普及高等教育的。学校，小学是全日制占多数。我国大约有1亿1000万学龄儿童，全日制小学学生发展到最高峰时不过╳千万人，国家出钱办学就是这么多，再多，你们教育部也没有钱了。剩下的还有╳、╳千万孩子。他们多是贫、下中农的子女，他们要劳动，这里面的女孩子，还要搞搞家务，对他们要实行半农半读。有一些偏僻分散的地方，还要为那里的孩子们举办些巡回学校。这部分学生大约要占小学学生总数的30%、40%，将来也许比例还要大些，或者再小一些。大概国家办学和群众的负担能力就是这个样子。

　　学校程度愈高，全日制应该愈少，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愈多。全日制高等学校学生数，我向来主张维持在15万人左右。今年招了17万人，太多了。有时候对某些方面的意见你不能听，不能依照需要办事，只能依照可能办事。我也可以满足你们的那个需要，但我要用另外的办法来满足你的需要。

　　中小学有另外的问题，今天不多讲了。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不能都包下来。可以讲明白，以前的就包了，以后的就不再包了。

　　高等学校要搞两种。一种搞尖端，一种搞普及。现在农业部、卫生部搞了一些东西，他们的那些文件，很值得你们参考一下。农业部最近开会，有3个文件。一个是向中央的报告，另外一个是江一真同志的报告，再一个是王观澜同志的讲话，中央批了。卫生部也开了个会，把医学教育研究了一下，也要写个报告。这两个方面比较成熟。至于综合大学、工业大学怎么搞，我们的脑子还没有转，还不大清楚呢！

　　是否专业不要分得那么细，人数不要过多。这种攻尖端的学校，学生要多读点书，这部分人是需要的，但人数不能够多。现在是几乎全部、或者大部分高等学校都向这个方面发展，搞尖、搞大、搞全、搞专业化。是要有这么一部分，不搞不行。如钢铁学院要不要？要，但人数不要很多。可以把这种学校办到钢铁基地去，搬到石景山也好嘛！搞些尖端，如搞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连续操作自动化，等等。没有人搞这个不行，只是人数不能多。

　　还有一种高等学校是要搞普及的。如农业、医学。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个报告，办法是除少数学校外，其余的都搞半农半读。学生来了就向他们说明毕业后还是当农民。医学教育，保留一所学校年制最长的八年制；再保留一批六年制的。其余都搞半工半读。学生一进门就当护士。半工半读，护士工作就是他们的“工”。要办大批年限短的医科学校，三年制的，也是半工半读，有的可以是农闲来、农忙去；有的是社来社去，将来还可以搞厂来厂去。也还要为人民公社培养一些卫生员、接生员。

　　工业方面，如机械，现在人缺得很，各方面哇啦哇啦地叫。我看有个办法：工厂来工厂去，你们工厂自己搞行不行？现在工厂里有很多发明创造，难道工厂就没办法搞教育？

　　还有电机，电愈来愈发展，农村也要用电。还有建筑。象这一类的东西恐怕要一天天普及起来，要求我们多办。

　　是否这类学校不要办成一个样子，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办。延边有个黎明农业大学，公社办的，学生只有五十几个人，今年不知道哪个部门批准他们可以招收90个人。对这个学校，国家只支持了它19000元，公社给他7000元，而他们学校自己生产了12万元。这个学校依靠的一个是水稻，一个是苹果梨。

　　可以是社办，如黎明大学。吉林打算在今年再搞6、7所。

　　也可以是县办或专区办，也可以由市来办。教师来源招些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留校的。招生可以招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招初中毕业生。医学院不必招那么多高中生，招些初中生就很好。这些学校可以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你那个工厂缺什么人，我就为你培养什么，实行半工半读。可不可以？恐怕是可以的。上海有个业余工业大学，就是厂来厂去。据说也有些困难，不大对口径。

　　还可以请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和其他旁的部门，大家一齐来办，这样可以更快更便宜地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大学毕业水平的人才出来。

　　我同少奇同志说，将来农、医、工（机、电、建筑）的高等学校可以一直办到公社，将来一定要办多的。高中生下乡的愈来愈多了，难道就不为他们办大学？他们要求上学，同时又可以在农村办电，搞搞机械、建筑、医疗卫生。这种学校将来可以办到公社，今天倒不一定。

　　今天我看到江西的同志写给总理一封信，要求让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扩大招生，并要求国家投资1200万。我看这样不行，是否步子大了？千万不要一哄而起。

　　少奇同志说，恐怕还要办点师范吧？对于师范，我有一点怀疑。对于儿童来说，是有心理学这个问题的，对中学还有什么心理学的问题？如果说有一点，那就是在学校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搞了半工半读，有些变成最好的学生了。因为参加劳动，劳动中有问题要他解决，为此就要学习、读书。这也许算是心理学吧，但是旁的心理学有什么呢？

　　师范教育办不办，有的同志主张办一些，有的同志主张不办了。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出来的学生，还不是教书？北师大的学生也是如此。这也是个框框：既然有初师、中师，也就要有高师。

　　这是个滑稽的事：在旧社会，凡是心理学、教育学学得好的，就教小学；学得不好的倒教中学。

　　大学可以设心理学系，研究研究心理学；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有一个系也就行了。

　　此外，还有些系科，如文学系、艺术院校；就不要办那么多了。这类学校不必办到公社去，有少数就足够了。

　　少奇同志说，要搞个布局，这个问题要研究研究。现在高等学校类别、系科分得太细，电影有个电影学院，广播有个广播学院，新闻还要办什么新闻系。其实，报社最不欢迎的就是新闻系的学生，既然如此，还办那个干啥？

　　还有历史、经济专业，这些可再少办一些。有的要更少办，如外国音乐就要更少办一些。芭蕾舞只搞那么一点点，全国只要有一个、两个学校就够了！

　　总之，系科专业的人数，有的要很多，有的比较多，有的很少，就是这3种情况。

　　学了以后，还是要当工人、农民，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过去把工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定为培养工程师，这个提法要修改。以前的保留，以后的去掉。大学毕业了还是当工人，如果以后要提他作工程师，他就很高兴。可不要让学生在学校里就摆起臭架子：老子乃将来的工程师是也。这样搞不行。

　　当然以上这些都要逐步地做，不是一下子所能做到的。现在估计一个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实行社来社去，要给学校一片土地，还要给他一些开办费。国家需要补贴他们3年，有的要4年，然后学校可以做到自给。

　　办大学，问题就更多些。基建费要大一些。因为要买仪器等等，需要国家给以补贴的年限也要长点。金时龙办的那个黎明农业大学，很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学校人数很少，办了7年了，一共毕业了40人。

　　可以搞个规划。规划假如搞不出来，可以先搞个大致的设想。各地可否搞这么一个设想：到10年、20年、100年后你们那个地方要成个什么样子？

　　学音乐也可以实行厂来厂去，业余演唱团差吗？可不差！我去辽宁时，听过一个工人讲故事，可讲得好哩！有的人半农半读学艺术，搞创作。到时候要写篇作品了，每天拿出半天用于写作，或者给他放十几天假，写好了还是当工人农民。在这种假期中，工资、工分可以照发。

　　可不可以设想搞这么一种教育制度？好处有这么几条：高薪阶层可以避免；脱离群众可以避免；还可以普及教育。

　　可以大家都是大学毕业的程度，但不能大家都去当工程师。一个工厂哪能搞那么多工程师？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轮流作庄，也可以挑一些尖子当工程师。

　　关于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刘主席同宋双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按照那些精神去办。

　　尖端不能丢。原子弹、宇宙飞船还要搞，但不能是几万、几十万的人搞这些东西。光搞这一些东西也不行，对普及的方面想得不够。现在我们是学的苏联的一套，只搞这么一些东西。而苏联的那一套是根本不能普及高等教育的，不仅不能普及，而且只会扩大三个差别。

　　赫鲁晓夫的出现，要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在中国如何做到不出现赫鲁晓夫，不出现高薪阶层，不出现修正主义？

　　少奇同志说要做到上述这一点，目前只有3种办法：一条是四清，包括工厂、农村、学校。学校的四清准备放后一点，先让师生、干部下去参加农村四清，然后回来，再搞学校自己的四清。教师们有可能的都要下去，老教师也可以下去参观一下。还有个学习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该作为我们学习的中心，但是还要学习一点旁的东西，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些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工资、价格和利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些都要选一些让大家读读。还有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有的同志还提出可以学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是革命的，但是也有错误。譬如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就不那么正确。又如在这本书中说，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还要坏，这就是不对的。主席还说过，《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看不起，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证明：流氓无产阶级中有不少人可以变成很好的革命者。不能说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还要坏，更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的打击方向。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是敌人。在国外，敌人是帝国主义；在国内，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地主、富农、反革命，总之是地富反坏右。这里不讲资，只提右。至于党内有些人犯错误，包括王明在内，都还要团结。王明这个人可算是至死不悟了吧！虽然他还没有死，但是他犯了错误，至今34年了，仍然毫无觉悟。这样的人还让他作中央委员呢！

　　这次在文化部进行一场斗争，对于齐燕铭（原党组书记）、夏衍和陈荒煤，我们还是要分配他们工作，让他们下去看看。对他们仍然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为他们还不是地、富、反、坏、右。李宗仁回来，我们还欢迎他嘛！他是什么人？是第二号战犯，但是回来就好。敌人只有地、富、反、坏、右，一般的资本家不算，不加“资”、只讲“右”。资产阶级左派、中派的问题都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就是地、富、反、坏、右，我们也还是要改造他们。

　　一个四清，一个学习。学习中心是学毛主席著作，但是还要看点旁的，不学一点马恩列斯著作不好。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干部参加劳动。现在，在农村已经逐步形成制度了。中央批了湖北孝感的几个材料。在那里，公社、大队干部都分了两个班子，一班值班，一班劳动，但是实际上值班办公的也坐不住，也下田去劳动了，门上挂个牌子，写上谁值班，有事到哪里去找他。工厂里厂长参加了劳动，大学生自然也去劳动，没有什么话讲了。

　　机关现在是干部出去劳动，将来也要想些办法。

　　第三条是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亦工亦农、半工半读。

　　少奇同志说，到目前，我们只找到这么三条办法，第四条还没有找到。实行这三条，能否防止修正主义，这还要看。有可能防止修正主义，也有可能还防止不了。

　　我们办教育，总要从这些方面去想：将来要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出现修正主义；而且我们还要备战，还要普及。

　　步子不要急了，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有些条例的规定不对，高教部还可以研究研究，如培养工程师等等，这些东西就要修改一下。

　　关于教育方针就讲这么一些。那些文件印发给你们，再讨论几天。也不希望这次解决问题，但是讨论一下，头脑中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了。

　　來源：中央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革联）斗批改办公室编：《批判陆定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参考资料（第二集）》（内部材料供批判用），196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