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肖望东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人越多，我心里就越着慌，我对文艺实在是个外行，定一本来可以代表文化部，中宣部和书记处一块儿讲的，他非不干，那我只好来发表一点意见，和同志们商议商议。……有些意见是向中央讲过的，有些没有向中央汇报。我虽然说是讲话，但要说是指示可不行，讲对了，大家可以办；不对，尽管批评尽管驳。讲了以后供大家考虑。

## （一）为什么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已经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在文艺战线上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呢？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责任在谁，由于什么原因？你说我们大家都那么反对毛主席？我看不能那么说。反对毛主席的人是有的，高、饶、彭、黄等，他们是修正主义的代言人。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者，还有地富反坏等。

　　原因在那里？我们想了这几条：

　　第一个原因：我们领导——这个领导就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或者抓了一个又放松了，没有坚持系统地一直抓下去，直到解决问题；也有抓了，抓得不对头的。主要是没有好好地抓这一战线的领导，这主要是书记处要负责。定一、XX、我都是书记处的，还有小平，他是总书记。书记处是政治局常设机关，书记处是管日常工作的，没有好好地抓，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和小平商量过的，向两个主席也讲过。……

　　文化部党组齐燕铭、夏衍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宣部的报告是指名道姓的。少奇说这个报告很有教育意义，要批转各省、各党委。但是究竟指名不指名，我和小平去请示两位主席决定不指名。不指不是问题不严重，但是不指名只讲问题比较好，不指名就把有同样错误的人都包括进去了。……。当然，我们对主席也不是说有错也不能讲，他抓文艺没有象抓生产、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那么经常抓，抓了农业17条，40条，一改再改。当然，农业和文艺不一样，现在我们国家有7亿多人，农业不搞好不得了，农业是吃饭问题，谁也不能不吃饭，你们有文化的要吃饭，我没有文化的也要吃饭。社会主义国家，哪个国家真正把农业问题解决了，但是总的讲，在党内从理论到方针、政策，还是主席抓文艺问题抓得最多。书记处检查了这项工作，我和小平商议过，主要是我们的责任，没有很好地负起责任来，根本就没有好好抓。比如说文艺上的事，我不是一点不知道。老实讲，平常就不大注意。我眼睛不好，晚上看电影、看电视，眼发花，不是我不爱看，看话剧跟看文件一样，哪一样对，哪一样不对，不由得不想（可见话剧还是文艺斗争的很好武器），于是我就去听京戏。当时想，我不懂，听一、二个钟头可以不动脑筋（陆也是一样，他还会唱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鬼戏，我都看了，而且看了还讲人家唱得好，不错，明明是坏戏，还说不错，熟视无睹，视而不察，有的我也称赞过的，好象只是娱乐，我只说，他唱得好，可是没管戏的思想，这可要注意呀！说的话不能不负责任，你是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你说了就要负责任。

　　京戏改革在延安搞过《三打祝家庄》，用老的形式表现历史剧，后来现代戏也搞了几次，抗日初期，进城以后，1958年都搞了，内行不赞成，外行不感兴趣，怎么搞？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头一次演《沙家浜》，那时还叫《红色联络员》，初演时，我们看了，还把我们请上台，你也不好骂人家，人家请你看了戏，你还骂人？回来后，我有意见，你要我们提意见，总要给我们一个考虑的时间吧。当时，的确不象个京戏，拿出去一定要失败的，以后搞了几个月，改成《芦荡火种》，比较象样一点了，后来又改成《沙家浜》，就好了，以后北京、上海都演了，在这以前，总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手总没有地方放，老玩手绢也不是办法，现在只能说是初步的成功。艺术革命没有一、二个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搞得好的。但是京戏现代戏算是站住了，可以演了，甚至芭蕾舞也可以演现代戏了，否则对我们事业的发展不利。今天是大家座谈，我认为一个问题是没有抓，另一个问题是有时候也讲些错话。拿我来讲，过去我也看帝王将相的戏，不要死扭住人家错误不放嘛，要扭先扭自己。后来京剧会演时，我讲了话，我讲的是我后来的认识水平，不是过去的看法。这是个插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好好抓，如果抓了，发现问题可以早一点。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起，就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理论，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到一边去了。有的同志还搞30年代，这就不好了。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知识分子改造，中央和主席都有正确的政策。问题是没有好好贯彻执行，这是与总书记商量过的，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没有好好抓，抓没有抓好，说了一些错话，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文化艺术战线上的同志有没有责任？有。各有各的帐。文化艺术战线上很多工作同志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兵也是工农，就是脱离工农。总之，就是脱离工农，没有和工人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如果与工人有密切的联系，与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有密切的联系，看得多了，头脑发胀了，灵感自然而然就来了，不写也得写，就有东西可写了。不脱离工农兵，就不会搞洋、古的去了（这个洋，还不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而是十八、九世纪的）。如果你与工农有密切的联系，深入工农兵，就是我们没有抓，你也可以搞得好一些嘛！什么地方出好戏，总是与工农密切联系的。文艺，特别是创作、导演、演员也是一样，唱歌的也是这样，你与工农兵联系不密切，甚至不联系，你怎么能创作反映他们的作品呢？导演好他们的戏、唱好歌，怎么能把他们的感情表现出来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个地就是工农群众。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如果搞文艺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工农联系得好，就是书记处没有抓，情况也会好一点，所以我和定一商量，是不是你们文化部所属单位先下去搞一、二期农村四清，再搞一、二期工厂四清，回来后再搞自己的四清？下去回来以后，对许多问题你就有感性认识了，对上层建筑，怎么反映基础，就有把握了，看文艺是怎样反对它的也就清楚了。大学生也是这样，搞四清回来以后，一大堆问题都解决了，他们看到老师搞老一套就问，你们怎么还搞这个。

　　第三个原因：文艺战线上的同志们没有象解放军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是十分认真，上下都扎扎实实地学呀，这不是讲某个人，而是讲整个战线上。没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也是经典著作嘛，当然不过我们不这样讲，几十年以后它就是经典著作。我们头脑没有很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用它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文艺上的问题。脑子只有这么个地盘，没有空白，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就被一些糊涂思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位置，甚至一些敌人的思想也钻了进来，头脑里有一个小台湾，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都在脑子里了。对中央和主席的方针政策，马列主义没有好好钻研，这样就跟不紧、跟不上，与工农联系不密切。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弄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是工农，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一个是够不着，一个是够着了，但在工农中根子不深，也没有真正把主席的方针、政策吃透，以及把它具体化。

　　后两个原因，中央也有责任，现在同志们都下去了，假如早几年中央提倡的话，同志们也是会下去的。

　　检查过去是为了找出这个经验教训，以后好改嘛。什么时候我们不抓，你也可以督促我们，你抓了我们，我们就抓你，互相抓嘛！我们没有好好贯彻中央主席的方针政策，没有具体化，有的同志还唱对台戏，热衷于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这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很奇怪的，这些同志事后想想也会感到很奇怪的。你是党员，你入党的时候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倒陶醉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中间，或者是过去自己搞的民主革命的东西里面了。革命不就是盼的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来了，你不好好用文化艺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嘿，他就不是，又怪得很。我看，挨批评的同志挨批的时候是不愉快的，但是想通了就愉快了。而且在运动中，人多嘴杂，每个人的讲话都那么恰当？没有过火的？没有不够的？只要你想想自己是个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搞这个？一想，意见就没有了。上层建筑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讲了，这是常识，是马克思ABC，但就是没有好好服务，这事不奇怪吗？这不是只讲别人不讲自己，书记处干什么的呀！为什么不抓？我们还不是要承认错误？！只要想想这个，就会愉快了。几句话不要记在心里，何况批转的报告还不指名，就更没有什么了。这也不是一个人、二个人的问题。各有各的帐。

　　至于文化战线上的估计，文化艺术战线上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中央一抓，一讲搞现代戏，就这样搞了嘛！如果不是这样，革命现代戏就会一下子出来了吗？这会是假的吗？当然，大势所趋，敷衍的人是有的，但大多数人是想革命的，是好的。同志们不要觉得灰溜溜的，有错误，当然不好，不光荣，但改了就好了，就光荣了，就有了免疫力。不要那么灰溜溜的，我们也有错误，经济、政法、外交难道没犯错误？批评错误也不是否定一切、漆黑一团。

　　主席讲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政策，是指当时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和文联各协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也讲到文化部再不改就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但不是讲所有的人、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而且讲的是“基本”。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基本上是好的，有一部分不好。许多基层单位，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如果我们抓紧了，同志们下去了，和工农联系密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好了，那成绩会比现在大得多。但是，就是过去，也是有成绩的。现在这条战线已经出现了新的气象。

　　以上讲的第一个问题，讲了3个原因及对文化战线形势的估计。

## （二）同志们要求讲讲国际国内形势。没有多少可讲的了，《人民日报》已讲了那么多。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好，大好形势。（略）

　　国内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解决了，封建主义也就解决了，现在地主在农村里，不是把地收回来再收租子、搞复辟，而是搞腐蚀干部，搞单干、投机倒把，这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的任务一个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一个是支持世界革命。一个共产党，不支持世界革命是什么共产党？列宁在那样困难的时候，还支持世界革命，我们现在条件那么好，还不支援？国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是反对这总路线？这也有矛盾，但是，这是第二位的。这个问题在文艺界也不是很清楚的。1961年春，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对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很多人清楚，也有人不清楚。搞三和一少，还支持什么世界革命呀？

　　文艺界要了解这个形势，为国际国内斗争服务。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文艺要为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嘛。在革命斗争中，许多年纪大的同志都知道许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入党，都是先看文艺作品的。那么，我们不好好给广大青年一些好的精神食粮吗？好的戏、好的小说、好的电影……。文艺要为政治、经济服务，同志们要求我讲一些政治经济形势，也是有道理的。共产党员最后要搞共产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也不是搞封建主义，文化艺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本来是常识，但也有同志过去似乎忘掉了，有时高级领导干部也把它忘掉了，把共产主义ABC忘掉了，所以讲讲形势还有好处的。

　　很多同志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够，当然也不可能够，不能说一切准备好了才革命。但革命深入一步，你思想也就要前进一步啰。这个不够，一个是刚才说了三条原因，一个是我们的革命由于中央领导的高度艺术性，震动比较小，使中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有的同志不觉得。一个时期有的问题，我们也有意不讲，象建国的时候，国家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只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考虑到资产阶级还没有改造等许多问题，所以我们没有说；再如没收官僚资本，那时官僚资本占当时工业总产值的82，十月革命时哪有这么多？哪有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革命；跟着是搞合作化，把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斗争是很尖锐很激烈的，但我们与农民，特别是与贫下中农联系不密切，所以也不大感觉；等到合作化了，资产阶级很孤立了，右边三大敌人被打倒了，左边小资产阶级集体化了，他们就发慌了，于是不得不敲锣打鼓。我们麻痹了他们，我们有的同志也被他们蒙蔽了，其实他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好一点的说是大势所趋，骂我们的说是上了贼船，而我们不知道，这就是革命，头脑不清醒。政治经济斗争比较清楚，但这个斗争反映在文艺上又比较曲折，有些问题不容易看清楚。中央没有抓紧，领导、省、市、区党委也没有好好领导，文艺工作者也没有注意这个翻来覆地的大变化。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有些人还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艺术，陶醉在这里面，文化艺术上的资产阶级东西泛滥，实际上起了种复辟的作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犯了这个错误也不要后悔，以后要切切实实贯彻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

## （三）分清是非，治病救人

　　是非一定要分清，不管是谁，是就是，非就非。是非搞清了，对犯错误的人怎么办？要治病救人，这是老方针，中央遵义会议后我们就一直采取这方针。中央、国务院、省、市同志，都要分清是非，是就是，非就非，1942年党中央、主席在延安文艺整风，就是采取这个方针。这个方针不能变，将来也不能变，变是错误的。大是大非，小是小非要分清，不要混在一起。大是大非是领导全局的，还是抓两条道路的斗争；国际组织反美统一战线，连修正主义一块儿斗；文艺上是不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用什么精神食粮来供应工人农民，这就是我们的大是大非。分不清就会有无穷的纠纷，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害无利，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定要抓大是大非。

　　分清是非和区分两类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要采取对敌人的方法解决，强迫改造。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一分为二的办法，允许犯错误，欢迎改正错误。犯错误的人必须改正错误。如果有政治性质的错误，严格的说，这难道不是敌我矛盾？很难说是内部矛盾，但是改了就算了。如果你坚持不改，非要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灌给人民不可，那么非对抗性矛盾，就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了，矛盾性质是会转化的，内部矛盾会变成敌我矛盾的。在人民内部要允许犯错误，犯错误的人要努力改，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与人为善，改了，有进步那怕是微小的进步都要欢迎。遵义会议以来，一直是这样。改了，为什么要放弃他呢？坚决贯彻治病救人的方针。延安党校的时候，主席是校长，我和定一去学习，主席那时候就是这样讲的。

## （四）区别政治问题、学术艺术问题

　　学术艺术是为经济基础、为政治服务的，分不开。当然政治与艺术要统一，政治艺术统一才有艺术。不统一，还有什么艺术？要注意政治挂帅，四个第一。越是离政治远，曲折复杂，就越要政治挂帅，否则就要迷失方向、犯错误的。政治方向对了，学术艺术上的错误应互相帮助、研究、解决问题。学术艺术上的问题是联系政治问题的，要联系政治来对待，不是的就不要轻率地和政治上大是大非问题联系起来，也不要轻易下结论。一个作品内容基本正确，艺术上基本好，就算好，就应该肯定、应该爱护它，应该帮助修改、提高。那一个作品一出来就十全十美呢？！如果新的东西出来，只批评，不帮助，就等于摧残它。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有破有立。不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不能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把那个地盘霸占了，社会主义怎么能立得起来？对错误的、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这是革命，但是没有立，没有真正的建设，就不能彻底地破。没有代替它的东西，旧的就要复辟。现在有些批判的文章立得少了，我们的批判不应该这样。总的来说，我们必须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能彻底地破，就不能达到破的目的。批判要落实到文化建设上，使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关键是立的问题。要采取基本好的就算好，基本对的就算对的态度，肯定它，再帮助它提高。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文化事业也同其它事业一样，也需要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与具体的措施。这问题定一还要讲的。

　　犯错误的同志应该怎么样？犯错误的同志与不犯错误的同志都一样，不要自以为是，要实事求是。你自己清理得清清楚楚，写写批判，你就主动了，就比较好了。马恩写《共产党宣言》，写了那么多序言，有许多原则性的改正：要建立新政权，一定要粉碎旧政权，这是个根本性的改正。列宁说，这是个最重要的改正。关于民族独立的问题，以后也有补充，事实上是修改。为什么宣言都可以修改、补充，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你们说这是政治家，但文学方面也有对自己的作品常常修改的呀！象鲁迅，也常常在序言中作些交代。犯错误的同志，你要采取主动，你就轻松了，日子也好过了。

## （五）树立思想界的共产主义作风

　　思想界、文艺界是要一个个人下苦功夫，个人分头去钻研的，但是我们要提倡个人分头写作，同时又要集体讨论，互相合作。互相改一改，组织个互助组。……怎么说我们文艺界写的东西都超过了主席的水平，没有可改的地方了吗？就算你写的作品和毛主席的差不多，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提意见呢？……。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基本对，部分对，基本错，部分错，都要实事求是。打掉自以为是作风，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中央主席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书记处书记也好、或者是一个学生也好，只能服从真理。如果你认为你是真理，我认为我是真理，怎么办呢？那就在一个范围内，在一个组织里，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否则我们就不能行动了。每个人要坚持真理，不怕犯错误。关于学术艺术问题，有人反映，某人明明有错，也不牵涉政治原则，但他就是不承认，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也应该保留。文化艺术界一定要养成新的风气，发扬我们遵义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主席听了很多人的讲话以后写的。提出一个问题来，正面反面的意见都发表出来，都听，谁的正确就听谁的。对上级也可以提意见，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文艺界要学习这个好作风。互相讨论，互相学习，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二帮，养成共产主义的作风。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坚持共产主义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以外，还有什么利益呢？什么个人主义的这个那个是最不值钱的。在文化界也要造成一个“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经过这次批判，文化艺术一定会很快地繁荣起来。

　　以后我们不抓文艺，你们就抓我们嘛，肖望东昨天坚决地抓我讲话，我也就来了。我讲的这些话也会有错误，如果三七开我就满意了，二八开我就很满意了，一九开我就非常满意了。

　　来源：《彭真在内部会议上散布的部分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内部资料，供大批判使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印，196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