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自治区党委：）

　　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现将其犯罪事实与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崔建雄，男，现年43岁，汉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初中文化程度，原籍陕西省绥德县人。1959年参军，1964年转业任黄管局会计，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充当巴盟《东方红造反联络总部》（下称“东联”）的主要头目，巴盟革委会副主任、内蒙革委会委员，1975年入党，1977年被清除出党，1978年5月9日被逮捕。

## 主要罪行：

## 一、在“挖肃”和挖“内人党”期间，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

　　崔在“挖肃”期间，担任盟“挖肃”指挥部成员，分管政法和专案工作。诬陷迫害巴图巴根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巴一直保存蒋介石的像，吸收十三代王爷入党”等等。在115次盟常委会上胡说：“巴盟揪的不得力，现在组织围剿‘内人党’大战役，他们不登记，我们发动群众去突。这帮老家伙是花岗岩脑袋，这两天以文办为基础，组织—个班子，突破‘内人党’”。“这些人本质是坏的，打开骨头也是黑的”。

　　在挖“内人党”进入高潮时，崔建雄亲自主持召开了3次（111、113、124）盟革委会常委会议，给巴图巴根等120余名无辜干部，罗织了所谓“内人党”、“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并把巴图巴根同志的所谓罪行登在巴盟报上予以宣扬。

　　为了大造声势，崔建雄主持，先后在盟体育场和东方红广场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和群众大会，给巴图巴根等一百多名局、处长以上领导干部加上“内人党”头目、“内人党”骨干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批斗，崔在会上宣布每个人的所谓罪行，对批斗对象施行体罚、拳打脚踢。崔把这残暴的行动竟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当场宣布了“群专”，押在黑屋里，睡在地上，强迫进行超强度的劳动，使许多同志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

　　1968年12月在“挖肃”小组成员会上，崔鼓动搞刑讯逼供。说：“挖‘新内人党’是一场政治运动，大家在运动中不要心慈手软，他们要搞内外蒙合并，投修叛国，搞宫庭政变，政变成功后，在呼市赛马场杀大汉族，他们有预谋、有时间、有地点，有纲领、有组织，我们抓起一批‘内人党’分子，希望大家3天内，一定拿下这个战役”。“不仅要口供，而且要把‘内人党’的名单、党旗、印章和符号拿到手。‘内人党’既组织起来就不能一攻就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搞清”。“‘内人党’证据确凿，我摸到一个规律，‘内人党’不打不说，一打就说，‘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要狠狠地审讯，狠狠地打。除了头部以外打坏了我负责”。在他的直接鼓动下，致使巴盟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摧残。

　　原盟委组织部副部长白瑞卿同志被抓，连续遭受刑讯逼供，第四天便含冤死去。白死后崔建雄还对其家属威胁说：“白瑞卿是‘内人党’党魁，是1960年从公安处调党委时加入的‘内人党’。是巴图巴根介绍的，你要和他划清界线，你知道他的什么问题要积极检举揭发。”

　　到1968年底，巴盟地区挖“内人党”大搞刑讯逼供，已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们还认为挖的不够，一再反右。在1969年元月2日的常委会上崔建雄说：“领导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右倾，连我自己在内，应该把这帮家伙分为两摊，把骨干分子搞在一起，把一般成员搞在一起，总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内人党’，搞‘内人党’的力量放大一点。旗县革委会也是右，老是怕伤害了，面大了。下面有些班子搞不清，到底是国民党掌权，还是共产党掌权。阶级敌人活动很猖狂，阶级敌人的阵脚没有被打乱。韩治邦这个人很阴险，许振瑞现在活动也很厉害，比他们大的有没有指挥的，我怀疑有，巴图巴根的二、三线人物有没有，我怀疑有”。

　　崔于1969年春与王业、刘恒礼、刘健、王永顺等人，先后两次参加内蒙召开的挖“内人党”会议，回盟之后，在乌达召开的各旗、县专案组会议上，崔参加并主持了开幕式，大讲“乌盟、锡盟挖‘内人党’有经验”，认为巴盟“决心不大”，逼迫各旗县“继续深挖”。

　　崔建雄亲自告诉歌舞团工宣队，演员杜玛是“土党”，对她实行了“群专”。致使该同志被“群专”两个月，游斗、示众十来次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崔还对高俊英说：“史继发（原盟委秘书长）是巴图巴根的红人。他要不是‘内人党’，巴盟就没有几个‘内人党’了，你们回去搞吧，史继发肯定是‘内人党’”。在崔的直接指使下，诬陷史继发同志是“黑干将”，“内人党”骨干分子被“群专”近5个月，刑讯逼供，残酷迫害，背砖头，低头弯腰，用纲丝鞭、棍棒毒打，用皮衣蒙住脑袋，不让喝水，眼戳伤，被打得周身黑肿，大小便不能自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据统计，当时仅盟直机关在“群专”被批斗，大搞刑讯逼供含冤死去的就有田仑等6名同志。

　　崔建雄在大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误中，伙同挖肃总指挥王业，副总指挥刘恒礼、刘健，成员李志忠、洪济舟、王永顺等人，凭借窃取的权力，领导指挥策划挖“新内人党”。大搞刑讯逼供，用捆绑、吊打、背砖头、压杠子、烤炉子、过电刑等30余种法西斯刑罚，残酷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其挖“内人党”面之广，受迫害之深和惨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夫妇双双、有的父子（女）两辈被关进牛棚，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巴盟地区在挖“内人党”中受害总数达43030人，致死2798人，致伤残10565人，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后果极为严重，崔负有重要罪责。

## 二、批林批孔期间，继续拉帮结派，再次搞乱巴盟局势。

　　1973年10月内蒙革委会三届六次全委会期间，崔建雄与郝广德、那顺巴雅尔、王金保等人进行串联，认为巴盟问题严重，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解决造反派受压的问题，妄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崔托罗靖给李培文等帮派分子捎话，要他们很快行动起来，进行斗争。崔还打电话鼓动，说“形势发展很快，对我们很有利，你们大胆干吧”。

　　1973年10月上旬崔建雄从呼市回到临河后，立即召集帮派成员会，再次把斗争矛头指向巴盟盟委。在崔的煽动和组织下，成立了“33”号帮派山头，崔是主要负责人。他们张贴大字报，要打倒赵清、韦荫秀等盟委领导同志，并要求把支持和同情他们观点的李向克、罗靖等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崔建雄提出要采用锡盟张礼的方式，把过去在革委会工作过的委员和部分工作人员调回来，占用盟革委会的房间，官复原职，妄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为此，崔建雄等人多次冲击盟委常委会议，对蒋毅等领导同志进行围攻，逼迫盟委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崔建雄等人先后3次到呼市串联，与郝广德、那顺巴雅尔、王金保、刘立堂等人挂勾，并参加了“218”、“202”两个帮派山头的联席会议。崔建雄接受郝广德、王金保关于在“4·13”时搞全区统一行动的指令，回盟后即以庆祝“4·13”为名，召开了群众大会，发表了反盟委的讲话，会后又出动宣传车，张贴大字报，向盟委施加压力。

　　崔建雄还插手指挥五原、前旗、磴口、临河等旗县帮派组织的活动。严重地扰乱了巴盟工作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再次搞乱了巴盟局势。

## 三、1969年6月崔建雄为准备武斗把盟革委人保部的3支“五四”式手枪和专案组“79”子弹150余发、“762”子弹70余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若干发，发给“东联”头头苏振清和磴口县的熊占海、石玉喜。苏振清等在磴口黄士档集结准备武斗时，枪支子弹被对方缴走。

　　综上所述，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挖肃”、挖“内人党”中诬陷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极其严重后果。崔负有重要罪责。在批林批孔期间，拉帮结派再次搞乱巴盟局势，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第145条、第158条判处7至10年有期徒刑。

　　妥否，请审批。

　　 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12日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