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内蒙古党委：）

　　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有关指示，我们对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我们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王金保，男，汉族，现年4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内蒙古临河县人。

　　1967年参加工作，行政22级。由于造反有功，1968年9月由滕海清、刘文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工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生建部副主任、卓资县委副书记、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书记等职。1978年11月10日撤销其职务，1979年10月29日以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并开除党籍，同年11月2日依法逮捕。

## 经审查证实，王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金保积极打起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古工学院“东方红串联大军”的主要头头。在工学院代头搞静坐绝食3天，向学院党委要所谓黑材料，查封保卫处、人事处、机要室等要害部门，把矛头直接指向院领导。1967年4月，在王金保、梁志超等人的策划下，“东方红”、“井冈山”、“红旗”联合夺了内蒙古工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当了主要头头。“4·13”前夕，王金保等人在内蒙工学院把所谓保守派都撵出教学大楼，在楼内修筑工事，将围墙拉上电网，制造恐怖状态。并带领工学院造反派参与了“呼三司”、“工总司”等造派组织围攻内蒙党委大院的武斗。

　　冲击军区事件发生后，王所领导的“东方红”借口支援军区“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2月2日参加了内蒙军区招待所的静坐绝食。把矛头指向内蒙古军区，严重地干扰了军区的正常工作。

　　1967年10月，内蒙“呼三司”红卫兵第一届代表大会，由于王造反突击，被选上了“呼三司”委员。

　　二、1968年5至8月，王金保担任内蒙文艺界挖肃运动大会战总指挥，做报告时诬陷“内蒙文联20年来一直是乌兰夫反革命舆论的顽固堡垒，这里好人不多，坏人不少。”并积极组织所谓“乌兰夫黑线”展览，“黑帮集训班”，逼迫一些领导同志揭发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的问题，还组织对郑朝珍、布赫、达赖等老干部的多次批斗，使这些老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1968年7月，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在全区挖“内人党”时，王是积极参与者。1969年，王金保在内蒙二机厂劳动期间，曾于3月19日给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写报告诬蔑“二机厂领导集团是由各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的。有五机部调来的窦森瑜、杜石生为首的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伙，又有师玉静（内蒙的）乌兰夫的势力，又有郝继唐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多是从过去伪兵工厂过来的。很多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直到1969年，在中央“5·22”批示下达后，王还坚持其反动立场和观点，不顾全区错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恶果，又拉起队伍，充当了“5·22战团”的头目，对滕海清大挖“内人党”的严重罪行，不但不揭发、不批判，反而打起“保滕”的旗号，形成了两派的严重对立，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给内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并在1974年7月22日写给陈锡联、纪登奎和政治局的紧急报告中，仍然无中生有的坚持说内蒙有“新内人党”，声称：“内人党”确实存在，“内人党有老根子”，他们“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内人党与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是有联系的”。信中还写道：“内蒙地区不仅有老内人党，而且有新内人党，有受新内人党控制的旨在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动组织”等等，来干扰和破坏对“内人党”大假案冤案的平反工作，破坏落实政策。

　　三、1974年初，王金保违背中央指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擅离卓资县委副书记的工作岗位，窜回呼市，拉帮结派，另立指挥中心。他先后在张克源、姚品章、王德贵家中和内蒙党校，送变电工程处等地，多次召集他们的一伙人，密谋策划，建起了“202”山头，并与“218”山头相勾结，大搞篡党夺权活动。他们发表的《关于当前我区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中说：“前段时间里，曾出现全国性的修正主义回潮，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复辟相当严重”，攻击内蒙党委“长期以来，不批林、不批孔，说了不少屁话，死捂阶级斗争盖子，压制群众”。这个声明的矛头，直指内蒙党委，流毒甚广。

　　1974年3月，《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王听取雷善元等人汇报后说：“应该支持群众在‘3·11’日报问题上的革命行动，内蒙党委在揭批陈、李、郑问题上捂盖子、压群众是错误的，应该检查。在党委的人，可以分批等候，有的吃饭轮换回家，直到党委答应作检查为止”。结果，闹得自治区党委不能正常工作。同年3月末，呼市体育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王在会议上发言，攻击内蒙党委用“三顶帽子”、“四条棍子”捂盖子，压群众，煽动群众，把矛头对准内蒙党委，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4年4月，王伙同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等人，联名向党中央发电报，诬告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太忠搞臭、赶走。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还插手巴盟、伊盟、呼市和呼铁局的帮派活动。如他和巴盟的崔建雄，呼市的郭日周，呼铁局的刘国废、赵丁酉，内建一公司的侯呈祥等人，都有直接联系，遥控和指挥这些地区的帮兄弟，为他们出谋划策，把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局势也搞乱了。

　　1976年夏季，王在卓资县后房子公社的一次干部会上，与会同志对“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想不通，他就大讲刘邦杀韩信的故事，说：“历史上刘邦让吕后杀韩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为“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

　　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犯有严重错误和一定罪行。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经研究我们同意包头市委对王金保免予起诉，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的处理意见。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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