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乌兰巴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

　　乌兰巴干，又名吴风翔、宝音代来，男，52岁，蒙古族，家庭出身经营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盟科左中旗巴彦塔拉公社，文化程度大学。1945年12月参加工作，入辽吉军政学校学习。46年至55年，在部队任参谋干事，内蒙画报社、报社编辑、组长等职。56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57年至58年在内蒙党委宣传部任干事，59年下放哲盟盟委专业写作。60年至64年在内大文研班学习。64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分会副主席，65年任内蒙文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直属内蒙文艺界大批判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直属文教斗批改指挥部专案组”副组长等职。72年下放到察右中旗乌兰公社那日斯大队，75年后没有分配工作。

　　49年10月20日因入党时隐瞒了46年10月在东科中旗被地主武装抓获，给敌人下跪求饶，暴露我独立旅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56年5月25日因对党对人民对现实社会不满，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团结，被呼伦贝尔报社给予行政上降职（级别上降一级）的处分。

　　78年5月1日因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被内蒙公安局拘留审查，同年9月29日逮捕，79年10月7日内蒙检察院向呼市中级法院起诉。

## 经过审查，其主要罪行如下：

　　一、乌兰巴干于1967年10月纠集报社、文联等单位的一些人，成立了跨单位、跨行业的“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乌为站长，报社的额尔敦、拉西为副站长，由乌兰巴干亲手策划，拟定内查外调提纲（三175—188），派出调查组，搜集整理了大量所谓叛国集团的罪行材料，向当时的内蒙核心小组上报，诬陷干部、群众。对核心小组作出深挖“新内人党”的错误决策，捉供了主要依据，对在全区因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后果，起了很坏作用。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找郭以青，说他组织了个“揪叛联络站”，搞哈丰阿叛国集团。还把他们整理的“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给了郭以青。郭当即表示支持，肯定他们大方向正确（见郭以青案卷附件二第42、189页）。

　　仅据现有材料证明，其内查提纲所列的调查单位就有公安厅、检察院、团委、党校、卫生厅、教育厅、档案局、电台、语委、内大、电影制片厂、教育出版社等26个单位（三8—10）。外调提纲拟定的外调地点有区内8个盟市。调查项目除包头市外，共68项，计呼盟15项、哲盟11项、锡盟18项、昭盟3项、乌盟9项、伊盟7项、巴盟5项和北京、南京、重庆、武汉、沈阳、长春、哈尔滨、唐山、银川、张家口10个省、市、自治区及郭尔罗斯前旗（三10—12）。呼盟、锡盟、通辽、乌兰浩特、海拉尔、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满州里、达茂联合旗等9个盟、旗都有调查组的专题报告（三206—243）、（四117—123）。就凭这样道听途说，捕风捉影，随意编造的一些材料，68年4月12日以乌兰巴干署名给李树德、李德臣写信报送所谓“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简介（一）”（一63—174）。长达八开大纸110页，列举了76个组织，点了1351个人的名，其中不少是内蒙各级领导干部。4月15日又报送了“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组织简介（二）”（一175—210），特意注明所指反动组织的时间是1946年4月3日至1962年。上报以后，很受当时领导人的重视。除李德臣4月24日亲笔签名外，由李4月28日批“转政法委员会研究参考”。两份“简介”都成为乌兰巴干参予制造的“新内人党”组织和政治基础的重要依据。同年6月1日又以乌兰巴干署名给李树德写信（七139—141）报称“内人党”1963年在呼市财贸学校恢复了组织活动。胡说什么“财校‘内人党’支部的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财贸干部进修学院委员会”，是63年6、7月间在财校开会筹建，9月1日正式成立，通过福祥直接受卫生厅义达嘎领导。主要负责人是孟和，骨干有福祥、官布、刚格尔、浩特、其木特等人。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内人党”有新发展新活动，为在全区大挖“新内人党”，提供了“事实根据”。他们还以揪叛站名义，整理报送材料127份，登记了所谓反动组织89个，其中有人头姓名的64个，共2041人；还收集了蒙藏委员会等照片171张（8卷）；绘制了“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十100），“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十99），标有情报据点、电台线索、越境方向等198处，由乌兰巴干于68年2月亲自去北京交“腾办”秘书李良，当年5月又亲自交腾、吴、高、权、李等核心小组成员。还绘制了“内外蒙合并地图”（八2.44）、“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六79），捏造了蒙修大使馆大使沙拉布、二秘梨格、三秘旦比，通过北大、外贸学院蒙修留学生与呼市布仁赛音叛国集团、锡盟戈瓦叛国集团、民族出版社诺尔布叛国集团、海拉尔额尔敦毕力格集团、呼盟东旗叛国集团，鄂温克旗根登太叛国集团相联系的活动情况。

　　二、乌兰巴干通过其操纵的“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和亲自掌握专案等非法手段收集的历史档案，对无稽传闻，刑讯口供和互不相干的一些材料，作了别有用心的歪曲捏造，一律与所谓乌兰夫为首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集团相联系；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搞什么内外蒙合并相联系；与“206”等现行叛国案件相联系，与蒙修使馆等情报人员相联系。经过这样无中生有地“四个联系”，就在内蒙地区虚构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以哈、特为首的在蒙修直接指挥和乌兰夫包庇下，名散实存，继续恢复和发展组织，进行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内人党”集团。以乌兰巴干署名给李树德的信上就说，“内人党”在财校恢复了组织的“这个案子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与蒙修领事馆特务集团有直接联系”，“这个案子的破获，将会对‘206’案破获大大推进一步”。揪叛联络站1967年10月3日上报腾海清审阅的“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七153—158）又说“实际上人民革命党是蒙修设在内蒙的大特务组织”（七155），“43人委员会实际上是原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组织”（七156）。“语委是乌兰夫以哈、特为首叛国集团叛国活动的舆论黑店，实际上成了乌兰巴托的分所”（七156）。1968年1月22日上报的关于“民族统一革命党的简要报告“（七11－12）捏造出“61年前后内蒙人民革命党的老党魁哈丰阿、博彦满都指使其忠实爪牙，建立一个所谓‘民族统一革命党’。纲领和原‘内蒙人民革命党’的纲领一样”（七12），“‘民族统一革命党’的活动费用是由蒙修驻华大使馆直接提供”（七12），“布林赛音等经常去北京与蒙修高级官员旺丹的儿子（留学生）接头，随便出入蒙修大使馆”（七121）。这个报告，把所谓“叛国集团”的叛国活动从想象估计，又推进到了具体认定。进而68年4月13日又报了另一份题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单行本）更加露骨地胡说什么“46年根据蒙古‘内人党’应地下化的旨意，2月宣布‘内人党’解散，3月成立‘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单2），‘新内人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的罪恶目的效劳”（单2）。还无中生有地说：“‘四三会议’后，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将‘新内人党’改编成共产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人党’的武装部队，内蒙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从此出现了‘内人党’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单三）。还说：“‘内人党’党魁，骨干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叛国投修方面效尽了犬马之劳”（单8）。“这些‘内人党’徒掌权后，为蒙修文化侵略，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单9）。“三年困难时‘内人党’有的地区恢复了原来的组织，有的重新组织队伍进行地下活动”（单11）。“63年2月3日43人参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会议，64年文艺整风，文教界揭出‘民族统一党’。实际上就是重新组合的‘内人党’”（单11），“这些三为（位）一体的反革命网，直到现在仍猖狂活动”（单11）。接着68年5月9日又发出紧急报告，明目张胆地造谣诬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63年在呼市恢复组织活动（七72—80），胡说什么“据我们调查证实，63年‘内人党’恢复了组织，发展党徒”。“从掌握的材料看，是45年，甚至25年成立的‘内人党’罪恶活动的继续”。“事实上自‘四三’会后，‘内人党’名为取缔，实为存在，一刻也未停止其反党叛国活动”（七73），“虽然只掌握财校一处的‘内人党’现行活动情况，但迹象表明，这是以哈、特为首的‘内人党’63年全面地自上而下地恢复和发展”（七74）。这个报告，腾、李都曾看过，李德臣还批示“妥存”，从后来挖“新内人党”的实践证明，确实产生了乌兰巴干希望产生的作用。揪叛联络站68年5月17日关于“锡林郭勒盟叛国集团简要报告”（七108??123）说，锡盟叛国集团是“乌、哈、特反党叛国集团在锡盟的分店”（七109）。“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反党党团基本上是‘内人党’的变种”（七109）。“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因此他们统统归纳到哈丰阿的‘内人党’中”（七109）。“现阶段锡盟出现的一系列叛国集团及案件的总根子是乌、哈、特反党叛国集团”（七109）。并说“61年后蒙修多次派特务来锡盟各地进行特务活动，发展了一批特务”，“已发现和怀疑的情报点就有20余个，情报员100余人，同呼和浩特‘民族统一党’骨干布仁赛音和蒙修北京大使馆都有联系”（七111）。乌兰巴干还以‘揪叛联络站’和内蒙文联“5.23”联总名义于68年6月15日上报了“内蒙文联反党叛国集团立案报告书”（七124??138）说什么“内蒙文联存在的叛国集团是乌兰夫、哈丰阿反党叛国集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集团的形成并随着乌、哈反党叛国集团整个叛国部署而逐步趋于完整”（七125），“文联反党叛国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仅是一批乌兰夫反党叛国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的得力干将，而且是一些地地道道的蒙修文化特务。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七127）。

　　三、乌兰巴干还亲自出马，到处煽风点火，作什么“三股势力”、“四个演变”（主卷三21）和“内人党”的产生、发展、现行活动等黑报告。所谓“三股势力”就是乌兰夫的左右承相和延安、土旗的老班底；哈、特势力；国民党傅、董势力。“四个演变”是内蒙的共产党由“内人党”演变的；内蒙的干部由王公贵族演变的；内蒙的军队由蒙古自卫军或日伪铁血部队演变的；内蒙的共青团由“内人团”演变的。这样就把内蒙的党、政、军、团，统统说成是被“内人党”所控制、指挥，搞内外蒙合并，遍及三里五界，无处不有，大的惊人的现行叛国集团。这样的报告，仅据查明前后到过呼铁局、呼铁公安处看守所，财贸学校、内大、师院、工学院、报社、蒙专、步校、农科院、新华印刷厂、中医系、“三司”专案组、警备区、制药厂、宣教口工宣队等20多个单位（主卷十4、12、32、42、43、55）、（附卷五18）。乌兰巴干自己供认从67年10月至68年5月就作过10次，在呼铁局全局有线广播大会一次听报告的即达1万多人。

　　乌兰巴干还以“揪叛站”站长身份，多次参加对通富、娅玲、李苏君、鄂长林、宝根沙等人抄家和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据检举揭发，68年5月6日“揪叛站”的50多人，闯到宝根沙家，乌兰巴干说“宝根沙有电台”，把宝家的炕、房顶、地板、鸡窝和墙都刨开搜查。68年1月14日乌兰巴干领10多人，去通富家抄走不少东西，说收音机里“一定有发报机”。乌兰巴干还参加把布和巴雅尔抓到内大生物楼武斗的活动（主卷四 13）。

　　乌兰巴干编造的“四个演变”，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实际上成为在全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舆论准备和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乌兰巴干在挖“新内人党”问题上，为当时核心小组积极献计献策，连篇累牍地提供了“新内人党”的组织基础、事实根据、理论依据等一系列纯属捏造或恶意歪曲的虚假材料。为在内蒙制造“新内人党”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这对核心小组作出挖“新内人党”的错误决策，起了很坏的作用。其捏造的大量所谓叛国罪行，指明道姓地诬陷了为数甚多的干部、群众，使不少人为之横遭迫害，甚至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极其严重。乌兰巴干被捕以后，很长时间拒不认罪。直至去年6月与之核实材料再次提审时，在大量确凿证据和党的政策威慑下，态度始有转变，对其亲自整理、报送的“内人党”新活动的大量材料及其对挖“新内人党”所起的极坏作用等罪行开始作了交待，有了一定认识。

　　经自治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研究，认为乌兰巴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严重，根据中央（82）9号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规定，其行为构成了诬陷罪，参照其诬陷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应依“刑法”第92条的量刑标准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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