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冷西的检查

　　<吴冷西>

　　［原编者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前新华社社长）是中国赫鲁晓夫安插在新闻的狗奴才。长期以来，他利用其窃踞的职权和新闻界这个阵地，大干其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给我党、我国抹黑，罪恶累累，我们特将其部份供词公布，供同志们批判用。］

　　长期以来，我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中，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是刘邓黑司令部伸进新闻界的黑线人物，是他们的忠实走卒。我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变成了他们推行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舆论工具。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特别是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的罪行，以及我如何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的罪行，交代如下。

　　由於手边没有笔记和有关文件，这里所说的只凭记忆所及，某些具体情节可能不确切，但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为了叙述方便，我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写的。

　　（一）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刘少奇把当时新华社的主要干部（约二十多人）集中到他住地（平山县西柏坡）附近，名义上是要“严格训练”新华社的骨干，以便“迎接全国胜利后的局面”。这个“严格训练”工作，由胡乔木主持。开始时所有稿件都经刘少奇审改，后来凡是重要的稿件都经他核准才能发出。刘少奇本人不经常出面，大都通过胡乔木传达他的意见并布置执行。

　　我是当时被“集训”的人员之一，并且参加了以胡乔木为首的核心小组（另外还有范长江、石西民、陈克寒等人。）据我记忆，刘少奇当时特别强调要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新华社的骨干必须是“党中央的驯服工具”（实际上是要做刘少奇的驯服工具），必须“严格地”、“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独立性，即使不同意或者想不通，也要坚决执行。在“集训”的头两个月，新华总社每天收到各分社的来稿都先印出来，由刘少奇确定那些可以改写后发，如何改写，那些不发。我们都遵照办理。改出的稿子送刘少奇审阅时，他认为不好的都退回来重写。刘少奇还出题目要我们写评论和资料，并且提出了要点。刘少奇强调，所有稿件都必须“一丝不苟”，从布局到字句标点符号，都必须正确无误。在这样的“严格训练”的几个月中，被集训的大都变成了“工具”，自己不动脑筋、一切听刘少奇吩咐，而且整天关在房子里写呀，改呀，成了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编辑匠。这样的奴隶训练，被集训的人普遍叫苦连天。记得有一次分配我和范长江合写的一篇《每周战况述评》，写了一次又一次，刘少奇和胡乔木都退回来重写，反覆了七八次仍“不及格”，最后由胡乔木自己动手写。范长江极不耐烦，不久他就要求调动工作了。后来石西民也走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大概都是被刘少奇和胡乔木认为“奴性可嘉”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和胡乔木修改过的每篇稿件，都要大家“认真学习”，并且由我们两人（多数是由胡乔木）讲解。这种讲解，给我的印像是，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都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简直是金科玉律。可以说，这次“集训”，是刘少奇把他的黑手伸进新闻界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他培养他在新闻界的驯服工具的重大步骤。我这个“奴性十足”的人，长期以来还误以为这是好事，并且以自己经过“集训”为荣，以当“驯服工具”为荣。我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工作也要求在我领导下的人成为“驯服工具”，同时还按这样的标准来提拔和使用干部。

　　（二）一九四八年秋，即在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讲话大约半年之后，刘少奇向“华北记者团”作了一次长篇讲话。我没有去听，事后听了传达。据我的记忆，刘少奇那次讲话非常强调记者要“独立思考”，要“敢于提出问题”，要写“真实”，要加强“修养”。这次讲话的精神，同在西柏坡“集训”的精神表面似不一致，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即要记者尽量发现“黑暗面”，这样才有反党的材料来源；要编辑绝对服从，这样才能供他得心应手的驱使。过去我长期认为刘少奇这篇讲话是记者必读的经典作品，多次在新华社记者中为他吹捧。一九六二年《修养》重新发表后，邓力群（注：邓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向我建议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我曾就此事向刘少奇请示，他对此很有兴趣，叫我组织人整理。我就叫萧航负责先整理出一个初稿。初稿出来后，我因忙於别的事情，没有来得及看。刘少奇的秘书曾打电话来问及此事，并要了一份初稿去。现在看来，刘少奇这篇讲话，是有意同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的讲话唱对台戏。

　　（三）一九五三年，刘少奇通过胡乔木提出，新华社应当成为“消息总汇”。我记得胡乔木提出这个口号时说，刘少奇认为新华社应当充分利用集中统一通讯社的有利条件，充分收集和发布全国和全世界的各方面的消息，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刘少奇提出“消息总汇”，是改变新华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方向的一个重大步骤。我当时完全拥护刘少奇这个主张，并且在新华社不遗余力地贯澈执行，一方面提出“扩大报导面”，满足各方面（实际上是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的兴趣，另方面提出大搞《内部参考》，即刘少奇有兴趣的“敢於提出问题”，暴露黑暗面。这种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我后来扩展到国际新闻报导方面，并且是我提出“世界性通讯社”的思想根源。

　　（四）一九五六年夏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刘少奇找我和朱穆之同胡乔木一起，谈了两次话，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修正主义新闻纲领。刘少奇这两次谈话，打的是反对“机械搬用塔斯社经验”的招牌，实际上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现在看来，同塔斯社并无二致，甚至在修正主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在新华社派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塔斯社后，我主持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内容是根据塔斯社的经验提出“改进”新华社工作的意见，其中差不多完全照搬塔斯社的一套，而当时的塔斯社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它的经验基本上是仿西方帝国主义通讯社的一套。因此我们写的报告已经是够修正主义的了。但刘少奇在两次谈话中，虽然开头也说了一点要从人民的利益和马列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通讯社的工作，但他反对的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机械搬用塔斯社经验”，即反对所谓教条主义。正是从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出发，刘少奇在谈话中要新华社实行一条彻头尾的修正主义路线。据我记忆，刘少奇提出的这条路线的要点是：

　　（1）明确地要求新华社向“消息总汇”、“世界性通讯社”的方向（即要新华社变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方向）前进，并且主张新华社不要当国家通讯社，不要“官办”，而要“民办”。

　　（2）新华社不仅要学塔斯社，而且更要学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刘少奇认为塔斯社太死板、僵化，远不如西方帝国主义通讯社“灵活”，“有生气”，“吸引人”。

　　（3）新华社的新闻要：有“普遍兴趣”、“共同兴趣”，人人爱看；善于运用“客观报导形式”，像路透社、美联社那样；新闻报导要“真实”，要“全面”，不要“片面性”，对我有利的和不利的，对我说好话的和说坏话的，都要报导，否则就助长“主观主义”。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4）要培养名记者，新闻中要有记者署名，保持记者的风格，记者个人对新闻负责，名记者的薪水可以高於社长，甚至高於国家主席。

　　（5）新华社改为民办后，可以不受国家工资级别的限制，自行制订工资，实行物质刺激，鼓励编辑记者“上进”。

　　（6）新华社同报纸的关系，不应是垄断性的关系，而应是竞争的关系，互利的关系，合作的关系。不要只利於新华社自己，而且要对报纸有利，适应报纸的需要。刘少奇的这个意见，是后来在一九五七年新闻界右派向党进攻，攻击新华社，提出办同人通讯社的主要藉口。

　　（7）新华社可以自己办一张报纸，以刊登新闻为特色，同人民日报“竞赛”。

　　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新闻纲领。一九五七年新闻界和新华社内部的右派分子，在猖狂向党进攻时，攻击新华社的主要论点，差不多同刘少奇以上主义完全一致。可以说，刘少奇不仅向新华社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纲领，而且给新闻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提出了一个纲领。

　　刘少奇的这个纲领，在新华社内部领导干部中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甚至像我这样满脑子修正主义思想的人，也感到太过份了，不能完全照办。因此，刘少奇的谈话，我只在一部份干部中传达。但是，应当说，在这以后，我基本上是执行刘少奇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我特别强调要把新华社办成“世界性通讯社”，这是取消新华社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性质的办社方向性的错误。我在一九五七年访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回来后更加强调向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学习。我竭力提倡新闻的“共同兴趣”，这是抹煞兴趣的阶级性，适应资产阶级兴趣。我特别热中於新闻的“客观报导形式”，要记者、编辑学习西方记者，和西方的专栏作家如李普曼之流的写作技巧。甚至在一九六○年春我还要驻外记者学习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污蔑我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客观报导形式”。我同样也强调新闻报导要“全面”，对我有利的和不利的都要报导。我也热心於培养名记者，并且实行了一条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单纯业务观点、重才不重德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如把新华社改为“民办”，新华社自办报纸，我没有照刘少奇的意见办，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这些是办不到的。

　　由於我自己是修正主义份子，也由於对刘少奇的迷信，我过去长时期内没有觉察刘少奇这两次谈话的修正主义本质，一直认为是正确的。直到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当我感到新华社长期内没有清算学习塔斯社的修正主义影响，还提出重新印发刘少奇的谈话给参加当时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用以清算学习塔斯社的错误。

　　（五）一九五六年夏天，刘少奇批发了人民日报的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邓拓起草，经胡乔木、陆定一修改，最后经刘少奇审阅的。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初南宁会议上指出，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错误的，反“冒进”是错误，打击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马鞍形。我当时不了解情况，打电话回北京把这篇社论原稿调去看，才发现了上述情况。刘少奇在他审阅过的原稿下还写了送毛主席审阅的字样。毛主席在上面写了“不看了”三个字。於是我把这种情况报告胡乔木，说这样会牵涉刘少奇，胡乔木叫我不要把此事在会议上提出，我也就没有在会上谈，给刘少奇打了掩护。毛主席提出这篇社论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刘少奇在南宁会议过程中，既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别人也没有批评他。应当说，刘少奇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发动者。

　　（六）一九五六年秋，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了，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这是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毛主席在反右斗争后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曾正式指出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在新华社宣传了刘少奇这个观点，并且根据这个观点来错误地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党内民主等问题，成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宣传员。

　　（七）一九五七年夏天，毛主席决定我到人民日报工作后，邓小平曾为此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干部开了一次会。他在会上一面宣布我到人民日报任职，一面又说邓拓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因此仍然留在人民日报担任社长，邓小平对邓拓的这种估计，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当时如何批评邓拓我那时还不知道，是胡乔木在后来告诉我的。我在邓拓留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这种估计，开始我只管版面，社论仍由邓拓负责，后来邓拓说他不了解中央意图，把社论交给我。但我仍然求他管五、六版。直到邓拓离开人民日报时，我在欢送会上仍然根据邓小平的看法为邓拓吹捧了一番。这也是错误的。

　　（八）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邓小平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人民日报关於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如何做总结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随便破除。供给制很难说比工资制进步。现在如果实行供给制，比工资制要花钱更多。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不能实行供给制，否则国家要背大包袱。胡乔木在会上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他引证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话，来说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对的，并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潮。他还说不能把共产主义的风格同现行的政策混同起来。邓小平和胡乔木的发言，为如何做总结定了基调。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派林韦同张春桥同志合作写总结。张春桥同志不同意邓、胡的意见，总结始终没有办法写出来。这是邓小平对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为这次讨论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把张春桥在上海发表的文章交给我，并且亲自加上编者按语，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观点，要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展开讨论。我当时思想上也赞成张春桥同志的文章的，因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当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说过的。但是讨论展开后，涉及问题很广，不仅是共产主义风格，而且关系到现行政策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工资制度的问题。在这过程中胡乔木曾几次对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随便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我就动摇了。后来，约在讨论展开两三个月之后，毛主席要胡乔木考虑如何做总结。邓小平召集这次会议，就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会议的结果，基本上否定了张春桥同志文章的观点。也就是抗拒毛泽东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邓小平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执行者。胡乔木后来把写不出总结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据胡乔木告诉我，毛主席同意暂时不写，但我后来的印像是：毛主席对此是不满的，他曾多次提到这次讨论写不出总结的事。

　　（九）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经过武昌会议特别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建设中问题很多，很乱、浮夸风、瞎指挥、层层加码仍然很严重。他要计委和经委了解一下究竟有那些问题，研究如何解决，提列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会后，我就根据邓小平这个黑指示，布置新华社收集工作中的问题，在《内部参考》上发表，供中央参考。这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提供了材料。

　　（十）一九五九年七月卢山会议上，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严厉批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他特别强调说，那个时候中央负责同志到各地参观时发表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有错误的，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结果在全国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他还说，他在河南参观时讲了一些意见，新华社没有向他请示就发表了，而且报导得又不准确，他对此不能负责。现在想起来，刘少奇的这番话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一九五八年我们发表了毛主席在各地的报导，如在河南参观时说“人民公社好”。特别是这年夏天毛主席在巡视长江南北后对用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发表了谈话，对当前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个谈话稿是我经手的。刘少奇的这番话，同时也包含着给他自己推卸刮浮夸风瞎指挥的责任阴谋，因为刘少奇这一年在各地参观时也发表了许多意见，有些也公开报导了。

　　我在庐山会议上听了刘少奇的批评后，一面打电话回北京，要新华社检查究竟宣传了那些浮夸，特别要检查报导了那些中央同志的讲话，其中有什么问题，尽快把材料送给我；另方面我自己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谈到一九五八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宣传上的确有许多浮夸，发表一些中央同志的意见也是不慎重的。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刘少奇是针对毛主席的，我这样做实际上帮了刘少奇的忙，反过来证明他是对的。在这以后不久，就爆发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我就通知新华社不要把收集的材料送来了。因为这时已经不是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斗争彭德怀的问题了，而且我害怕这些材料送来会使人怀疑我收集材料反对中央。

　　（十一）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发了《鞍钢宪法》以后，人民日报写了一些宣传《鞍钢宪法》的评论，我当时因忙於参加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没有及时处理。后来，大约在六月间上海会议前后，我向邓小平请示如何宣传《鞍钢宪法》，邓小平当时回答说，现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钢宪法》现在不忙搞，鞍钢本身问题还不少。这样我就把《鞍钢宪法》的宣传压下来了。这是邓小平抗拒毛主席指示的又一罪行。我执行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指示。

　　（十二）一九六○年一月，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胡乔木等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我根据现在的看法这样认识的。现在回想起来，主要的错误有：

　　（1）在同苏修争论《声明》稿内容的过程中，刘少奇曾经主持了一次代表团会议，讨论如果苏修坚持不肯把《声明》中的钉子拔掉，我党代表团是否签字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可以签字，同时发表声明。这完全是投降主义的方针。后来毛主席来电指示，要力争把钉子拔掉，不惜斗争到破裂的边缘。

　　（2）在同苏修争论的最后阶段，大多数钉子拔掉了，剩下有一处提到“个人迷信”，苏修坚持不拔，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彭真和胡乔木让步。这也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连系列刘、邓一系列反毛主席的罪行，他们同意苏修在声明中保留反“个人迷信”是用心恶毒的。

　　（3）在《声明》签字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和胡乔木一同去会见赫鲁晓夫。据刘少奇回来后说，他在同赫鲁晓夫谈话中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要赫鲁晓夫以后不要站在争论的第一线，要退居第二线，这样可以“留有余地”。这个建议，完全是赫鲁晓夫出谋划策。另一个建议是，中苏两党在一切国际会议（包括兄弟党会议和国际群众组织会议）上要事先协商，一方不同意，对方就不能强加。这个建议赫鲁晓夫也同意了。刘少奇谈到这点时还颇为得意地说，这样可以限制苏方。但事实上这个所谓“君子协定”完全有利於苏方。

　　（）

　　· 来源：

　　《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原载一九六八年六月上旬《工人评论》第5期（广州红总“红色工人”、红总建司“刺刀见红”编辑部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