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毛主席请罪

　　<许家屯>

## 〖许家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 最高指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干部。今天，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党，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请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一再进行了热情、耐心的教导、帮助、挽救；这次，又让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觉悟到，在过去党内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哪些是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些是属于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觉悟到，我在历史上许多重要时期，是站在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陈光一边，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想起来，实在万分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广大革命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哺育，培养和期望。自己是已经掉进死亡深渊里的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热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获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我的关怀慈爱和挽救，衷心感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挽救。让我一千遍，一万遍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和罪恶的历史，是一部愧对毛主席，愧对党，愧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痛的。我先简要地交待我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春泥文艺社和管维霖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厂当造纸学徒，业余时，在当地报纸上投稿，发表一些短篇文艺作品，因而认识了俞铭璜、吴健等人，他们都是春泥文艺社的人，因而参加了该社的活动，成了这个社的主要社员之一。）

　　春泥文艺社，创始在什么时候，我现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33年～34年间。这个团体，据我现在的认识，是一个自发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新文艺团体。社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东台的拼茶一带。发起人可能是叶胥朝、俞铭璜等人。

　　春泥社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文艺倾向，主要是“左联”，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三种人，甚至还有个别倾向所谓民族主义文芑的。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当时不知有叛徒，也有国民党员。主要骨干，大约十多人，大多倾向“左联”，但后来分化较大。三六年元旦俞铭璜，吴健，徐静渔，潘也如，沈絮，我等人，成立了一个“左翼作家小组”，作为春泥文艺社的核心组织，对其他社员是秘密的。明确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外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有一个上海地下党的人来如皋察看了我们活动情况，没有发展组织，留下一部分印刷品。（其中有王明《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

　　春泥文艺社的活动主要是搞文艺创作，出刊物。当时，主要在叶胥朝担任总编辑的国民党如皋报上出副刊。后来发展到宣传大众语，搞汉字拉丁化，学世界语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组成立后，发行了一些油印秘密传单，小册子，进行了一些扩大社员的活动。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后，曾做过打游击的准备等等。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敌宣传队陈定，韩国柱等人的影响下，和俞铭璜，徐静渔等十人，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离开如皋北上去延安。就这样，实际上脱离了春泥文艺社的活动。后来的情况，没有查问过。

　　管维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员之一。他父亲开澡堂，是个资本家。自己在上海上学，毕业后留校当图书管理员。我和他关系一般。主要是文艺倾向上合不来，他又在上海上学，很少见面。抗战爆发后，我们去内地，管从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沦陷后，管不久便当汉奸，在如皋的新皋报当社长或总编辑。当他知道俞铭璜在江都大桥地区新四军工作后，写过信给俞，表示做汉奸是所谓“不得已的，还想为抗日做些工作”。四○年我到如西当县委书记，俞铭璜曾和我分析过管的情况，认为这个人没有革命气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过一些影响，当汉奸内心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据其来信看，有机会还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后，正是根据地开创之初，如皋城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前哨最突出的一个敌占城市，情报基础很差。地委书记常一平，新四军一旅旅长叶飞交待我任务，要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个时期。当时，想到利用管维霖的问题。时间大致在四○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关系去找管维霖，要管到根据地来谈抗战问题。管表示原意和我见面，但又不敢下乡，怕为敌人发觉。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见面。管便约了时间，在城东南郊一个美国传教士家见面。我便去和管见了面，对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赎罪。管表示接受，并报告了敌伪情况。后来约定情报传递关系，我便回根据地了。在敌占区停留约一、二小时。回来后，便将管的关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后来，看到近和一些情报，但没有再和他有什么接触。这个关系的建立，和我去敌占区和管见面，当时都向地委书记常一平，和分管敌工的专员朱克靖汇报过，经过他们批准的。

　　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九、十月间，我军攻克如皋，我随军进城。便和如皋县委一个领导干部去看过管维霖。管当时闲居在家，要求出来做工作，我答应可以考虑，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专区干校学习，这是一个吸收知识青年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后来怎样安排的，我没有查问，就不了解了。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记得接过管的一封信，说他在上海当教员，失业又回到如皋，要求为他解决工作问题。我毫不警惕，随手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把信转给如皋县委或县人委，证明管在抗战时间为我做过情报工作，请他们对管安排。信是由市委办公厅转的。

　　我和管相识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给过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多是对我捧场的。大约有两封信是解决工作的。我只回过一封信。参加工作后，和管见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维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仍不了解。

　　在处理管维霖问题上，我有严重错误。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去看他，当时我是地委书记，不去看军烈家属，而先去看管维霖而且是在没有查清管维霖在当汉奸期间，究竟为敌人做了些什么，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么，便主观轻率肯定他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右倾的立场、思想，使自己完全丧失政治警惕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后来，还在这个错误基础上，为他一再安排工作，让他打进革命队伍中来，是严重的包庇行为，错误更加严重。

　　二．关于党籍问题。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抗敌军团加入共产党的。地点是河南潢川，介绍人是俞铭璜、袱思澄。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国民党军溃散。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战地宣慰团正在陇海路上的运河站前线服务，也溃散了，我便和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

　　三八年底，我在灌云从事救亡活动。知道山东南部有八路军活动，便去鲁南找党。在营县大店镇找到八路军某支队的政委景晓村，向他要求恢复党籍，报告我在灌云某地活动情况。他要我先回灌云，待他查明我的党籍时再派人来找我。约一月左右，有一叫孟宪宇的持景晓村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上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并决定成立东海，灌云两县工作委员会，指定孟为书记，我为组织部长。负责开辟两县的党的工作。孟是东海县政府的科员之类的人员，当时也在东海县一带从事救亡活动。从上海下来的陈飞，冯国柱当时也在东海境内从事救亡活动，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和工作的意见。他们曾介绍孟宪宇的情况，怀疑他是托匪。因此，当孟来找我时，我以为景晓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骗了，使将他敷衍走了。随即派人持信去山东向景报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敌人进攻，占领新浦、东海过不了陇海路折回。不一、二天，灌云城也险陷，我们便下乡打游击了。就在这时,孙朝旭，于隆海（当时我知道他叫于辰）等来东海，灌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是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他们由陈飞带来见我，谈关于灌云的建党问题。我当时向他们表示，景晓村已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我的党籍等我去鲁南时，仍由景解决。和我在一齐活动的同志，他们可以先发展。就这样，吴健等入了党，建立了灌云县委。于耀海是书记，吴健是组织部长。我们还是在一起行动。因此，事实上有了两个领导中心，我感到于对我采取宗派态度，实际上是我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后来，我去兴化活动搞灰色武装，不成，回来时拉起来的游击队是和三团合并，原来一齐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没有再去山东找景晓村的必要，便主动找于耀海，要求恢复党籍。当时，正值三团五里槐打日本鬼子有了一个大胜仗，于很忙。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要求。隔了一、二天他告诉我，他们研究同意为我恢复党籍。并要我到三团三营当指导员。我存在地位观念，不愿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绍我回如皋开辟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过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军三团到大桥地区和新四军取得联系。我感到不好再推辞，便去扬中找到当时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禄，约好了以后互相联系。回到灌云，于耀海等都集中在汤沟开会,我又找到汤沟，没有找到于，三天便发生汤沟事件，我被俘。隔天释放出来后，和陈飞（他当时可能是东海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一起去宿迁方向找三团。路上，我向陈飞发泄了对于耀海等人的不满，并对成立三团认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三团后，陈飞直接把我介绍给苏皖区党委青年部长张产，他是来东海一带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陈飞说的一套向他提出。张对我提的意见不表态，却要我留在海滨工作。经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边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区党委书记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绍信沿交通站在皖东北四县灵壁一带见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绍给苏北工委，回如皋开辟工作。金明说了他不知道有苏北工委这个组织。上级党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京浦路东的地区都划给他管。如皋也归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这样，金明亲自写了一个证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组织中共如皋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如皋一带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桥找俞铭璜联络。那时俞是苏北工委的宣传部长。俞看到金明给我的证明文件后，交给了惠浴宇，当时正值苏北工委改组为苏北特委，常一平来当书记。他们商量后，惠浴宇来和我谈话，要我不去如皋，去太兴任县委书记。我当时向惠浴宇说：金明派我回如皋，你们要我去泰兴，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负责，有我们负责。我便接受了他们的派遣，去泰兴了。

　　于耀海为我恢复党籍，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之间接触解决的。他现在不承认这件事。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于那时不为我解决，我可以找景晓村，还可以找陈飞，更可以找俞铭璜解决。当时我没有伪造的必要。

　　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党籍问题我做过交待。组织结论是相信本人交待。五六年旧省委审查过一次，结论大概是不妨碍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旧省委又审查一次。结论是承认党籍。六五年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春为此找我谈话两次，表示承认党籍。

　　在处理党籍过程中，我是有错误的。当时，我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在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势下，灌云等地革命群众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局面。可是，我却据为已有，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以领导人自居。在向景晓村汇报时，并夸大事实，说沦陷后在海属几县可以拉起二、三千条枪。丑恶的目的，主要是表现自己有办法，搞起了一个颇为不小的局面，想当党的领导人。在孙朝旭，于耀海等来发展党的组织时，因不甘居人之下，不肯接受他们的领导，要另立局面，便搞灰色武装，制造分裂。后来，我还借口汤沟事件，向张产报告，说当时海属党的组织成立八路军三团“早了”“左了”，其实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仍然夸大枪支数字，并把对孙明旭，于耀海等人的意见，说成是和他们的争论，以炫耀自己的所谓正确，有办法。还是为了表现自己，骗取荣誉。在个人欲望得不到实现时，又不顾大局，不顾抗战和党的需要，蓄意求去。后来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后，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而不向金明交待，都是以我为中心，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六五年我虽做过检查，但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到了极点。

　　关于汤构被俘问题。三九年夏，我完成于耀海交代的，代表八路军三团和新四军联系的任务，回到沭阳县的汤构镇。当天上午，我去汤若愚家看了顾逸萍，下午，我到汤沟小学去看陈飞，当时我知道汤沟小学是三团办的青年训练班的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顾逸萍才告诉我，当时海州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会址就在汤沟小学。我和陈飞，孙若溪，武进明等晚饭后正在操场纳凉闲话，听到外面枪响，接着有人来报告，说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县常备队大队长周发乾骗到乡公所打死了。正在忙乱间，县常备队来包围学校，便关上大门，相持一、二小时，门被冲开，就这样，我和在学校里的人，约百人左右便被俘。被俘时，我看到陈飞在内。当时，已夜间十二时左右，被分关在几个教室里，也没有灯火。我便将在南方新做的一身学生装，和一个不相识的学员掉换了一套破衣。随手拿了一个斗蓬，混在学员一起。天拂晓时，周发乾来学校，把俘虏排在操场上，要人来认里面的共产党。结果，把孙若溪认出来，带出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是学员，又关回教室。上午，不断有学员家属来带学员出去。近午，有一穿便衣的人，查问姓名，带走一些人。当时，也询问了我，我回答姓许，他问我那里人，我说是南方人。他便走了。过了一、二小时，这人又来了，要我跟他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只得跟他出去。走到汤沟镇外，他用马送我到顾逸萍的住所，汤若愚的家里。汤父亲是国民党的汤沟乡长，我住在那里一夜，第二天他们又用马送我到党的交通站，和陈飞会合，一齐向宿迁方面去找八路军三团。

　　我的被营救出险，是汤若惠、顾逸萍等活动的结果。带我出来的人是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的军需官，姓葛，他在党校里便追求我们一个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却一直没有放手。汤若愚、顾逸萍等利用这一点和他开谈判。要求营救关在汤沟小学的一批人，作为交换条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应了，他们便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不知道我也在汤沟小学，没有我的名字。开的主要的是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的人。姓葛的带了一批人出来后，说到有一个姓许的蛮子，汤若惠、顾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学校里，使要姓葛的再进去带我出来的。

　　我被俘前后十余小时，没有经过审讯，没有做过任何手续。出来见到陈飞后，使将获释的情况向他们讲了。陈飞是怎样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不了解。

　　关于枪决杨鹤天问题。四一年，我在太州县任县委书记工作期间。化周区人民政府区长杨鹤天，每到一处宿营，都奸宿妇女，不从还用强。一次，他把宿在一个房间里的姑嫂二人强奸了。群众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还公开吸食白面，和地、富坏人打麻将，聚赌；和伪军勾结等等。民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四军的区长。”有一次区干扩大会上，揭发出来了，会上干部要求严办，很多人要求枪决。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县长晋长明，组织部长丁辉雯等，都一致主张枪决，我一时冲动，便同意立即执行了。我向地委书记常一平，专员朱克靖当面汇报过，他们没有批评我。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这样处理有错误，没有交待检查过。

　　对杨鹤天的处理，应先报请上级批准，不应先斩后奏。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正义感”“疾恶如仇”的冲动，无视党的组织律，把自己视作为党的化身，个人越权。错误是严重的。

　　关于一百两黄金借款问题。四六年，顾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过她的妹妹顾莲的关系进行掩护的。年底她妹妹顾莲从上海来解放区找我，要向公家借一百两黄金做猪生意，表示愿意为公家买药品、布匹等，作为还款。顾莲的丈夫吴绍其在上海开猪行，我因顾逸萍是他家掩护的，从个人情面出发，不好推却，便找专员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个所用“公私两利”的办法。当时，区党委陈丕显要我汇款给十地委做活动经费。我想先以此款借给顾家贩猪，让他周转一下，使作为汇款还给十地委。当时汪海粟同意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便由管钱的蒋诚付给顾莲，说好马上有人持条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员范国荣来，我给他汇条到上海顾家取款。哪知顾家贩猪折本，一时拿不出。范国荣又来根据地找我，说十地委等着这笔款子用，要我再给一百两。顾家借的一百两以后再取。同时，和我商量，能否用顾莲家做联络站。我考虑顾莲入过党，后因吃苦不下脱党的，她有家产在根据地，认为比较可靠，便由范国荣带信给顾莲，要她为党做些工作。并要倪浩堂，蒋诚又给了一百两给范带去。范去上海后，便以顾莲家为联络站。十地委金柯叛变出卖了这个联络点，金柯带特务宪兵去顾家捉人，范国荣正在顾家，由顾莲掩护逃走。敌人把顾莲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时才放出。在这之前，顾莲又来根据地一次，是告诉我贩猪折本，一时还不起欠款的。那时我已到台北地区，使带她去到分区财经处处长刘和庚处，重新立了借据。四九年底，顾逸萍从衢州回如皋带孩子，我要她带信给如皋县委、县人委，请他们帮助向吴绍其索此欠款。吴家还不出，借了两部飞机旧引警抵偿的。

　　我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了顾个人情面，借此巨款给亲戚，还以“公私两便”的谬论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掩护，使党和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国荣去上海取款当中，陈丕显当面查问我十地委汇款汇了没有时，我那时没有估计到顾莲家会因贩猪折本还不起款子，只答已汇出了，没有向他汇报具体情况。这有一个思想活动，怕暴露私心，给领导上以不良印象，出来以后，一心只想如何善其后，又没有勇气向组织汇报，承认错误。五三年整党中，有人揭发后，我只交待了顾莲借一百两的情况，对范国荣后来又取一百两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顾虑说了后问题会更复杂化，搞不清楚。私字当头，党和群众都不相信了。直接请县委索款，而不向当时领导人交待，向组织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错上加错，使错误更加严重，是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严重错误。

　　关于党内处分问题。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任书记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监委通知江苏，宣布处分撤销。受处分的错误有三条：第一，四六年借一百两黄金给顾莲问题，这是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第二，抗战前，我母亲将我姐姐卖给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作妾。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军官死了。淮海战役后，我找到了我母亲。福州解放后，我母亲把我姐姐叫来住在我家里。我只不理睬她，没有正确处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属。第三，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省级机关和省委某些负责人不够尊重。

　　我再检查这一时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三九年初，灌云沦陷后，我和胡灏搞了一个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另立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灏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与活动，要他任胡灏为灌云县长，县常备旅长，搞所谓灰色武装，扩大力量后再公开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敌军团学员的名义去兴化找王公与活动，碰壁而回。这是我为了另立局面，表现自己，而不顾党的统一领导向国民党屈膝求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四四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交代过事实，因为没有认识到有错误，没有检查过。

　　四一年我在如西县任县委书记时，不着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政府法令，出布告，开所谓开明士绅座谈会，和平进行减租减息。在三三制政权中，让所谓开明士绅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担任实职；在扩大主力时，采用招军买马的发委任的方法，这些，都给根据地工作，党和军队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地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结论是地主路线。这也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战争初期，我在苏中一分区南线坚持斗争中，因对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地委，分区机关，部队和地方干部搬得过早过多，对敌军事斗争上我提出近洋击土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隐蔽斗争，特别是批准了如皋县委提出的，让党员混在群众中以群众面目，向敌人自首，打进铁义队组织的极为反动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线斗争的严重失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并坑害了一批党员的政治生命，这是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曾专门开会批判了我和地委的这个错误和罪行，结论是严重右倾。

　　由于我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工作中就屡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时，我委任组织投降的大汉奸陶明德为城防副司令，让他们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严重地损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和党的崇高威信。对太兴县委统战部长钱保康的投敌叛变开除党籍，一个时期怀疑他投敌是否是事实。后来证实钱是国民党，汪伪双料特务后，将他诱捕。在地委讨论如何处理时，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见。虽然没有通过，都说明我右倾思想的严重。此外，还包庇管维霖，王孝祥等坏人，介绍他们工作，给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

　　我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结果。春泥文艺社时期，我把周扬等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当作党的路线全盘接受，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没有觉悟到这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青年抗敌军团和在灌云活动时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严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等等；根据地工作中，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直接影响下，推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就使我在许多重要关键时刻，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不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时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又复辟的危险性。”我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回到江苏工作的，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关键时刻，又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一边，为江、陈王朝在江苏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充当了急先锋，主要的帮凶。我是江、陈王朝在江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之一。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未结束，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就放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就立即接受了。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只剩下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了。对于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却听不进耳。五六年，我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产阶级消灭了，只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解决了。认为：都是一家人了，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完全和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唱的一个反动的调子。在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上，“轻改造，重安排”，认为资本家已交出资本，只剩下一个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资本家有所谓经营管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他们的经验，安排他们的实职，调动他们的所谓积极性。就这样，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阶级斗争。在我分管工业六、七年中，象江苏这样工业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从没有比较系统地抓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对资改造问题，相反，和江、陈之流一道，一再毒害基层干部，要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向大资产阶级刘国钧学习；只强调资产阶级在企业中要有职有权，而放弃监督改造。在这条右倾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下，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出现了合公营私的资本主义复辟极为严重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党员标准，大批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为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多是所谓知名之士，都是建设上需要的所谓人才等等；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在组织上执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六二年，我坚决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陈毅广州会议的黑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为他们“脱帽加冕”，说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过去党所谓委屈他们了。我当时认为：过去几年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是搞得太紧张了，所谓应该“松”一下，让他们讲实话，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资产阶级一道，攻击、污蔑伟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是鼓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清道，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

　　一直到六五年，我还鼓吹什么阶级没有了，有阶级斗争，也只属于思想范畴；什么生产建设也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都是我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伟大学说和阶级斗争伟大实践的滔天罪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要害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灭资兴无，而是灭无兴资。我所传播，鼓吹，实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反动的货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正是毛主席亲自制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时期，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公布的伟大时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大反总路线，大反大跃进，大反人民公社，大反安钢宪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跃进中，我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大搞浮夸，干扰、破坏了多快好省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听了江渭清汇报，当时江要不顾客观可能超额完成钢铁指标，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只要超过一吨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却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谓钢铁卫星，大搞浮夸虚假。说是为了不甘落后，主要还是为了表现个人的所谓才能，讨好彭真、江渭清，反对毛主席指示。为了在产值上争取工业列上全国第四位，搞大厂建设，我发动有关厅、局、地、市委到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大搞所谓“拉郎配”，“自由恋爱”而不择手段；还大搞计划外协作，无限制权力下放，大量调动全民，集体所有的基金，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统一，刮了集体所有制的“共产风”，破坏了集体所有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鞍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可是，我却反动地认为：“经验不完全，须要补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发了事，没有主动向旧省委提出要求讨论部署，相反，却对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为七十条搞一个草案，立即泡制了一个江苏工业十二条，得到薄一波的表扬。这是歪曲，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的一个大毒草，是对大跃进的反动，是对总路线的反动。也就是在我所谓“经验不完全”反动思想指使下的所谓补充。如政治挂帅，就篡改成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这是明目张胆地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折衷主义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三年困难期间，我和江渭清，陈光一道，大刮困难妖风。胡说：城市困难方才开始。攻击大跃进，胡说：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逆流不行，我对社会主义工业便进行了大砍杀，使社会主义工业大倒退，严重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办工业，为了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对人民公社的要求，我进行了所谓调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计划，把社办工业基本砍光。对手工业、渔业，我一批一批地把大集体改变为小集体，改变为个体，直到六六年，我还为了适应农业上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强迫搞所谓划核算单位，搞前店后坊，强迫手工业降价等等，这都是我忠实地，创造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陈之流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鞍钢宪法，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对的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是六三年分管农业的。这期间，我又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农村社教上，大搞形“左”实右。）

　　我忠实的执行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动路线，抓指标，抓技术，抓措施，抓物质刺激；大搞所谓重奖政策，突出抓生产，业务措施，不抓农业机械化，不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在救灾工作上，或则蔑视人民疾苦，或则片面强调救济；在半耕半读农校中进行资产阶级双轨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在工业上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依靠所谓技术专家，推行所谓科技领导一条鞭，把技术领导大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的反动路线。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我还在所谓“党委抓政治，政府抓业务”的资产阶级运动分工谬论指使下，不抓毛泽东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阶级斗争。有时即使也提政治，也讲革命，但是，或则和业务并列，或则和业务混淆，还是政治要落实到生产的黑货，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不是什么革命的货色，而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货。表面上，也学大寨，但又热衷于搞所谓江苏大寨式的样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现自己，为自己和江、陈王朝一小撮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的。谭震林要搞样板，我投其所好，想在这方面搞发明创造，作总结，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后来谭震林，江渭清要利用这篇所谓经验总结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为江渭清在全国涂脂抹粉，谭震林提出，不用我的名字发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发表，我高兴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想吃小亏占大便宜，取得他们的好感，作为未来进身之阶的。我所强调的所谓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

　　把刘少奇在工业上托拉斯的一套，运用到农业上来，在国营农场大搞资本主义托拉斯，还想在整个农业推行这个黑经验，也是我在农业上的所谓创造，得到了谭震林赏识和支持。为了执行谭震林在农业上所有制倒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我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强令国营拖拉机站下放集体。还主张所谓“王坊下放”，都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农村社教运动中，刘少奇亲来江苏，攻击、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第一期社教运动，执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运动路线。我和江（江渭清）、陈（陈光）一道，紧紧跟随。为了照顾江、陈王朝的修正主义大局，不致得罪黑主子刘少奇，我不去邗江蹲点，而改去涟水，做了泡制刘少奇黑样板高沟事件的主凶，打击一大片的刽子手。当时，我对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是坚信不疑的。我相信后十条是前十条的发展，对两者做了对比之后，我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使我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所谓差别。我胡说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分析，已不能说明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不完整了，而后十条抓住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核心。这是攻击毛主席的指示已经过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了核心，就是吹捧刘少奇的两面政权，两面党的胡说。我当时，唯恐犯右倾错误，戴右倾帽子，怕发现不了所谓问题，也就是说，找不到农村已经变成一团漆黑的材料。在这样反动思想下，我批准了高沟公社分团推广对所谓犯四不清干部的反动政策，就是，在政治上搞臭，在组织上搞垮，在经济上搞光。同样，我在李集，在整个涟水社教运动中，在对农村形势估计方面，在对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性质方面，在对贫下中农的认识方面，在夺权方面，在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方面，在对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方面，一系列地创造地推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渭清要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要我把他在蔡巷，我在李集和高沟的黑经验集中起来作为发言基础，我和他一样，发言唯恐“左”得不够，不合刘少奇的反动口味，在大会上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后，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社教一套搞法的“纠偏”，根本没有觉悟到这是一场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旧省委的常委会上，我发言时透露了我的这个思想，立即遭到刘少奇派来江苏蹲点，督战的一些中央部长的非议，我感到自己可能说错了，闯了祸。江渭清做总结时，明确肯定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这期社教运动“成绩是基本的”，不是“纠偏”，胡说二十三条是双十条的继续和发展。我迷信江渭清比我水平高，了解中央精神，比我接近中央，比我强，可能又了解了中央什么新精神，肯定自己的理解有了问题，立即跟着一起唱起反调，从右的方面来抵制，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继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不可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能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抓农业期间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三年困难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同样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

　　我不管文教工作，却以文化老手自居，假充斯文，以个人爱好为名，插手文化界，频频放毒，传播、散发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毒素、传播、散发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贩来的黑话黑货。整风反右伟大斗争前，我对全省戏剧界鼓吹抹杀阶级内容的所谓放，攻击、污蔑戏改是否定什么遗产，是虚无主义，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出笼，鼓励他们向党进攻。六二年，我指使新华日报还要面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提出什么学习旧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反动策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纸上所谓“出出气”等等。篡改党报的大方向，把党报变成资产阶级的反党阵地，供给资产阶级以反党工具，这是我在对形势一团漆黑的估计下，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罪行。三年困难期间，我支持了不少坏戏，反动戏剧；特别严重的，是我组织，支持了歌剧“河伯娶妇”大毒草的改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反动思想的支配，加上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使我在审稿时，产生反动的共鸣，不可能发觉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江思想的大毒草，而且给以很大的支持，罪责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封、资、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文化艺术出笼鸣锣开道的。在帮助制造反理论上，我同样起了封、资、修在党内代理人的反革命作用。

　　青年工作上，我妄自称大，以青年导师自居，用资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名利观腐蚀青年一代，鼓吹什么志气，理想，鼓吹什么成名成家，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什么劳动锻炼得好，可以当省、地、县、公社干部等等；鼓吹什么红不易，专亦难，用折衷主义手法，传播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等等；都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改造青年一代，反对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改造青年一代，把青年引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作中，也是物质挂帅，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宣扬劳动做官论。我还在实际上积极为此树立典型，我积极地宣传过某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掺进修正主义的毒素，加以夸大歪曲，散播毒素。在我直接间接建议下，旧省委提拔了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公社、县、地委担任领导职务，杨培刈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前次在大会上的控诉，就是对我的罪行的批判和控诉。在这方面，我所推行的是一条道道地地的制造修正主义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干部路线，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组织准备的。

　　在江、陈王朝推行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资产阶级反动组织路线上，我的罪行同样是极为严重的。整风反右伟大斗争中，我忠实地推行了江渭清保护所谓高级干部的，不让他们放毒的包庇方针。他包庇陈立平的黑指示，我是传达者和执行者。包庇汪海粟，不划右派，既是江渭清的主谋，也是我的愿望，我也投了重要的一票。因为汪海粟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和我感情较好，包庇右派文人叶志诚，不划右派，由于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怜惜他是所谓文人才子，便不问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如何，投了反革命的一票，包庇下来。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又投票包庇了黄云祥、莫珊等，也还是因为他们多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是老熟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还包庇了顾复生等。江、陈之流包庇了大批坏人，大搞招降纳叛，还自吹执行政策是什么稳，我是衷心拥护的，而且，在不少这样反动的决定中，我是投了粟的，是有共谋罪责的。我和江、陈之流从一个共同的反动立场出发，维护这个所谓稳，稳住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捂住了江、陈王朝的阶级斗争盖子，保了江、陈，包庇了他们的党羽，自然，也保护了我自己，和我所想保护，包庇的一小撮。都是在组织上为资产阶级复辟增砖添瓦的。

　　特别严重的，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这也是我犯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总根子之一。我长期眨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思想、方法，而且胡说：不可能每一桩事都在毛主席蓍作上找到解释。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英明指示的。我还不区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胡说什么学习中央文件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光学毛主席蓍作，不学党的方针政策，会变成考古学家。这些胡言乱语，是攻击、污蔑毛主席的光辉蓍作已经过时，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反动思想，反映在对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的认识上，我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认为这样提是什么不留余地，把马列主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胡说什么学毛主席蓍作，不抓阶级斗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等等，都是无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伟大教导的。我的这些反动谬论，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农村社教运动中，解放军同志运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蓍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林副主席立即肯定批准了这个经验，英明指出，社教运动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可是，我跟着江、陈一道，反对、抵制、攻击老三篇不能解决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胡说只能做好人好事，这不仅是贬低伟大光辉的老三篇，主要还是反对社教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蓍作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我这个时期，还放肆地攻击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要防止什么“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简单化”等等，都是一样的反动动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革命群众热爱毛主席，创造了在放电影前请示，唱语录歌等革命新风尚，我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出发，还加以反对、污蔑，真是罪该万死。

　　以上交待，检查的这些主要罪行，说明我十多年来在江苏的实践，是刘少奇在江苏黑店里的一个忠实黑伙计，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多年来，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个旧社会的维护者，新社会建设的阻力。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这十多年来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派的角色。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我的主观意志怎样，事实就是这样。我应该鼓足勇气，正视自己这个严酷的历史，正视这个惨痛的历史；正确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继续站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一边，继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严重的较量，直到旧省委的垮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值得庆幸的，也是我政治上新生的开始。

　　运动开始，我以为是“老一套”。只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革命，仍是抓我分管的业务，对运动漠不关心。四月，彭、罗、陆、扬反党集团揭发出来以后，震动很大，想不到这些人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可是，又完全接受江渭清提出的，所谓接受教训，夹起尾巴来做人，转移目标，歪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指示，幻想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明哲保身。伟大的五月通知中央明确指示，要注意防止“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为就是指的彭真，罗瑞卿等，中央的问题解决了。旧省委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物。旧书记们虽有些问题，但还是好人犯错误，没有三反分子。自然，自己是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本质，认识到江、陈王朝的本质，颠倒是非，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江、陈王朝和自己定下了反动的基调。运动一开始，就把江、陈之流和自己排除在运动的革命对象之外，就和运动、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在看到革命小将对江、陈王朝的冲击时，立即从反动的既得利益出发，考虑到整风、反右斗争的经验，认为有坏人，至少有坏人在背后操纵，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以为只要旧省委内部团结，就可以“顶”得过去，在运动后期抓右派了。

　　十一中全会，我开全国工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也到北京，江渭清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向我吹嘘他如何反对刘少奇的谎话，我信以为真，十分佩服。增加了我对他迷信的程度。他又吹嘘什么“南京不是北京，南大不是北大”的欺骗说法，我更相信他的领导是所谓正确的，对他坚信不疑。江渭清和陶铸、谭震林、魏文伯等共同策划的，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暂时不炮打旧省委”，说什么为了“集中力量，抓生产，抓运动”，实际是以生产压革命，集中力量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大阴谋。我因为怕群众，怕民主，怕运动触犯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表示拥护。心里还夸耀：江渭清有胆识，在大风大浪中掌舵稳。完全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渭清宣布陈光要调安徽做李葆华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我考虑到以后我在旧省委的位置可能会更加重要起来。为了争取江渭清进一步的信用，能随着他的升迁而升迁，就更加卖力积极起来。八月以后，我死保江渭清，死保江、陈王朝和他们一道，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一连串的滔天罪行，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期间的反动动力。

　　“九九”事件，革命小将冲进旧省委大院，我以为这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莫大污辱，流了没落、反动之泪。江渭清被迫出面接见，无人陪同，我主动保驾，主动出面和小将搞所谓“谈判”。谈判中，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的革命行动，无视他们为革命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耍外交辞令，搞两面手法，公开污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无理取闹”，公开点名打击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反派步行数百里来南京向旧省委请愿，我无动于衷，采用利用一派，压制一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手法，保护旧省委，保护旧无锡市委一小撮。后来，我还总结经验，颠倒是非，把反动的说成是所谓“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江、陈王朝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所谓八比○事件，大都有我参与和共同策划的，我还在九月下旬去苏北抓生产之机，向有些地、市、传播了这些反动经验，流毒很广，罪行是严重的。

　　为了镇压革命群众对江、陈王朝的冲击，保护自己在内的一小撮，我向江渭清献策，要大抓红卫兵组织。说什么“这是壮大左派，依靠左派”，实际是要江渭清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江渭清要我立即组织红卫兵，以保护所谓革命秩序，我连夜动员自己的子女，组织他们的同学，搞起中学黑字兵。因为人太少，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公安党校的学员，伪装红卫兵，来旧省委门前保驾。后来，我还多次和他们接触，蒙蔽他们，要他们控制领导权，说什么“当仁不让”，交出江渭清的地址，顾虑很大，要求陶铸修改，陶不同意，说：不要失信于同学。后来他又要我取信于造反派，我领会他的反动意图，要我不要因小失大，就解除了顾虑。陶铸第一次和我谈话，就向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向你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保得太多了，已在中常会上做了检查了。说：今后谁要再靠保是保不住了，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说：八项协议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此转过去。说：再不转，就危险了，就要滑下去了，等等。我听得很感亲切，以为陶铸关心下级，是体谅旧省委处境的，还是保江、陈王朝的。感到如果按陶铸的一套做去，旧省委还是有出路的。我就将黑八条摘要成五条，用电话传给江渭清、陈光。这五条，就是所谓屁股要转到造反派一边去；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所谓平反；所谓哪里有武斗，领导人随时亲临现场劝阻；所谓坚决处理黑材料。这一套，根本没有涉及江、陈王朝的利益，五条都是以假支持骗取造反派信任，为的达到搞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实质是妄图在骗得造反派的支持下，复活当时已濒垮台的江、陈王朝的反动统治，继续捂住旧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江、陈等一小撮的。我当时反动立场照旧，本能地接受了陶铸这个假转变的反革命新策略，用假支持的手法，骗取了造反派的信任，自奉为所谓“左派”，妄图充当江、陈王朝侍卫官的角色。十二月中旬，在中山东路体育场宣布了黑八条以后，当街上出现了称我为“同志”，要我不要做口头革命派的横幅大标语时，我忘形地说：他们至少已经承认我是口头革命派了，以骗取的这一点点可耻的资本自得。黑八条在我积极推行下，只处理黑材一项，全省就开除了几万党、团员，打击了一大片，我的罪责是严重的。

　　陶铸第二次接见我时，对江、陈之流的假转变极为满意，认为：江渭清决心转了，江苏省委真的转了。我认为不仅是对江、陈的表扬，也是对我的表扬，以得到陶铸的赏赐为荣。当他要我写一个二、三千字的假转变黑经验的黑报告时，我感到不能胜任，立即转告江、陈，他们立即泡制了一个“快转、猛转、彻底转”的假报告，呈报毛主席，党中央。这是陶、江、陈勾结起来，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妄图骗取信任的又一大阴谋，我参与活动，也有严重罪责。也就是这次接见后，陶铸和我一齐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为了讨好，说：中央首长为我们操心，内心实在不安。陶铸立即说：我们有中南海保护，你们为学生拖来拖去，为你们做这点事还是应该的。陶铸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话，我不但没有一点愤慨，还感到一股反动暖流在内心激荡，以为陶铸确如江渭清所说，是平易近人的，是可以巴结，可以依赖的。这完全证实，我和陶铸是站在一个反动立场上，也是一丘之貉。

　　一·三事件后，总理让我和革命造反派一齐回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批示，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是，我对江、陈王朝一仍旧观，坚持反动立场，幻想旧省委能集体转过去。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篡改了性质，依然推行陶铸假转变的一套，仍然依靠黑八条所骗得的一点点可能的反动资本，继续搞假支持，妄图在骗取造反派的支持下，搞所谓公开办公，为江、陈王朝搞维持会，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自己的期望和挽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江、陈王朝的垮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我在党内二、三十年来的阶级斗争盖子。事实说明，我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和王明，刘少奇，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江渭清，陈光等一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抗，只不过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继续，从我自己的实际出发，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就怀有阴谋的目的还是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保护自己，保护江、陈王朝一小撮。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不断从北京传回黑指示。我和陈光一道，件件落实，事事照办。如江渭清先打回电话说：关于工作队问题问了陶铸、王任重，他们说派工作队不一定犯方向、路线错误。隔了几天又打回电话说：已经检查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要向下面打个招呼。几小时后，又来电话说：会议上还会有反复，暂时不要向下打招呼。如此，我就反复奔走，向各方打招呼，统一反动口径。南京革命造反派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江渭清、陈光要我代表他们的王朝，以所谓“高姿态”去出席大会，宣读江渭清从北京发回的所谓“贺电”，胡说旧省委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抵制、破坏大会的影响，继续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此等等，江渭清牵线于北京，陈光和我，一内一外，左右跳动，南北配合，对抗中央。

　　三级干部大会，江、陈蓄意继续反对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拒不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挽救。在他们的策划下，成为向各地、市、县和直属单位传授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黑经验的黑会。会议越开，大多与会者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情绪越是增长。会议结束时，江、陈都忽然病起来了，要我去做会议总结。这个会，我根本没有参加，情况、问题根本不了解。可是，我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出发，以江、陈王朝正在困难时期，他们重视我，我应当为他们分忧，知恩图报，就根据他们的预谋讲了话，肯定了会议的所谓“成绩”“收获”，也就肯定了他们继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阴谋，遗害全省，坑害了大量的干部，使他们较长时期陷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难于自拔。

　　梁辑卿、吴大胜同志在南大造反，我内心不满，认为这是内外不分，不遵守党的纪律，污蔑梁、吴同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是我完全颠倒了是非。在处理“法四二十二人”材料时，我又动用专政工具，对材料摄影留底，准备对吴大胜同志秋后算帐，进行打击报复。这是在中央关于材料问题决定下达之后搞的鬼，应该罪加一等。

　　总理批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我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让无产阶级革命派知道这是总理对革命工人的支持，拒不执行总理要亲自出面和革命工人协商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指示。原因是我怕群众，怕扩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怕引起革命群众对自己、对江、陈王朝更大的冲击。相反，我坚决推行江渭清的所谓“凡是革命组织成立都予以支持”的阴谋，批准了另一派受蒙蔽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成立，继续推行依靠一派，镇压一派的阴谋。在我第二次被带去北京期间，我的反动立场，思想，感情根本不变，我却动员在北京的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旧省委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反，还蒙蔽他们说：你们能像造反派一样，冲劲大一点我就高兴了。这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三事件的祸根是我种下的，我的罪责是不可饶恕的。

　　江渭清对抗革命造反派，发了旧病，我代表他做了一个假检查。大会上，数万革命群众要我交出江渭清的住址，我死保江渭清，不顾数万革命群众愤怒的要求，顽抗不交，宁愿随造反派去北京，矛盾上交。后来，陶铸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答应交出江的养病地址，以骗取造反派的信任，搞更大的阴谋。我一再找谭震林向陶铸提出要求改变这个协定，为的是怕江、陈说我无能，怕和彭冲同志一样，彭在晨光机器厂支持造反派后，被江渭清斥责为“叛变”。

　　黑八条，即八项协议，是陶铸应江、陈的求助，搞的一出对造反派假支持，对江、陈王朝真保护，假转变的反革命丑剧。这是用新的反革命策略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阴谋。我开始因耍心眼，搞反动的多中心，个人野心勃勃，锋芒毕露，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参加革命后，长期是革别人的命，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系统的自我革命，长期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根本没有想过，要革好命，还须先革自己的命。一九四四年的整风学习，不但高估了自己，而且错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手工学徒出身，较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自己是代表党的，成了党的化身了。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就把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作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来指导自己，指导工作和斗争，要按着自己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自己，改造别人，改造世界，改造党，一系列错误和罪行的老根子就在这里。

　　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还有社会主义一关没有过去。相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过，以为自己早就过了社会主义关了。因此，还要在自己身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要革自己的命，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的。自己盲目认为，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小节。因为自己官越做越大，名誉地位，物质享受不断随着水涨船高，得到满足，而且和别人比较，并不突出，也就心安理得，根本说不上什么警惕。自己就没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过去，看看没有参加革命以前的情况，做做比较。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这多年来，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事实是，多年来对物质享受和资产阶级法权，是迎面追求的。入城后出入小汽车，住的小洋房，学会了跳舞，打麻将，搞特殊化，自以为都是生活小节，放之任之，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上早已蜕化了，又迅速促成思想上政治上修正主义的发展。可是，还盲目自满，自封可能回头，不可能觉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耻的反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挽救和新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我过去的半辈子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以这样，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的。

　　我父亲是钱庄和小市镇警察局雇佣的文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从小我就受到剥削阶级社会和家庭的影响。青少年时期，因读了一些旧书，旧小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毒素中得很深。小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多的造纸徒工，又做了一年多的小职员，在旧社会是一个正沿着世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梯，缓慢地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由于父亲的失业，母亲把姊姊卖掉了，家中经常盖锅断炊，我还到亲戚家做过几年帮工式的杂活，混一口饭吃。经过亲戚的帮忙，才找到一个学徒的职业。由于自己好舞文弄墨，引起亲戚的另眼看待，做上了小职员，但总是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在旧社会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对旧社会存在不满的情绪。抗日救亡运动中，我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模糊地知道要革命，接受的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实际是无知的。抗战爆发，怀着国破家亡，找国家民族出路，也是找个人出路，实际是以找个人出路为主的动机，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由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工作、斗争需要，党给了我以独立工作的机会，当上了所谓领导，党对自己的哺育，培养，使用，愈来愈器重。但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不知谦虚，谨慎，骄傲自满，随着地位的增长而增长，把自己估计得高上了天，看别人都不如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我以为己所谓无产阶级化了。在江、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旧省委内部一潭死水，互相包庇，和平共处，十多年来根本不开展原则思想斗争；还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的极端反动丑恶的国民党作风，结果，自己不是向无产阶级方面改造得差不多了，而是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改造得差不多了，旧质未变，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在党内，居高位，掌大权，可是，却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林副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我的这种以私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阶级社会中，所作所为，不代表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什么？这种世界观附在我这样具体条件的人身上，不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还会是其它什么东西吗？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首先的问题，就是没有能正确认识自己。

　　资产阶级世界观里，是说不上有真正的群众观点的。毛主席教导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我身上反映是很明显的。我入党是做官的，视群众为阿斗，对同志如下人。脑子里只有自己，“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本来就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官越做越大，就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口头上也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际是使用群众，利用群众，恩赐思想，行政命令，运动群众。所以犯地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亲上层，疏基层，亲地主，资产阶级，疏工、农群众的必然结果。对同志，对人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喜则所谓爱抚一番，怒则横暴斥责，国民党作风，军阀残余，有过之无不及。我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粗暴程度，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和群众是对立的，平时就怕群众，怕民主，怕失去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怕失去乌纱帽，失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既得反动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由怕到恨，由恨到镇压，还依靠平时受蒙蔽的部分群众，继续蒙蔽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以保护自己，保护江、陈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我的揪斗，是完全应该的，是革命行动。可是，我在一个时期内，认识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感到委屈，抵触情绪很大，是极为错误的，是反动立场，思想，感情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本能反映。我的群众观念，是资产阶级的。

　　毛主席教导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有很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王明，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边，一贯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罪行，不是偶然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不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在解放战争上，指使党员以群众面目自首的滔天罪行，这是站在敌人立场上，做了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极大的坏事，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坑害了大批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了党和革命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这是我当时为敌人暂时表面优势所吓倒，根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员的革命力量，妄图以此达到所谓保存有生力量，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错误和罪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我又不断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下，政治上摇摆，投机的必然结果。由于我是怀着一个找个人出路的丑恶动机入党的，在旧社会，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观察主子的颜色行事。入党后，为了取得领导信用，保官升官，就把这一套用来观察领导意图，看眼色行事。因此，就不可能看到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反，把党内关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宗派关系。在苏中，在福建，以陈不显，叶飞作靠山，到了南京，又以江渭清为靠山。自己错误地认为：党内路线斗争，遵义会议后已经解决了，只要紧跟领导，紧跟第一书记，一般是不会犯错误的。反之，很可能犯所谓组织错误，影响自己修正主义的前途。因此，回到江苏后，便处处摸江渭清的鼻息，看江渭清眼色，投江渭清之所好，以取得江渭清的宠信。五九年庐山会议，明知中央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知柯老点了刘顺元的名，也看到刘顺元确有问题，但在误认江渭清决心整刘顺元时便首先开炮。在摸清江渭清要包庇刘顺元时又收场下台，反对庐山会议决议，抗拒柯老批示。社教运动中，在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自己虽没有认识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已认为是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纠偏”。可是，在江渭清说不是纠偏以后，以为江渭清又得到什么新精神，便又顺风转舵，跟着他一齐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军在方巷创造了社教运动中学习毛蓍的经验，我去看了以后，认为是好经验，立即要人去学习。可是，在向江、陈汇报以后，见他们反对，立即感到自己做冒失了，立即想以折中的办法，来调和这个所谓纰漏。就采用了所谓在社教中主要学习二十三条，结合学习毛著的办法，立即到苏州去做黑报告，抵制，反对方巷经验，幻想这样做，既能得到江、陈的同意，也不致得罪创造方巷经验的解放军，两面讨好。如此等等，就是这样，不顾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教导，不顾党的路线，原则，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摇摆，投机。因此，在苏中得到陈丕显、叶飞的信用，到江苏后，得到江渭清的信用。可是，又引起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的不满，他们背后搞鬼，当面指责。五九年，六四年，还借题发挥，两次重点整过我，便又感到他们在党内根深树大，对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也就注意对他们的奉承，逢迎。发展的结果，不仅在认为他们所谓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明知他们不对时也是这样，拿原则做交易，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脑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息，发展的信条就是，求得不犯所谓错误，保护自己第一。从奴隶主义发展成奴才主义，原则是非可以不问，领导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机的罪恶活动。刘顺元的三反言论，自己早就有些发觉，正面侧面都向江渭清反映过。江、刘本是一丘之貉，不理睬是当然的。自己也曾考虑向中央揭发，可是，既怕揭发信转回被发觉，又怕中央追查起来，引起轩然大波，破坏旧省委一团和气的修正主义局面，破坏江渭清对自己的信用，还怕危及自身。就这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资产阶级态度，不了了之。这是自觉地包庇刘顺元，包庇江渭清，包庇旧省委一小撮，也是包庇自己的严重罪恶。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摇摆投机的态度，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必然要投向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伙，成了他们的黑伙计，马前卒，黑帮凶。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只能忠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摇摆性和投机性，终究不可能摆向或投向无产阶级，而只能摆向或投向资产阶级。我堕落的要害就在这里。

　　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反革命思想，接受是顺行的，一拍即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接受是逆行的，格格不入，难于接受，还加抵制，反对。我长期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奠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信念，没有奠定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指导方针的信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看而过，一曝十寒，满足于一知半解，实际并不理解，还有很多歪曲。学了也多是联系别人，不联系自己，是为了装潢自己，做为所谓教育、改造别人工具的。脑子里听不进，留不住毛泽东思想，自然充塞满资产阶级思想，即刘少奇思想。三年困难时期，在滚滚乌云密布之下，自己就不但相信而且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一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攻击，污蔑。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我那时存在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极为反动想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活着的列宁。毛主席的指导，就是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这是我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的污蔑，最严重的攻击。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大最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六四年农村社教运动期间，我又和刘少奇，谭震林，江、陈之流一道，反对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社教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的正确经验。并进而和他们一起，攻击林副主席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蓍作的无比正确的学习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又是在那期间，我存在过认为林副主席只是军队的领袖，还不是全党的领袖的极为反动的想法。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最高，紧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学习毛主席蓍作，用得最活最活，林副主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的副统帅。我反对林副主席，也就是反对毛主席，这又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都是罪该万死的。为什么我二、三十年来，不断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我脑子里的毛泽东思想太少太少，而刘少奇的反动思想太多太多，世界观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因而不断犯下许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是滔天的，不可饶恕的。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害了许多干部，党员，是应该打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对我不咎既往，热情而耐心地教育我，帮助我，挽救我，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进行得愈彻底，冲击得愈厉害，对我的帮助愈大。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的演变来看，再看看旧省委，江、陈王朝，看看全党全国，看看全世界，千真万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是不得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被冲击掉的，是我身上的污泥浊水，是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滔天的罪恶，得到的是政治上的新生，是有机会重新做人。我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挽救，我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党，对我的教导，关怀和挽救。我决心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彻底决裂，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决裂；决心和自己罪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打倒过去的许家屯，彻底否定过去，彻底改造世界观，从零开始，重新做人。决心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来。决心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辈子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和革命干部的再教育，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决心以毛主席的光辉伟大的老三篇为终身的座右铭，不做官当老爷，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务员，革命一辈子。决心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革命一辈子。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检查，交待，仍是很不够的。我衷心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帮助。由于我的错误，罪行很多，极为严重，我请求给我以严厉处分。

　　最后让我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8年收麦时于金坛县朱林公社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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