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梁斌的交待 　　<王林> 　　（〖王林，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作家。〗） ## 关于梁斌的情况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夏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认识梁斌的。那时他在蠡县新世纪剧团当团长，我在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工作。一九四○年春我随军到晋东南参加打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部队战役后，回到晋察冀边区北岳地区，曾在新世纪剧团内住了些日子。这时新世纪剧团已由蠡县提升为冀中文建会直属领导的话剧团，并且已到联大戏剧系学习了一个时期。梁斌在联大戏剧系学习时受过什么处分，我没有听见说过。 　　梁斌何年何月参加共产党的，不详。抗日战争以前在北平曾否被国民党抓捕过，以前未曾听说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河北省革命造反派小报上见过说他在抗日战争前曾在北平被捕过。我曾听见他自己说过：日寇占领保定后，他曾跟随张荫梧的民军逃到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山中，后听说冀中已开展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就同另外一些人赶快回老家蠡县了。 　　一九四○年夏我到冀中文建会工作后，梁斌担任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兼新世纪剧团的团长。曾写过《雨过天晴》等话剧本，当时演出过，没有听说有什么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当时冀中文建会文艺部负责领导全冀中不脱产的村剧团活动。当时冀中根据地村庄经常演出活动的村剧团有一千六、七百，都是在基层党委直接掌握和领导下，紧密配合党中央和地方党提出的政治中心任务。当时我们对于旧剧种和子弟班，不许他们用旧节目活动，只许他们以新内容（抗日反汉奸、反顽、反对妥协、倒退）演出（当时的名词是“旧瓶子装新酒”）。一九四七年周扬这个文艺黑线头子窃据了华北局宣传部长后到冀中视察工作时，曾批评我们过去对旧剧种的态度“过左”。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所谓“五月大扫荡”后，我即与梁斌分散，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在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第一队整风审干时，才又重新遇到梁斌。这两年中梁斌的情况，听别人、也听见他自己零零碎碎地说过：反对日寇“五月大扫荡”后，他先到了北岳区，又赶上北岳区也遭受到日寇的"大扫荡，他似乎是曾转移到晋东北一带深山中。后来就被派遣到敌占区做城市工作去了。谁派去的，不详。党校当时的纪律，不许与组外人交谈。我与梁斌不是一组，所以他在党校交代的问题不详细。人在一队时跟邓拓、娄凝先、吴砚农等是一组。我们一队的党支书是李志远，在河北省迁保前是河北军区的副政治委员。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党校学员全体分配工作，飞速到前线参加接收城市的工作。接受城市的工作，受到美帝和蒋匪的阻挠后，又各回各原地工作。此时梁斌就到蠡县县委工作去了。 　　梁斌南下到建国期间的一九五六年（？），从武汉回北方写《红旗谱》初稿时，我才又见到他。《红旗谱》初稿，他叫孙犁看过，我没有看。初稿经孙犁看后提了意见，又加以大修改，由青年出版社刻腊板油印出来之后，由青年出版社寄给我一份，叫我看后提意见。梁斌也曾来信叫我提意见。我随看随时把意见写在油印本上。后来梁斌从保定来津，专门找我谈意见。零碎而不上纲的意见，提了很多。我记不很清了。只记有几条这样的意见：运涛（老大）和春兰这两个青年人物，写的很生动，很可爱。但是运涛到广州参加北伐大革命斗争后，在历史上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就马马虎虎地牺牲在济南国民党监狱中了。我主张这么一个革命青年应当在历史转折点起更大更多的叱咤风云的作用，不应当那么马马虎虎地被阶级敌人害死了。（原稿死在济南狱中，情节不明不白，令人气闷。）同时，也不应该叫春兰听说爱人运涛死后，很快很容易就成了大春的老婆（原稿如此）。我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写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河南北部和河北省南部来了。当时我还是个糊里糊涂的初中学生，在北平也听到老师说过。因此我希望梁斌在小说中对此种革命气势应有所表现。另外，我对贾湘农这个地下党领导人物，认为写的太知识分子味，不理想。关于保定二师的“学潮”，我也曾向他提出疑问：那样做法，是否正确？毛主席一贯主张“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保定二师的干法，等于单纯由学生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列宁在论《暴动艺术》上也反对过。 　　这时《红旗谱》还没有出版，更没有出名，所以梁斌对别人的意见，还不当面拒绝。我当时水平所限，所提的意见也都不上纲。 　　保定二师的革命学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和屠杀时，梁斌当时正在二师上学，却没有亲自参加这一场壮烈的斗争，小说中的描写，他是根据臧伯平说的。臧伯平当时在学校内坚持斗争了。《红旗谱》中的贾湘农这个人物，他是以曾在蠡县当过中心县委的王进学（博野县人）为模特的。张嘉庆，是以张青季的父亲做模特儿。 　　《红旗谱》出版后，周扬丧心病狂地捧为“世界第一流”，于是梁斌成了中国文艺界的“暴发户”，同时也被周扬这个文艺黑线头子把他捧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的“暴发户”，飘飘然简直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一九五八年梁斌随省委机关搬来天津住，我见到他首先劝告他说：“不要忘掉在进入大城市前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忘掉糖衣炮弹和捧场的厉害，不要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当时他还能点头。但是不久就听不进去，——简直是一点儿不顺耳朵的话都听不得了！ 　　梁斌为争稿费而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反映到中央后，河北省委知悉后很震怒，一般革命干部知悉后也很震动。远千里、路一等为了保护梁斌过关，所以才努力劝梁斌把已到手的大量稿费（不义之财）以党费名义缴了公。远千里、路一等这种做法，今天看来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迫于形势来个“金蝉脱壳”的手段使梁斌过关便了。可是梁斌不知情，对远千里、路一等的“一片好心”长期不满，对他们几乎造成积怨。而在争稿费问题上，全国作协的邵荃麟和天津的方纪，据梁斌透露，是同情他的。他们的理由是：稿费是国家批准的制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梁斌和方纪原来只一面之交，由于此事，二人成了莫逆之交。我在当时就怀疑方纪那么拉拢梁斌，是企图利用梁斌为自己出气。方纪因河北省委宣传部主张在《河北日报》上发表南开大学中文系批判方纪的小说错误的文章，怀恨在心，久图发洩私愤，所以企图利用梁斌当此种枪手。我这种分析，当时对孙犁和杨循比较露骨地谈过，对梁斌就比较隐讳地向他点出过。 　　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全国煸起翻案和退赔妖风后，远千里从省委机关党费中提取了几万元对梁斌进行了退赔，梁斌居然张手收下了。这件事我听到之后，非常地替梁斌“难为情”，我就不能理解梁斌怎么以一个共产党员就能伸手接下这笔钱来！梁斌知道我对这件事极不同情他，所以他始终不向我谈这件事。我也就装做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我又忍不住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地挖苦他几句。于是他也就寻找一切办法向我洗白此事。四清运动年代，文艺界革命群众对梁斌的大量稿费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种舆论，梁斌也感到了压力，这时见到了我，不仅说周扬来津了，他如何见到他，并且说王亢之领导着他见了陈伯达同志，以及陈伯达同志如何对他的创作“关心”。这时我在他家中也见了他的屋中挂着有陈伯达同志的手迹，手迹上并见且有“梁斌”的题款。更成问题的，是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见陈伯达同志，正碰上万晓塘在那里汇报工作。我一见他们有工作，就要回身出来。陈伯达同志却故意大声问我：‘梁斌，你是有一百万元的存款吗？'我赶快回身解释了一下，这几年一共得到了几万元的稿费，因为家庭负担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陈伯达同志没有听完就哈哈大笑着说：‘我以为你是百万富翁呢，闹了半天才有几万元的稿费！'万晓塘把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没说。陈伯达同志那话完全是故意叫万晓塘听的！……”这个故事，是否真有（我今天估计是梁斌捏造的），我没有任何证明，当时我听着却认为梁斌是用这个故事压我——因为我对他争稿费和接收“退赔”不同情。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一旦想起这个故事，就觉得梁斌不惜用损伤中央首长陈伯达同志的捏造的故事，为自己“争稿费”和特殊的修正主义生活做辩护。真是恶毒之至！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梁斌接触很多，争论也不少，写起来太啰嗦，我简约地说几条吧。 ## 一、怎样用毛泽东思想评价和描写过去的错误路线下的革命群众的斗争 　　《红旗谱》中关于保定二中的那一次“学潮”革命流血斗争，我的疑问，上边已谈过，不再重复。《播火记》以写高蠡农民武装暴动为主，正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梁斌硬说是立三路线的产物（他强词夺理地说在蠡县一带，立三路线一直残存到高蠡暴动时期）。不论是立三路线或王明路线，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而梁斌在小说中完全用歌颂和肯定的态度描写。我看了感到问题严重，也听到一些老的革命同志看了有意见，要我转告作者。因梁斌已被周扬捧为“世界第一流”，我的话已臭若粪土，自惭形秽，不敢直说，就说受读者之托转告一些意见。梁斌对此有两种辩护，一是说：路线虽然错了，但是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是应当歌颂的。二是说：高蠡暴动失败了，就证明领导这次暴动的路线也错了，作者用不着在小说里再批判这种路线。 　　梁斌不仅听不进对他批评的意见，而且利用职权压制对他的批评在刊物上发表。这种例子，在《河北文学》和《新港》都有具体例证。我只是听见说的。 　　（《播火记》在描写土匪（《绿林行》）和土匪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描写国民党的监狱上，都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的思想不上纲，并且有极严重的文艺黑线思想，对梁斌所提的意见，当然也是极其肤浅的。梁斌对于这种肤浅的意见，他也要压、顶。他知道我对《播火记》有意见，所以就常向我吹：“《播火记》周扬一连看了三遍。”显示周扬这个黑线头子对自己的欣赏和肯定。在当时，我还真相信了。周扬既然捧《红旗谱》为“世界第一流”，能对《红旗谱》的续篇《播火记》不亲自看一看吗？当时全国电台广播《播火记》者岂止一二，周扬身为中宣部副部长，专管文艺，怎能不听一听吗？谁想到，我完全估计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扬在天津常德道招待所开座谈会，我也被远千里拉去参加会。在会上我亲自听见周扬说他对《播火记》只看了一部分，而并没有像梁斌向我吹的“一连看了三遍”。梁斌捏造这种故事，就是为了压、顶对他提意见的人。 ## 二、优越感和特殊化 　　梁斌自从被周扬捧为“世界第一流”之后，自我膨胀得达到了病态程度。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文艺整风，梁斌以病为借口，居然要公开向省文联党支部声明拒绝参加本机关的整风运动。我当面向他下毛毛雨，他当然不尿。我只好向尹喆去说。尹喆听了大怒，批评我为何不当场严厉批评梁斌，批评我缺少一个党员应有的战斗精神，自由主义的老毛病不改。尹喆并且亲自找梁斌（或者是叫秘书把梁斌叫到家中）狠批了梁斌一顿，并且勒令他立刻到省文联机关去参加文艺整风，还要首先检讨这一次的错误。据说梁斌被迫听从了。这种把个人、把作家身份高居在党之上的行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难以令人容忍的。 　　一九六五年备战，省委为了照顾梁斌，先通知他往保定迁。他不但不知情，反倒发生误会，到我处发牢骚。我当即批评他对省委的照顾有错误的理解。他当然听不进我的忠告。据说他到别处煸风说：“我要是一搬家，对天津的震动太大了！”真是大言不惭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九六六年河北省委奉中央命令迁往保定，梁斌不肯离开天津，向我扬风说他的病离不开天津的名医某某等人。他的用意是叫我给他设法使他留在天津。我装听不明白，不接下碴。他因一九六五年搬家问题碰过我的钉子，所以也不肯明说他不愿离开天津。后来我听见尹喆说：“梁斌跑到王亢之处，说不愿离开天津，要求王亢之把他调到天津文联来，王亢之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可见他为了不离开天津，做了各种的非法活动。 　　（总之，梁斌的“和平演变”，早已到了恶化阶段了，脑子膨胀得早已患浮肿病了。） ## 三、与黑帮、黑线人物的关系 　　１、与大叛徒、黑帮分子邓拓的关系：梁斌是一九四四年在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审干时认识他的。建国期间梁斌成了周扬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之后，又成收买古字古画迷之后，据他说他到了北京曾多次到邓拓家交谈、交互欣赏这方面的东西。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华北局在天津河北宾馆开学习班，邓拓来参加期间，还给梁斌写了些字幅，梁斌拿去裱。中央报纸揭发了邓拓等的“三家村”黑帮之后，其他去裱邓拓字画的人，都当场把邓拓的字画扯碎，以表与邓拓划清界限。据说梁斌不但不与邓拓划清界限，反倒要求荣宝斋用最好的纸裱邓拓的字画。由此可见他与邓拓的关系。 　　２、梁斌与王亢之的关系：在梁斌未成为“世界第一流”之前，王亢之未必认识他，虽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同在冀中根据地工作。梁斌成了“世界第一流”，又随省委迁来天津，二人相互依重，就成老朋友。梁斌也最实用主义，在困难时期，托王亢之解决医药和日常生活需要问题，王亢之利用职权莫不慨然应允。由此成了“莫逆”。 　　３、梁斌与方纪的关系：方纪在一九四七年才到冀中根据地的。当时方纪和梁斌无多少接触。也是在梁斌成为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之后，方纪为了附庸风雅，才与梁斌称兄道弟。一九五八年梁斌为争稿费而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控诉到中央时，方纪首先支持梁斌（方纪当时正受到批判）。由此二人成为黑线“莫逆”，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前边已说过，当时我就怀疑方纪那么吹捧、拉拢梁斌是有个人野心的：企图利用梁斌给自己当枪手，发泄对河北省委批判自己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梁斌，从天津和保定的革命造反派出的小报上看来，他们的黑关系始终没有间断过。 　　４、梁斌与杨循的关系：他们二人是同乡，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梁斌成为“世界第一流”之后，有些看不起杨循了。有一次打架打到我家里。从口气上听来，我怀疑是方纪从中挑唆的。从此杨循对梁斌“敬而远之”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革命造反派小报看来，杨循跟方纪、梁斌又结成“莫逆”的黑帮了。 　　５、梁斌与孙犁的关系：从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就有深交。《红旗谱》初稿，孙犁首先看的，首先肯定的。因此二人的交谊更深。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两三年间，二人都成了“自我吹捧”"狂，于是二人就“文人相轻”起来。本来二人经常在一起玩、聊（二人都是多年称病不上班），但是有一次梁斌吹嘘自己的小说如何“民族形式”。孙犁不服，就互相指摘起来，以至于因此“绝交”。 　　６、梁斌与《新港》杂志的关系：《新港》文学杂志的主编是方纪，梁斌与方纪的关系，既如上述，《新港》当然要以发表梁斌的文章为荣了。同时，《新港》的副主编是万力，万力也是周扬文艺黑线人物，自然也就以发表周扬捧为“世界第一流”的梁斌的文章为莫大招牌了。《播火记》在《新港》上连续发表，随写随发表，是万力从别的杂志抢来的。抢到手之后，奉为至宝。梁斌也因此视《新港》比较《河北文学》亲。又因住处距离《新港》近，所以常到《新港》编辑部去玩。 　　７、梁斌与林呐的关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林呐也在冀中根据地。那时，他与梁斌并不相识。也是梁斌的《红旗谱》成了周扬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林呐才极力拉梁斌的《播火记》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并且违背中央横排版的制度，专为《播火记》排竖排。稿费当然也要给最高的了。 　　８、梁斌与胡苏的关系：二人在冀中根据地就很熟了。《红旗谱》成为周扬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之后，胡苏为了“附骥尾而上青天”，所以赶快把《红旗谱》改编为电影剧本。《播火记》出版之后，又赶快改编为电影剧本。可是梁斌对胡苏毫不领情，并且认为胡苏的改编没有表现出他的“世界第一流”的光彩，反倒有损他的光彩。 　　９、梁斌与张雨时的关系：二人在抗日战争中就熟悉。梁斌随省委机关迁来天津市后，张雨时当时正以揭发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求梁斌帮助，由此来往频繁。后来二人又以病为名不上班，相互间来往更多了。张雨时因倒卖古画等问题被机关（天津市文史馆）做为重点批判后，梁斌曾给林铁一信保证张雨时是“好人”。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的，意见和态度也是他的，最后签名当然也是他了。可是他过后却告我说：“当时着急，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也把你的名子写上了。”可见他为了保张雨时，有些不择手段了。 　　10、梁斌与尹喆的关系：二人在冀中根据地时就熟悉。尹喆的确也关心他、爱护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近几年，我所见到、听到的，是尹喆经常严厉地批评梁斌。一九六四年为梁斌不愿参加本机关的文艺整风事，尹喆向他大发脾气，前边已讲过，不再重复。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下来以后，尹喆指着其中的：“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要我警告梁斌要好好读一读这段指示，态度十分严厉和激动。可是梁斌对尹喆的善意的、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帮助同志改正错误的严正态度，并不能虚心考虑和接受，却几次向我说：“老尹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见了我总是爱发脾气。”我听见老尹的秘书说，就是因为尹喆批评梁斌，梁斌不接受才惹得尹喆大发脾气，说话的声音激动得满院子都能听得见。尹喆发这样一次脾气，旧病就会复发的。尹喆不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如何，但是在我所亲眼看见、亲自听到的，对梁斌还是不断严加批评的，可是梁斌听不进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梁斌去保定到省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今天我没有再见过他。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就不知道了。 　　 王林（天津市文联）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 来源： 　　原载《新文学史料》、王端阳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