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河南大学、开封师院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问题

　　<郭晓棠>

## 〖郭晓棠：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副主编，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我是1949年10月调回河南工作的。1950年3月开始担任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兼政治

　　系主任。当时河南大学有五个学院：文教学院、行政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名义上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河南大学校长，实际上是党员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张柏园同志负责。张于1948——1949年筹办中原大学，开封解放后任河大校长兼教育厅长。后来任省政府文教副省长兼文委主任、省委文教部部长等要职，近二十年，是我省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战线方面的总领导人之一。

　　从1949年到1953年，张柏园任河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当时党委成员，大概有下列诸人：刘介愚（教务长）、贾君知（行政学院副院长）、卢长山（医学院院长）、高魁（干部处长）等，党委秘书是岳世显。校团委书记是张宏生，副书记是沈虹影。校部总务处长是冯蕴言。教务处长记不得了。河大的党团组织领导工作，是靠这批主要骨干做的。在教学方面，主要吹捧的是彭芳草（地理系教授，主任）、黄元起（教授、系主任）、周守正（教授、系主任）等三人。

　　首先介绍一下张柏园的情形。

　　张自称他革命很早，入党很晚，他是北京师大毕业，学心理学的。他经常谈到自己参加革命是1927——1928年在天津受林枫的影响。他同林枫很熟。解放后，林枫在中央文教战线负责领导工作，他们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七七事变前后，张在开封第一师范当英文教员，大概是1938——1939年到太行山才入党的。河南党自1936年恢复后，1937——1938年在开封已有很大的发展，不知当时他与党的关系如何。解放以后，他在河大和省教育厅工作中，确有不少问题。兹举几件记忆中的事来看吧。

　　（一）有一次在他的房间谈话，有吴芝圃、张柏园和我等。在谈到中央关于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时，张大发议论，说他在临泉（？在豫皖边境上一个市镇）当镇长时，因为那里没有工业和工人，所以他说，他当时提出的城市工作方针是依靠商人，而不是依靠工人。吴芝圃听了，摇了摇头。我当时提出反问：那里没有工人，也没有其他劳苦民众吗？他听了一时瞠目结舌。

　　（二）解放初，开封成立了一个“新政治学会”（上级指示成立的），张柏园任会长，我任秘书长。有一次他在全体会员大会上作学习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解答报告时，有会员提问：学校中有没有统一战线？张即席回答：学校里都是小资产阶级，哪里有统一战线！？我听了大为诧异。散会后，他征求我意见。我问他：学校里有党的组织和工会的组织，怎能说都是小资产阶级，没有统一战线呢？他呀了一声，说：“错了！错了！”

　　（三）当时河大校刊《教学与生活》编辑部约我写了一篇文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思想》，我送到他那里审阅，他就把我的名字勾了，写上他的名字，在校刊上发表了。

　　（四）1952——1953年，张柏园宣布取消了政治系和教育系。它的理由是，今后不必培养中等学校政治课师资了，他认为中学政治课谁都能教。后来听说，连中学政治课也给取消了（以后又恢复了）。他又认为，教育系没有办的必要，谁不会当校长、当教导主任呢？他不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科学。

　　（五）接着又把文教学院取消了。

　　（六）1954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又把河南大学取消了，分立为几个学院，各自独立发展。而把河大工学院（有水利系、机械系等）完全取消了，送到武汉水利学院去了。

　　（七）1956年 中央又决定建立河南大学，后改为郑州大学。1958年中央又建议后命令成立工学院。经过这样大的反复，自然工作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1950年——1951年，张柏园率领人大考察团，编写了一本《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报告》，作为河大的工作方针，全盘学习苏联。从1951年起，张（柏园）刘（介愚）派出大批干部去人大学习，还在北京盖了一片房子长期留学。

　　在河大党委内，张柏园对医学院院长卢长山意见最大，张压卢抗，不可开交。张、卢发生冲突的结果，后来卢长山被撤职、受处分，听说还上告中央，详情不知。

　　张对贾君知的关系比较好。我知道，张对我的印象是不好的。张最看得起的、最接近的干部，是高魁、冯蕴言。1954年以后张、刘先后离开河大、师院，1955——1956年期间，我是开封师院的负责人。当时党组、总支的主要成员，大概就是下列诸人：高魁、冯蕴言、张向贤、李烈夫和我等。我当时在工作中常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是从高魁等方面来的。而张柏园是支持高魁、冯蕴言等人的。他们常常借用党外的力量（或党外的意见、反映）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借口我不尊重嵇文甫院长，不重视党外的“名教授”，如彭、黄、周等人，向省委宣传部反映，并为此由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刘刚批准对我发过“通报”。

　　那么，请看高魁是什么人？高在河大横行霸道，违法乱纪，党委包庇，无人敢惹。仅在河大数年，公开或半公开地**、玩弄女干部和干部爱人，与他的通信员的妻子黄某（？）私通（实际是半公开的）等，有近十起之多。加上解放前在游击区活动，用手枪威逼**民女的事，他自己承认有四、五十起之多。1955年以后，他被任命为总支第一书记之后（兼任干部处长）更加肆无忌惮，他领导下的干部处干部某某（名字记不得了）在结婚之前，他要求要过第一夜。当时女方是校医院护士，高魁在校医院“有病”休养，竟发生此事。后被男女双方告发，影响极坏，党组织令其停职反省，嗣后调离河大。

　　冯蕴言，此人旧思想、旧作风很浓厚。在党内，他和高魁、×××、沈虹影等人关系很好，搞无原则的拉拢。他很会逢迎领导人，特别关心，颇得领导者的欢心和重用。他对下级使用小恩小惠手段，扶植拥护他的人，如×××、××、×××等。此人好吃好喝，经常大吃大喝。在这一点上，与张柏园气味相投。他常利用总务处长的便利，搞个人特殊化。（如专用工友、乘坐汽车、专做小吃等）

　　沈虹影，河大团委副书记，后任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是个蜕化变质份子，思想作风极为恶劣。党委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返校担任政治课教学的领导工作（我兼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沈虹影在恋爱结婚问题上，发生了极为荒唐违法的事情，经女方告发，在校影响极坏，在党内对他进行了批判，给予撤职、调职处分。

　　在我任职负责期间，在干部问题上，主要处理过高魁和沈虹影二人的问题。

　　在对党外某些所谓“名教授”问题上，我与当时的党委、党组、总支的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分歧意见，进行过许多严重的斗争。具体地说，特别是对彭芳草、黄元起、周守正等人的认识和使用上，我与张柏园、高魁等人意见分歧很大，经常发生冲突，无法取得一致。请看彭、黄、周这个小集团究竟是些什么人。

　　彭芳草，于抗战前和抗战时期，曾与大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姘头、女间谍××（名字记不得了，彭交代过的）关系密切。在江西赣州为蒋经国办《青年报》，任总编辑。黄元起，曾在北平被捕叛变，供出多人，也是《青年报》的编辑。周守正也任过《青年报》的编辑。抗战时期，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活动，还搜罗了一些托派份子，如杜畏之之流，而彭、黄、周等在蒋经国门下进行活动，显属重大政治问题。解放前夕，先逃往香港，后来又到了解放区，始以民主进步人士自居。

　　对这样来历的人，河大旧党委却盲目信任，大为重用，并准备吸收周守正等人入党。首先吸收周的爱人李懋中入党，支部会上许多党员不同意。听说校部支部两次讨论未通过，最后由党委负责人刘介愚、高魁二人出席动员大家通过，在举手时，仅以一票的多数，勉强通过李懋中入党了。李入党后，阅读党内文件，拿回家里，周守正也看。而周、李与彭、黄的关系亲密无间，几家关系甚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党委负责人张、刘、高等也都知道的。1955——1956年期间，为了提拔教务长一事，我与张柏园在医学院医院曾争论了一个下午，未取得一致意见，张无论如何要提升周守正为第一副教务长，我提出提升李俊甫（党员、化学系主任，现任新乡师院院长）为第一副教务长。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不否认在河大、师院期间，我与旧党委主要负责人张、刘、高等在干部认识和使用问题上，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意见分歧，我处理了高魁、沈虹影二人的问题；我限制和压制了彭、黄、周这个小集团的猖狂活动。这是党内外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在1956年我们对彭、黄、周这个反动小集团曾给以沉重的打击，所以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我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在党的建设方面，虽然1955——1956年我负责党组期间，不作党的建设工作（当时总支是直接受高校党委领导的。那时高校党委书记是张柏园，副书记是刘松坡，现任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但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当时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文系主任×××、教授××、讲师×××等，都是不够条件的。

　　· 来源：

　　郭晓棠家属郭青苔整理《郭晓棠遗作选：文革时期的部分交代材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