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益文：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焦益文> ## 一九六八年四月印 ## 最 高 指 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十几年来，四川石油部门广大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找到了油田，扩大了气田，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通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历次伟大的政治运动，提高了全体职工的阶级觉悟，揪出了一批混进党内和石油工人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纯洁了队伍，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四川石油部门是李井泉独立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长期以来，李井泉及其同伙陈刚、刘文珍、杨超等直接插手，苦心经营。因此四川石油部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尖锐、复杂的历程。李井泉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四川石油部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他为了控制石油部门这个重要阵地， 把恶霸地主出身、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何千里，苦心培植， 结成死党。十三年担任书记、副书记的何千里一直成为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李井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石油部门的控制，又把阎秀峰、杜心源、刘文珍、苗逢树包庇下，多年培植重用的晋绥心腹，几次脱离革命的通敌嫌疑分子李滋润调来石油部门作党委书记达五年之久，充当李井泉的直接代理人。 　　李滋润来后与何千里狼狈为奸，安插亲信，把曾被开除党籍，清除出革命阵营的大烟鬼王合林，盗用党委名义， 提为局党委副书记。从此，何千里暗中策划，李滋润上串下跳，王合林大打出手，形成了李井泉在四川石油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核心班子。 　　一九六五年以后，李井泉又与大叛徒薄一波的心腹干将、石油部走资派张文彬勾结一起，进一步在四川石油部门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建党路线上大反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取消思想斗争，取消党内民主，大搞反草命的“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企业管理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政治挂帅，极力行一整套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在科学技术上，迷信洋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在内地建设上，推行机会主义的油气勘探方针，大大的推迟了祖国的内地建设，严重地破坏了油气资源。 　　我和杨伯华、李振、宋国鑫、欧阳天等同志，和石油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李井泉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李井泉对我们恨之入骨， 千方百计狠下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总之，李井泉及其同伙十几年来在石油部门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罪恶滔天。 ## 一、李井泉培植私党的罪行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使全党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团结了。但是李井泉闭口不谈党的团结的基础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党的团结的核心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是打着“增强党的团结”的幌子，推行其建立独立王国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贯彻巩固党和发展党的重要步骤。”李井泉窃据四川省委书记后， 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内实行封建家长式独裁统治。他的一小撮同伙更把“李政委”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灵， 竭力肉麻吹捧，为其树立绝对威信。在一九五三年底的省委全委扩大会上，李井泉只字不提毛主席有关指示，却在那儿哼哼哈哈、扯东道西地向党发号施令。而陈刚、杜心源、许梦侠等就像苍蝇逐臭肉一样围着李井泉，察言观色， 阿谀逢迎，简直不堪入目。 　　我在分组会上尖锐地提出了“省委缺乏正常的党内民主”，但是李井泉及其同伙置之不理。陈、杜、许等人的大会发言中还是只字不提毛主席和党中央，而口口声声地反复强调其“李政委指示”。我实在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于是又书面提出批评说：“省委书记是省委集体领导成员之一，政委是军队职称，党内没有政委，应改称同志。”我的书面意见打中了他们的痛处，致使大会主席、三反分子陈刚在宣读时不得不故作正经地说：“这个意见正确，要求到会同志注意改正。”一九五四年六月我又一次向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心腹李滋润提出这个意见，他们便怀恨在心， 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不听招呼”的罪名， 伺机报复。 　　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彻底揭露，使李井泉及其同伙忙了手脚。全会决议指出：“夸大个人的作用， 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叫人奉承赞扬， 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已所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的字字句句就像在宣布李井泉大搞独立王国的罪行。 　　李井泉胆大包天，竟敢公开抽掉决议的革命原则，以贯彻“决议”为名，大搞结党营私，镇压异己的勾当。 　　何千里在李井泉的赏识下窃据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后，事事仿效主子，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早就受到了党委多数委员的反对，于是他竞敢公开对抗毛主席“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的指示，取消党委会代，之以“党员科长会”，使得“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继而假借上级党委之名分裂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私设自兼书记的“第二党委”（即隆昌分党委)，明目张胆地对抗四中全会决议“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一九五三年未完成钻井任务，党委决议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何千里竟敢私自篡改为“国家计划盲目冒进”上报下发。何千里和党委委员温亦然结成反党小集团，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禁止祝寿的指示，强使科以上干部给三十五岁的何千里设宴祝寿，还狗胆包天地让温亦然举杯呼贺：“何书记万岁！”……由此可见李井泉通过何千里把石油部门建成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狼子野心，已发展到了何等狂妄的地步。 　　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我和杨伯华宋国鑫等大多数党委委员和党员科长对何千里的这种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所进行的尖锐斗争是完全符合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正是为了巩固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正是为了使我们党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因此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这个老奸巨滑的土皇帝，就联系到原来我在省委扩大会上对他提出的批评，居心叵测，立即派陈刚出马，带领王吉祥、张广钦、陈弘等组成“消防队”，匆勿而来。 　　陈刚到后，开始貌似公允，妄图用软化手段进行调解， 并把我们拉入他们的私党，与何千里一起在李井泉的反党王国中“团结”起来。但是，我们坚决捍卫得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把“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的党内文件，摆在他们的面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指出何千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使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用党员科长会取消党委领导等等都是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委制”根本原则。何千里私自篡改党委决议，不仅是组织原则问题，而且是欺骗组织，是“政治品质问题”，是“党性问题”。这时，陈刚竟公然片面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们就根据《矛盾论》指出，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接着又质何千里：“温亦然为什么要喊你万岁?”陈刚见势不妙，立即跳了起来，瞪着双眼，指着我们拍桌叫骂：“你们目无组织，目无省委！简直造谣生事。播弄是非，有意联合起来攻击党委书记。”我们义正辞严地指出：“省委检查组违背党的四中全会决议，有意包庇何于里。”陈刚勃然大怒马上给我们扣上了“宗派斗争”、“无原则纠纷”的帽子， 以“省委决定”名义，强令“立即停止争论，各自检查”，夹起皮包离开会场。历时半月的斗争就被暂时压了下来。 　　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他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而李井泉却拿起“无原则纠纷”“宗派斗争”的大棒，妄图使我们屈服他们所谓的“团结”，这万万办不到。 　　于是我们接连向省委提出“检查组有意庇护何千里， 是背离毛主席指示和四中全会议决议。”李井泉昕后恼羞成怒，在第二年(1955 年)一月十三日炮制了一个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关于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的检查报告”，加“省委批示”通报全省。这个“报告”硬把原则争论说成无原则纠纷，撤销了我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党委委员、老红军杨伯华受到“当众警告”的处分，党委委员宋国鑫则被“撤销党内工作，行政降职”。凡是在党委会议上坚持党的原则向李井泉及其同伙进行斗争的同志(如杨自强等)都遭到了排挤打击，此后并逼迫科级干部、地质队队长、指导员，人人过关，个个检查。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刻地理解到： 如果对于李井泉所谓的“团结”委曲求全，就是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服从了这个“处分决定”就是出卖党的原则。我在半年之内两次向党中央揭发李井泉包庇亲信，培植私党的罪行，其他的党委委员也分别向中央、向省委提出了揭发控诉，使李井泉及其同伙恐慌万状，狼狈不堪。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不得不向党中央作了一个丑态百出 的“审理报告”。这个报告自相矛盾，否认了他们所谓的“无原则纠纷”，而承认了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需要“作明确的结论，求得解决，明辨是非”，并供认“过去并不是从争论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在我们坚持斗争乘胜追击，迫使李井泉“明辨是非”的时候，李井泉感到如果坚持用“处分”来进行压制，他搞“独立王国”的阴谋会被毛主席党中央发现，会被广大党员群众识破。于是采取以退为守的手段，抛出了一个不明不白的“56 通字 001 号通知”，说什么“经(1956 年)八月二十九日省委会议批准，取消焦益文同志所受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 及宋国鑫同志所受撤销工作处分。”但是这个通知正如他的秘书长金石所说“只不过是为了借以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保护他们自己过关，以便寻找时机对我们迸行更加残酷的迫害。事实也正是这佯，十八个月以后，李井泉及其同伙正是以“焦益文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 对五五年省委给其处分怀恨在心，整风运动认为时机已到”，“攻击诬篾省委，企图为自己的处分翻案。”“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等罪名，再次进行残酷迫害。 ## 二、李井泉在石油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李井泉及其在四川石油部门代理人黄凯、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等力图把四川石油部门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取消党的颌导，大搞招降纳叛。 　　李共泉为了把四川石油部门建成他搞独立王国的重要阵地，除了在石油部门物色心腹外，还以“加强领导”为名，派遣亲信。何千里、李滋润也用高官厚禄笼络私党， 当时遭到党委成员强烈反对，他们就避开党委作暗中交易， 如何千里与李井泉派来的勘探处党委办公室主任肖×× (女)勾勾搭搭，在一年零三个月中就把肖由十六级提为十四级，并私报李井泉，提为勘探处党委副书记。李滋润到石油部门不久就把他的驯服部下赵××拉来充任政治处主任，升官晋级。 　　一九五五年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不久，何千里、李滋润密谋把王合林提为局党委副记。在党委会上研究时，李滋润介绍说王合林是个很老的同志，十三级干部，工作很好，历史上没有问题。我们当场揭发了王的历史真相，指出王合林参加革命后，吸大烟，作投机倒把生意，屡教不改，曾被开除过党籍，清除出革命阵营，不适合作副书记的工作。李滋润却说：“历史问题，只要有结论，就没有关系。”这样，他们就背着党委，向李井泉报批为局党委副书记。 　　在讨论局党委各部、委干部配备时，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置党的组织纯洁而不顾，把曾脱离革命的政治动摇分子齐××，两面三刀的三青团分子杨×提为组织部正副部长;把国民党军队文书、政治不清、入党不明的阶级异己分子何××提为团委书记(已被清除)……。我和李振等同志一再提出，这些人根本不能放在党的要害部门工作， 有的还需要放到基层锻炼考察，目前没有适当人选，应执行“宁缺勿滥”的原则，可在党委办公室内设置组织干事， 暂不成立组织部。何、李、王等不顾党的组织原则，又私自上报批准;当我们再次反对时，反被诬蔑为“对抗上级党委决定，取消党的领导。” 　　一九五五年五月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展开审干、肃反运动。八月李、何、王在李井泉的黑旨意下，为了保护其一小撮反革命爪牙过关，也搞了所谓“审干”的干部训练班，把他们认为“调皮捣蛋”的干部和转业军人作为审查重点。如把学生出身、解放时还不满十五岁的打字员、地质记录员彭光诚、游××等列为审查对象；而对政治历史不清的国民党留用人员陈××却安隆昌气矿作行管科长，刘子珍、胡××、李××等虽有重大问题，仍包庇重用不加审查。 　　又如，何千里的老婆，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伪专员女儿、三青团分子，和郝××的老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我们曾多次提出调离要害部门，控制使用。他们百般包庇，反而污蔑我们“只重历史，不看表现”。 　　一九五六年召开第一届局党代表大会。党委在一个月前就审查提出了党委委员候选名单，报省委同意后也向基层党组织征求了意见。但在党代表大会选举前两个小时， 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突然召开主席团会议，以“照顾部门工作”为名“重新考虑候选人”。会上我们竭力反对这种作法，他们仍然强行作出决定，推翻原候选人方案， 而将其某些亲信拉进新党委和监委。更可恶的是，把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思想品质败坏的杨××也拉入党委，其后反倒打一耙，把我们在干部路线上坚持的斗争，诬蔑为“反对和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 　　一九五七年以后，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为了适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把一九五五年肃反中早已清查出来的三青团分队长、一九四六年重庆反苏反共游行的干将，已定案的反革命骨干分子王××提为主任工程师。把旧军官、国民党员杨××、董××提为处、矿党委书记， 对一贯搞独立王国，专横跋扈.结党营私、镇压革命群众， 推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号称“孟霸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庆瑷，不作处理，包庇重用，接连提拔任地调处、川中局、三号信箱等单位的党委书记，庇护严重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陈世英过关，提为隆昌气矿矿长，还把官僚地主出身、没有得到改造，靠吹捧得宠，被称为何千里“四大金刚”之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芳白，私自拉进党内， 提为工程处长。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何千里、王合林、黄凯等在石油部门积极推行。他们专门为那些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美蒋特务搞翻案。如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丛范滋，在整风运动中又向党猖狂进攻，划为右派。他们为丛平反后，工资全部补发，还提为地质研究所五人核心小组成员。特务分子杨志精早已查明是反革命分子，却以历史问题进行平反。美蒋特务陈裕春，一九六二年被何千里、王合林等说成一般政治问题，拉入党内， 提为档案室主任。在无产阶激文化大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 　　由于我、杨伯华、李振、宋国鑫、欧阳天等和广大革命职工，长期以来，先后对他们取消党的领导，任人唯亲， 招降纳叛，拉拢私党等罪行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反对政治挂帅，推行物质刺激。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主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们党历来把政治工作放在统帅的地位。然而李井泉及其在石油部门的同伙，一贯对抗毛主席“政治是统帅”的光辉思想，大搞“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李井泉还亲自创造了什么“三高一低”“三包一奖”，为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并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章， 给修正主义妖风以迎头痛击。李井泉、何千里、李滋润等却和毛主席大唱反调，乘机而起，推销南斯拉夫“经验”，大搞“技术专责”“奖金挂帅”，妄图把石油部门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歧路。 　　他们在石油部门建立一套“技术专责制”体系，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党、政、技术的“三权鼎立”，取消了党的统一领导，实行专业垂直领导。 　　他们把石油钻探处变成了资本主义赢利赚钱的承包公司，片面地以“钻机月速”“钻井进尺”“试油层数”作为 “任务指标”。把货币投资额作为考核完成国家计划的标 准，根本不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不以找油找气为直接任务，用什么“开钻奖”、“完钻奖”“进尺奖”、“节约奖”、“革新奖”、“解除事故奖”。“试油层位奖”……去追求所谓“三高一低”(高指标、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他们为了增加奖金率，甚至把生产领导不力，叫作“组织停工”，为了鼓励多拿奖金，就指示井队不取岩心，不管油气地质资料，甚至打小眼井抢进尺，在毫无找油意义的地方打空井。何千里还大言不惭动员工人说：“你们得不到奖金，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们还要检讨呢！” 　　他们为了抢进尺，争奖金，唯恐钻井中喷出石油和天然气，就拼命加大泥浆比重，压死油气层。这一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大搞资本主义经营的活动，受到了广大革命职工的坚决反对。而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竟把这一斗争称为“地质和钻井闹矛盾”，横加训斥说：“只要钻头下去，资料就有了，油气也有了，地质问题也解决了”来压制群众。总地质师曾××曾因坚持油气层取心，被李滋润整得痛哭流涕。更多的同志也因此遭倒迫害。他们的这些罪行，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浪费了巨额的资金，降低了勘探成功率，延误了石油工业的建设速度，葬送了无数的油气井。如 56 年威远基准井开钻后，一直抢进尺骗奖金，不准在油气层位取岩心，致当时一无所获，直到十年后再次钻探，才获大气田。 　　我和广大革命职工一起针对他们的“三权鼎立”和“物质刺激”，把工人引向不问社会主义建设，只要多打进尺，多试层位，奖金到手就叫完成任务的风气，提出“加强统一领导”，“立即改进奖金制度，改变片面的进尺，层位， 作为考核完成计划的制度”。我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引起了何、李、王的极端仇恨，竟横加罪名，说我和李振同志“利用分工领导地质的条件，在地质人员中破坏局党委和行政威信，挑拨局与地质关系。”接着，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地质人员，并在川南设立所谓“学习班”， 大整特整地质队伍中所谓“类似的反党”思想。如邓井关井队技术员李济泰，仅仅要求完井电测，何千里的同伙王×竟叫嚣说：“谁要电测，谁就是反革命”，横加斗争。类似这种情况，历次惨遭迫害者，不下百人。 　　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牵着爬行? 　　在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1953 年起，开展了四川石油资源勘探。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石油工业的总要求是：大力勘探天然石油，同时发展人造石油。 　　石油勘探处根据毛主席“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的教导和上述要求，从四川用天然气合成油的实际可能出发，提出了“年产天然气合成油 20 万吨，并预期找到油田”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既从国家需要出发，又有现实资源基础的。但是，当时窃据石油总局要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顽固地追随过去美蒋抛出的“气是废物” 的谬论，暗中作祟，炮制了一个原油一千万吨的空中楼阁计划，把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一笔勾销。我在 1954 年 　　6 月，就提出：“石油总局受了官僚资产阶级子弟所左右，将来总有一天发现是错误的，但已经推迟了石油工业的建设。”李井泉的同伙陈刚却说：“应把石油总局及其工作看作是中央统一领导下，整个党及其工作下不可分割的部分”，逼我检查。毛主席指出：解放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有利也有弊，很多部门的大权被他们夺去了。看！李井泉就是这样要我们双手奉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四川石油部门的广大职工，从四川的地质条件出发， 经过反复实践研究，认为：在四川找气和用气做油，要比找天然石油时间快，把握性大。因此，决不能走美国和苏联的老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要打破洋框框，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所以，我在 1955 年又直接向党中央提出了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建议，但这个建议落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手里，却又被他视为“目无组织，狂妄自大”，立即指派陈刚、刘文珍等，以“贯彻上级既定的方针”为名，到石油局来伙同何千里、李滋润等，为我强加上“动摇中央方针”等等罪名，横加斗争。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顾李井泉百般压制和打击，在年底又编报了年产 50 万吨天然气合成油并预期在川中找到油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而这个建议上报后，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956 年 2 月，党中央指出：“石油工业是目前我国工业中特别落后的部门”并提出了“大力勘探天然石油资源， 同时发展人造石油，加速地、进一步地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态”的战斗号召。我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报告的鼓舞下，再一次向李井泉提出了四川油气建设的建议，李井泉不得不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装模作样地邀集了我和总地质师曾××等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汇报完后，他表面上是嬉皮笑脸哼哼哈哈送出大门，其实又是出门握手，迸屋磨刀。 　　从 1955 年起，川南地区巳经有把握地查明有极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是薄一波、李井泉及其同伙，顽固迷恋于美帝苏修的洋奴教条，对美蒋的“气是废物论”深信不疑，根本不相信天然气能搞合成油，不相信天然气能解决燃料问题。因而 1957 年 5 月还胡说什么“天然气多了无用”，横蛮地把四川勘探投资削减一半，大大推迟了石油建设速度。直到大跃进中，石油燃料紧张，工业交通受到威胁时，李井泉这才慌起来，为解燃眉之急，强令四川石油管理局赶修巴渝管线。1960 年又突击兴修天然气合成油厂， 并打算达到年产 100 万吨。 　　对于李井泉、薄一波、陈刚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广大群众一直是不满的。1957 年 5 　　月 19 日，我根据群众意见，在给石油部党组的书面整风意见中，曾批评了薄一波、李井泉“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的蛮横行为。提出“片面主观意见，抹杀现实资源，以主观愿望想改变固有客观存在和规律”是“逼着公鸡下蛋”，“原因是国家的一些领导机关—石油部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以及四川省委，领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对待科学技术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加宗派主义。”并根据主席的教导，再一次提出：“四川的天然气不仅可以代替成品油， 同时很可以用它合成汽油、煤油等液体燃料。”并指出：“寻找天然油是根本解决石油落后的关键。四川天然石油有着丰富的蕴藏，需要勘探出来，但我反对对抓到手的、现实的、可以部份解决石油问题的资源，采取蔑视、歧视的方针。”李井泉及其同伙却颠倒是非，恶意歪曲，说成是“反党纲领”，是“反对党的方针” 　　是“污篾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把各级党组织说成是三大主义的化身”。 　　对我和大批革命职工进行残酷的迫害。兵不血刃，何其毒也！ 　　李井泉及其同伙极力为大搞独立王国扫清障碍，在1957 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大的整风运动中，竟采取惯用的贼喊捉贼的手法，早已把我确定为厅局级干部中的斗争重点;但 1955 年给我强加的罪名，经过始终不渝的斗争，已真相大白，明文否定，实在苦于没有“根据”。于是李井泉迫不及待地于 6 月底派出他的同伙刘文珍到石油局与李滋润、何千里等密谋策划，暗设馅饵。刘文珍在局党委会上提出：“石油局反右斗争不彻底。”李滋润说：“运动深入不下去。”会后刘文珍假心假意地对我个别布置：“李滋润严重的官僚主义，一天到晚就是开会，群众有意见不敢提，老焦，你会写，带头写几篇大字报。”李滋润确实是一个一年到头不深入群众，整天坐在会议室开会的十足官僚主义者，广大群众对此有极大的反感。我就针对李滋润这个老毛病，写了两篇批评的大字报。刘文珍、何千里、李滋润一见落入圈套，大喜过望。经三番五次精心捉摸， 挖空心思，竭尽掐头去尾、颠倒黑白之能事，说成是“攻击局党委”，“要党下台”。又将我写给石油党组对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书面建议说成是“反党纲领”，印发全局职工进行讨论。广大革命职工，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和生产工人， 根据四川油气资源实际情况，纷纷支持我的建议。他们见势不妙，立刻凶相毕露，软硬兼施，要群众同我“划清界限”。这时，运动已进入整改阶段，他们有意派我到贵州工作。当按照李井泉、陈刚定的调子造成舆论后，突然于 9月 25 日电话把我从外调回，立即展开批判斗争。在批判会上既不准我申诉理由，也不准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经过一月残酷斗争后，就在 11 月份先根据李井泉、陈刚的口头旨意宣布撤销了我党委常委、副局长等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我的党内生活。然后到 12 月 27 日才补办所谓“右派分子批示表”。奇怪的是，在这批示表上，刘文珍的“工交口”于 1958 年 1 月 30 日所签审查意见中，只含糊地写道： “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报请省委批示”，而更奇怪的是，李井泉这个老狐狸，为了“杀人不沾血”，对他自己一手制造的冤案竟不敢签批任何意见，却在 1958 年 3 月底指使李滋润口头通知我“省委决定把你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劳动改造。”据查这张没有经过批示的“批示表”是到 1958 年 10 月 3 日才转到石油局插进我的档案的。直到 1961 年，李井泉的机会主义石油路线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在提出“油气并举， 以气为主”的同时，设立杨超亲自抓的“天然气办公室”(后改天然气管理局)妄图搞一个天然气独立王国，和隶属中央的石油工业对抗时，在广大职的强烈议论下，才为我摘掉了这顶还未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 　　我一家九口都遭毒手无一幸免。我爱人杜秀屏是历年的模范工作者，局工会副主席，地质处党委委员。被以“通风报信”的罪名，打成反党联盟，撤职到底，留党察看。随即将我还不到退休年龄的父母(十六级以上的党员干部) 强迫退休，国外工作的亲属，因我的关系“奉调”回国， 子女上学也受到歧视和迫害。 　　1958 年 3 月李井泉指使李滋润、何千里等把我押送到西昌去劳动改造，但他们心中有鬼，怕我放到西昌控制不严，随时有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的可能，因此又连夜急电从西昌把我调回，放在李滋润、何千里直接控制下进行劳动改造。天天派持枪实弹的警卫押着我挑煤炭、抬钻杆， 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使我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也隔断了与群众的联系。 　　从此。如同囚犯，冤沉大海，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啊！ 李井泉及其同伙唯恐暴露其政治陷害的真相，又根据他们密谋的“关于焦益文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连年以“肃清焦益文流毒”为名，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同志。前局党委委员、地质处党委常委、副处长李振同志，因为和我一起反对李井泉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反对他们推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并在 1957 年 9 月 26 日斗争我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焦益文关于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是学术问题，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应该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当场遭到刘文珍的斥责：“找油找气是否反党，省委对焦益文的问题是很慎重的。实际上油和气的关系就和人拉屎放屁一样，肚子不好，跑到厕所一蹲，稀里哗啦都出来了，有谁考究过先拉屎后放屁或先放屁后拉屎?”因而被打成“焦、李反党联盟”，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劳动改造。 　　共产党员、青年工程师熊忠益、地震队指导员沈国懋、共青团员、模范工作者陈世杰、共产党员、模范工作者钟立品、彭德全……均因列入了“焦、李红干部”名单，被开除党籍、团籍，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监督我劳动改造的试油队队长、老工人、劳动模范于公亮同志，因听了我的一次思想汇报也被认为“与右派没有划清界限”， 撤职劳动改造。据初步了解，因涉及这一案件而被开除党籍、团籍受到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遭长期排斥的党内外干部、工人近两百人之多，真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西南最毒者，莫过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心！ ## 三、李井泉破坏内地建设的罪行 　　1962 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1963 年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主持制订了《十条》。李井泉及其同伙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竟在石油部门搞什么“评功摆好运动”大势贩卖（……此处因原件缺陷 8 字模糊不清） 黑货，说什么“这几年大家都很辛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要给大家评功摆好，把干劲摆出来”。他们不讲阶级，不分敌我，人人评功，并借此要群众为他们“歌功颂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等肉麻地把黄凯捧为“导师”、“灯塔”、“舵手”、“我们的好书记”。李井泉对此颇为欣赏，专门指派杨超到石油局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广。 　　1964 年中国赫鲁晓夫的“桃园经验”一出笼，便获得李井泉的喝彩，不遗余力地全面贯彻，以面上“四清”为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 　　1965 年由刘邓司令部派来搞内地石油建设的黑帮干将张文彬(叛徒、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石油战区指挥)， 来川后就与李井泉卿卿我我，狼狈为奸，疯狂地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继续在石油部门贩卖“桃园经验”的翻版——冬季整训，把大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整下去，几乎全部换成他的心腹干将。张文彬狗胆包天， 竟敢篡改毛主席关于在四川“找点油，找点气”的英明批示，搞了“三个大上”，劳民伤财，破坏内地建设。并公开对抗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委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取消石油局党委，搞了一个非党非政的“领导小组”，实行封建家长式独裁统治，竭力为李井泉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5 年周总理检查纳溪化工厂的投产情况，化工部如实反映石油部还未供气，即被张文彬认为“化工部有意在总理面前将石油部的军”，暗中串通李井泉、裼超搞假投产。并趁邓小平来川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前夕，阴谋把火烧到化工厂大门口，叫他的主子看看，以此明目张胆地欺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供应化工厂天然气的长纳管线工程原定 65 年底竣工， 为了欺骗党中央，便决定突击搞假投产。当时我由大庆回来，听取现场职工汇报实际进度后，于 10 月 25 日向张文 　　彬反映 10 月底不能完工的意见，便遭到张的横蛮斥责，说我“不看火候”。于是，我和张道霑、弓学信、陈福礼等同志又亲赴现场了解，再次向张文彬提出 10 月底根本无法完工。他们唯恐暴露假投产的阴谋，竟把“投产指挥”的名目按在我的头上，强使我作为“生产代表”去执行他们的“假投产”的决定。这时，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决不能与李井泉及其石油部门的代理人同流合污。 　　他们说气井投产没问题，我们就和设计、施工单位召开现场会议，对长纳工程的主耍供气井沈×井进行验收， 工人当场揭露十几个问题，说明根本没有完工，使这批混蛋狼狈不堪。他们说高压管线输气没问题，输气工马上试验，气压只达三分之一就爆开裂口。他们说全线阀门无一处漏气，但工人开井后即在中途发生漏气失火烧伤工人的严重事故。张文彬听到后大发雷霆，说成是“有意破坏投产”，并说基建指挥部作了保证，10 月底按期投产肯定无问题。我当场提出：“这是报喜不报忧。” 　　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0 月 28 日，张文彬的心腹，郑浩和夏云昌决定在所谓“投产典礼”上要我代表生产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一起“签字接交”，妄图既欺骗到会代表，又封住我的嘴，遭到我严正拒绝时，郑浩竟厚颜无耻地动员说，“签了字也不算数，开完大会马上收回作废。”他们见我软硬不吃，就鬼鬼祟祟大搞幕后策划。在 10 月 29 日夜，突然抛出一个所谓“五个一次成功”的“竣工报告”，要我参加讨论。“报告”中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把整个工程的各项工艺吹得天花乱坠。 　　毛主席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当场指出“管线未经系统试压，高压管线爆开裂口，主要气井都不能开开投产。烧伤工人的漏气尚在抢修”等等，彻底揭穿了他们的“五个一次成功”的骗人把戏。郑浩勃然大怒，拍桌叫嚣：“这次投产是张部长决定的，省委书记杨超明天亲临剪彩，你不想干回去找马文林来。”接着他们打电话请示张文彬，张断然决定：“把焦暂时丢在一边，明天照常投产。” 　　30 日的“竣工投产典礼”，在我们的抵制下，除临时免去了假签字，假接交宣誓，假投产命名外，其余均按其预谋进行，用早在 3 月份就临时接通利用的一口事故井的天然气，在化工厂门口点起两耸大火。而他们却说成是五个气田，十一口气井同时投产，把实际产量十万方，说成是九十万方。更用拨压力表的办法，把实际压力 16 公斤的低压气，变成“40”公斤的“高压气”。由杨超剪彩，礼炮齐鸣，号外纷发，并请天马电影制片厂远程赶来，摄制了准备向中央作欺骗汇报的现场纪录影片。 　　在他们的报告和号外中，竟颠倒黑白的吹嘘说：“整个工程，经生产、设计、施工三个单位的联合检查，几万个焊口，几百个高压阀门，没有—个漏气，防腐绝缘性能良好，实现了管子安装焊接、井场安装、集输站安装、试压和联合试运转等五个一次成功”，并说：“这项工程的投产，是战区职工在四川省委和石油工业部党委的领导下，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结果。”杨超、张文彬更在近万人的典礼上互相吹捧，一唱一合，杨夸张是“大庆精神”、“延安作风”，张捧杨为“省委正确领导”。他们在群众面前故作正经，会间却窃窃私语说：“这下子可狠狠将了化工部一军。” 　　难道这个假投产，只是为了“将化工部一军”吗?不， 绝不！欺骗党中央，打击化工部，只是他们和李井泉串通作弊的一个方面。据他们的忠实打手、石油部干部部长魏玉晶所供：“毛主席提出×线建设，李政委（李井泉）主持开会，几个部急需天然气，要张部长(张文彬)当场作出保证，是李政委亲自出面说，石油部说话是算数的，才解了围。”现在化工部竟然又敢“在总理面前将石油部的军”，当然张文彬必须再为他的主子李井泉争气了。但他们搞假投产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目的。“投产”不到一周，邓小平、薄一波等一群黑帮，就在李井泉的陪同下“现场视察”来了，张文彬洋洋得意地对矿区党委书记马文林说：“你们这些糊涂人，现在知道投产的意义了吧?你们看这有多好， 　　这宗事我们怎么好事先告诉你们呢?” 　　在假投产的第二天，11 月 1 日，他们就开始了对我们的残酷迫害。张文彬在亲自主持的各单位领导人员会议上， 与我一起抵制他们假投产的气田科长张道霑同志进门还未坐下，就被宣布撤职。接着，李井泉、张文彬就在石油部门推行其“冬季整训”，指派他们头号打手、干部部长魏玉晶、基建司长陈李中、张的臭老婆、没有党的关系私封为直属党委书记的杨艾、矿区党委书记马文林等，对我进行了达三月之久的批判斗争，对我抵制假投产扣上了所谓“专门和党唱反调”、“一贯和党唱对台戏”、“和基建部闹甲方乙方关系，搞资本主义经营”等罪名，又把他们自己提出的“正规开发气田，建设气矿”，“实现气井正规化、规格化、标准化、制度化”叫做我的“反革命复辟纲领”，把他们对国外开放参观的阳寺气田称作是我推行“和平演变的温床”，给近百名采气工人一个个扣上“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帽子，强行收集工人的较好衣物，派宣传科长亲自编稿，逼使工人背诵排练，召开 所谓“控诉大会”，为我再加上所谓“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罪名，放基层监督劳动。 　　毛主席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 年8 月8 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 宣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当时，我正在日夜赶写揭发李井泉及其同伙的罪行材料，他们紧急密谋，对我进行更残酷的迫害。他们指使陈李中、刘捷等，把我从监督劳动的岗位上揪回矿区，非法拘留，日夜斗争，逼供达一月之久，纯属造谣惑众的安上所谓“出身富农，本人流氓，投机参军，野心入党，坚持个人奋斗三十年，破坏抗战，阶级报复，被坏党的团结， 一贯反党极右分子，推行和平演变，破坏内地建设，对抗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数不清的罪名。召开两千人的职工大会，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即押解基层，布置三班人马，轮流监督，严禁“乱说乱动”，欲达保全自己的目的。 　　1966 年 11 月，我在毛主席发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投入了革命洪流，和群众在一起大造李廖死党及其在石油部门的一小撮同伙的反，吓得他们一个个魂飞魄散。但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 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很快又掀起了“二月黑风”， 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加以“支持右派翻天”等罪名， 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把革命群众骨干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他们又再次把我囚禁起来，监督劳动，“不准乱说乱动”。 　　我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白色恐怖中，继续以《三依靠奋战孤军》之名，坚持与李廖死党斗争，向中央文革作汇报，向支左部队汇报，被党内走资派恨之入骨，竟策谋杀人灭口的毒计，把我打得肝伤骨断，伤残遍身，不是解放军抢救，早置死地。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对您说，我有多少肺腑的事要对您诉！ 　　我出身于一个贫民家庭，从小寄居贫雇农的外祖家， 靠父亲一月不到十元的教薪维持四口之家。“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外祖兄弟因是党员和农民暴动骨干，被捕被缉。只得流落青岛，靠父母断续教小学和替人代课度日。1937 年母亲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次年全家参加革命。我一家两代都是共产党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起来的，是党和人民一口汤一口饭把我抚养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后，曾任通信员，宣传干事，科长，区委书记等。解放西南，党派我作接管石油单位的军事代表，后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副局长， 现任泸州气矿副矿长，一直在石油部门工作。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刘、邓、陶！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打倒刘邓李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张文彬、何千里及其一小撮同伙！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焦益文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 附件： ## 原四川省委对焦益文问题处理的有关文件目次 　　一、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 　　二、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焦益文、宋国鑫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三、关于取消焦益文处分的通知 　　四、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关于焦益文言行及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 　　五、右派分子批示表 　　六、四川石油会展领导小组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 编印 ##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 　　【按：这是李井泉借“增强党的团结”为名，在四川石油部门庇护培植死党的纪实。 　　一九五四年四月，石油处党委根据毛主席一贯指示， 在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取消党委制，擅自篡改党的决议，结党营私等一系列罪行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李井泉立即派同伙陈刚率领省委检查组加以镇压。半年以后，见压而不服反将斗争矛盾指向黑省时，就补泡了这个报告。 　　虽然他们在报告中，极尽粉饰颠倒之能事，但没能为他们的亲信何千里的罪行全部掩盖起来。在“处理意见” 中更把他在石油部门培植私党的罪行暴露无遗。】 ##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1954 年 11 月〉 　　四川省委批：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及其所提对何千里、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温亦然等五人的处理意见。 　　 1955 年 1 月 13 日 　　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不团结问题做了研究，认为其主要问题侍从原则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的纠纷，故决定帮助该处党委正确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对党委委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和召开了党委会议，同时协助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学习的四中全会决议，检查和批判了党委以及党委委员在团结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检查中，一般已对错误有所认识，并表示坚决改正。仅有个别单位委员对其错误任保抗拒态度。兹将党委不团结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党委不团结的主要表现是党委未能以党的原则来处理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党委是去年九月成立的。开始时， 党委之间有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党委书记何千里<处长>与副书记焦益文<副处长>的工作意见分歧上。首先是 53 年工作总结时，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强调不能完成任务的首要原因是订计划盲目冒进，缺乏主观努力上作深刻检查。而焦益文同志则否认去年计划有盲目冒进的倾向。党委在这个问题上虽经讨论，但认识为统一。最后何千里一人将总结报告修正上报。焦益文大为不满。其后甚至认为何千里低估了地质工作的成绩，有意打击他。因而形成意见对立。在执行党对原有技术人员的政策上，意见也有分歧。焦益文强调团结和照顾，无原则的信任和迁就原有技术人员， 不依靠党员干部。有时应经党员科长审查的文件，也直接叫技术人员处理。说:“给他<党员>科长看他也不懂”。并认为何千里及其他同志有“左”的倾向。<何千里是有缺点> 　　在传达省委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会议报告中，关于党对原有技术人员，政策只讲团结，不提改造，认为体改造“太刺耳”。在使用干部上，有喜欢知识分子厌烦工农干部的表现。这一点和千里是有意见的。干部中也有反应。这些错误认识及工作意见的分歧，没有用党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以解决，以后发展成个人成见。在 54 年二月除夕，全国第五次石油勘探会议时，倾向于焦益文的宋国鑫< 党委委员>无中生有的向焦益文反映说，何千里叫李绍亮代表党委。焦信以为真，怀疑党委书记派人监视他来信称：“党委中个别人有分家活动，党委委员要带头检查。”党委不团结问题已在发展，但何千里却不能坚持原则，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解决，反而企图以放弃原则来“维护” 党的和平状态。四月该处分扩建分处，党委的不团结，更加发展。主要以宗派情绪出发，表现为杨伯华<党委委员、副处长>和何千里的对立状态。杨伯华同志有着严重的功臣自居包袱，政治上不开展且很狭隘，再由于何千里同志有时在工作中不能尊重和支持他的意见<多系不正确的意见>，故杨伯华心怀不满，在党委会研究两处干部时既表现态度异常横蛮，不尊重党委的领导，指名党委书记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若分配不公，就要鉴定何千里的“党性不强”。并公开拒绝党委书记和他研究问题。会后又在下去干部中说何千里卑鄙的很。党内有坏分子＜意指何＞大家要提高警惕。有意打击破坏何千里的威信。平时也喜欢树立个人威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如对秘书康心浩讲：“我准备提拔你当办公室主任，何千里不同意。”同时焦益文认为，倾向自己的宋国鑫较正派，而温亦然＜党委委员＞崇拜何千里。于是将何、温划成一派，自己和杨伯华、宋国鑫又是一派。温亦然则对焦益文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表现看不起，对何千里有个人崇拜情绪，并认为宋国鑫是两面派，盲目追随焦益文。宋国鑫则认为何千里偏信温亦然， 有缺点也不教育，而对自己采取歧视和打击。因而在党委会上形成何、温和焦、杨、宋的对立。会议很难形成决议。为了占上风，何、温主张召开党委扩大会，这样使他们的意见不致孤立。而焦、杨、宋则坚决反对，坚决主张召开党委会。终于使党委会不能进行工作。但何千里害怕问题扩大，个人受处分，因此一再迁就容让，企图很快分处后改组党委了事。康心浩同志认为“分处中没有贯彻总局指示，杨伯华同志不是以团结出发，而是态度横蛮。”其他同志也提出，党委会内部缺乏民主的问题。会后，何千里顾虑把问题扩大，即与焦、杨商量，意见很快取得一致。便对支部书记温亦然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支委扩大会讨论党委问题是严重的破坏党的威信，有损党的团结，是错误的。于是召开党委会决定温亦然、康心浩、宋国鑫进行反省， 听候处理。但杨、宋认为这是何千里指使温亦然召开支委扩大会，故意打击杨伯华的信。宋国鑫并拉拢干部将支委扩大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告党委办公室。焦益文亦向参加扩大会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肖淑清同志提出要写一份书面材料，被肖拒绝。至此，何、温、焦、杨、宋的立场对立更形成严重 　　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中，各党委委员都做了检查。但宋国鑫在会议上仍然无原则的争论。造事生非的提出：“他曾亲自听到何千里要李绍亮代表党委去西安开会。”又说温对何吹吹拍拍，在何生日时请客吃酒“。喊过何千里万岁”。更借口温亦然等召开支委扩大会议是何千里有意攻击杨伯华；并到处收集关于何千里的“问题”。企图扩大党内纠纷， 在检查中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相反在检查中攻击别人。当他所提出的意见已经到会的干部对正，认为全是无中生有时、他仍不作深刻的检查，反要求“保留意见”。 　　二、党委的不团结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有没有遵守集体领导制的原则。党的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因为党的领导力量在于他的集体性。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党的优良传统。石油勘探处党委这违背了上述原则。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自以为是，曾擅自决定某些重大问题，患得患失。从个人利益着想，没有把钻探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整体来看待，而认为钻探工作是自己分工领导的，地质工作是焦益文领导的。若只提钻探工作的缺点是伤害了个人的情面，有损自己的威信。对同志的错误采取了错误容忍的态度。不是坚持原则的在党委会上展开批评，而是迁就姑息。党委副书记焦益文自持年纪轻，钻研业务好。自满于业务技术的钻研和成就，强调个人的作用。将地质工作成绩归功于自己，忘记了业务和技术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因而逐渐发展到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产生无原则的信任原有技术人员。对于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确实不信任。甚至怀疑表现轻视。例如杨伯华同志摆老资格，喜人奉承，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宋国鑫自持成分好，提拔快，对于党委书记则采取个人报复。温亦然瞧不起焦益文与宋国鑫。这一切就必然是党委领导不但不能够集中统一，反而陷于无原则的纠纷，分散了领导力量，严重的损害了党委的团结。勘探处党委不团结， 由于我们过去对该处的组织领导与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够外，主要是该处党委的政治思想领导薄弱，党内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不能够充分的发扬党内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不单没有及时克服反而日益兹长漫延。从闹无原则纠纷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使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受到损害。 　　处理意见： 　　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一方面自以为是，擅自决定个别重大问题，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一方面顾虑各种威信和情面，并对于党内原则分歧和无原则纠纷， 采取了容忍和掩盖错误的态度，不敢批评斗争。对于党委不团结的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但由于在四中全会文件学习中，态度诚恳，检讨深刻，对自己的错误有进一步认识。拟免于处分责成其在会后工作中切实改正错误。 　　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副书记，但很少做党的工作，平时过党的组织生活也较少。有严重的不问政治倾向，对原有技术人员，不是根据党对技术员的政策， 从政治上团结改造他们，而是迁就姑息。在处理问题上往往错误的采取先党外后党内的方法，已经开始发展到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上错误，对于何千里同志领导上的缺点，不是从帮助改进与团结出发，而是抱个人成见。怀疑党委书记有政治问题，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中，虽然承认错误，但往往说别人不好所引起。避重就轻，检讨不深刻，拟予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 　　党委委员杨伯华同志，由于严重的居功骄傲，个人主义。喜人奉承，提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对于党委书记的怀疑和攻击情节比较严重，影响也比较恶劣，尤其是在学习省委七次扩大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决议后，仍然拉拉扯扯地有意攻击何千里。其错误是严重的，杨伯华是党的负责干部，因此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中，开始时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躲躲闪闪。但最后尚能暴露思想，承认错误，拟予以当众警告处分。 　　党委委员宋国鑫同志怀着个人的成见，搬弄是非，夸大虚构事实甚至拉拢一些人进行挑拨。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不是诚恳的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检查，而是坚持错误， 拒绝党的教育。在检讨中有攻击别人的表现。甚至怀疑省委检查组同志偏袒何千里。因此，应予严格处理。拟予以撤销党内分工处分。并建议行政降职使用。 　　党委委员温亦然同志由于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在扩建分处中曾在省委会议上与个别委员争吵等，因此在服从组织和同志们关系上都不利于党团结。但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对错误已认真检查，故不予处分。 　　对于党委部分委员已受到严肃的党纪处分，故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错误不拟另给处分。 ## 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焦益文、宋国鑫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摘要> 　　按：这是在石油勘探处党委五分之三的成员，继续坚持斗争，接连向中央、向省委揭露李井泉在石油部门庇护培植死党的罪行时，李井泉不得不向中央作了这样一个丑态百出的报告。 　　这个“报告”中，他们不得不供认了石油党委内的斗争是“原则性的问题”，对焦、杨、宋“不是从争论的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需要再“作出明确的结论”。但又胡说 “处分是正确的，不能改变”。 　　对于焦益文、宋国鑫二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石油勘探处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委员宋国鑫二同志给省委转中央监委的申诉。他们对省委组织部、城工委关于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的检查报告中尚有以下的主要意见： 　　一、53 年钻井任务未完成，党委书记何千里认为由于对业务不熟，计划盲目，焦、宋认为应检查领导责任，不是盲目冒进，并经党委讨论，写入总结，何又修改，且没经讨论上报。焦认为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在技术人员问题上，何以为焦有右倾，而焦、宋则认为，以何为首普遍有“左”倾。何千里解决工作问题，常召开党委扩大会。而焦、宋认为，经常召开无准备的扩大会议来代替党委会是削弱党的集体领导。他们认为以上原则问题的争论没有明确结论谁是谁非提高认识。焦益文现在还认为自己的意见始终是正确的。所以他过去的检讨是联系以上事实得到通过的，因而对原结论中认为焦益文“虽然承认错误，但往往说成别人不好引起的，避重就轻，检查不深刻，表示无法进一步认识”。 　　二、焦益文同志并认为“温亦然盛气凌人，极对何千里崇拜，也是党不团结的原因之一，没有作结论和处理， 在个人结论中说怀疑何千里有政治问题，与事实不符，他只说他是政治品质问题。另外，还提出检查报告中所没有的一些枝节问题及对结论上的一些意见。 　　宋关于何千里叫李绍亮代表党委的问题，何确实说过。检查时没有叫李振对正，因此不承认“无中生有，夸大和虚构事实”的结论，要求组织复查。此外，他提出何千里处理石油学校学生集体控告问题，及何因为自己的工资对工资科长谢公荣的批评是否有报复打击情绪，并认为这是政治品质带有原则性的问题。 　　根据焦、宋二同志的申诉，及过去省委组织部城工委的检查报告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主要是工作意见的分歧逐渐发展为无原则的纠纷，互相闹不团结。整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副书记，对何千里工作上的缺点，不加帮助和团结出发，而是不信任，抱个人成见，形成对立。党委委员宋国鑫则更怀着个人成见， 拨弄是非，攻击党委书记，在检讨中尚有攻击别人的现象， 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团结。根据以上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原检查的分析和结论与事实基本相符合的。省委批准给焦、宋二同志以撤销工作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改变。 　　焦、宋二同志所提争论的三个问题，过去并不是以争论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但是这些问题，是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提交该处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加以讨论，作出明确的结论，亦可在党代会中加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明确是非。从焦、宋两同志申诉看来， 整个错误的严重性质和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严格要求自己，反而毫无根据的认识为过去检查处理有组织压力和偏听偏信的地方这说明他们尚有抵触情绪，因此，他们还必须进一步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才能愉快地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章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 关于取消焦益文等同志处分的通知 ## 局监（56）通字 001 号 　　（按：李井泉在焦、宋坚持要他们“作出明确结论” 时，他们却用“取消处分”暂以“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但“取消”是假，十八个月后就成了焦益文的“反党”罪状和动机。） 　　经八月二十九日，省委会议批准，取消焦益文同志所受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及宋国鑫同志所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特此通知。 　　 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监察委员会56、9、11 ## 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对焦益文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 　　（按：18 个月之后，他们把焦益文对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积极建议，把对李井泉等“承袭了国民党把天然气当废物的有害观点”的尖锐批评，污为“反对党的方针”、“丑化党政领导”、“攻击省委”，目的是“企图借此推翻其闹不团结所受的处分”。 　　由于焦的建议和批评，反映了很多革命职工的意见， 确属“影响深远”，所以他们就对具有“类似错误”的党内外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也由于他们在十多年中，坚决贯彻了他们所谓的“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简历及焦的“右派言行”略。）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焦益文这种一贯反对现行勘探方针，并恶毒地攻击了从四川到中央的各级领导，在群众中点火煽动对党委书记不满，企图趁大鸣大放时机推翻对其闹不团结的处分。我们认为焦已由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对党、政组织，攻击党政领导同志的党内右派分子。但由于焦益文身为领导干部，其右派言论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党内外工程技术干部中尚存在类似错误看法。我们准备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充分发动群众的办法，对其右派言行展开大是大非的大辩论。党内与党委扩大会议形式，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展开辩驳，预计党内经过一个礼拜左右时间，即于十月五日左右即转入全体职工中进行大辩论。已有材料计划分两批在党内外公布。我们估计这样做，一方面会继续发现和揭露其它类似的右派分子， 达到纯洁党内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彻底驳斥其反党论调， 澄清在工程技术干部中的类似错误看法，以利今后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政策。以上意见，当否？请省委指示。 　　 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章） ##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 右派分子批示表 　　（按：李井泉为把石油部门当做他反党独立王国的重要阵地，为了在石油部门建立其私党统治，不遗余力的推行排斥异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他们为置交焦益文于死地，竟用出兵不血刃的毒计。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于 1957 年 6 月，派出刘文珍到石油局布置焦益文写了两张批评李滋润的大字报。然后，又把焦对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建议和批评污为“反党纲领”，拼凑成七条罪状。在 9 月份广发全局，软硬兼施的“发动群众”，“划清界线”，挑起斗争。11 月份即宣布撤销焦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其党内生活，把工资改为生活费。12 月底在陈刚、刘文珍指使下才补办了这张“批示表”。 　　他们对这张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放反调。从根本上违背中央有关政策界线的规定的“批示表”，却又不敢“批示”，只经“工业大口”在 1 　　月以后签了个“审查机关意见”，就在 3 月底指使李滋润口头通知焦益文说：“省委决定为极右分子，并决定到西昌农村劳动改造”。但因怕焦益文向中央控诉，又连夜电话把焦调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张从未批示的“批示表”，是在 9个月后的 10 月 3 日转入焦的档案的。 　　当李井泉坚持的机会主义（碰）油方针碰得头破血流， 群起议论时，却在 1961 年不得不为焦摘掉这项未有批示的空头帽子。） ## 处理右派分子批示表 　　姓名：焦益文 　　一般或极右分子：极右分子所在机关：四川石油勘探局现任职务：付局长 　　 四川石油勘探局整风领导小组1957 年 12 月 20 日 　　姓名：焦益文。性别：男。出生年月：1923 年 9 月。参加革命时间：1938 年 8 月。入党时间：1941 年 5 月。籍贯：山东广饶县。文化程度：相当高中。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分：学生。现在工作机关及职别：四川石油勘探局付局长。 　　简历：1937 年以前在学校读书。读至初中一年级。参加革命后曾任宣传干事、通讯员、技术书记、秘书、分区委书记、政工队长等职。西南解放后任四川石油系统军事代表、石油总局重庆办事处主任、西南石油勘探处副处长、处党委副书记、西南石油地质处副处长、党委委员。55 年合局后，任我局计划处长、地质调查处处长、现任我局副局长、局党委常委委员。 　　未参加反动组织，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1943 年，因犯无组织、无纪律、工作消极、生活腐化错误，党内受过严重警告，行政撤职。 　　1955 年因闹不团结党内受过撤销党委付书记职务的处分。 　　构成右派事实摘要 　　一、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整风中写出带有纲领性的反党文章“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并猖狂地向党进攻， 以歪曲事实，扩大缺点，造谣污蔑手法，否定几年来四川石油勘探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将现行的勘探方针斥责为“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的方针。 　　二、污蔑各级领导党政领导同志，并把党组织说成是三大主义的化身。将国务院李、薄副总理对四川石油勘探工作的正确指示污蔑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丑化二位副总理为“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 只需刀一挥”的主观独裁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局党委、省委、石油工业部各级党组织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宗派主义”三大主义的化身。 　　三、整风中到处煸风点火，企图攻垮局党委。呜放中焦化名写了两张大字报，污蔑攻击局党委“会不议，议不决，决难办”，“空洞洞，原则喊，录音带，教条搬”，“整的人，咋难免，即主观，又官僚”。同时进一步提出“大刀斧，把会减。党代政，改一番”。实质上是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四、攻击污蔑省委，企图为自己的处分翻案。他曾对孟庆瑗同志说：“四川的党不民主，不温暖”，“省委就只处分几个人积极”，“省委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五、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他一贯地对领导不尊重，缺乏组织观念，认为服从上级那些“盲目服从”的人的事，一贯向党闹独立，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与党的团结，曾两次受到党的处分。他利用地质处党委委员 　　（上届局党委委员）反党分子李振对党不满，敢于公开破坏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拒不执行党委决议的特点与李振在实际行动中形成联盟，经常在一起议论党委与党委书记及委员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对局党委书记的不满言论。 　　六、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干部政策。焦抱着“技术高于一切”的观点，一贯对知识分子盲目信任， 迁就拉拢，曾因此在四中全会中学习中受到批判。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后，他不仅未加警惕，反而进一步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自己很早就正确。反对技术干部参加政治运动，主张技术干部中的党员可以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在反党的文章中甚至说党政领导是“从主观意识出发的行政手段对待科学技术工作”。 　　在执行干部政策上，焦是重才轻德，只要有技术就是好干部。56 年焦在党委会上建议提拔一批地质师，局保卫科长刘思同志提出其中有的人历史问题尚未弄清，焦反问， “历史问题一辈子弄不清，难道就一辈子也不提拔吗？” 由于他的影响，很多技术干部认为只要有技术就吃的开。 　　七、以宗派活动手段，扩大地质与钻井的矛盾。焦、李利用分工领导地质的条件，在地质人员中破坏局党委和行政的威信，挑拨局与地质处的关系。焦散布“局党委只重视投资大的钻井，不管地质。”去年当报上生活福利问题较多时，焦趁机挑拨与鼓励野外队员公开在报上发表对党不满的文章。并在《石油工业通讯》11 期上发表文章，夸大歪曲事实，故意扩大地质钻井矛盾。如说地质人员“为了工作就要不惜低三下四的哀求钻井”，“坚持地质原则就要受到孤立与打击”。造谣说：“地质人员有因此发生过神经病患者”。“有的探区地质人员受到四面夹攻，党政工团的领导联合在一起，强迫不准取心”。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起了很大的煽动和挑拨的作用。 　　本人认识和交代程度，焦对其反党罪行在最初时强调“动机是好的”。以后经过党内外大小多次会议深刻揭发和严肃批评，彻底揭破了他籍学术问题为幌子向党进攻的阴谋后，他开始表示低头认罪，但在关键问题上交代不彻底。特别是对其反党根源很不深刻，说明他对自己反党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真诚悔悟，尚缺乏实际行动。 　　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焦益文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十分抵触不满，对 55 年省委给其处分，更怀恨在心。在实际工作中常以两面派手法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整风运动中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地向党进攻，公开反对党的勘探方针，丑化各级党政领导以致把党组织恶毒地污蔑为三大主义化身，以此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由于焦的反党活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而且是全面的，他有自己的一套与党的方针政策针锋相对的勘探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拉拢一批人马，作为反党资本。因此我们认为焦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走到党的对立面，变成了资产阶级极右分子，且至今交代还不够彻底老实。 　　处理意见：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原则，鉴于他的问题性质严重，且问题交代不够彻底老实，我们认为应开除党籍，撤销其一切领导职务，放到党的领导较强的最基层单位，从事实际劳动最一般具体工作，已资改造。 　　 呈报机关盖章：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章） 　　审查机关意见： 　　经大口领导小组 1 月 17 日会议讨论意见，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报请省委批示。 　　 省委工业部大口（省委工业部章） 1958 年 1 月 30 日 　　批准单位意见：无 　　备考：此处理批示表于 1958 年 10 月 3 日转给局机关党总支去了。 　　 五办室 1958 年 10 月 3 号 ## 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决定 　　（按：这个“决定”是 1966 年 10 月 8 日在川南矿区2000 人的职工大会上，由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拟稿，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批准，然后由刘捷代表“领导小组” 宣布的。） 　　对焦确定“罪状”，概括为：“出身富农，本人混混，投机参军，野心入党。坚持个人奋斗 30 年，破坏抗战，阶级报复，一贯反党极右分子。推行和平演变，破坏内地建设。对抗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经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决定，撤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焦益文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放基层监督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有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