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周钦祺的“上书” 　　<整理者、周成林> ## 【整理者周成林按：这是家父的数封“上书”，现谨钞录于后，并更正了信中几处错字及标点。】 ## （一）一九七一年七月致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信 　　（国务院文教办公室：） 　　（看了人民日报1971年7月24日第一版登载的“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大批珍贵历史文物”的报导后，心潮沸腾，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制）1959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61年4月由于内蒙古自治区要建立科学分院，我乃由北京调到内蒙科学分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仍然是搞考古工作）。后来由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内蒙科学分院于当年10月左右撤消，我便被调到内蒙卫生厅药发局，后又调至内蒙区医药站，谁知区医药站不久又撤消了，最后被调到现在的呼市医药公司当了中药业务员，算是完全彻底地“改了行”。 　　虽然“改行”十年，但是对于我所学的考古专业仍然是十分热爱的，“恋栈”之心，时刻铭心；“归队”打算，经常思念。记得在1963年初，我先后曾向你们以及郭沫若院长、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党总支等有关单位去信，申述我的要求（因为我是四川成都市人，现在一家老小——母亲、妻、儿女都居住在成都），请求组织上能帮助我重返本专业的工作岗位，并且可以解决家庭长期分居异地所造成的种种困难。 　　感谢党的亲切关怀，当时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将我的去信转至内务部人事局，内务部人事局除了将我的信又转到原内蒙人事局外，同时还给我复了示。后来原内蒙人事局经过认真考虑后，同意可以通过组织联系，将我调回成都。另外，川大历史系党总支和川省博物馆也给我以复示，说明暂时不需要调入人员。 　　（以后，在1965、1966年我们单位以及原呼市人事处都曾先后通过正式公函，向原成都市人事处联系过调我的事，可是因为原成都市人事处不同意调入，终成泡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伟大的政治运动，以及各省、市、区忙于斗、批、改，我的请求也就暂时被搁置下来。） 　　（1968年10月30日呼市革委会组织组以“（68）政组干字256号”公函再向成都市革委会组织组及成都有关单位联系，说明我本人的要求和家庭实际困难，请求对方能予以“尽量给予照顾”，不久呼市革委会商业局也过函成都方面联系此事，但是成都市革委会组织组始终是不同意我调回成都。我十年来的心愿，直到现在可算是始终未得到合理的解决。） 　　尽管如此，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还是尽最大努力克制自己的不安情绪，去完成本单位领导交给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坦率地承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由于所学非所用，再加上夫妻长期分居（只靠每年的十二天探亲假，才能短暂地共同生活在一起）所造成的思想苦闷，因而始终未能作到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对党的工作、社会主义事业以至于个人的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由于这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我的神经衰弱也就加重了，精神病院的大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现暂让全休。 　　当然，从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两代工人的子弟（我祖父是店员工人，我父亲是汽车工人），又受了党、团21年的教育（我是1950年在成都参军的，1953年由成都调到北京内务部，1954年由内务部保送考入北大，当调干学生的），一切应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我也由衷信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英明、正确。毛主席教导说：“……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毛主席语录246页）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不怕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给你们呈述我的实际心情和困难，请你们原谅我的无礼吧。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陶铸的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谬论，加上杨、余、付，王、关、戚等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左”、右干扰，曾经一度欲将我们伟大祖国的优秀历史遗产、文物、古迹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对于一些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和写过一些错文章、说过一些错话的（当然，由于他（她）们过去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也不完全正确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事实）、但却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一些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工作者——例如刘大年、夏鼐、陈垣、周培源、周一良等老师以及一般考古人员如王仲殊等等同志（他们中间，有的是直接教过我的老师）都打成反动权威；刘少奇这一伙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借口什么批判、打倒“四旧”，甚至企图扼杀一切优秀的科学文化事业，考古文物工作也好，体育运动也好……等等，都被他们及其在各地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横加蹂躏，他们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一伙政治骗子手，身为中国人，却成了中华民族的败类。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下，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顶逆风、战恶浪，除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自我改造并接受广大群众的再教育外，批判了那种“厚古薄今”、“玩物丧志”、“为学术而学术”、“技术第一”、“烦琐哲学”等等一系列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路线，与此同时，他们立足本职，坚守岗位，几年来在广大群众的直接协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和田野发掘工作，发现了大批前所未有的珍贵历史文物。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文化大革命发现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和古迹、遗址，对于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可以说是一本本活的史料“教科书”。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可说是还无计其数，有待于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使它们“重见天日”，以丰富活的“教科书”。定陵地下宫殿、成都王建墓、西安半坡村遗址、云岗、敦煌、龙门石窟、殷墟遗址古墓葬等等等等，不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吗？！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内发现的两件“金镂玉衣”，不是使广大群众目睹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对广大古代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工艺技巧吗？！……） 　　看了人民日报的报导和发表的实物图片后，我的“恋栈”之情更加增强，“归队”之心，倍觉油然而生。敬爱的首长同志们，正是在这种心潮起伏的情绪下，我向你们写了这封长信，再次呈述我的恳求。我虽然思想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也学得不够好，但我今年才39岁（还算是“盛年”），我愿意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继续学习专业知识，以便能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多少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党和国家用人民的六、七千元，苦心孤诣地培养了我五年，让我学习考古专业，可是我却“学非所用”，这多么辜负党和国家、人民的期望啊。我真是感到内疚！ 　　（因此，我恳切请求你们：） 　　第一，能够在党的政策的范围内，帮助能重返本专业（文物考古）工作岗位，无论是文物工作队也好，博物馆也好，有关文物考古部门也好。我相信我们伟大祖国、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人民的政权是最“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在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国家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直接向中央写信呈达自己的要求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和适当的解决的。我相信你们会“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的。 　　第二，我虽然原在北京考古所工作，但我并不幻想能重返原单位，因为北京调入人员是很不容易的，如前所述，由于我们夫妻长期（十年）分居，经济生活以及家庭关系都很紧张、困难。因此，我恳求你们协助我能调回四川，如果成都市实在进不去，那么郊区也行，省内邻近专、县都行。 　　迫切陈词，专候复示；如有错误，请加批评。 　　此致 　　（革命敬礼） 　　 原北大考古专业59届毕业生周钦祺上71.7.27 　　又及：由于我的实际困难，本单位以及呼市多年来，一直同意“放”我走的。 　　此信抄呈：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四川省博物馆革委会（整理者按：这封信的首页下方标明：“30/7与夏鼐去信”） ## （二）一九七二年十月给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信与复信，其中提到夏鼐先生（注）的复信，整理者并未发现，恐已遗失。 ## （1）去信 　　（敬爱的牛兆勋副所长：） 　　您好！ 　　去年七月卅日我曾经给夏鼐所长去过一信，后来夏老师在百忙中赐复一信（71.8.6），内言“如有意见，不妨向本岗位领导反映，组织上当能予以考虑也”。现在，我所以单位党组织同意我调出。 　　最近，我从人民日报上见到夏老师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参加学术会议，临行时，您曾到机场送行，因而知道您现在仍在考古所工作，所以这次再去一信，还是提一个老问题，我想“归队”，为国家、为毛主席争口气，搞我的考古工作。 　　（千万请您协助我，给四川成都去一个口信或便函也可（您是我在成都县中时的军代表，我参加50部独11军教导团时的介绍人），让我到四川省博物馆也行，在成都市文化局也行，在川大历史系也行。） 　　千万请您帮助我说一句话。另外，务请赐复！！！ 　　 周钦祺上72.10.1 ## （2）复信 　　（周钦祺同志：） 　　你好。 　　十月一号的来信收到。 　　关于你要求调动工作的问题，还是通过组织上解决。由个人出面不好办。现在四川和成都市博物馆和文化局的负责人是谁，我一概不清楚。若是认识的老同志提一提此事也可以，要是不认识，就不好冒昧的讲了。 　　你自己可以通过成都的同志们，先了解四川是否缺人？然后再请组织给以调动。 　　以上想法，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致以敬礼！） 　　 牛兆勋十月九号 　　（——————————————————————） 　　注：夏鼐，（1910—1985）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1974年起曾先后当选为英国、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等国科学院的院士、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曾主持和指导明定陵长沙马王堆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中西交通史、中国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汉代的玉器和丝绸》、《中国文明的起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并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写工作。 ## （三）一九七八年五月致赵紫阳的信，赵当时主政四川。 　　（敬爱的赵紫阳同志：） 　　在您为全川九千万人民日夜操劳的百忙事务中，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不揣冒昧地给您写信，抱着一线希望，恳求能得到一点帮助，实在是事出迫切，不得已而为之；此外，也是受到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第一版关于“四川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道的鼓舞。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西安研究室、本所学术秘书室工作。1961年5月由北京调呼和浩特市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考古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当年末内蒙分院撤消，我乃改行到了呼和浩特医药站工作，搞中药材业务工作。由于我的家在成都，有一定实际困难，早在1962年时，我就曾通过组织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向川大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等有关单位联系过调返成都工作的问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曾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殃民祸国，横行霸道，像我这类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以至就延误耽搁下来。 　　以上简述随附呈上我手边尚保留下来的部分原始材料，请参阅之。我的问题未解决前，请经办同志代存之。 　　霹雳一声春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全国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真是老有所归，幼有所养，才有可用，人有可为！现在，党提出在公元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只要是一个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中国人，谁不为之欢欣鼓舞，谁不愿热愿把自己的一分精力和一技之长贡献给伟大的“四个现代化”？！ 　　我学的是历史考古，对历史古笈和古典文学也比较爱好。虽然原学专业已丢生了十来年，但重新温习温习，还可以搞些科研辅助工作，或者在图书、资料方面还可以跑跑龙套、打打杂，可能差胜于“外行”。今年我才四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就是去年双脚因冻伤，作了截趾手术，行走不方便，可以走路，坐着工作没问题，此情请用人单位向我现所在单位党组织了解），如无“天灾人祸”，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再干十几二十年。 　　我的母亲王静轩现住成都市上池北街十九号（父亲是个老工人，一九六六年病故），哥哥周钦福，现在成都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妻子林永芳，已于1974年3月离婚，有子、女各一人，经济上皆由我负担。如果用人单位需就近了解情况，可到上述地址查询。 　　至于回到成都后，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我听从组织分配。 　　“毛遂自荐”，自觉才疏，迫切陈词，急盼指示！ 　　敬祝 　　（身体健康）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生周钦祺敬上1978年5月8日 　　[整理者按：据此信底稿第二段，写信人删去如下一段话：“我也曾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内务部人事局以及我的老师、老首长夏鼐、牛兆勋同志、冯汉骥、杨建芳等先生请求过帮助。”现再将杨建芳先生一九六二年回信钞录于下。] 　　（钦祺同志：） 　　接读上月廿九日及卅一日来信后，再次向我系党总支组织委员（专门负责我系人事工作）汇报请示。据覆川大方面不能先向内蒙历史所要人，因冯先生及我向上级反映之情况，仅係私人间之通信，不能视同正式公事。如贵所组织上向川大人事处联系，川大方面可予考虑研究，云云。希接信后，速向贵所组织上反映并进行联系。我个人所能尽力而为的，仅此一点。至于联系后，结果若何，则非所能逆料。然事在人为，容或有成功的希望。谨此预祝事情进行顺利。 　　（祝好） ## 杨建芳书 　　 1962年4月9日 　　汝个人亦可直接向川大历史系党组织联系。又及。 　　（————————————————————————————） 　　（据网上资料：） 　　杨建芳先生，現任香港藝術館顧問，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及研究院(考古)，後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四川大學歷史系從事考古學研究及教學。1979年至199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署理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退休，仍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席及香港藝術館顧問。專著有《安陽殷墟》、《玉器之美》、《中國出土古玉》、《中國古玉書目》、《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等及論文多篇。（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php?redirect=/~cciv/culture/2001-2002-a/yeung_kinfong/index.php） 　　冯汉骥先生：生于1819年，卒于1977年，原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人，人类考古学家。193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川博物馆馆长等职，主持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族的研究，推断出我国早期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除黄河流域的半坡外还有一支应在长江以迤南，1973年浙江宁绍地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他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撰有《成都平原的大遗迹》、《四川古代的船棺葬》、《云南晋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探讨》等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 来源：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