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检查和交代

　　<刘江亭>

　　（中共陕西省委、兰州军区并请转报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我衷心拥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1973】15号文件，完全拥护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今天，再一次给我机会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对我进行教育挽救，这是党对我的无比关怀，我感到十分温暖。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立场上，跟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干了许多坏事，犯了极为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上了贼船，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借用力量”之一。“九一三”事件后，我仍然执迷不悟，没有向党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对批林整风运动抵触不满，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继续犯了严重的罪过。直到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仍然坚持错误立场，没有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正如中央十五号文件中指出的“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

　　这次，我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个中央文件，特辨别是中央十五号文件，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一个多月来，经过兰州军区首长、省委领导同志和本军与会同志的教育挽救，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我想：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我三十多年，我不能背叛阶级、背叛党。我不深刻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如果自己继续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就会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我想到这些，对自己所犯的错误非常沉痛和后怕，我决心同林贼反党集团彻底决裂，与他们划清界限，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从思想上重新入党，重新做人。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检查交代自己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 （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零年四月，我在原总政执行军管任务期间，忠实地执行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抵制和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我是接受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入总政搞军管的。

　　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在对原总政的军管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施展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诡计。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们刚到北京两三天，林贼死党黄永胜、邱会作就在京西宾馆接见我们负责搞军管的五个人（王宏坤、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和我），给我们交了五项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葛档案材料问题。在交代任务时，他们极端仇恨总政广大革命群众，向我们灌入了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革命纲领。他们恶毒地说：“总政水深王八多”，“是一筐烂梨，要先倒出来再拣”，“要狠揭总政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总政这个阎王殿”。他们还说：“五一三”是重大政治事件，要以“五一三”站队划线；总政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当时，黄永胜宣布：王宏坤任军管组长，原则上挂帅，刘江亭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同时还向我们交代说：“你们进总政以后，要依靠“斗批筹备处””（这个“筹备处”是他们一手扶植和操纵的）。后来，黄、吴、李、邱一伙在十一月三日、七日接见我们时，又进一步交代要依靠哪些人，他们把“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他们的亲信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肖麦萍、林谦、国光等人说成是“好干部”，要我们“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同时，他们还点了一些所谓的“坏人”，并说秘书处和政工研究是是肖华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专他们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配黑班子的，宣传部的坏人很多，等等，把总政说成漆黑一团，叫我们不要相信总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进了总政，要提高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就这样，我们带着林贼提出的这条反革命路线进了总政。

　　进入总政后，我根据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就找“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林谦、肖麦萍等人了解总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到军委办事组汇报，我比较系统地汇报了所谓总政“阎王殿”的问题和军管工作打算。黄永胜一伙听了我的汇报后比较满意，这说明我的思想符合他们搞阴谋的意图。当时，我们感到军管人员少，工作展不开，他们就确定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军管人员，从兰州军区和二十一军调六十个人和一个连队，又从总后军工厂调二十个女同志作为工宣队，实际上是加强了在总政实行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力量；二是把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编成连、排、班，指定他们所谓可靠的人担任连排领导职务，并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加强对总政人员的控制。一九六九年元月下旬，增加的军管人员全部到齐，办了一周的学习班，我亲自向大家传达了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指示和我所了解的总政文化大革命情况，给军管人员灌输了这条黑线。

　　那时候，我对黄、吴、李、邱一伙是信赖的，对他们的黑指示是坚决照办的。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口号，成了我们在总政搞军管的黑纲领。而且，我觉得在总政搞军管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对他们指定我具体负责，感到是对自己的信人。加上自己有山头主义的思想，过去和黄永胜、邱会作在一个部队工作过，对他们有感情，认为在“老首长”领导下好办事，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积极地投靠他们，追随他们，从到总政军管一开始就上了他们的贼船。因此，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我站在林贼及其死党一边，百依百顺地执行了他们的黑指示，成了他们在总政推行反革命路线的工具。

## 二、我追随林贼死党抗拒毛主席对总政的“一二八”指示。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关怀，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出：对总政就是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他们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指明了总政斗、批、改的方向，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要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阴谋。

　　林贼及其死党对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进行抗拒和干扰。他们迟迟不传达“一二八”指示，经过精心策划，一直拖到一月三十日晚上，才找我们军管组人员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会议开始，他们先叫我们汇报工作，还是大讲总政干部中坏人很多，研究如何加速“砸烂总政阎王殿”等等。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只是在会议最后，死党吴法宪才把“一二八”指示给我们草草地念了一遍,当时,还有许多同志没有听清楚.更恶毒的是,吴法宪对封锁总政的问题,造谣说,自军管后军委办事组已向毛主席报告过八次总政的情况,并借机攻击周总理.在传达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时,黄、吴、李、邱一伙都不表态，也不提出如何贯彻。当时，军管组同志提出是否可以将“一二八”指示印发给大家学习，吴法宪说：不准翻印，不准上墙，不准上街。他们妄图封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从军委办事组回来后，即向总政机关干部传达。我主持大会，但没有亲自传达“一二八”指示，而是叫刘维成同志传达的。在他传达之后，我极为错误地提出：要以“一二八”指示为动力，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加速砸烂“阎王殿”。我在给各连领导干部传达时，更是十分错误地传播了死党吴法宪恶意攻击总理的话，放了毒。在传达“一二八”指示中，我们虽然也开了两次总政全体人员的动员大会，组织大家学习了半个月，但是，指示口头上讲要贯彻“一二八”指示,实际上还是落实到“砸烂阎王殿”.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军管组的同志不仅没有认真学习“一二八”指示,制定贯彻措施,反而对总政的干部有对立情绪,当总政有的干部提问:“是谁封锁总政”时,我们军管组有的同志说:“你们不要误会”,甚至有的还说“我们准备被你们赶走”.王宏坤同志和我还布置军管人员“要注意群众的态度”.后来,在写传达学习“一二八”指示的情况报告时,不仅拖了很久,写得很空,而且实际上是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假报告。

　　当然，我虽然也意识到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是针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说的，但由于自己对他们一伙坚信无疑，追随很紧，一开始就接受了他们“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纲领，中毒很深，因而，吧“一二八”指示误解为只是对他们工作上的一般批评，认识不到是两条路线斗争。加上自己跟人不跟正确路线，认为不按他们一伙的黑指示干，军管就搞不下去。尽管当时看到总政广大干部听了毛主席“一二八”指示后激动得热烈盈眶，不少同志泣不成声，自己心里也有所触动，但我还是站在林贼一伙的反动立场上对待“一二八”指示，同总政广大革命群众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使总政军管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犯了极大的罪过。

## 三、 我为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销毁了他们的大量罪证档案材料。

　　销毁他们的罪证材料，这是黄、吴、李、邱一伙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也是交给我们军管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想把这些罪证材料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军管组进驻总政之前，他们就具体交代：总政有人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严加控制，防止“毒素”扩散。他们所指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林贼极其死党黄、吴、李、邱等一伙坏蛋；他们所说的“有毒”材料，就是林彪极其死党反党的罪证档案；他们要“严加控制”，就是怕在群众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我秉承黄永胜一伙的黑旨意，军管组一进总政就采取控制措施：封存了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收缴了工作记录本；把总政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规定不准回家、不准串联，并切断了电话。到了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根据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为了进一步清查和控制所谓“黑材料”，又把总政干部包括保密员都搬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搞清队，同时收缴了全部文件柜、办公桌的钥匙，指定一部分“可靠的人”留下来看房子和清查档案材料。在“紧急战备”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一方面清查“死材料”，一方面抓“活材料”，对整过林贼极其死党材料的人进行追查和批判，并不断向黄、吴、李、邱一伙汇报清查情况。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贼发布所谓“第一号令”以后，黄永胜一伙加紧搞反革命阴谋，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以战备为名，要我们抓紧清查和销毁他们的罪证材料。到十二月初，军管组给军委办事组写了一个报告，请示“有毒”材料如何处理，他们批示由军管组销毁。开始，我叫鲍奇辰、徐元亮、邱永裳等同志办这件事，但他们都有顾虑不愿干。以后，我就叫秘书杨志文同志管这件事，他也很担心，对我说：“我们不要太积极啦，要防止人家以后把我们甩掉。”当时，我思想上也有些顾虑，明知烧档案是违反中央规定的，怕将来万一出问题会沾上自己，但是，为了给黄、吴、李、邱一伙效劳，人家不敢干我干，人家不积极我积极。由于我思想上多少还有些顾虑，加上清查登记目录的工作也比较费事，因而拖了一个多月，这些材料还未销毁。到了一九七零年元月十一日，清查登记目录的工作基本搞完，我亲自给黄永胜写信，向他报告清查“黑材料”的情况，并提出准备在元月十五日焚毁。我以私人名义给死党黄永胜写信，既是为了讨好他们，也是为了进一步取得所谓合法手续。接着，我又于元月十三日，亲自给李德生同志写了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请示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后来，我又把请示销毁材料的报告拿给黄志勇、田维新副主任看，目的也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以后万一出了问题，首先是匿名上边这些人负责，最后才轮到我刘江亭。总之，我既想为黄永胜一伙干坏事立功，又千方百计地想为自己推卸罪责。

　　大约在一九七零年元月十五日，黄永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我们把清查“黑材料”的情况附上目录，再写一个正式报告。到十八日，这个报告就批下来了，黄、吴、李、邱一伙改变了原来的主意，确定：有关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材料送给他们自己处理；总政的材料暂时保留待后处理。我认为这样比我们军管组直接销毁好，就很快派人把将近三千份档案分送给各家，其中空军、海军、总后的占多数，还有总参、工程兵、装甲兵、广州军区等单位。这些材料都是黄、吴、李、邱的老婆或他们的亲信收下处理的。后来，他们利用这些材料，对揭发他们罪行的同志进行迫害，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可见，黄永胜一伙改变处理材料的方法，是一个更大的反革命阴谋，而我为他们的阴谋出了力。

　　在销毁林贼死党的大量罪证材料中，主要有：关于空军、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材料，其中揭露吴法宪、李作鹏等陷害领导干部、阴谋篡军夺权的罪行；关于黄永胜在车口会议上的讲话材料，黄在这次讲话中竭力鼓吹林贼搞大比武的反动路线；关于邱会作乱搞男女关系的罪证材料；关于叶群随林贼在长春休养时与特嫌分子有联系的罪证材料等。更严重的是，我亲自销毁了黄永胜和北京女特务周述蓉有关系的罪证材料。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死党黄永胜打电话给我，叫我把他的“黑材料”送给他看，第二天我送去这份材料，后来根据他的黑旨意，我亲自把这份材料烧掉了。

　　我明知销毁档案事关重大，违反党纪国法，但我在政治上信任他们，总想保护他们，同时，为了讨好他们，取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因而我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很早就想毁灭这些罪证而没有办到，而我做了他们的帮凶，达到了他们的罪恶目的，敌人干不成的事我替他们干了。死党李作鹏曾说：  “凭这些材料，十年以后，还可以把我们李、王、张打成反革命。”我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 四、我追随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抵制中央关于清查唐益、李英儒“五·一六”罪行的指示。

　　原总政联络部办公室主任唐益和文化部创作组长李英儒，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疯狂反对总理和江青同志，破坏革命样板戏。中央指示，李英儒交群众批斗，对唐益实行“拘留批判”，关在拘留所里。但是，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却对抗中央指示，千方百计地对唐益、李英儒进行包庇夕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一直没有审查和批判，还让李英儒长期在家“养病”休息，不管不问。后来，交给了总政军管组，名义上是进行审查，实际上是对唐益、李英儒继续实行保的方针。我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参与了包庇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一九六九年二月，原军委办事组政工室通知：把唐益，李英儒交给我们军管组。黄、吴、李、邱一伙既不向我们说明唐、李有什么问题，也不交代对他们的审查方法，只是简单地要我们审查唐、李的历史问题和“五·一六”罪行。并且规定：查历史问题要结合总政的运动来搞；对他们的“五·一六”问题，一定要在小范围里搞；军管组不能擅自外调，要调查的问题和单位要经军委办事组确定等等。一开始就对唐、李问题的审查设置了许多障碍。当时，我理解他们的意图是：对唐、李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看待，查一下证明没有事就解放他们。因此，我对唐、李的问题也不积极组织调查，更没有认真批判。我虽

　　然把审查李英儒的任务交给了土连军管组，但是，指示他们拓结合清队先搞他的历史问题”，以后也没有具体过问。实际上继续听任李英儒在家装病休息，连历史问题也没有认真进行审查，一直到五、六月，在群众的强烈反映下，才把他搞到学习班里进行审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军委办事组把唐益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交给总政军管组，就戴上了帽徽领章，实际上已经把他“解放”了。我把他交给了四连军管组，虽然也建立了专案，规定唐益不准回家，要他到学习班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但是，对他的“五·一六”罪行并没有认真进行内查外调。所以，直到八月份，对唐、李的“五·一六”罪行没有查出一点结果来，只是初步查出李英儒是个投敌叛变的可疑分子。

　　一九六九年七月（也可能是八月），据说中央文革追查唐益是谁叫放出来的，是谁叫戴上帽徽领章的。林彪死党黄、吴、李和温玉成，慌忙召我和管唐益专案的两个同志到京西宾馆，查问释放唐益和对他审查的情况，最后，只交我们要唐益“停职反省”，再没有说别的。当时，我已经察觉这里边有问题，感到事情比较复杂，心里有些紧张，但又想：对于唐益的处理，都是按照黄、吴、李、邱一伙的“指示”办的，情况也都向他们汇报过，有什么问题由他们承担责任，找不到我头上。事实上，他们把我们叫去查问，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把戏，只是为了瞒哄中央，掩盖罪责，继续包庇唐、李。我回去以后，也只是要四连军管组宣布了唐益“停职反省”，仍然没有对唐、李进行积极的审查和批判。

　　一九六九年八月底，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团的军代表，先后来总政军管组调查对唐、李的审查情况，并告诉我们李英儒是“五·一六”文艺口的副司令兼政委，矛头指向总理和江青同志。在此之前，我还听说过李英儒参加了反革命的“北京图书馆事件”，整理攻击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又听说江青同志在八月中旬亲自召集样板戏团的同志开会，研究抓“五·一六”问题。这些事一联起来想，我感到两个剧团来军管组调查，实际上是江青同志在抓这件事，明显地看出了黄、吴、李、邱一伙对唐、李的态度，是对抗中央文革指示的。因此，心里感到非常紧张，认为这个事搞得“很被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但是，由于我已经陷在林彪死党的贼船里，根本没有勇气向中央揭发黄、吴、李、邱一伙的阴谋，交代自己的错误。相反，还是想既不得罪黄、吴，李、邱，又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责。九月初，我交待军管组同志对来总政调查唐、李问题的同志要热情接待，同时，找两个专案组了解情况，并交待他们抓紧对唐、李斗一斗，以此来应付中央。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上，黄、吴、李、邱一伙听取我们汇报唐、李问题时，死党黄永胜还说：“李英儒的问题要在小范围里搞，……”。“唐益这个人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至少是没有革命热情，斗志衰退”。还说：“不要拿到中央乐团去斗，拿到地方就不好啦……总政会斗嘛。”死党吴法宪也说：“李英儒问题查清后，该保就保，该打倒就打倒，能挽救就挽救，能不打倒就不打倒。”仍然对抗中央指示，为保唐、李定调子、划框框。我完全贯彻了他们这些黑指示，对唐、李假批真保，“五．一六”问题始终没有查清楚。到十一月中旬，中央批示把唐益、李英儒交给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进行批斗，很快就查清了他们的“五．一六”罪行。

　　在对待唐益、李英儒问题上，一个要批，一个要保，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两个司令部的尖锐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执行了黄、吴‘李、邱一伙的旨意，包庇了坏人。而对于总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我却坚决按照“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纲领，把他们摆在自己的对立面，对许多同志进行了迫害。

　　我跟着黄、吴、李、邱疑惑，大讲“五一三”是个重大政治事件，在群众中以“五一三”站队划线，凡是反对“三军”观点的，同志，在清队、整党中重则批判，轻则检讨。在清队运动中，我提出“总政敌情严重”，  “要深挖反革命”，“大抓美特、苏特、蒋特、日特……”，“大揭鬼人鬼事鬼现象”，把总政说成是坏人很多，问题很严重，造成了互相怀疑、人人自危的气氛。我积极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对他们所谓“专无产阶级政”的部门和同志进行了迫害。如原干部部处长李恩荣同志，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按照中央关于对军委副主席的秘书进行政审的指示，审查过叶群的档案，被林贼死党专案审查一年多。总政军管后，我秉承黄、吴、李、邱一伙的指示，继续对他进行了追查和批斗。原保卫部技术处长马联德同志，就因为批判林贼关于军队干部出了反毛主席的人是军队的耻辱这话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没有辩证法，因此；被林彪死党关了起来，我们军管后仍对他审查、批判。尤其对于原总政保卫部，林彪及其死党把它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林贼说过：“保卫部是专无产阶级的政”，把它作为“总政阎王殿”里要砸烂的一个重点部门。一九六六、六七年就已抓了三个正、副部长。一九六九年三月到五月，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多次指令军管组对保卫部进行调查。我积极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把保卫部列为重点，对保卫部干部进行了审查和迫害，对好几名副部长和正副处长实行了专案审查，有的还搞了所谓“群众专政”，对技术处的所有干事也都逐个进行了审查，弄得保卫部一片恐怖气氛。审查持续进行到一九七O年一、二月，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说明对他们审查的问题，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和诬蔑。我积极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了许多同志，犯了严重的罪过，现在想起来，内心感到非常沉痛。

## 五、我参与了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在组建新总政和分配原总政干部中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死党邱会作通过原军委办事组干部室给我打电话说：要从原总政干部中抽调一百人左右参加组建新总政，条件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出身历史好、工作水平高、年纪轻。各部都要照顾，每部要提出二至三名处级干部。这件事这件事要刘副组长亲自办理，只能一个人知道，办好后交给黄、田副主任。

　　这是黄、吴、李、邱疑惑的一个阴谋，他们妄想在“砸烂”原总政以后，通过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架空李德生主任，把新总政操纵在自己手里，达到篡军夺权的罪恶目的。但是，当时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选留干部，把新总政组成一个拥护黄、吴、李、邱一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班子。虽然也感到这样背着军管组其他领导成员的做法不正常，但又认为这是军委办事组“首长”对我的信任，就积极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我大搞非组织活动，首先找我的老部下、原干部部副处长王之光了解了总政干部情况，又给各连军管组长分别单独地交代了任务，分配了数字，提出了条件，要他们严格保密，办好后把名单直接送给了我。然后又找黄、吴，李、邱一伙的亲信林谦、肖麦萍、国光等人征求了意见，最后确定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单，向黄志勇和军委办事组干部室的邓XX、王如炎作了汇报。我在推荐人员中，主要是以“五，一三”划线，以拥护和支持“三军”为标准，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但是，对肖麦萍、国光、王之光等人，我特别为他们说了许多好话，以致象肖麦萍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复杂的人，竟窃据了新总政副秘书长的要职。

　　在分配处理原总政干部中，黄、吴、李、邱一伙也施展了阴谋诡计，包庇坏人，重用亲信，搞宗派，拉山头，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培植势力。我在这个阴谋活动中，完全听从他们的黑指示，为他们出了力。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李作鹏提出要原总政青年部部长辛国治，说：“林XXX信任他，文化大革命里他拥护‘三军’，工作水平高，能干……”。当时辛的问题还没审查清楚，群众还正在对他批判，我却毫无原则地让他调出去了，当了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当了副政委，成了林贼的死党。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讨论原总政正副部长的工作分配时，死党黄永胜指名要原宣传部部长、反党分子姜思毅，把他分配到广东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姜就投靠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吴法宪指名要原干部部副部长朱光和保吴的群众组织“八家”的头头魏建群，张秀川要林谦和国光。凡是这些死党指名要的人，我都满足他们的私欲，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充当了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具。

　　在组建新总政和分配原总政干部中，我破坏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搞非组织活动，为黄、吴、李、邱一伙的革命阴谋效劳，犯下了严重的罪过。

## 六、林贼死党黄永胜催我离开总政回部队的阴谋。

　　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就是我送材料给黄永胜的那一次，他同我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个别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结束总政军管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总政干部的分配处理情况、军管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及专案情况。最后，他提出要我尽快结束军管回部队去。我说：“大家都想走，光我一个人走不好。”他说：“不行，你要回部队去，要撤销军管，你要离开。”我说：“这问题我不好说，我一个人先走，下边有意见。”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粘粘糊糊提意见，叫你走你就走嘛，这里不需要一个副军长。”我表示服从命令，但提出军管工作还得有一个月时间，要到三月底才能走。黄永胜表示同意，并要我把他的意见向总政黄、田副主任汇报。

　　黄永胜要我很快离开总政是有阴谋的。一月上旬，李德生主任和黄、田副主任曾经和我谈话，要我继续留在军管组，把总政的斗、批、改搞完。直到三月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李德生同志还提出刘江亭不能走。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黄永胜要我撤销军管回部队，首先，是因为那时新总政刚刚建立，他们想利用原总政斗、批、改没有搞完的摊子来压新总政，给李德生同志等新总政领导为难。其次，他们通过我已经达到了销毁罪证材料的罪恶目的，怕我继续留在总政会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第三，当时，黄、吴、李、邱一伙已经开始整陕西省委，胡炜同志兼二十一军军长，主要是在省委工作。黄永胜在这时要我快回部队，可能是妄想在必要时，再拉拢利用我在部队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而从我当时的立场、感情来说，如果他们拉拢我，我是完全可能上钩的。

　　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在总政军管期间，从始至终贯串着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尖锐斗争。而我从接受军管任务的时候起，就逐渐地爬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把自己同他们连到了一起，坚决贯彻了林贼提出的“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路线，积极执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参与了他们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于了许多坏事，坑害了别人，也坑害了自己。尤其在我的思想上中毒很深，以致于我在较长时间里陷在贼船里不能自拔。现在想起来，实在使我对林彪反党集团感到无比仇恨，对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过感到十分痛心。

## （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我继续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在几次批林整风会议上，散布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言论，甚至有时把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我散布这些反动言论决不是偶然观象，而是我的反动思想感情的流露，是我坚持反动立场的必然结果。我在这方面所犯下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 一、对林贼及其死党歌功颂德，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恶毒攻击。

　　我为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歌功颂德，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和黄永胜、邱会作都在四野的一个部队里工作过。我认为林、黄、邱是我的“老首长”、“老前辈”，他们对我了解、信任，我对他们有 “老感情”。这种“老感情”，通过我在总政执行军管任务，进一步得到了加深。在总政军管期间，我和王宏坤是有矛盾的，当我感到有困难、受压力的时候，黄、吴、李、邱则别有用心地支持我。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解决总政军管组内部关系的一次军委办事组会议上，黄永胜说：“刘江亭，你们不相信，我相信。”吴法宪说：“刘江亭大胆工作吧，我保证你不犯错误。”有的同志提出：“刘江亭有错误”，吴法宪为我辩护说：“谁没有点缺点错误！要是没有缺点错误，毛主席说的一分为二还灵不灵啊！”邱会作也大骂和我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派性”、“捣乱”。这次会议，在王宏坤没有到会的情况下，批评了王宏坤，支持了我，王宏坤以后就很少到军管组来了，军委办事组凡有事基本上就都找我办理，不找王宏坤了。从这里我体会到，黄、吴、邱对我是非常信任的，我对他们的好感也就加深了一步。黄、吴、李、邱为了笼络我的感情，还有意吹捧我。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原军委办事组接见总政干部和军管人员时，黄、吴、李、邱在大会上大吹总政军管“搞得快”，“搞得好”，表示“向军管组学习”等等。他们吹捧军管组实际上是吹捧我，也是吹捧他们自己。我听了之后，是非常感激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召开的陕西省委汇报会议上，吴法宪碰见我，和我握手问好，还拍拍我的肩膀称“战友”，我也感到很“荣幸”。我对他们拉拢、利用我去压制别人的阴谋，不仅没有识破，反而认为是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就是我的“好领导”，对他们更加感恩戴德。因此，一有机会，我也大力吹捧他们，积极为他们制造舆论。在总政军管期间，我对军管人员说：“我们在总政军管能站住脚，象我这样的小干部能管总政全靠军委办事组首长。没有他们的支持，比我职务更高、水平更强的人，也早被轰出去了。现在不是能力强不强的问题，职位高低的问题，主要是看你信得过信不过、可靠不可靠的问题。”从总政回部队后，我又在同志们面前吹捧黄、吴、李、邱一伙“工作辛苦”、“有办法”、“跟得紧”等等，竭力美化他们。由于我对他们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初，韦统泰给我打招呼说：“黄、吴、李、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还不相信；甚至到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到北京参加陕西省委汇报会议在京西宾馆遇见了梁大门，向他打听黄、吴、李、邱的情况，我还说：“我在总政军管时经常接触他们，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吧！”那时候，我在政治上还是完全信任他们的，为他们犯错误而担心。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到了“九·一三”事件后，仍然是藕断丝连，始终没有割断。我对林贼的印象也很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林彪到锦西市，靠我们团住过几天，和他有些接触，以后听过许多人说过他的好话，还听过他的讲话，我的印象是：林彪能打仗，有本事。这个印象是深刻的，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的七、八月间，我还鼓吹“林彪打仗还是勇敢的”，“林彪过去打过仗，做过一些工作，有贡献，不能全盘否定，不然怎么能当上国防部长呢？”当大家在批判林贼的反党文章《论短促突击》时，我又说什么：“短促突击是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在战术上根据具体情况还是可以用的。”公然吹捧林贼的“功绩”，为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辩解。对黄、吴、李、邱一伙，我总忘不了他们曾经支持过我，保过我，始终对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因而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兰州军区批林整风会议期间，我还吹捧他们说：“黄永胜贫农出身，小学文化，过去打仗可以，就是好玩”；“李作鹏这个人能力还是强的”；“他们一伙还是能干的”等等。由此可见，林彪及其死党的阴魂始终在我头脑里游荡，我为他们扬幡招魂、歌功颂德是有历史根源的，是有感情基础的。

　　“九·一三”事件后，我坚持反动立场，还表现在我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我在总政执行军管任务期间，黄、吴、李、邱一伙向我传播过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谣言。由于我对他们很信任，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谣言的真实性，也不考虑他们传播这些谣言的险恶用心，而把这些谣言当作“真实情况”来接受。一九六九年一月，我在传达毛主席“一．二八”指示时，向总政干部和军管人员传播了吴法宪恶意攻击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谣言。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四省（区）批林整风会议上，我当着中央首长的面，继续散布了来自林贼死党的谣言，中伤了自己的同志，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兰州军区批林整风会议上，在小组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时，有的同志问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和“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的含意时，我又影射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十多年来，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一个农民子弟培养成为一名高级干部，而在总政军管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林贼及其一伙死党，就把我坑害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恩将仇报，竟然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实在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全军的干部、战士，对不起人民。同志们无论怎样批判我的罪过，也是不过分的。

## 二、对批林整风严重不满，甚至为林彪及其死党鸣冤叫屈。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对批林整风运动的不满和抵制也愈演愈烈，这也是和我的反动立场、感情分不开的。我所以对批林整风运动抵触不满，主要出于两种思想：一种是怕运动深入要牵连到自己。“九·一三”事件前，我对黄、吴、李、邱一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曾经表示过怀疑，内心深处是不希望他们犯错误的。因为他们倒了，我也就失去了“靠山”。黄、吴、李、邱的反革命罪行被揭发以后，我就更多地想到自己，怕把自己牵连进去，怕自己的严重错误被揭发出来，怕受到群众的批判。我曾经想过，我在总政执行军管任务期间，是紧跟黄、吴、李、邱一伙的，谁知道会抓我什么问题，谁知道又会落得一个什么结果，心里总是紧张不安。因此，一方面，我总想表白自己，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向军里领导同志说过：“我在总政军管十八个月，有什么事就请示黄永胜、军委办事组。……但黄永胜的贼船还没有上去，主要是没有本领。工作上的错误是有的，但没有很大的错误。”我对销毁黄永胜一伙的罪证材料感到心虚，就到处放空气说：“这是合乎组织手续的，是没有问题的。”总政来人调查销毁罪证材料的问题后，我还散布：他们说“不要我检查”等等。另一方面，我到处散布“路线问题说不清”，“路线是空的”等谬论，企图把大家的思想搞乱，使自己蒙混过关。我在军党委整风会议上说：“你说看方向，老实说，不是那么容易，有时说不清。”“什么路线问题？有些问题我们搞不了，弄不清。上面的事，你能分析得清吗？”等等。妄想转移斗争方向，把批林整风引入歧途。当有一位干部向我汇报，说到他经过批林整风、路线教育，分清了现在搞军事训练同过去搞大比武不一样时，我反而批评他说：“怎么不一样？你训的还不是那些东西吗？你那点本事还不是大比武时学来的？现在一说就是方向路线，那有那么多方向路线？”我还指责两位干部说：“王天林在那里还批大比武，大比武也不都是错的。徐政到现在还在那里划什么路线，尽讲大话、空话。”我说这些话，不仅是否定了方向路线的重要性，甚至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而错误地肯定了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十七军召开党委会进行批林整风，会开得比较长，我不了解会议具体情况，就对军里几个同志说：“现在搞这个没有意思，还搞谁正确、谁不正确，两个一把手撕破了脸，影响团结，以后不好工作。”这时，我的思想已经从抵制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到肆意歪曲批林整风的地步了。我抵制批林整风运动的另一种思想主要是为林彪及其死党鸣冤叫屈。我错误地散布：“林彪已经死了，还批什么？自己有错误批自己。”“林彪打倒了，我们工作没做好，什么都往林彪身上推，我就不这样怨谁。”公然把批判的矛头引向群众。当群众起来批林时，我又借口批判林彪谬论就会批到群众头上去，来抵制批林。当批林整风眼见要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我就更加抵触了，我说：“上边犯错误，叫下边作检讨，这是一种最坏的作风。”歪曲与攻击了批林整风的方针和政策，也影射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由于我对林贼恨不起来，错误地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林彪的历史“功绩”，因而今年一月十八日上午在兰州军区党委会第三小组讨论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整风问题时，我插话说：“林彪不打倒，什么都是对的，林彪打倒了，扫地出门，象擦玻璃一样，怎么擦也不干净。”放肆地为林彪鸣冤叫屈。这是我对中央发泄不满、对批林整风表示不满的总暴露。充分地说明了，我的错误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我对林贼的反动感情还没有割断。我再一次地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极为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

　　由于感情、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我不仅散布了反对批林整风运动的言论，对批林整风运动的态度也是消极抵制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党中央多次指示，批林整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林彪及其死党划清界限。而我因为害怕搞到自己头上，不去积极领导批林整风运动，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更没有主动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直到一九七一年底，我才向中央专案组草草地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材料，揭发邱会作包庇叛徒张晓冰问题和原军委办事组抗拒中央指示清查唐益、李英儒“五.一六”问题的罪行。对于销毁黄、吴、叶、李、邱大量罪证这样重大的问题，我直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总政来人调查时，才写了揭发材料。竭力为自己捂盖子，也为黄、吴、李、邱一伙死党的罪行捂盖子。

## 三、鼓吹“跟人不跟正确路线”，反对路线教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我由于长期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路线觉悟很低。尤其在总政军管期间，我同黄、吴、李、邱一伙搞在一起，看到他们都是以跟谁、保谁来站队划线，拉山头，搞宗派，中毒很深，我也错误地认为跟人有好处，“好办事”，还可以升官，不跟就会吃亏、倒霉。我自己在总政军管要是没有黄、吴、李、邱一伙当“靠山”，百依百顺地听从他们，也就不可能站住脚。因此我特别强调“首长”的权威，强调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到处散布说：“我们这些人懂得什么路线？上级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谁的指示都得执行，谁也不敢得罪”。还讲过：“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就是谁执政谁就集中，谁就说了算。”避而不讲路线，不讲“反潮流”的斗争精神。一九七二年九月，在起草军党委给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时，我还不同意写上“提倡反潮流的精神”，“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真正做到跟党跟线不跟人”等几句话。我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组织纪律对立起来，实质上是以强调组织纪律来反对分清路线是非，鼓吹“跟人不跟正确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而我公然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从反对“跟正确路线”，进而反对搞路线教育，胡说：“什么是路线教育？路线教育都是空的，是空对空。”错误地认为路线教育光讲空道理，不能解决部队中的实际问题。枪打不准，弹投不远，还讲什么路线？尤其在“九.一三”事件后，我的思想十分混乱。在总政军管期间，我紧跟黄、吴、李、邱一伙，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己以为跟着他们干就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被粉碎以后，这些人都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但是由于我的立场、感情没有很快转变过来，思想上就感到乱糟糟的，划不清两条路线的界限，闹不清那些正确、那些错误，因此，我经常说：“上面的事我们搞不清，还是老老实实地抓点具体工作。”甚至认为路线教育越搞越糊涂，上边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更为严重的是，我还散布过“中央不要再出事了，什么人干都行”的反动言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少奇，王、关、戚，杨、余、傅，现在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本来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大好事。但是，我由于同林彪死党有牵连，思想震动很大，因此感到害怕，实质上是以怕出事为借口，来掩盖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抵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致犯下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罪行。

## （三）

　　在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我由于立场、感情始终没有转过来，没有老实地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出尔反尔，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失去了机会，又犯了错误。会议初期，我虽然认为自己在总政军管期间有错误，但是还以为错误不严重，错误不严重，没有作检查交代的思想准备。因此，第一次我只是汇报了部队批林整风的情况，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作什么检查。第二次检查，基本上是表白自己，不仅没有检查自己在总政军管期间的错误，反而把自己说成是正确的、受压的，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在第三次检查中，我对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感到冤屈，因此在检查中只是绕圈子，回避问题的实质，甚至在发言时痛哭流涕，态度恶劣，并又散布林贼死党制造的谣言，中伤自己的同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在三月一日的会上，我的态度更为恶劣。由于我对中央首长和与会同志的批评抵触不满，立场根本没有转过来，在会上提出要求和中央领导同志个别谈话，目的是想避开参加会议的同志，向个别中央首长说明自己所犯错误的具体情况，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江青同志看出了我的态度不老实，严肃指出不能避开会议领导小组同志。江青同志为了进一步挽救我，又热情地提出要和我谈话，而我本来就不想检查交代问题，怕谈不好更加重了自己的错误，就拒不表态。后来，胡炜同志又问我两次，我仍然没有表态。这是我对自己的错误态度恶劣的表现，也是我对江青同志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对我的热情教育有抵触情绪的表现。现在想起来，内心十分难过。会后，我感到自己又犯了错误，就给中央首长写信说：不谈了。在信中毫无自我批评，江青、文元、先念等同志对我这个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出尔反尔，拿中央的会议当儿戏，愚弄会议的同志”，“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中央首长的批评打中了我的要害，是完全正确的。

　　回想在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中央首长和与会同志确实对我无比关怀。中央首长长时间地、非常亲切真诚地教育我、挽救我，同志们对我严肃地批评帮助，耐心地教育挽救，都希望我转变立场，重新做人。一直到三月七日北京会议即将结束，中央首长接见我们时，总理、江青同志还希望我好好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取得党的信任。而我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热情期望，内心感到极为沉痛。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罪过是极其严重的，—是站在林彪的反动立场上，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毛主席和党解放了我，培养教育我三十多年，没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就没有我的一切。而我却同林彪反党集团站在—起，陷得很深，不能自拔。坑害了自己，坑害了同志，损害了党的事业，确实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自己感到非常沉痛。我所犯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请党给我应得的处分。

　　我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弄不清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只知道跟人。解放后，自己地位变了，官当大了，滋长了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长期背着个人出身好、打过仗的包袱，自以为正确，骄傲自满，不接受批评教育。特别是在总政军管期间，与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搞在一起，中毒很深，所以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过。“九·一三”事件以后，自己又坚持反动立场，错上加错，这是必然的结果，也是我沉痛的教训。

　　上次，我在北京会议上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同志的教育挽救，这次，我又受到了兰州军区首长、省委领导同志和与会同志的批判帮助，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决心同林贼反党集团彻底划清界限，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思想上重新入党，重新做人，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我的错误是很多的，有的我还想不起来或认识不到，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瞒着工农兵的教导，我有决心到广大指战员中间去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进一步接受大家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以利于我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发至县、团级）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印发   共印500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