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三十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 目 录 　　山东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情况…………………………………（1） 　　湖南省目前整风运动的基本情况……………………………………（5） 　　贵州省农村整风简况……………………………………………… （17） 　　云南省农村整风情况和初步经验…………………………………（22） 　　辽宁省当前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31） 　　郑州市国棉三厂在全体职工中开展整风、 　　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经验和问题…………………………………（39） 　　郑州市工业交通企业整风试点的情况和问题……………………（47） 　　辽宁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问题……………………（52） 　　陕西省反右派斗争情况……………………………………………（57） 　　天津市第一、二批单位 　　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安排………………………………………（63） 　　湖南省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72） 　　湖北省工业、交通运输企业中 　　整风运动的情况和经验……………………………………………（80） 　　南京工学院在反右派过程中 　　继续发动大放大鸣的经验…………………………………………（84） 　　福建省发动农民群众大鸣大放的初步经验………………………（87） 　　吉林省关于市属中等学校 　　开展整风情况及今后意见…………………………………………（93） 　　河省省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97） 　　江西省民主党派及工商界省组织 　　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经验和今后部署……………………………（108） 　　浙江省五个试点乡大鸣大放的情况和问题………………………（117） 　　河北省专、县两级机关当前整风、 　　鸣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问题…………………………………（128）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况……………………………（132） 　　湖南省长沙市直属工业单位 　　开展鸣放与边整边改的情况………………………………………（136） 　　黑龙江省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139） ## 山东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情况 　　全省共计试点二百三十一处（乡、社）八月下旬，大辩论都先后基本结束。九月三日召开了试点工作会议，会报了十个基点情况，进一步总结了基点经验，以便指导当前的运动。 　　这批基点总的做法一般是：先发动鸣放，再展开辩论；先通过充分辩论集中地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再开展对地主、富农的说理斗争，彻底揭发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违法破坏活动。大体步骤是： 　　第一步，开好乡、社党支部委员大会议并训练好骨干积极分子； 　　第二步，组织全民鸣放、辩论，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 　　第三步，向有违法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开展说理斗争并依法处理； 　　第四步，进行总结，巩固运动成果，深入开展整风。 　　在发动鸣放前，首先，安排好社内生产，鸣放是在不误生产的原则下进行；其次，向骨干积极分子讲明发动鸣放的好处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再是，将前一时期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违法破坏活动和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初步排队摸底，做到心中大体有数；最后，制订一个大体的工作计划。在开展鸣放中领导一般应掌握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反复进行动员，消除鸣放顾虑； 　　（2）不要怕放乱，相信群众多数； 　　（3）沉住气，硬着头皮顶住，不要急于批驳。放的规律一般是党团员、贫农、下中农带头先放，富裕中农才跟着放，地主、富农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温度高了的时候，也就逐渐放开，原型毕露。鸣放出来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粮食、合作化和干部作风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粮食问题上。在鸣放中，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同时也放出了许多谬论，暴露了某些地主、富农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面目。例如，有的人伸拳头，露胳膊，拍着胸扒开衣服，说什么 “粮食统购钫销是国富民穷的政策”，“种田的农民没饭吃，三尺肠子闻着二尺半”，“合作社优越，就是生产一年不如一年，再办三年连裤子也穿不上了”，“共产党领导的好，就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搞糟了”。“布票折，油票缺，糖买不到，我看一年不如一年”， “政府是大地主，合作社是二地主”，“好了干部伤了农民”等。 　　接着领导对鸣放出来的问题，加以分析排队，首先将正确的意见接受下来，能够马上改的就马上改，不能马上改的领导表示态度有所交代，然后，展开辩论。群众对大辩论，一般都很关心，有些通常不出来开会的人，这次也参加了辩论会。辩论的问题，成了家家户户言论的中心。富裕中农有的全家出动和大家争理，有的夫妻分头到处宣传自己的论点，有的讲话困难找上代言人替自己争辩。群众为了辩明真理驳倒谬论，都采用了摆事实、算细账、回忆对比、现身说法，让已经觉悟的富裕中农起来讲话等各种各样说理辩论的方法，凡是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如：有的富裕中农说：他们原来有三不怕（即：一不怕你们干部单干；二不怕你们打人骂人；三不怕你们放空炮）和三怕（即：一怕发动群众，二怕摆事实讲道理；三怕自己内部起义）。辩论中，凡是只讲一般大道理、说空话，不拿出具体事实，或是强词夺理，都不能使人信服；只好回过头来，又用了上述办法，才解决问题。 　　在内部问题（包括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即集中转向对有违法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开展说理斗争。斗争中强调摆材料、摆事实，将其破坏言行充分揭露出来之后，再分析批判，说理，这样，打的准，打的狠。有的地方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违法破坏活动总结为“十大罪状”、“六大罪状”；有的揭发出地主、富农分子组织的反动集团，“十人小组”，有的反动富农经群众的揭发批判交出了手枪（聊城搞出四支）、子弹、“变天文书”（地约），表示死了心，向人民低头认罪。经过这场斗争，有些群众恍然大悟说：“那里是粮食紧张，合作化不好，原来是敌人在捣鬼，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揭发、暴露出来的严重违法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组织与法纪处理，除现行犯法，一般是放在运动的后期。据九个点的材料看：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中，有违法破坏活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罪恶严重需要捕办的约占百分之二——三。富裕中农中，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动摇想走回头路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有较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需作适当处理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在党、团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中的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二——三。 　　总起来看，我们认为，采取上述基本做法的好处是：经较稳，对群众思想问题解决的比较深透，对敌人揭露的彻底，打的准；可以启发教育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方法。各地基点搞的深入程度中有所不同，有的做的比较粗糙，个别也出了某些偏差，如强迫命充打击报复。但总的说来，运动是健康的，效果是显著的。主要表现在： 　　（1）使党内的右倾思想，干部中间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以及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严格的批判，在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等主要问题上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发扬了农村社会主义正气，资本主义思想初步被搞臭了。 　　（2）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违法破坏活动。一部分有违法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苦命分子，开始认罪低头，表现规距了。同时，使干部群众又受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3）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化制度，推动了粮食征购和生产等工作。原来闹退社的现在不退了；原来叫嚷粮紧的，现在却有余粮卖了；夏季征购任务许多点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秋粮作出了交粮售粮计划，粮食统销量也普遍降下来了。生产出勤率一般都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活质量也提高了。 　　（4）使干部初步学会了运用民主辩论说服教育这个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许多干部反题：开始不相信这个办法解决问题，现在信服了，这次找到了解决思想问题和农村各项问题的正确途径了，有了这个办法，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为从根本上转变干部中“我打你通”，和“我压你服”等强迫命令创造了条件。 　　此外，通过这次大辩论，也使领导上摸着了当前农村问题的底：自今年上半年来，农村出现的混乱情况，既有人民内部问题，又有外部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抓住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动摇，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问缺点，向社会主义进攻。如是不经过这场大辩论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许多问题也就纠缠不清。同时，通过大鸣大放也反映出我们领导和工作上存在着的一些缺点和问题。这为今后改进和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目前，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乡社已结束，其他除灾区外均已按基点作法先后分批普遍展开。大部分社正在大辩论中，一部接近结束，预计十月底十一月初旬，全省即可大体结束。 　　 （九月十四日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 湖南省目前整风运动的基本情况 　　湖南省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总情况是，整个运动正在向继深发展。据九月七日统计，在已开展整风的省市机关、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及工矿企业等三百四十四个单位中：反右派斗争已进入深入阶段的有二百零五个，刚进入反右派斗争的有三十五个，正在学习文件、进行鸣放或批判右派言论的有九十六个单位，还有八个单位曾开展了鸣放，后因工作关系暂停下来了。这些单位中，开展较早的一些单位，如高等学校和个别省级机关（监察厅等）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准备转入整改阶段，大部分单位正在深入斗争，预计到十月份省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将基本结束。现在各地市县委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运动已先后开始。长沙、衡阳、株州三市的直属机关已有一百三十六个单位（包括上述总数内）全面展开；各地委直属机关第一批单位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全省各县现在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围绕粮食问题进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这也就是县乡干部整风运动的开始。关于各行各业的基层组织的整风，各地先后选择了七十个单位正在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在这些试点结束后，即将分批分期积极开展。在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城市居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热烈地开展。 　　从六月十九日开始的将近三个月的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始终坚持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对于右倾思想、温情主义反复的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对少数单位在斗争中曾出现过的某些急躁、粗暴现象，也都及时的时行了批判和纠正。同时，并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1）规定各战线、各单位的整风领导小组组长都由主要的党员负责同志担任；（2）加强各级整风办公室的力量；（3）在战斗中坚持说理斗争，并不断整顿自己的队伍；（4）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复排队，务求准确；（5）加强检查工作，分别情况进行适当的批评表扬。这一切都保证了整个运动的健康发展。 ## （二） 　　三个月来，省市第一批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经过斗争，大都已完全搞臭，一部分并已低头认罪。目前省市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有三百四十四个单位，参加运动的共计有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三人。据九月十日统计，这些单位经本部门整风领导小组批准的右派分子有一千八百六十一人（其中极右分子三百零三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七八。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情况说明：首先，凡是那里知识分子多，那里右派分子也多。如统战战线右派分子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三。知识分子较多的宣传、文教战线右派分子的比例达百分之九点六四。同时，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比一般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又更多一些。如在六个高等学校讲师以上的六百九十人中，有右派分子一百零三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九，如单按教授二百一十七人统计，其中的右派分子就占教授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其次，在这次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及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历史情况大都很复杂。据农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矿治学院及师范专科学校等五个高等学校统计，在五百六十一名右派分子中，出身于地主、资本家、伪官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等家庭的有三百六十八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四；家庭亲属被镇压（包括杀、关、管、自杀、逃亡）一百九十六人，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九；本人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有一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七；在历次运动中曾被斗争过的有一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三十点八（以上分类统计，互相之间有重复交错）。再次，在这次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特点之一，各级领导人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不少，从行政职务来说，有副省长（程星龄）、有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从民主党派来说，包括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如民盟代主委、副主委、秘书长；民建主委、秘书长；民进副主委、秘书长等）；从部门来说，有高等学校的院、校长、新湖南报社副总编辑、省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等，还有不少科、处长一级的干部。 　　这些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经过群众的揭发事实，说理批判；领导上贯彻分别对待的政策，分化瓦解了敌人，争取了一部分右派分子起义，反过来又揭了了右派分子的内幕，迫使那些最顽固的右派分子，也不得不在事实和理由面前承认错误、低头认罪。据九月上旬统计，在省直属机关、宣传文教、高等学校、统战等四条战线，及长衡株三市已斗争的右派分子一千零二十九人中，已完全搞垮搞臭，结束斗争 ，和基本搞垮搞臭的达七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下弱，还在进行斗争的三百零九人，占百分之三十强。在运动中，共揭发出三十七个小集团，现在有三十一个已经瓦解，其他六个正在进行斗争。 　　（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一百四十名党内右派分子，其中有极右分子二十二人，党内右派分子占右派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七点四，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的九千九百八十四人（部分省直厂矿党员数未包括在内）的百分之一点四。） 　　二、发动了群众，教育争取了中间分子。目前已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群众基本上都已经发动起来了，一般都积极参加了斗争。据各高等学校的估计，通过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一般都反右派开展较好的单位，左派和中左分子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衡阳市直属机关四十二个单位（除五个单位正开展斗争，九个单位没有发现右派，其余均将近结束斗争）的一千三百四十二人中，目前有左派八百零三人，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中左二百九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共计一千零九十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一般单位，左派和中左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左右。 　　通过群众的发动和实际斗争，提高了中间分子的政治觉悟，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大部分人向党靠拢了，这样就壮大了斗争队伍。如长沙市财政局，斗争开始时，左派和中左分子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现在已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八，航运厅航运局的左派，运动初期仅十五人，现在已增达六十五人。中间分子向我们靠拢的原因，主要是通过群众大量揭发右派的反动言行和各种丑恶事实后，把右派分子画了像，让他臭气熏天，使中间分子离开了他们。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坚持了说理斗争，使中间分子口服心服，思想也因此得到提高，真正与右派分子逐步划清了界线。例如长沙市第一中学斗争右派分子袭奇伟时，袭在会上态度恶劣，引起群众愤慨，但开始积极分子简单粗暴，甚至在会上骂人，中间分子有意见，如中间分子罗冈清（六十余岁）表示：“话很难讲，说不好就犯错误，我以后只有每天打几个哈哈了。”以后该校改变作法，坚持揭发和说理，但袭狡猾，罗感到我们说的都有道理，态度又好，对袭不老实交代，表示：“真是不可救药了。”斗争会后，当龚到罗那里去找同情时，罗即理直气壮地说：“我和你在一个学习组已一年多了，听见你说过新社会一句好话么？”严厉地批驳了龚，要他不要再找借口，应老实交代。使龚感到孤立，终于被迫交代了问题，而罗也就真正地被发动起来了。 　　三、通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的各项工作正在开始改进，并已取得成绩。在大鸣大放中，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上提出的意见，大体有六个方面：一是领导作风问题；二是生活福利及分配问题；三是肃反遗留问题；四是干部政策，主要是提拔、使用、提薪等问题；五是党群关系问题；六是组织机构与制度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各单位大多进行了排队和研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凡能马上解决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有些合理意见，目前没有条件解决，或因牵涉面广有待今后逐步解决的，也向群众作了解释；另有一些不合理的意见，准备通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引导群众，明辨是非、统一认识。一般来说，合理意见多数已初步有了着落，例如外贸系统在鸣放中共提出合理意见二百三十条，现在已经改进的有九十一条，正在改进的有六十条，共计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另外须创造条件改进的有四十九条，今后应注意的有三十条。在高等学校中，改的方面也已有若干成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各个学校都已适当地修改了教学计划，师范学院俄语科学的学习年限已由二年改为三年；有的党哕负责干部能开课的已准备开课，如矿治学院书记杨剑培准备开“社会主义思想”课，党员副院长顾凌申准备开“治金企业组织与计划”课；有的从各方面设法减少日常事务，以便集中力量处理重大问题，还建立了每周一个下午接待群众的制度。对肃反遗留的问题，一般都作了处理，斗错了的已道了歉，丢损了东西的还作了赔偿。如工业厅对八十七名肃敬反对象，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了复查，在原来已定案的二十一名反苦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有五名下降了，改变了结论；保留问题的二名中，有八名全部或部分问题不予保留了；有二十五名补办了结论见面的手续；有十三名结论的内容和措词作了修改；清退了搜查物资五百三十三件。公路厅将从劳动教养所退回来的李光等三人都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并按规定补发了工资，反映都很好。在机关中群众意见最多的生活福利问题，也都已初步解决了一些。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鸣放中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九十八条，其中合理意见已解决了二十六条；航运厅、公路厅均成立了房屋分配委员会，经过合理调整，两个系统共解决了三百多户的住房问题。由于我们认真研究了群众提出的意见，授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不仅帮助我们自己克服了缺点，改进了工作，密动了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更有利于反右派斗争的顺利开展。 　　四、通过斗争实践，锻炼了我们的领导同志、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能力，积累了一些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经验。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也是一场理论上的斗争，因此，各单位都注意了认真研究右派分子的论点，不仅组织群众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成绩来驳斥右派分子，而且组织群众在理论上与右派分子交锋。如有的单位组织了水平较高的干部分别成立理论小组，专门研究如何驳倒右派分子的各种理论依据；有的地方则是提出若干大小问题分别交给大家研究、准备，以便在批判时有系统地、有分析地发言。大家在这方面的劲头是很足的，有些同志为了驳倒右派，从政府发布的公报，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报章杂志等各个方面搜集了许多材料（建设、改造、人民生活等方面），翻阅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和毛主席的著作；有的为了找到理论依据，通夜不睡。因此，在驳斥右派谬论中，有许多精彩的、能打中要害的发言。右派分子的谬论遭到系统的、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有力的驳斥，搞得他们张口结舌，许多领导同志、干部和群众在思想水平、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上，也提高了一步。 ## （三） 　　三个月来，第一批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虽然取得了上述巨大成绩，但要要乘胜追击，把应该找出来的右派全部找出来，并从政治思想上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彻底搞臭，就必须把运动继续深入下去，使反右派斗争深入、再深入、又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坚决防止和克服自满思想和厌倦疲沓等右倾情绪，切实加强对反右派斗争的领导，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目前在一部分反右派斗争发展顺利的单位，开始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差不多了，对斗争开始放松了具体指导；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只挂帅而不出马，有的单位的领导人“出师”不久，就在考虑“收兵”。在一部分单位由于运动进展缓慢，右派分子迟迟打不下来，群众思想上产生了疲沓厌倦情绪。如有的厅局，整风办公室主任和三、四个处长级干部近来连斗争会也不参加了，群众反映：“不如早停了好。”不论是因反右派发展顺利产生自满思想，不论是因在运动中遇到困难而产生的厌倦疲沓情绪，这都是右倾松劲的表现。这种现象如不加以克服，反右派斗争就不能深入，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此外，还有些单位的领导人笼统地认为本单位问题不大，而对已揭发出来的右派熟视无赌，一再表示本单位无右派分子，甚至还为右派分子辩解开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情绪。这些有害的自满松劲情绪和右倾情绪，影响了一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的顺利开展。 　　为了彻底克服当前存在的各种右倾思想，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认为：（1）仍要向全体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反复说明反右派的严重意义。（2）目前各单位的整风领导组织仍须继续加强，应强调领导亲自动手，审阅材料，指挥战斗。凡已投入反右派斗争的专职干部不要再变动，那些力量弱的单位，还要适当加强。（3）要不断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好的单位应及时表场，推广其经验；对那些领导不力、运动无生气的单位，应加以批评。（4）对每一个右派分子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应由领导亲自检查，看看是否已经斗垮。凡是群众已经发动，中间分子已向我靠拢，而且心服口报，已从各个基本论点上将右派分子驳倒了的，就不要继续进行斗争，而应停下来。对那些斗争中发生顶牛现象的，应及时认真分析原因，改进斗争的策略。 　　二、明确政策界线，正确掌握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加强和改进审批工作。目前第一批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绝大多数已进入深入斗争阶段，但对右派分子的审批工作进度仍缓慢，赶不上运动发展的需要。在第一批反右派斗争单位确定的一千八百六十一名右派分子中，经省直各战线和高等学校党委、厂矿党委、工区党委批准的只有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尚有七百九十二名，还没有经过规定的审批手续批准。如省直机关战线经各单位确定的四百五十六名右派分子，已批准的只有二百三十四名，仅占百分之五十强。宣传文教战线前几天经过战线批准的右派分子只达百分之四十强。审批缓慢的原因是：第一、战线做审批工作的干部少。如宣传文教战线前一个时期办公室只有五个干部，其中二个还要兼作本身业务工作，这样除去统计数字，整理汇报材料，能用于审批的时间就很有限。第二、材料整理工作粗糙。有的单位的领导同志没有进行认真的审阅，因之报送审批的材料中，有的材料不足；有的材料零乱，主次不清，看不出问题；有的只有原则的分析意见，缺乏本人的言行活动事实。因之，不少一部分人的案卷，需退回重新补充材料，这样，就往返费时。另一方面，也有的不经经批准即自行斗争，如前一个时期宣传文教战线各单位，经战线批准的右派分子只有三十八名，但各单位斗争的右派分子则有七十一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各单位比较明显的右派分子都已确定和进行了斗争，现在当运动走向深入阶段，需深追细挖的时候，很容易将中右分子或有点毛病的人也划为右派。例如有一个单位原来按照毛度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已划了四个右派分子，后来看到上海线市委提出的七条意见后，又根据其第五条中的一节，多划出三名右派分子。有的单位则把过去在三反时曾发现有贪污、后来在工作中又表现不好的人，也划为右派分子，这样就增加了战线审批数量，占去了一定的时间。审批工作是反右派斗争中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首先，必须配备适当数量的专职干部和兼职干部进行。第二、必须组织从事审批工作的干部学习文件指示，切实掌握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三、对每一个右派分子的材料都应该仔细研究，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确定右派分子的材料不在于多，而在于扎扎实实，能抓住要害。同时对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审批，战线或整风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应签署意见。第四、斗争右派分子要严格控制，坚持先批准后斗争、不批准不斗争的原则。 　　三、当前省市各单位运动的进度情况是不平衡的，但总起来说是深入再深入的问题。一部分先进单位在再求深入斗争的同时，已需要考虑下一步转向第三阶段的问题。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如前所述，各单位在鸣放以来已取得若干成绩，但终究还只是初步的，还很不够。还必须有一个着重整改的阶段，着重地来搞一搞整改问题。现在这一部分比较走在前边的单位，首先应该着手来进行研究部署了。另一方面，更多的单位仍然必须集中精力，继续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前一个时期，我们着重抓了一下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今后很需要着重抓一下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打垮敌人的问题。深入发动群众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发动中间特别是中右分子的问题；打垮敌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搞臭右派分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要彻底胜利，要获得全胜，当前必须突出地提起注意搞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四、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右派分子中的一部分人起义。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我们在分化瓦解右派分子方面有了一定成绩，如新湖南报分化瓦解了苏辛涛右派集团，争取了丁明凯、袁家式等人起义，嗣后又分化瓦解了唐荫荪小集团，这样就使党内右派分子前副总编辑邓钧洪的反党社会主义罪行完全暴露出来，使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又如在文化艺术界分化瓦解了康德的右派小集团，争取了谭君实、田洪等人的起义，他们进一步揭发了这个小集团的内幕，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头子康德。在其他方面也有一定成绩。但这个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起义的右派分子和确实能深刻检讨表示改悔的右派分子，如何与一般的右派分子区别对待的政策，需要更加明确些。这对分化瓦解敌人极为重要。 　　五、斗争的时间问题。目前第一批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除各高等学校和个别省直机关已基本结束外，大部分省级机关、各民主党派、长、衡、株三市大部分市级机关及个别开展较早的省直厂矿的反右派斗争，一般已进入深入阶段，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和暴露出来，数量大见增加，斗争任务甚为艰巨。如城市建设局共发现二十五个右派，现在才斗了十一个；森工局十三个右派，只斗了三个。因此，如按前一阶段的速度计算，要求大体上在十月份结束反右派斗争是有困难的。而十月份如不能作到大体上结束反右派半争及时转入整改阶段，而把斗争时间拖得过长也不好。我们意见：在今后个把月内，在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下，须增长斗争的时间，凡反右派斗争已进入深入阶段或任务或到艰巨的单位，可以视情况半天工作半天反右派，这样持续一个时期，斗争才可获全胜，业务工作也不致受多大影响。估计一般机关都可以这样做。另外，对右派分子也应该排排队，分分主次大小，有必要要大斗特斗的，也有不必要大斗特斗的，个别的也会有可以不斗的。这样分别对待，防止一般化的使用力量，对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是有好处的。 　　 （摘自九月十五日湖南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 贵州省农村整风简况 　　一、进度： 　　从九月七——十一日的电话联系看，各地的工作进度是：黔南至九月三日止，全州已结束反地、富斗争的有三都、都匀、镇宁、长顺等四县；正进行即将结束的有平塘、荔波、独山、惠水、贞丰、紫云等六县（约九月五号左右结束）；大部开展还未普遍斗争的还有册亨、望谟、安龙、罗甸等四县、捕、斗结束的县已转入了鸣放，已放的乡约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八十五，当中约百分之四的乡转入辩论。毕节地委到九月五日止，全区有毕节、大定、黔西、赫章、织金等五县已开展了辩论；水城、金沙、纳雍三县正鸣放即将转入辩论；威宁进度较慢，在九月八日才结束斗争。铜仁地委除沿河、松桃两县外，其余七县有六十——七十的社转入了辩论。黔东南斗争除从江十五号结束外，其他十县号捕、斗结束后转入鸣放。安顺地委全区十号全面开展鸣放，遵义地委全区镇反在九月十已结束转入鸣放，重点乡已转入了辩论。贵阳市效区九月十号前全部转入辩论。全省进度较快的是贵阳效区，毕节地委和铜仁地委，黔南进度较慢。 　　二、鸣放后的收获： 　　粮食方面：如铜仁县目前已送秋粮十多万斤，印江、思南送了七、八万斤，印江花园、毛寨两乡在八月三十一日一天入仓的粮食有一万多斤，铜仁全区现已入仓粮食二百一十万斤。湄潭县龙泉社第七生产队二十四户，原有七户闹粮，辩论后不但不闹，并把吃不完的粮食一千三百斤卖给了国家，该社收的八万斤苞谷已卖给国家六万斤。桐锌县灯塔社没有用完的国家供应粮食全部退还了国家。毕节县头步桥乡除完成国家布置菜籽统购任务外，辩论后又卖出了菜籽五千斤给国家。大定县大寨乡有一百三十八户占该乡总户的百分之二十，未辩论前有着不同程度对统购统销有抵触。辩论后，思想通了。绥阳县龙金社在辩论后订出了节约用粮计划。 　　合作社的巩固：如松桃县原有三十一个社闹分社的现在不闹了，有五千二百多户闹退社的现也不退了。大定县长冲乡中农退去的二十五条耕牛，辩论后已退回了十九条交回款三百二十九元，其余皆确定了退还期限。织金县八区红旗社一百二十四户已交了公有化股金四百七十九元。黔西县九区有六十二户单干户，原来不原入社，辩论后已全部入了社。 　　生产：如黔西县四区中山社一生产小队，每天晚上有十五人到地里地扯（收）黄豆，八生产小队每天晚上八——九人运小春肥到地头。织金县桂花社十天中积了土灰四百三十七万斤，积了其他肥料一千三百五十万斤。毕节专区统计在放、鸣、争运动中积的肥料占小春用肥量的百分之八十。铀仁瓦屋乡已播种小季二万多挑（多为套种），其中小麦占百分之六十十。同时各地反映劳映劳动出勤率也日益的增加。 　　（另外，通过放、鸣、争后干部和群众的觉悟也提高了一步，独山一区二十四个社主任，以前对粮食任务很抵触，现除只有二个稍不通外，其余都有信心完成粮食任务。荔波县桃扬乡有一百四十八户上中农，过去积极生产的才有四十四户占百分之二十九，现提高到八十三户占百分之五十六。总的看收获是很大。） 　　三、根据各地汇报反映，由于各级领导水平程度有所不同，在领会政策原则上，也各有局限，因此在放、鸣、争上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仍需研究解决，除了上次所反映的外，这次各地反映有下几方面： 　　（1）有某些干部在鸣放后，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进行辩论，解决好粮食问题，在思想上仍还不够很明确，如石阡、沿河两县辩的问题过宽过多，有的乡搞得不深不透。沿河县三子乡有百分之六十闹粮的，在辩论中个个批判，后变成了个个检查，人人过关，结果闹粮问题仍未很好解决。铜仁霸黄区共八个乡，有五个乡对粮食任务不通，所以不敢把公粮任务分到社，有的乡干说：把任务分到社没有什么理由讲话。由于粮食问题辩得不透，在估产中瞒产很大，赫章县青山社（县委重点）去年实收三百二十万斤，今年估产二百三十万斤，县委对社干部进行了两次个别谈话才估到了三百万斤，最后县委问能否有把握，社干说有把握。大定县岔河乡共四个社，由于乡、社干部带头瞒产，他们说去年报实了吃亏大，今年要少报，所以该乡估产的结果社比去年减产，大山社减产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农里社减产百分之二十三点二，灯塔社减产百分之十八点三，干山社减产百分之六点八（实际该乡能增产的）。据毕节地委反映，估产一般降低百分之二十，严重的达百分之三十。铜仁漾头区，关社同乡同心社主任黄昌富瞒产，少报田面七十三挑，并且准备还瞒产万多斤粮食。 　　（2）部分干部对鸣放争的意义，认识得还不够，有的地区鸣放争搞得粗糙。麻江县部分县委和县委副书记和俊善同志，在县委开会时都不赞成放鸣，而顾虑怕放不出来和放出来不好解决等，因此从县到乡不敢放的情绪很严重（初放时），直到十二号地委副书记王朝文同志去后才扭转过来。安顺专区有的干部顾虑很多，有的说我们吃的是每月三十斤大米，怎样领导群众辩论，因此有的地方鸣放没有真正的搞起来。玉屏县三分之一的乡鸣、放、争只搞两三个晚上就完了。毕节地委反映，由于秋收很忙，有的县对辩论工作有滑过去的思想，如赫章县说，秋收来了辩论是否停下来。 　　（3）在鸣放运动中，有的群众对运动精神领会不够，产生了恐慌情绪，发现某些地区群众对粮食、棉布有抢购现象，而造成了市场上棉布脱销和粮食销量增大，如毕节地区有的农民过去不需用的周转粮，现在又买粮了，毕节县十三区一场就销售了粮食一万多斤。该县四区供销社布匹已卖光。 　　（4）斗争中还遗留有问题没有解决，经过斗争，地、富的气焰打垮了，但个别地区斗争的目的不够明确，如安顺五区在斗争时提出“政治经济一起抓”，这样就未从政治上狠狠的打击敌人，有些地区因发动群众不充分，地、富、反苦命分子未被斗倒。如息烽县斗了九十八个，斗垮的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六，未垮的占百分之十点四；贵筑县斗的二百零六个中有四十三个未跨，占百分之二十点八七；普定县四十一个乡，十三个斗得不彻底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七。安顺全专区估计有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乡、镇斗得不好，所以地委提出从一期镇反看，搞二期镇反还有必要。 　　（5）运动与生产，分配的结合问题：从这段来看，各地反映生产、分配工作做的不好。特别是目前秋收工作，各地都已开始地进行，有的县已大收了（全省十天后普遍大收），但社的分配方案，秋收农县的准备等没有赶上去。毕节专区大定、黔西、金沙、织金、水城、威宁、赫章等七县的统计共有五千二百六十一个社，分配方案已订完的社才有一千零二十一个，正进行的三千八百八十八个，未搞的三百五十二个，并反映有的县竹、木农具很少（现已由各县调剂解决）。黔南地委反映：全州分配方案除荔波进行较快外，其余各县才重点的开始。较快的荔波县，全县一百六十五个社，已订完方案的四十七个占百分之二十八，正进行的一百零一个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二，未搞的十七个占百分之十点四。 　　最近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均有程度不同的干旱现象 ，较严重的是铜仁、毕节两专区。铜仁已有一个多月没见雨，该区严重的德江、思南、沿河三县，一些晚晓秋作物已受损失，过去三县报增产，现在都报了减产。毕节地委反映，全区种的秋养，有的不出土，出土的又被干死；大定县种的秋养死了百分之七十——八十，赫章县种的秋养已全部干死。黔南的册亨、安隆、贞丰等三县，田脱水的占百分之四十——七十左右。全省估计减收一亿二千万斤，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九左右。 　　 （九月十六日贵州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 云南省农村整风情况和初步经验 　　兹将我省农村整风情况和初步经验综合报告如下： 　　（一）根据中央的指示，考虑到我们秋收紧迫，问题又多，干部毫无经验等情况，我们把农村整风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现已多数地区结束，正在开始第二步：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辩论，结合进行秋收分配和整顿市场等工作，第三步是秋后到明春，结合整顿合作社展开农村全面鸣放。为了吸取第三步的经验，省委、地委秋收前选择部分县的部分乡试验全面鸣放。 　　不论在粮食辩论的面上，或者在全面鸣放的试点上，在全同鸣放在推动影响下，农村中各种意见基本上都能放得出，这两种主法所放出来的问题，都说明：“当前农民内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极其复杂：涉及粮食政策，统购统销、生猪、油料、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民族关系，合作社内部的财务和分配、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组织整顿、干部作风，以及对县及财经贸易、政法机关、对供销、信用社的意见等等。不但放出了许多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甚至有的是很恶毒的煽动、诽谤；而且的确也触到了许多干部的缺点。同时也说明：不论那种放法，粮食问题又是意见和争论的中心。如：试验全面鸣放的宜良永新社，八百三十六户中提了一千六百七十五个意见，八百三十一户提了粮食的意见，其中拥护的二百三十二户，不满或怀疑统购、三定的二百六十六户，对去年社内分配粮食的办法有不同意见的三百三十三户，其余八百四十四个意见涉及的是：肥猪派养派购一百五十九户，合作社经营管理三百六十八户，说合作社不好四十一户，干部作风一百九十一户，劳动纪律一百五十户，对国家机关二十户，对供销社，信用社一百零六户。另一个试验全面鸣放的曲靖王三屯社，放出的意见也有百分之七十属于粮食问题。这个社的一个队，一百七十七人提了四百三十四条意见中，粮食问题占百分之六十五，其余占百分之三十五的一百五十四条意见是：副业收支问题八十八条；干部作风十一条；对经济部门意见十四条；对社内经营管理四十一条。其他以粮食为中心来鸣放的社，除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关于粮食的意见之外，也涉及社内其它一些突出的问题。鉴于秋收紧逼，粮食分配是一个最近切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在粮食问题上所表现的两条道路的矛盾最为尖锐、突出。是与自发势力斗争的一场主力战，所以就是全面鸣放的重点乡社，也是在大鸣大放之后，首先抓住粮食问题争透吵透，立即组织秋收分配。其它问题放在秋后继续辩论。有的社在试验全面鸣放中，为放出的很多问题迷惑起来，没有首无解决粮食上这个决定性战斗，而企图先去解决劳动纪律、组织整顿等，群众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劲头不是那样正，觉悟提高不是那样顺。 　　因此，我们体会到：这场农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似乎其规律是：首先从政治上打击敌人，初步把群众动员起来，然后取得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群众的队伍得到基本上的整顿与加强；有利于最后和风细雨地全面整顿合作社。整个过程都贯串着辩论，说理批判和改正缺点，每个不同段落应该有其比较明显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发展顺序，对于我省农村基础，干部情况以及时间很紧等条件来说，似乎比较有利。 　　（二）不断地对各种人进行摸底排队，是使干部树立坚定的阶级观点和相信大多数的根本方法。各地一般都按四类排队。即：第一类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第二类基本上拥护，个别问题上有些不满或不了解的；第三类消极动摇的；第四类是严重抵触的。各地在鸣放开始的排队结果是：贫农下中农在第一类的一般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属在第二类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说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下中农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可靠支柱，百分之五——六的人有些消极，每每是农村中的“落后层”。中农属于第一类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第二类约百分之五十以上，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富裕中农（系指土改时富裕中农），他们之中属于第三类的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六十，属于第四类的一般占百分之十五十——二十甚至还多一点；下余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基本上入社后生活并未下降或者有所上升，因而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只有极个别的富裕中农，入社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剥削，入社后生活未降低，再加上子女当了干部、解放军、劳模，受到较好的教育，而一直表示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说明：富裕农民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动摇阶层。 　　在排队中，对农村各种人在合作化之后经济生活的变化状况，进行分析，是有必要的。从有三年左右的合作社的基础的地区看来，如果与土改入社前的生活状况比较，贫农、下中农的生活条件根本上没有停留在原来水平上的了，这个阶层得到好处最大。百分之五十——六十上升到相当于当时中农的水平；极个别上升到当时富裕中农的水平；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还有点困难。，欠点债，缺少家具铺盖衣服或手头用的劳动工具等等。中农的百分之八十五保持原来水平；百分之五左右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水平，显然比老贫农快，不到百分之十的人生活稍为有点下降。而富裕中农则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保持原有水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地主分子则由于管制劳动得好百分之五十左右相当于当时中农或下中农的水平，个别有上升到相当于富裕中农的水平的。而富农则普遍下降，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人相当于富裕中农的水平，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到中农或下中农的水平。这证明合作化越巩固，越有力地阻止了阶级分化。这几年来引起农村各种人的经济生活的变化的原因，除了天灾人祸以及个别从事投机活动之外，主要是：第一，家庭的劳动力与吃饭的人口成反比例；第二，家庭副业开展得好环；第三，会不会勤俭持家。如果三个条件都具备，生活上升都特别快。分析这些情况，有助于今后有计划地指导农民生产，和指导他们计划消费。 　　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干部中每每对待这三种人有糊涂观点：一是把新上中农与老上中农混同起来。我省的富裕农民层，主要还是土改的老上中农。原贫农、中农上升的新上中农还是较少的，而且即使上升了一般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不应当把这些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生活富裕的人，与老上中农等同看待。其中个别因有自发倾向而抵触社会主义，作为个别看待。二是把地主富农的守法，基本上守法，有一般的违法，严重的违法破坏的这四种态度，与农民中积极的拥护社会主义，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一般的动摇，严重的抵触的这四种态度混同起来。三是游民这个游离阶层没有另外划出来，以致往往使稍有一点缺点的农民与游民分子不分。这些都是“合作化后没有阶级界限了”的右倾思想的一种表现。鉴于象云南这样的新区，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来不及有一个阶级分化的空隙，所以我们认为：进行阶级排队时必须按照土改时的划分去排队，个别的人个别对待，以免混淆了阶级界限。 　　（三）鸣入、辩论的过程，一般是：第一步：党内骨干中先动员，主要是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到了乡（社），则是乡和社的支委和主要社干的会议，也用鸣放、辩论的方法，基本上弄清运动的目的，性质，思想界限，初步进行对各种人排队，大体上达到心中有数，把领导队伍组织起来。主要是解决三种人的思想：一是自己平时短处不多，受够了气，想趁此时机狠狠整一下富裕农民和自己认为调皮捣蛋的群众 ；二是有缺点的人怕烧到自己而反对鸣放；三是多数好心肠的人，怕“过去这一段没有鸣放都受不了了，现在什么意见都放出来，一人一条心怎么办”？或者怕“在农民内部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乘机煽动怎么办”？必须强调相信大多数，强调既要改造富裕农民，提高群众，又要切切实实克服我们的缺点，强调干部要沉住气硬着头皮听下去。只要领导骨干的思想通了，就能够放得好放得透。目前暴露的情况：除了落后乡（社）之外，一般的乡（社）中，基层干部和农村党员百分之七十左右是积极的，百分之二十——三十不同程度地有些习惯思想或动摇情绪，也是可以教育提高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团员大体上多一倍）变坏或本质上不纯，所以农村基层组织还是有战斗力的。 　　第二步是：通过队的、小组的会议与串连相结合，队和组的提意见和个别交谈相结合，达到各种人都把心里话说出来。其规律是：群众看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农看贫农，富裕农民又看群众。一般群众特别是中农每每怕“说出来受打击”，或者“可是只说不算数”；富裕农民怕“开站会”（象斗地主富农那样），怕叫做“右派”（在靠近城市的地区）。但是，只要反复交代清弄是人民内部民主讨论的性质，当积极分子带动群众，贫农带动中农鸣放开了之后，百分之六址左右的富裕农民跟着放，而且也每每先由一般的讲正面应付话，逐渐到心里话，最后到省数恶劣分子起来煽动。越是基础差、群众有准备的社或队，放得越彻底，甚至是富裕农民带头煽动。越是基础强，群众有准备的社或队，每每是贫农下中农一面放一面把富裕农民拉出来。为了放得彻底，仍旧要随时说服个别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争于顶回去。 　　第三步：集中辩论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或突出的问题。这时候在贫农和中农的串连，小规模交谈，田间酝酿，小组酝酿等活动更为重要，主要是依靠这些活动去提高群众和组织力量。有时在一个问题上也要一两个回合才能驳倒富裕农民的观点，例如：他们利用群众中个人主义、习惯势力的影响，叫嚷必须修改“三定”标准：“每人要七百斤干谷子才够吃，你们说可是”？“粮食嘛，把国家仓库开放放出来就都够了”，每每得到不少群众赞同，积极分子干着急，而临时陷于僵局；但当经过酝酿重新辩论时就又扭转。在辩论中，对于大多数群众，应当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便于提高；对于少数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农民，主要是批评和揭发。对重点人物的批判揭发，是辩论深入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思想斗争达到高潮的表现。一开始就集中斗争重点的富裕农民，对运动并不利。这种最后要重点批判的富裕农民，一般占其人口百分之二左右，其中百户以上大社可以全社性的批判一两个至两三个，多数在各队中进行批判；全社性的批判辩论大会只在必要时召开一两次，主要在生产队中批判辩论或者两个队合并进行，回忆算账对比，是启发农民觉悟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种核素的水平上，不容易使群众把切身利益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联系起来。因此，除了支部、社管会的发言之外，县委或工作组至少必须作两次报告一次在进行辩论之前，一次在总结辩论时，算国家的大账不敢当 地的小账相结合，讲大道理与当地的具体生动的事例相结合，才能系统地启发提高群众。 　　第四步：在总结辩论的基础上，讨论秋收种的分配，具体地制定方案。并且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边整边改最为迫切的问题，也集中在秋收秋种和分配上，如：清理和公布账目，合理解决收、种的定额、包工等问题，粮食怎样分配等等。 　　在一个合作社，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鸣放、辩论，大概需要二十天，全面鸣放结合整社，看来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 　　（四）对富裕农民的思想斗争中，涉及许多现实的经济工作，所以，在鸣放辩论中，包含着极并复杂的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而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晨露：干部中每每分不清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自发倾向，与小私有者落后的习惯思想的界限。不能够把思想上必须彻底批判与经济上要按政策办事统一起来，每每是思想上右而经济上左。例如：揭发富裕农民非法套购粮食和进行黑市投机时，主张象土改时对待地主那样出题目做文章，予以重罚多赔，而不管是否损害到他的正当劳动的收入；批判富裕农民不卖肥猪给国家而去卖黑市，但又不去肯定其多养肥猪本身的好处，甚至立即争于强迫其卖出，而养猪消极只等国家或合作社分配猪肉的人，都未受到教育；批判入农业社的铁匠由于收入较多，囤积粮食进行投机，但又甚至连他家庭多养猪扩大再生产也加以否定，诸如此类。因此，十分必要不断地使干部分清：正当劳动致富与投机剥削损人利己的界限，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的界限，纯商业活动与合法的自产自销农民贸易的界限，以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界限。以达到发扬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不发扬别的积极性，最后有利于促进生产，而不打击生产。 　　（五）在辩论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有的乡（社）在前段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末期，处理得比较草率，或者在辩论中他们又有所举动时，可以在辩论中另行处理，或在总结辩论时单独处理，以免与农民的内部问题纠缠在一起。 　　二、游杂分子作为一个游离阶层，确是农民特别是基层干部感到辣手的一个方面，总的说来，这些人在合作化以后大多数是在逐步改造的，但是也确有一部分习染很深品质太坏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消极力量。例如宜良几个社的统计：完人改好的百分之二十五，基本上改造好偶尔犯毛病的百分之三十五，基本上未改造的百分之二十二，反而变得更坏的百分之十八，对待这些人，没有必要专门集中去处理他们，但必须在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政治阴谋中，在批判富裕农民的自发倾向中，以及在整社时整顿劳动纪律中，去分别对待他们：好的予以表场，还有些毛病的批评教育并且加强监督，坏而屡教不改的集中劳动教养，犯罪的依法判罪。 　　三、落后社有两种不同性质：一是群众基础不好，骨干较弱，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实际操纵。主要是彻底打击敌人，进行正面教育 ，在扶持群众正气的基础上，树立民主的风气，去正面地解决粮食问题，统购统销，巩固合作社等等。二是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农民手中，不但自发倾向与前一种社同样严重，社内生产与分配问题同样严重，而且与党内不纯、未真正树立领导骨干的贫农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社的问题甚至比之前更复杂，工作更艰苦，每每不能依靠原来的领导骨干，而必须在强有力的工作组主持之下重新组织队伍。对原来的领导骨干，可以放到鸣放中考验，既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又不能粗暴地一脚踢开。经过考验之后，除了党内问题按党的原则办理之外，应当根据其表现，在调整社内职务上作必要的适当的照顾，如：正职降为副职，副职降为一般委员，有实权的职务（掌握财政，副业，畜牧等）调为没有实权的职务等等。此外，在较大型的合作社，每每有个别或部分的落后队，多属并社前比较落后的小社。其性质与落后社并无区别，可以在整社中由支部加强领导去解决。 　　落后社的面，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如宜良）占百分之十，在基础一般的地区（如富民）占百分之十二点五估计基础较差的地区可能更大些。落后队的面，随着每个社的基础与规模不同，有的不存在，有的有百分之十——三十在整社中需要认真地解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系统的经验，需要积极地控索。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 　　 （九月十六日云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 辽宁省当前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右倾思想未有得到彻底克服。在老战场右倾情绪有着很大克服，但有些单位仍不彻底，特别是在斗争不能深入地地区或单位，右倾情绪仍占主要地位。新战场普遍地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主要表现在： 　　（一）看不到这次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满足于已有成绩，想草率收兵。不少单位在斗争了已有的右派分子以后，认为完成了任务，就要转入正常工作，而不再进行深挖，锦州市没有发现右派的单位，普遍感到深入不下去了，有的局说：“全市开个大会吧，找几个发发言，批判批判就完了”。有的盲目认为本单位没有敌情尤其是某些党群机关，有一种“无敌论”，变为都是党、团员，有问题。安东市在八月底，已在一五五个单位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已经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只有五十五个，有许多新开始整风的单位，没有信心，认为全国已开展了反右斗争，再鸣、放、挖掘，也搞不出右派来了。不少企业干部愿意分工管生产，不愿搞反右斗争。 　　（二）没有认识这次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积恹战，有的对斗争根本不关心。辽宁艺术剧院副院长唐作云（省文化局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开会不参加，请假不准，擅自去千山野游。省人委服务厅地质公司有六十七人在开辩论会时上街买料子服，其中有核心组成员二人（一是副经理兼支书，一是监察室主任、大会主席）。锦州六中校长不参加斗争，斗争会时在办公室备课，批评他，他说：“鸣放时批评我不学无术，现在得用功夫。” 　　（三）对右派分子迁就姑息，下不了狠心。如锦州制药厂厂长（党员）对斗了二个右派分子工程师非常惋惜，在斗倒了一个以后，他说：“再斗倒一个厂子就得关门了”。省公安厅某处核心组成员王洪松提议以闲扯方式来代替严肃的说理斗争。安东市法院副庭长于振汉提出了许多右派言论，如说“肃反带来灾难”，“毛主席话不完全正确”，“入党是一俊遮百丑”，“农业合作化冒进，农民生活苦”等，而法院院长陈剑秋认为“是言词问题”，不支持下边揭发，在会上公开开脱他，说我们机关没有右派，当干部指出领导有右倾情绪时，他公然操纵支部作出“不准讲右倾”的决议，并要介绍于入党。 　　（四）敌我不分，积极分子队伍不纯，甚至有问题的人去指挥战斗。如抚顺市京剧团支书找了个有杀父之仇，肃反被触动过的干部指挥战斗。安东市镇兴区小学教员集中搞反右派共有四个队，就有两个队长有问题，一个是地主被斗，有杀父之仇，另一是地主成份，曾参与家庭反把倒算，并有反动言论。许多单位也发现积极分子队伍不纯现象，如安东市镇兴区集中小学教员搞反右派斗争中，有一名孙秀荣，土改时，其家被群众处死十九名，只他本人和叔叔逃跑未死，现在并有明显的反动言论，长期混在积极分子队伍中。更严重的锦州市在八月三十一日市委召开了全市积极分子一千六百多人的大会，交流经验，其中有党外民主人士，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右派疑似分子，还有被开除党籍，肃反中被斗的，鸣放中有些右派言论的，成份极为不纯。 　　第二，简单粗暴倾向，在斗争较深入的老战场较为严重些。 　　（一）空喊口号，简单逼问，不许右派申辩，。辽阳三中斗右派分子孙德光时，斗不下来，大家就喊“右派分子孙德不老实，送劳动教养去”。本溪洗煤厂斗王学语时，一党员问“你为什么骂共产党男盗女娼”？王说我没骂共产党，骂的是你，石说有人为证，问证人，证人说没听见，弄得下不了台。辽阳市工商联在斗争会上，用喊口号办法争取右派分子起义：喊“你交代问题就不是右派分子，如果把你揭发出来，就是右派分子”。严重的是，有的单位的领导上也向简单化引导，如省入委计量局领导小组在辩论会上号召群众说“我们斗争右派分子王雨田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要发言举手举的高，发言的声音大就说明谁的觉悟高”。有的单位只许右派分子认罪，不许申辩。鞍山钢校右派分子锡中凡发言时，积极分子把他轰下了台。鞍山冶金设计院右派分子在会上继续放毒，主持会议的支书不让他讲，并责备积极分子不反驳，说：“你们都死啦！” 　　（二）对右派分子采取威胁谩骂，踢打反省等错误手段。鞍钢中央试验室斗孟锡明时，金相宝主任、李应芬（支部委员）骂他是“混蛋”，孟反部“你为什么骂人”，李接着说“我就骂你，就是到法院也得骂你”,有人也拍桌子说孟不老实,孟又问他为什么拍桌子,并大哭大闹起来,拿钢笔要自杀,东冲西撞地要离开会场,有会把门插上,孟即假装昏倒地上,拉他起来又大闹,用力推人并连打自己的前胸,闹的无法,只得休会。省商业厅交电公司斗争右派分子陈绍汉时,有人指着陈的鼻子骂: “你是臭鸡子,人间败类,冷血动物”。旅大市化学制药厂斗争右派分子时,在椅子上写着“右派分子席”。阜新矿务局斗争房绪新时，给他家整个房间贴满了标语，在斗争会的麦克风上贴个“右”字。鞍钢卫生处斗争右派分子时，一人喊“右派分子是人是狗”？大家随着喊“叫他自己答复”。大连化学厂不让右派分子在办公时间抽烟喝水。阜新某校斗争右派杨某时，有人问“你是不是右派”，杨说“我不象右派，我有言论没行动”，又部“你不是右派，是不是左派”，杨说“我不敢下结论”，在此顶牛情况下，连续数次让他到外边反省十分钟。有的单位也发生了打人现象，旅大煤建公司批判右派分子李永强时，总支书记说“你说刑事处分和劳动教养你不怕，我们偏不这样作，今后就把你留在公司里长期改造，当活教材……”李插嘴高呼“我坚决响应你的号召！”当时引起公愤，一哄而起围了上来，并有人打了他几个耳踢了几脚。 　　（三）采取一些非常低级的手段，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庸俗化了。省人委有的单位在大字报上画右派分子怎样摸女人乳房，以及强奸女人等低级东西。更严重的把中间分子也在大家报上加以丑化，如省交通厅一个队长在会上说了二句错话，即有人在大字报上画成个兔子，并写上“你这个队长的位，也象兔子尾巴似的长不了……”。阜新海州露天矿斗争副总工程师袁乃勤时，群众喊“把他老婆拿出来看看”。 　　（四）特别是有些未挖出右派分子的单位，由于急躁情绪，错斗中间分子的现象也很严重。 　　第三、掌握政策不准、不稳。主要表现在： 　　（一）各地都不断的发生错斗中间分子。发生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误划为右派而错斗了，严重的是很多由于不很好掌握政策，或者对政策精神理解不清，乱打一能。如安东小学教员集中搞反右派斗争中，已发现对三十九个中右分子和疑似的分子在群众中进行了透逼斗争。有的当群众揭发了某些中右分子的言论之后，即不让参加斗争会，叫和右派一样去写检讨材料，有的写材料达二星期之久，这样被勒令写材料的中右分子达五十二名之多。安东市税务局把十一名中右分子当作疑似分子看待，放过一边不理，引起他们惶惶不安。旅大起重机厂在揭发了一百九十九个人中，经市委批的右派只有四个（本单位认定的是十九人），其余都是中间分子。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在中间分子中间引起非常紧张的气氛。旅大市银行二百七十中间分子有二十二个整天提心吊胆，怕说不一定那一天搞到自己头上。旅大市工商联情绪更为紧张，干部急着问“什么时间让我们检查”。省交通厅中右分子李旭财在会上说了句“有孩子不能作多少工作的女同志都应该叫他们回家”，便有十一名女同志（包括一名领导小组成员）连名写大字报声讨、控诉，骂李是狠心的狼，并画了丑化他的漫画。 　　（二）由于掌握政策不准，在加领导上有着一定程度的右倾情绪，把本应是右派分子的不划为右派。锦州石油公司办事处有人检举某一右派分子，支书即不研究也不上报，另一领导小组成员说“你不报我报”，结果市委审批为极右分子。锦州食品公司组长张庆祥（私方），对着毛主席象连打带骂“你还不死，我受了多少委屈”，还保留了一些金元卷，还未定为右派。该市工商联副组委孙集庭企图推翻左派组委夺取领导权，而市委认为“反工商联也不是反党”，未定为右派，有的人骂共产党员是“特务”，还认为骂得太零碎了，不够系统”。 　　（三）把疑似分子也同右派一样进行了斗争，其中难免把许多中间分子斗了。大连车辆厂把未批准的四十一个疑似右派分子都斗了，名义是批判，实际和斗右派没有二样，只是没带帽子。沈阳市河区制乐学校领导上认为不斗发动不了群众，把疑似分子都斗了。鞍山市把疑似分子都统计在右派一起，也是不够妥当的。 　　第四、不进行艰苦的发动群众，积极争取中间的办法去开展斗争，挖掘右派，不是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的作法，而采取非群众路线的作法，这也是较为严重的问题。 　　（一）“普遍检讨，互相揭发”。旅大市党政群机关都推行了这种作法，在工业的经验交流会上还作为一项经验进行推广，抚顺市也有的单位，挖右派分子用党团员告密，在中右分子互相揭发，自我检讨等办法，并规定不揭发者以包庇右派分子论处。这种作法不仅造成了紧张气氛，更严重的会转移挖掘、斗争右派的视线，误伤了中间分子。 　　（二）斗争右派采取所谓“攻、压、劝”相结合，实际是诱供逼供的错误作法。安东市小学的反右派斗争，采用这种作法。是抓住一、二句话，便按照自己的主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想法硬住上套，经过三番五次的追、套，符合了自己想法才罢休。如浪兴小学教员宁长生在小型辩论会上讲完了听他哥哥说合作化前用牛种地，现在用人拉（指宅旁菜地）的话以后，积极分子就按照予定计划进行诱导、追问。如说：“你哥哥对合作化不满你能满意吗？你哥哥那样讲，你能不参言吗？你既然不满，就会有不满言行”“有不满言行你就会骂”宁不承认，又劝他承认。并主观地追问“你说房子坏了社里不给修是干部不好，对干部不满就是对合作社不满，对合作社不满就是对合作化不满，你为什么不承认呢”？等等。他们用这种办法搞出了十九名右派分子（目前正在复查）并对三十九名中右分子和疑似分子用这种办法进行了斗争。这种错误作法，必然要伤害中间分子。还有的对右派分子采取和谈的办法，不拿到群众中进行说理斗争，怕增加右派分子的敌对情绪，安东市镇兴区小中有四个右派分子，三个进行和谈。 　　（三）采取“自由结合，自找对象，包打右派”的斗争办法。阜新煤校群众自发成立什么时候“尖兵队”“赤卫队”，自找斗争对象，无领导的乱斗，在学生中斗了五个，就有四个没经批准，很明显的有二人斗错了。提出批评时，校长还思想不通。 　　（四）在大报上无领导地乱揭发，对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同样的揭发批判。本溪市委机关这样作，并推广了这种作法，造成敌我不分，误伤好人，如市委机关揭发右派的大字报涉及到十八人，其中已定为右派的只有四人，这些被“上报”的人，有的睡不好觉，有的吃不好饭，有的痛哭流涕。对待这些人的语气也和对待右派一样，说什么“你赶快向人民交代，只有交代才有出路”，“你要夺取领导权是妄想”等等。 　　第五、边整边改各地已引起注意，并已解决了许多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还有一些单位对积极处理人民群众的意见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改进工作的狠心不大，有的认为领导上事多，反右派忙，这些事以后再说。因此没有摆在工作日程上认真地加以解决。许多单位对改进工作无人负责，象鞍山市委和市人委机关都无人管理这项工作。 　　（二）有的单位也出现了无原则的乱许愿，浪费现象，对目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和无理要求也不感进行正面的交代、教育。如本溪市有的单位给测量人员发了蚊帐，有的单位就没有，还有的单位经锻工发鹿皮手套。沈阳市有的单位派人到天津为职工买理发吹风机，购买家具就花了近万元。沈阳还有的工厂根据群众意见干部浴池拆掉，重新修建儿童浴池，浪费很大。 　　（三）辨别不清问题的矛盾性质，把善意批评认为是右派议论，缺乏严肃处理精神。如安东市农林局有人提出“对技术人员信任不够，对政治要求和生活照顾不够”问题，而该局短答复说“此人是否是右派分子尚未确定，因此，暂时不能处理”。另一单位有人提出“合营棉织厂公私共事关系不好，对私方人员不信任”等问题，该厂支部说他是“胡说八道，向党进攻”。 　　第六、组织领导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当斗争日趋深入，战场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市委的领导越应加强深入具体的领导，而有的市委粗粗拉拉，深不下去的作风是很严重的，象安东市小学教师反右派中发生的严重而又带普遍性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坚决纠正。锦州市委召开的一千六百多人的积极分子大会，发生严重不纯的现象，都是和市委领导不深入分不开的。 　　（二）有的市还没有建立一条反右派斗争的坚强战线，象鞍山市委整风办公室很长一个时期没有专人领导，兼职的领导人也不固定，有时由李健之同志领导，有时有何辛同志领导，下边的干部象组长等人也是兼职（最近已固定下来）。旅大市委整风办公室也不够健全，人手很少。 　　 （摘自九月二十日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郑州市国棉三厂在全体职工中开展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经验和问题 　　国棉三厂一九五四年投入生产，全体职工六千三百人，工人来自四面八方，除本省农村新工人外，其他新老工人由十三个省一百三十个厂调来，情况较复杂。此次鸣放除厂警、调离学习的、有病的等未参加外，其他全部参加了整风运动，从九月六日至九月十六日鸣放阶段基本结束，兹将鸣放中感到的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 一、领导上坚定的相信群众多数，及时解除各方面顾虑是鸣放起来的关键 　　首先是厂级领导干部的顾虑：怕鸣放不开，如说：“反右派噢噢叫，谁傻瓜，谁还鸣放”；怕鸣放起来形成闹事，影响生产，如说：“咱厂闹住房，闹家属就业、技术升级、调爱人最厉害，涉及面很广，长期未解决，很容易引起闹事”等。根本原因是缺乏阶级分析，缺乏相信工人群众多数，对我力量估计不足。解除顾虑的方法，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统一认识先进、中间、落后的的力量，党员一千一百人，团员二千二百三十人，其约占全本职工的二分之一。一九四九年前的老工人约占三分之一，党、团员、老工人，先进的带领中间占绝对优势；我们几年来，有了一套政治工作秩序，工人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党支书以上领导干部较强，党的威信是高的；工资改革后，工人群众的吃饭、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工人中动摇、妥协、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少数的；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中阶级异已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群众中孤立的；真正闹的是极少数，就是闹也不应怕。厂一级领导统一了认识，下了放手鸣放的决心。 　　其次是解决中层干部的顾虑。他们和工人关系最直接，意见最多。因而他们怕火烧自身，怕上大字报，有些发慌苦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上大字报，就要解释，要反驳等。领导向其说明整风的伟大意义，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是整风最有效的方法。从厂领导到工段领导，每个人都要虚心的认真的听取群众意见，正确意见，坚决迅速的改进，不合事实的，为了充分的让群众提意见，现在不作解释，错误的言论，暂时不反驳。对坏分子反动言行鸣放后要批判，辩明是非。逐步交底，解除顾虑。 　　第三、工人群众中，大多数人无顾虑，少数人有顾虑，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顾虑有三：一怕提意见不解决问题；二怕领导印象不好，给小鞋穿；三怕戴右派分子帽子。前两种顾虑经过解释，基本上解除了，后一种有顾虑的人，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或人个历史不清，进厂后不断闹事，违犯劳动纪律，不遵守操作规程，是在群众中出名的人，也是要批判的重点人。顾虑不好解除，也不好解释，只向全体工人讲整风意义，号召有啥说啥，有多少说多少。事实证明，一旦工人群众动起来，这些人就趁机鸣放起来，顾虑只不过为掩盖他的反动言行而已。 ## 二、放手大鸣大放 　　能否鸣放起来的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大胆放手。三厂这次鸣放的特点，领导相信群众多数，放手鸣放，运动进展迅速猛烈，未出问题，生产秩序良好，表现了民主生活空前的大活跃。先以分场分单位，总支书进行约半小时的动员，号召每个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帮助党整好风，把工作改进好。领导并给鸣放以充分条件，用席建立大字报鸣放园地、设接待室（党、政、工、团负责人轮流值班）、意见簿（每班两个、车间、宿舍各一个）、写信、小组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鸣放。很快即形成鸣放高潮。从九月六日动员到九月十六日止其计十天，实际鸣放仅二十八个小时，已掀起了鸣放高潮。参加鸣放的五千一百零八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九十八，在小组会、大组会发言的人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九，基本上作到了人人说了话，有的工人四、五次发言，共提意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六条，写大字报二千三百多份（一份一至三张）。 　　经过领导分类排队，按照意见的性质：（1）正确的，从工作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帮助改进工作的八千四百九十六条，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七八；（2）有的要求过高，不够实事求是，但态度较诚恳的帮助改进工作的二千二百七十七条，占百分之十八点七；（3）错误的，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一千一百条，占百分之九点零三；（4）反动的言行三百零三条占百分之二点四九。 　　按照不同方面排队：(1)属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方面，领导作风不深入，不接近群众，态度不好的五千五百四十二条，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二；（2）属于分配方面的意见（如生活福利、工资技术升级、家属就业、文娱、房的分配等）三千六百九十九条，占百分之三十点三八；（3）属于生产管理方面的一千九百八十条，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六；（4）对党的各种运动，对党的政策（如肃反、三反、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及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四百四十一条，占百分之三点六二，其他方面五一四条，占百分之四点二二。 　　上述意见向厂领导提的占百分之十九，向科室提的占百分之二十四，提意见较多的是向车间、工长约占百分之五十六，因中层干部和工人关系直接，这合乎情理。其余是工人之间（包括揭发坏分子的）的。鸣放的规律，一般先向厂，再向科室，再车间、工段，再工人。 　　从鸣放意见分类排队：（1）教育了领导，深刻而具体的认识到三大主义的严重性，必须下定决心，克服“三大主义”割掉尾巴；（2)提高了警惕，澄清了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底，查出四种反社会主义分子一百七十一人（包括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其他坏分子），大约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从已整理的四十九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中，男四十人，女九人；团员十一人，转建军人十人，一般群众二十八人；新工人三十八人，老工人十一人；出身地主九人、富农二人，资本家二人，商人三人，中农九人，贫农一人，城市贫民八人，工人四人；本人成分，学生十三人，工人十五人，农民四人，旧军人六人，旧职员二人，商人一人，解放战士二人，贫民四人，流氓二人。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干部（右派分子）出主意，找工人代理人进行活动，转移视线，工人中有问题的通过无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鸣放，写别人的名或联合签名，找护身符。平常串连结伙，鸣放时互应互援，扩大事实，造谣煽动。如一个小集团，从科室到工人，牵涉十余人，早想反党的领导，制造“匈牙利事件”这次鸣放趁机从进攻保卫科和一个党员干部入手，进而攻击党委领导。头一张大字报，就是诬蔑保卫科包庇某某干部强奸女工案，随后一连七、八张响应。要求调回审判，再接着就攻击党委说：“三厂党委再次包庇强奸案”，并造谣说：“党委书记、工会主席不叫搞通此事情，如贴大字报，贴到无人地方去”，借此煽动群众，一时造成了群众认识混乱。（3）锻炼了工人队伍，考验了党、团员。工人中党员在这次大风浪中动摇叛变的四十人，占工人党员的百分之五，有的骂党，反党，和党外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流合污。干部党员中八人有问题，占干部党员的百分之四，已经划成右派的有三人。团员中有上述问题的一百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为整党整团、纯洁党团组织，奠定了基础。 ## 三、认真做好整风边改进工作，是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性问题 　　厂党委领导，对整风的目的意义比较明确，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边改进工作，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1）常熟决定把改进工作当成一项中心工作看待，从厂到车间组织了改进工作组，对群众提意见作到认真地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分类排队工作，改进工作。专职人员从五十人，增到七十人，重点抓小组记录，整理大字报，作到条条集中，件件整理。（2）党委决定从厂到车间党、政、工、团负责人都是改进工作组的成员，每天抽两点钟时间研究改进工作，阅读改进工作材料，并轮流值班，接待工人群众。厂领导人主动下车间看，属于厂长的随记下来，能解决的立即解决。属谁的交谁处理。车间首先解决车间能解决的，解决不了的，报厂领导解决。从上到下形成以严肃谨慎，认真负责的改进工作的风气。就在鸣放的同时，改进工作三百零五件（包括六千条），占正确意见的三分之二，其中：改进领导作风三十件，占百分之九点八三；改进生产管理一百五十六件，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一五；合理改进分配方面的意见（包括生活福利、工资、技术升级、文娱评比奖励、房子分配等）八十五件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七；加强思想教育，改进组织建设的十九件，占百分之六点二三；其他方面十五件百分之四·九二。 　　处理方法：基本上从什么地方提就从什么地方解决；须要多大范围公布。在原鸣放园地设答复栏。南织车间缺加湿工具，工人曾提三个多月都未得到解决，影响质量，工人不满，这次提出，第三天即补发了加湿工具，解决了生产关键。由于领导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负责改进工作的作风，给工人群众很大鼓舞。突出的起到两种作用。第一是推动了鸣放的深入开展，真正使群众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第二是直接推动了生产。工人生产情绪之高涨从来未有，八个车间出勤率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保全、动力科出勤率百分九十七——九十八，筒然车间大部分工区，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七、八月份出勤是百分之八十二——八十五），是建厂三年半来没有过的现象。不少工人执行工作法，学习先进经验较前认真起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现象普遍出现。各项指标有显著提高。一细车间坏纱计划平均十五个，实际平均出六点八四个，降低八点一六个；清洁工作法得分，计划八十四分，实际得九十一分，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六。二细车间对华达呢千台时折坏布次数，九月上旬与八月份对比：羽毛纱由四点零九次，降低为一点八九次；竹节纱由四十五点二五次，降低为二十九点一七次；粗紧纱由十三点二一次降低为十点六七次。筒撚车间撚线每台班疵品零点零一二个，比计划降低百分之六十。并筒疵品比计划降低百分之七十四。在四百六十一个挡车工中，消灭疵品的三百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三，平布车间出现七个没有出次布的工区，还自动提出开展提高质量运动。如南织车间提出开展“无次布能手”运动，有的提全月无缺勤口号，已有准备、整理、南织车间、细纱第二车间等车间自发的向党委报喜的现象。党委认为，这是合乎规律的。由于领导虚心接受群众意见，进一步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解除了隔阂，解决了群众合理要求，鼓舞了群众生产热情，领导群众一来一往。 ## 四、方法步骤的研究 　　从三厂发展情况来看，基本上可分四步：第一步，放手鸣放，两个星期可结束；第二步展开大辩论。以上两步同时改进工作。争辩包括两种性质，针对四种混入工人阶级队伍，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论点的批判，孤立丑化之；二是工人内部的辩论，以中央指示的辩论题目，结合本厂情况进行辩论。这两种争辩：先打击坏分子，能使广大群众划清敌我界限。但可能影响辩论中进一步暴露；在基础较好的单位可先辩论，对坏分子放一放，使之进一步暴露，再批判。可交插进行，出题辩论、批判反动言论，系统提高认识。第三步整党整团，开职工代表会，总结改进工作。第四步修订制度。巩固成果，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划，制定下年度生产计划，制订先进指标，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竟赛的热潮。 ## 五、应注意的问题 　　（一）整风生产两不误的问题，首先领导分好工，是两不误的有力保证。除党、政、工、团负责人分工外，党委书记要重点掌握整风，但必须照顾全盘。其次作好时间安排。三厂在鸣放期间以星期一（一整天）星期二、三、四，三个业余时间为鸣放时间；星期五业余时间机动；每星期十三个轮班生产，星期六全天为工人生产活动时间。抓住生产关键性问题进行讨论解决。 　　（二）鸣放中应注意：（1）对要害部门的人员及早审查，防止事故。（2）工人在互鸣中，除对坏分子揭发外，领导要注意主动解决，因互提意见引起打架的现象。（3）鸣放与改进工作后，工人情绪高涨是可贵的，也是必然的，不少工区出勤率百分之一百，就是证明。但领导上要注意带病和孕妇上班，造成事故，或不能持久下去，领导要主动照顾这些人，一般能保持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出勤率，应视为较高的正常的。要坚持下去。 　　 （九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 郑州市工业交通企业整风试点的情况和问题 　　一、工业交通企业整风的六个试点（铁路分局、国棉三帮、国营纺织机械厂、国营油脂化学厂、公私合营动力修配厂、地方国营合作油厂），二万二千余职工，先后于九月上旬开始，动员大鸣大放，大约四天到一周的时间即形成鸣放高潮，截止九月十一日不精确的统计，已张贴大字报三千九百九十五张，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意见三万余条。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以上的职工通过小组会、座谈会、大字报、意见簿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般规律是党、团员、积极分子、青工先发言，中间分子跟着发言，落后群众观望一段之后才发言，有问题的人一般是开始沉默、看风向，高潮到来后，积极幕后策划，找代言人，直到自己出面发言。绝大多数意见是善意的和正确的，对改进领导、整顿作风有很大意义。但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反动言行也开始露出苗头。从当前整理起来的材料看：有关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如领导不深入，不接近群众，不听取群众意见，不关心群众疾苦，解决问题不及时等约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四十——五十；有关生活福利，包括工资、升级、就业、住房等方面的意见约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三十——四十；有关社会主义重大措施与政策性的，如肃反、干部政策、统购统销、合作化等约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十——二十。一般的规律是先工作作风、生活福利等问题，到政治性政策性的问题，最后暴露反动论点。这些意见的矛头大都针对各级领导。据统计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意见是针对中层干部（车间、工段）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针对厂级领导和职能科室，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是职工之间互相的意见，按现在情况估计这六个试点九月十五日左右全部形成高潮，二十日鸣放基本上告一段落，转入大辩论。一般说来，鸣放需要半月到二十天的时间。 　　二、如何开展鸣放 　　（一）克服右倾思想，正确认识鸣放的目的性，相信多数，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六个试点的大鸣大放是全市大专学校、机关、工厂科室大鸣大放之后正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下开始的，特别是党内进行了一般反右倾的思想检查。因而在干部中产生两种较普遍的错误认识，一种是对“能不能鸣放起来？”发生怀疑，缺乏信心，不相信群众多数，看不到有利条件，怕不能暴露反动言行。由于这一种思想支配，在行动上有些单位就决心不大，过多的估计发动群众困难，采取了过多过细的步骤，推迟了运动的开展。但在有些单位放手发动一触即发，高潮迅速形成的事实下，这种思想逐渐克服了，另一种错误思想也是较普遍存在的，对鸣放的意义、目的性认识不全面，只注意了暴露右派和坏分子，忽视了在职工中鸣放更重要的是听取正面意见，克服三个主义，改进领导改进工作这个目的。也有的是怕放火烧了自己。我们批判了以上这两种右倾思想，说服大家相信群众多数，并从全国阶级斗争的大形势来看问题，强调大胆放手，诚心诚意倾听广大职工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同时提高警惕，提高嗅觉，注意反动言论和行动。 　　除此而外，中层部分干部，特别是一部分不摸底的同志存在着怕“搞乱了”、怕“影响生产”、怕“烧着自己”、怕“过火了”等顾虑。职工群众在刚运动之后，也有三怕：（1）大多数的人怕提了意见不解决问题，对我们改正缺乏信心。（2）少数人怕提了意见遭到报复打击，给小鞋穿。如有的工人说：“提了意见是否还能升级”、“提了意见，再出差错可吃不消”、“不要因为提意见丢了饭碗”等。（3）极少数有些问题的人，怕提了意见当右派斗争。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和改正决心，并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群众顾虑可以迅速解除，高潮迅速到来。 　　（二）鸣放开始前，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开始之前不要为细过烦的准备工作而限制了运动的开展，但准备工作还是必要的，一般应有三个准备工作：（1）职工政治情况的粗略摸底，排一下先进、中间、落后和四种分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队，作到心中有数，便于掌握运动，国棉三厂的粗略摸底，四种分子约占百分之二——三；（2)武装骨干（总支书记和总支委员）、调配加强小组长，有些右派疑似分子，不让作小组长，配备政治可靠，有文化有记录能力的人作记录，这一条很重要。记录用活页本较好，便于每日整理。抽调专职干部建立材料组，集中分析研究整理材料，这是一个浩大繁重的工作，忽视了就要被动。几个点的经验，要抽职工总数百分之一——二的专职干部脱产搞材料工作（小组记录不在内）。（3）准备鸣放工具，开辟鸣放园地，纸张、笔墨、黑板、意见簿等，创造鸣放的有利条件和气氛。 　　对群众意见的收集统计分析研究整理工作必须加强。已有以下方法：(1)关于大字报：A、原来是抄，一个人一天抄四千字已很疲劳，高潮时一天千余张，不胜其抄；B、动员群众交大字报稿底，群众愿意交，群众是十分珍惜自己的意见的，恐怕丢失了领导见不到；C、定期揭掉保存，此法为好。（2）关于记录整理：A、转账归户，每天过户头的；B、专人专题，专人专集，党、政、工、团各收集各的有关意见，一个人专收集某一个人的；C、印表登记收集。总之，材料最好作到一日一清，不然越堆越多无法收拾。 　　（三）坚决观察边整边改方针，在鸣放期中应该边鸣放边改正，各级有权改的，自已改，立即改，改了要作宣传，大字报或黑板报公布。鸣放期中领导干部除研究领导运动外，就是集中力量抓改正工作。国棉三厂党委作了决定，鸣放期间，各级领导干部每日必须用不得少于二小时的时间研究贯彻改进工作，现在主动已改进三百零五件，不仅直接推动鸣放的深入开展，而且鼓舞了群众生产热情，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三、维持生产秩序，正确解决整风生产两不误问题：工业交通企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有计划的持续生产，任何运动不能影响生产，大鸣大放会不会影响生产呢？只要注意了干部分工和时间合理安排，不仅不会影响生产，而是大大的推动了生产。国棉三厂鸣开始后，三个车间出现开工三年半以来空前未有的好现象，筒撚车间大部分工区，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一百，纱布主要指标均超计划完成。其他单位均证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科室技职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整风、生产两不误，一般是这样处理的：（1）从厂、车间、工段各级领导干部均有明确分工，有人着重专管生产，一般都是由行政负责干部管生产的；（2）时间严格划分，生产时间生产，业余时间鸣放；（3）行政向职工宣布鸣放期间几条规定（约法三章）：A、鸣放不准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不准鸣放，服从生产指挥，生产管理干部认真负责管理生产；B、车间内不贴大字报，以免分散工人注意力，造成事故影响生产和人身安全；C、不准打架斗殴，只准动口不准动手；D、不张贴两性关系的大字报等。 　　四、党、团内部要不要交底？经验证明：是动员鸣放时不交底，和群众一齐动员，号召党、团员和群众一齐鸣放，形成高潮后，对党、团员考验一番再看火候逐步交底，如高潮形成、中层干部压力很大，有问题的人开始活动时，应及时交底，不然易于使他们滑过去。这样作的好处是：（1）考验锻炼党、团员；（2）对发动群众有利，党、团员也鸣也放，群众减少顾虑。事实证明，在鸣放中也暴露了党、团员中的疑似分子。铁路局党支部委员就骂“人事科、劳动工资科都该枪毙”。也有诬蔑我们肃反、双统政策的。 　　五、关于科室反右派斗争和鸣放的结合问题，由于科室过去鸣放鸣放不够，应在工人鸣放中补上一课，我们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科室和工人一齐鸣放，地原来正在科室围攻的右派分子，也准他鸣放，鸣放结束继续斗争；一种是边反右派边鸣放，有右派科室一边参加鸣放，一边进行反右派斗争，可以同时进行。 　　六、下一步怎样办？六个试点九月下旬可先后转入大辩论，注意总结大辩论经验，注意一定要放透再转，避免夹生，所谓放透其标志主要的应是一向不爱说话的人和有问题的人开始“鸣放”。第一批其余的十九个单位，在九月二十日开始全面大鸣大放，为了使地方工业党委取得经验，第二批可选择一、两个小厂开始鸣放。 　　 （九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 辽宁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问题 ## （一）三级干部会议情况 　　各县、市相继在八月底和九月初都召开了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一般开了七、八天，多者十三天，少者五天。会议的规模，一般县都有一千二百人，多者达到三千多人。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基本上是两种开法：一种是由县委提出几个模棱两可的题目（如阜新、宽甸）让大家先鸣放，鸣放后再进行辩论，县委领导上在适当时机做一次正面报告，这种做法，好象开始有些混乱，难以掌握，但暴露思想问题比较透，经过适当教育，思想问题解决的比较深透，所以这种开法较好。另一种开法是大体上套省里开会的样子，就是先做大报告，把正面的东西先交代下去，然后讨论这个报告，一边讨论，一边鸣放，这样做法的地方，有的鸣放的较好，有的就按正面意见讨论下去，把反面意见就压回去了，这种开法不够了好。但总的看来，不管那种开法，这次三级干部会议都有很大的收获：（1）使广大干部对目前农村形势有了正确认识，也使基层干部澄清了许多糊涂思想，对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方针政策和基本做法都基本上明确了。据四十个县两个市的统计（沈阳、旅大），在会议上未解决思想问题的，仅占参加会议人员的百分之三——五。（2）对各级领导来讲，通过这次会议的鸣放和辩论，基本上弄清楚了农村干部的政治面貌，这对今后改进领导提高干部和整顿组织准备了条件。 ## （二）当前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进展情况 　　据四十个县两个市（沈阳、旅大）统计，三级干部会议共抽调县、市直属机关干部六千四百四十三人，其中县委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七百零九人，区科级干部九百七十二人，一般干部四千七百七十二人。各地并普遍训练了基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预计可达六十多万人，目前这一训练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据十五日对四十个县和两个市的了解，目前已展开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大辩论的乡六三九个，占四十个县两个市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社二千二百五十七个，占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总之这次运动，无论就训练干部的人数来说，抽调干部的数量来说，运动的规模声势来说，都是空前的，正如有的干部反映说：“这是土改后的第一次，是第二次土改”。 　　各地一般是在秋收前（国庆节前后）集中搞粮食问题的大辩论，结合做好秋收的准备工作和分配的准备工作，秋收开始时，将大鸣大放大争暂告一段落，集中全力搞好秋收和收益分配工作，但也进行一些反隐瞒、反偷盗的思想教育工作，待秋收后，结合整社再进行其它内容的大辩论，预计春耕前结束。 ## （三）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农村出现了新气象 　　1、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受到了初步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反动气焰被击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邪气大大下降，正气上升了，社会主义政治空气又浓厚起来。如安东市同兴乡和平社，经过二十多天的大鸣大放大争以后，有五户不法地富分子，经过发动群众揭发和斗争已低头认了罪，三十多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上中农，经过教育批判之后，表示改正错误，坚决走社替主义道路，在社内好好劳动。宽甸县石湖沟乡经过大辩论之后，反动摇言听不见了，经常外出搞投机捣把活动的也不搞了。 　　2、树立了贫、下中农的优势，巩固了贫中农的团结，更加坚定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如凤城县永兴乡经过大辩论之后，贫农、下中农直起了腰板，说话硬气了，中农更加向贫农靠拢，原来有三十六户声言要退社的表示不退了。开原八棵树乡农民为了表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愉快心情和反对资本主义言行的决心，编出一首歌谣：“我们知道过去受的苦，三天两日锅里没米煮，那种生活牛马都不如，身上衣服补了又补，种地无犁用镐勾土，打下粮食不够交租，谁说过去生活好，那只能是富农和地主，今天实现了合作化，贫困饥饿去不复，有人说不愿意合作化，那纯粹是帮助地富虎，谁要破坏我们这条幸福路，我们就敲碎他的脑瓜骨”。 　　3、端正了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政治方向，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清原县湾甸子区农民以“五有”、“八没有”、“七好”的具体内容形容新社会无限美好，这就是新社会人人有自由、人人有地种、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没有剥削、没有大烟吗啡鬼、没有小偷和土匪、没有饿死人、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恶霸土豪、没有敲诈勒索、没有勤劳俸士、没有抓劳工。合作化好、生产好、生活好、物价稳定好、党的方针政策好、干部作风好、毛主席领导的好、社会主义好。西丰县忠信和元宝沟两个乡二十九名干部中有十三名原打算不干，这次都作了检讨，表示坚决干下去。 　　4、节约粮食、卖余粮，并为今年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岫岩且有的农民经过粮食大辩论后，了解了国家粮食情况之后，就埋怨干部说：你们早就应该把国家粮食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不会伸手向国家要粮，还要替国家和毛主席分优。铁岭二区孤家子，过去有不少人吵吵粮食不够吃，经过辩论之后，没有说不够吃的了，并有一户上中农自动的要卖给国家三百斤余粮。 　　5、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高涨起来，对当前生产有了很大推动，并且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宽甸县石湖沟乡二社二队有四十三个劳动力，过去只有五、六个人干活，现在已全出勤了，七天的时间已拔完田间的大草。西丰县共产主义之路一社在运动之前，生产进度迟缓，计划攒粪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九车，只完成一千八百三十六车，有三百四十四·七亩水稻未拔二遍草，受蚜虫灾害的高粱有六百四十四亩，当时只捕灭一百零九亩，社员出勤率公占百分之五十，经过大辩论后，社员出勤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组织了二百一十七人捕灭六百四十四亩高梁蚜虫。 ## （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1、部分干部对运动的目的认识不够清楚的，斗争的锋芒不明确。 　　较普遍的对搞不法地富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赌博、二流子、破鞋等感觉兴趣，有的甚至提出解决“三大难斗”即解决地富、二流子、高小手业生。有的干部说：“就是贫农和下中农仗着成份好，经常捣蛋，这次要好好整一整”。在少数地方曾发生了简单粗暴的做法。康平县到十六号止共发生打人六十多起，其中打了地富四十五人，中农十二人，贫农三人，并有三人已经自己吊死。另外也有部分地区产生松劲情绪。 　　2、部分干部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注意放手发动群众。 　　有的干部对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有顾虑怕搞乱了，怕鸣起来不好收拾，也有的怕点火烧到自身，在粮食问题上认为多数群众对统购统销不满，如许家乡总支书记周本宏说：第三生产队和青年队有八十多户，只一户余粮，一户自足，其余都缺粮，这靠谁呢？有的地方不去发动群众就是几个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单枪独马的活动。 　　3、关于贯彻阶级政策，少数地方对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不坚定。铁岭地区有的干部要把所谓挑皮捣蛋，生产不好不服从领导的下中农、贫农整一整，有的讲：“土改整地富，这次整中农”，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不该斗的斗了，如新民县大民屯四个乡斗争一四八人，其中地主三十八名，富农十三人，上中农十二人，下中农三十二人，贫农五十三名。 　　4、有些地方对边整边改的精神认识不足，对群众提出的意见不加分析，不加区别的一律批判，凡是不合自己口味的意见就加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堵塞群众言路。 　　5、对生产和分配的准备有些忽视。对生产和分配研究的少，安排的也不具体，生产中有些问题也不去解决，分配准备的差也不抓紧去搞。 　　 （摘自九月二十三日辽宁省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陕西省反右派斗争情况 　　从五月初旬到现在，陕西省已经有两批单位开展了整风运动。第一批，五月初开始的，包括省级、西安高级的机关、团体、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等单位。参加整风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共六万零四百零一人。这一批单位，目前正在广泛深入地进行反右派斗争。其中走在前面的是省市两级的机关单位，对于右派分了的搜索比较彻底，发现了的右派分子多数已经彻底驳倒，截止九月二十日止，已经有二十八个单位转入着重整改阶段，其余大部分单位在九月上旬内和十月份都可以转入着重整改阶段。各高等学校在上学期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只是掀起了一个斗争高潮，打胜了一个大的战役。经过暑假期间的整休以后，现在各高等学校又开始了斗争，大体还得两个月时间才能转入着重整改阶段。其他民主党派、工商界、文艺界、戏剧界、科技界、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也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深入地进行。 　　第二批，从八月初起陆续开始整风的，包括西安市的区级机关团体，市级机关的附属单位，中等学校，公立医院，五个专区级和六十四个县（市、区）级的机关、团体、中等学校和一百六十八个大型的厂矿、基建和交通运输企业单位等，参加整风的约有十八万五千人（不包括厂矿、基建和交通运输企业单位的工人）。这一批单位，目前已有五个专区级和三十二个县（市）级转入反右派斗争阶段，其余单位正在大鸣大放。从这一批单位的情况来看，只要领导干部有信心、有决心、不怕火烧自己，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还是可以搞起来的，不但善意的批评意见可以放出来，反动议论、右派分子也可以暴露出来。这些单位的整风运动，有了中央和省市的经验，只要加强领导，是有把握搞好的。 　　现就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情况和作法，汇报如下： 　　（一）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问题。截止九月二十日，上述第一批整风的单位，已经发现的右派分子共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占参加整风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六。其中极右分子三百零六人，占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九点二；在报纸上揭露批判的五十六人，占极右分子的百分之十八点三。反右派斗争初期，由于各单位对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不够明确，往往把一些肃反中被斗，在这次运动中发了些牢骚的人，把有些右倾思想或有一两点右派观点的人，对本单位领导同志或某些工作提出一些偏激或错误批评的人，或者思想落后，历史上有些问题的人排为右派分子。所以到六月底止，右派分子的总数曾经一度达到一千零八十三人。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真正的右派分子那时候还没有揭露出来。七月份内普遍复查了一次，到七月底止，右派分子的总数又下降到八百三十六人。经过发动各单位批判右倾情绪，普遍地深入地搜索以后，又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五百八十八人，较七月底数字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以上。现在省市两级一百六十二个单位（按厅、局级计）中，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只有二十六个单位。八月份以后新增加的这一批右派分子，因为是在斗争走向深入，群众觉悟提高的情况下搜索出来的，所以他们中很多人是比较隐蔽的幕后活动分子，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中揭发出来的。现在党员右派分子有一百一十二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一；团员右派分子有三百三十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四。最近各单位又在进行复查，检查有无错排的现象，同时注意搜索漏排的右派分子。看来错的情况不多，增减相抵，总的趋势还是增加。特别是高等学校斗争深入以后，估计还会有一大批右派分子被挖掘出来。采取这样反复地进行搜索和复查确定下的现在这一千多右派分子，一般地说是比较准确的。这就有利于做好反右派斗争的基础工作，使我们不至于再象过去在肃反运动中那样，一直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来进行讽别，容易造成被动。事实证明：中央指示的“斗到底、排到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二）关于对右派分子区别对待的斗争策略问题。运动初期，由于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许多右派分子怵目惊心的丑恶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中间分子对于反击右派，认识不足，还在怀疑观望，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言论有些问题抱有顾虑；同时，除了在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的一部分明显的牛鬼蛇神以外，我们对群众中的左中右界限还不完全清楚，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办法是所有的反动言论都要加以驳斥，开展大放大鸣大争，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是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不可太多，物别是拿到报纸上公开批判的右派分子更要准确，要有代表性，一提出来就容易得到舆论的同情。接着并规定了关于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右派分子的批准程序。但是在群众逐渐地发动起来以后，在实际斗争中又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对于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不善于加以区别的现象。因此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了以下五条区别对待的原则：（1）对于极右分子必须点名批判、戴右派帽子，对一般右派分子，除言论特别反动而有代表性以外，不要轻易地给他们戴帽子；（2）对极右分子要斗狠、斗垮、斗臭，实际上是要“一棍子打死”，对一般右派分子，只要承认错误，彻底检讨，就可以“适可而止”；（3）对极右分子也要坚持说理斗争，但是在本人坚决顽抗，拒不交代的时候，可以在态度上、方式上施以一定的压力，对于一般右派分子则是要采取完全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4）对极右分子，可以开大一些的会议，在较大范围内斗争，可以登报，对一般右派分子，则应以小会为主，在较小范围内批判；（5）对于极右分子可以追历史，对一般右派分子一般地不要追历史。对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划分不清时，暂以一般右派分子看待。同时，也规定了对于过去的老右派，这次虽然仍划为右派分子的，如果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反动言行，也不要进行斗争。实行这样的一些原则以后，一般地说，情况都有了显著的好转。此外，我们还强调了执行中央规定的对于疑似分子的对待原则，对于可定可不定为右派分子者，暂按中右分子对待，这对防止错斗中右分子也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查明错斗了的中间分子共十九人，已经及时地作了纠正。 　　（三）关于说理斗争的问题。上述第一批整风的单位，由于中央的指示及时，斗争中的简单粗暴的表现还不突出。斗争初期，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多同志缺乏说理斗争的锻炼，“弹药”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使大家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我们采取了先在党团内部开会讨论、集思广益的办法，这种办法一方面为说理斗争作好了准备，一方面也可以暴露党团员的各种不同的观点。比较普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单位对驳倒右派分子的标志认识不清，着重了右派分子的是否低头认罪，而不是以是否把右派分子从事实上、道理上驳得体无完肤，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作为斗争胜利的衡量标准。因此，往往对于一些比较顽固的右派分子很长时羊打不下来，或者在有些右派分子只要一表示低头认罪的时候，就想草率收兵。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我们反复地强调了充发说理和允许争辩的方针，不但允许右派分子本人申辩，而且允许其他人为右派分子辩护。因此，这一批整风的单位，对于说理斗争一般地是比较重视的，有些单位的说理还比较充分。一般地说，每一个斗争场合，总有几个说理比较充分能够击中要害打动人心的发言。特别是在一些辩论比较热烈的斗争场合，不但使群众受到了充分的教育，使积极分子受到了更多的锻炼，而且在辩论中间，也更充分地暴露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为右派分子公开辩护的人很少。此外，有些单位，还采取了所谓“联合斗争”的办法，组织几个有关的单位，或者吸收几个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参加本单位对于某一极右分子的斗争会。经验证明，这种斗争方式，只要斗争对象选择适宜，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可以发挥扩大教育的效果的。现在看来，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单有各个单位对某些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还是不够的。这种斗争，一般的说，是用一些具体的事实和道理，针锋相对地驳倒右派，好处是能够给群众以最生动最实际的教育，但是不容易把一些问题提高到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比较系统、比较更深刻的分析批判。所以我们准备采取一种辅助方法，如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的反动论点，组织一些大型的专题讲演会或辩论会，帮助大家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提高认识。 　　（四）关于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运动开始以来，一直强调了这个问题，省委几次会议还着重地进行了讨论，并且就带有普遍性的工资问题、生活福利问题和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处理方案，发给各个单位，同时也注意了督促检查的工作。因此这一批整风的单位，一般的说在这一方面，也都化费了一定的力量。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平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好的单位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群众反映普遍良好。但是已经解决了的还多半是生活福利、工资待遇、肃反遗留问题等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关于工作制度、机构编制，以及一些有关执行政策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还解决得少。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已经产生了翘尾巴的情绪。这是改进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们准备在转入着重整改阶段以后，专门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力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结合批判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其他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至于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判这样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斗争，统统放在第四阶段去进行。 　　总的看来，上述第一批整风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右派已完全孤立，中间分子被我们基本上争取过来了。但是我们第一批单位的斗争中还有不少缺点，第二批单位量大面宽，刚在开始，这都要求我们继续努力争取彻底的胜利。 　　 （九月二十三日陕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 天津市第一、二批单位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安排 ## （一） 　　全市一、二批整风单位共一千二百零八个（第一批三百一十一，第二批八百九十七），参加运动的共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五人（第一批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九人，第二批三十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六人），其中工人二十万八千七百二十人（国营工厂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人，交通运输三万零二百人，地方工业十一万五千人）；工程技术人员一万零七百九十九人（其中工程师以上一千六百三十九人）；医务人员七千六百零六人，（其中主治医师以上九百一十一人）；高等学校教学人员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其中副教授以上三百三十五）；大学生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一人；中学教员七千九百十四十八人；小学教员一千三百四十四人（仅少数小学参加二批整风）；文艺工作者五百二十九人；新闻出版人员五百八十一人；资本家四千九百六十人（其中市区两级代表人物及同业公会委员一千七百零三人）；机关干部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一人；商业营业人员三千八百五十六人；民警二千二百零四人；其他（包括保育员、教养员、电话员、仓库保管员等）一万零八百六十六人。另外，在工人以处的十五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人中，有党员三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团员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一；民主党派三千五百九十九人，占百分之二点三。 　　第一批整风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自六月中旬开始以来，七月中旬达到高潮，特别是八月中旬市委作了进一步布署以后，反右派斗争迅速向纵深发展，运动发展是健康的，现多数右派分子已低头认罪，在第一批单位中，除七十七个未发现右派分子者外，其余绝大多数单位九月底即可结束政治斗争，少数单位需延长到十月份方能结束。在第一批单位中，根据九月十八日统计，共批准右派分子二千二百五十一人，占第一批参加运动总人数百分之四点四，其中极右分子五百七十三人，占第一批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般右派分子一千六七百八十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七十四点五。按政治面目分：党员二百八十三人（内极右五十三），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百分之一点九（比例算法不同）；团员六百一七人（极右一百四十七），占百分之三点九；民主党派二百零三人（内极右七十五），占百分之十八点四；群众一千一百四十八（内极右二百九十八），占百分之五点八。按职业上分：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七十二人，占百分之五点一（内工程师以上七十人，占百分之八点九）；医务人员七十六人，占百分之二点九（内主治医师以上三十五人，占百分之七点二）；高等学校教学人员一百八十人，占百分之八点三（内副教授以上六十二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五）；大学生五百九十一人，占百分之四点九；六艺工作人员十八人，占百分之三点八；新闻出版人员三十四人，占百分之五点九；资本家九十六人（此系一、二批合计数），占百分之一点九；机关干部一千一百一十二人，占百分之三点九；其他二十六人，占百分之四点一。此外，自然科学家中共有右派分子二十二人（其中教授四，医师四，工程师十四）——与上边数字重复统计。在一批单位右派分子中，根据九月十八日统计，斗争已基本结束的一千零六十人，占一批右派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其中极右三百二十六）；斗争即将结束的六百六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四（其中极右二百零四）；尚未斗争的五百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其中极右四十四），在尚未斗争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准备斗争的一百八十八人，占一批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八点八（其中极右七）。据不完全统计在已斗争的一千四百四十五右派分子中（内极右四百三十五），已低头认罪彻底交代的七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其中极右二百零六，占极右总数百分之四十七点三），已交代一部分或大部分问题但尚未全部彻底交代的六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其中极右一百八十人，占极右总数百分之四十一点四）；拒不交代的八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其中极右四十九人，占极右总数百分之十一点三）。另外，第一批单位中共发现右派小集团八十五个，成员共五百二十六人（其中右派分子三百六十二人）。 　　第二批单位共八百九十七个，除中学和部分小学、机关在八月底即已展开反右派斗争外，大部分单位从九月上旬陆续开始大鸣大放，到九月中旬形成高潮。据九月二十四日统计，已有六百六十六个单位开展了鸣放，同时已在二百五十六个单位发现右派分子，并有少数单位开展反右派斗争，其中中、小学斗争已告一段落，开学后继续进行。第二批单位已批准右派分子九百一十人（内极右二百八十六人），其中党员二十九人，团员九十六人，民主党派成员一百七十一人，群众六百一十四人。 　　一、二两批单位，据九月十八日统计，已批准右派分子三千一百六十一（内极右八百零二），其中已登报一百七十八，占一、二批全部右派总数百分之五点六（其中一批一百六十三，占一批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七点二，——极右一百五十五，占一批极右分子总数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一般右派八，二批十五——均为极右），登报中极右分子一百七十一，占极右总数百分之十九点九。登报的情况是：工程技术人员二十（内工程师十四）；医院大夫四；大学讲师以上二十五；助教及一般教员十九；大学生十；文艺工作者十一；新闻工作者十一；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六；宗教人员二；资本家九；机关干部五十九；体育工作者二。其中党员二十三；团员二十五；各民主党派成员六十二。 ## （二） 　　一、第一批单位的反击右派的政治斗争，已陆续告一段落，运动的开展是健康的，发展的面也是比较平衡的，主要缺点是放的不够充分，鸣放得比较深透的仅是少数单位，多数单位鸣放得彻底，因而，一些单位的缺点错误揭露不够，右派分子也暴露得不够充分。其次，在反右派斗争中，充分说理和从根本问题上彻底驳倒右派的反动论点不够，因而，中间群众并未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群众受到的教育的锻炼还不够深刻。据此情况，第一批单位目前应抓紧以下几件工作： 　　（一）把反右派斗争搞深搞透，防止草率收兵。 　　（二）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目前的在于进一步解决在反击右派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彻底解决的中间群众的政治方向和立场问题，目前开展大辩论的仅有极少数单位，而辩论得好的单位就更少。存在的问题，一是中间群众有顾虑，不暴露真实思想，辩论不起来。一是题目出的不好，虽然能辩论起来，但不容易提到“两条道路”、“六项标准”的原则高度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不少干部限于理论水平不能讲清道理。为了使大辩论开展的好，必须解决这样几个主要问题：首先要出好辩论题，要根据“由近及远，由具体到原则“的精神，从辩论本单位的具体问题开始，然后引伸到“两条道路”、“六项标准”的原则问题上去。同时，市委计划组织一批理论工作干部，研究大辩论的思想指导工作，并概括地拟定一些普遍性的题目发下去，各系统也应根据本系统的特点拟制一些题目发所属单位参考。其次是作好大辩论的领导工作，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是一件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各级领导必须亲自动手，亲自作好这一工作，并须做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和辩论中的思想领导工作。此外，要注意训练骨干。市委计划组织一些同志就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给骨干分子陆续作些报告，并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另外，准备从市级各单位抽调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下去参加工人、农民中的大辩论。大辩论如何开展的好和发挥其教育作用问题，需要各级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第一批单位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目前要抓紧准备，进行试点，十月初普遍开始。 　　（三）加强对中间分子的争取教育工作。主要是摸清中间分子的思想情况、顾虑和意见，并为社会主义大辩论作好准备。 　　（四）作好右派分子的定案工作。对斗争已结束或不准备斗争的右派分子的材料，要及时查对事实和判明问题性质情节，同时要取其本人的书面交代及旁证材料，对于不能定为右派依据的材料，一侓不要整理在正式的材料上。 　　（五）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分析工作。各区、各系统的领导要亲自动手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右派分子的特点及其思想社会、历史根源；对于那些长期斗争至今仍在顽抗、拒不交代的右派分子，要抓紧作一次专门研究，找出原因。这样做，不仅为了当前需要，对今后党、团建设和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第二批整风单位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基层单位领导骨干对鸣放的意义缺乏全面理解，急于抓右派，忽视整风和争取教育中间群众的工作；或者是心存顾虑，怕烧着自己，因而不能坚信群众多数，鸣放的不够有力。个别单位领导干部对群众鸣放实行种种限制，甚至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严重地影响了鸣放。因此，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使基层领导骨干全面正确地理解整风的意义，打破顾虑，采用多种形式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全面深入地把鸣放开展起来，充分揭露和及时坚决地改正我们的思想作风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从鸣放中摸清群众的政治思想情况。 　　由于目前形势的变化，第二批整风运动发展阶段的次序和第一批要有所不同。第二批单位在大鸣大放、抓紧整改以后，要把运动自然地引导到社会主义大辩论，在工人中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在职员中根据右派暴露的情况，在大辩论深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展开反右派斗争，要先从辩论着手，待右派分子的问题突出后，再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其反动言行；为了便宜于展开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要急于戴右派帽子。这样做，既有利于大辩论的开展，又易使反右派斗争搞得深透，并可避免简单粗暴的现象发生。 　　三、整改工作，当前对一、二批单位运动的开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批单位过去忙于反击右派，对这项工作一般抓得不紧，最近已引起了注意，但还必须加强；第二批单位在大鸣大放和鸣放告一段落以后，要着重改进一段，属于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进行检查改正。改进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有些问题可以由群众讨论提出解决办法，这样会使问题解决的恰当、及时，而且能在讨论过程中使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认识。同时，各级领导要根据问题性质、工作权限采取分系统负责“层层解决”的办法，凡本单位能够了解决的问题，由本单位负责解决，并将群众意见加以系统分析，连同改进情况报市级主管部门研究。必须由上级解决的问题，提请上级机关解决。市委各部按日常业务分工范围分别管理这一工作，其中有些共同性的问题，除各部分管外，由有关综合性的部加以汇总。即：干部领导作风和干部工作由组织部汇总，思想工作由宣传部汇总，统战工作由统战部汇总，政府工作由市人委党组汇总，不属于各部的由市委整风办公室和市委办公厅汇总。同时，市委整风办公室要加强与各部委的联系，起综合作用。 　　精减机构，下放干部是整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下放干部最好的道路是参加劳动生产，这不仅是便于解决机构庞大、人员拥挤的问题，而是今后培养干部的根本路线。过去在这方面我们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下放了几千名干部，但离需要相差甚远，在最近一段时期里需下大力量再突击地搞一搞。 　　四、整党整团问题。要结合这次整风运动进行一次整党整团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指定政治可靠思想意识健康的领导干部来掌握整风运动中的党员动态，及时搜集整理材料费，进行政治排队。基层党员的排队可按积极、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分子，严重违法乱纪五类划分。整顿组织应紧密结合整风运动进行，运动后期基层党员在党内进行思想检查（党员干部在整风第四阶段进行个人思想检查反省），并作出思想鉴定；然后作组织处理；最后再进行基层组织改进工作。 　　在党内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也需要进行一次左、中、右的政治排队，并须在运动过程中注意了解他们的表现和思想动态，以便为今后干部的使有、调动、培养打下基础。这一工作要按干部分级管理办法由市委各部部长和区委书记亲自掌握，市委组织部汇总。 　　五、改进领导问题。 　　（一）随着整风运动的不断开展，扩大，单位逐渐增多，情况变化很快，而且日益复杂，今天后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因而，市委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方法须作相应地改变。今后市的领导要着重于对一些专题的调醒研究和深入地检查工作。以加强政策思想指导。日常运动的具体领导须加重系统和区委的责任。为了今后更多的发挥市委各部对本系统的整风运动的指导作用，除市委教育部、统战部仍按目前的作法，继续对中小学、医院和工商界、民主党派的整风运动进行直接指导以外，市委两个工业部和财贸部也要有一位副部长掌握本系统的二批单位（党的领导关系在区的）情部，总结经验，协助市委副书记整风领导小组进行具体指导。 　　（二）为了发挥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的组织在整风运动中的作用，各级党的组织应加强对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要发动青年积极投入运动，使之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并注意在运动中巩固和锻炼团的组织，妇联则着重于工人家属工作和街道居民工作；工会除一般地配保发动群众外，要注意发动老工人。 　　（三）第三批单位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基层领导骨干的政治思想状况的分析，各区委应责成一定干部负责。从十月中旬开始，市内各区可各选择一两个手工业社和居民委员会等单位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的试点工作。市妇联、市级政治部门、市手工业联社亦必须分别派强的干部协助几个区做好试点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湖南省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全省公私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共约五万二千人，其中股本额在二千无以上的约计在三千五百九十人左右，多集中在省辖九市；其他合营组织及经、代销户中的小型工商业者共约一十二万人，分散在全省各城镇。全省各市县工商联委员共三千零三人，同业公会委员约一千人，民建、工商联机关干部一千零八人。工商业者的政治情况，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分子占着大多数。而上层人物中的右派分子又较基层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如衡阳、常德、湘潭三市排队，民建市会会委员五十二人中，左派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二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右派十七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六。民建会员二百二十二人中（包括委员五十二人在内），左派四十人，占百分之十八；中间一百一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十八；右派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十四。又如省工商联常委二十七人中，左派五人（其中工商业者仅一人，其余均为国营委员），占百分之十八点四；中间十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零三；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而邵阳市工商联执委三十一人中，左派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中间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右派六人，占百分之十九点三。 　　从六月下旬以来，我省长沙、衡阳、常德、湘潭、邵阳、株洲、洪江七市，已先后在民建会、工商联委员层内开展反右派斗争。目前正在追击的右派分子共二十二人；其中有省、市工商联、民建会的主要负责人十一人。通过前一阶段的反右派斗争，收获是较大的，揭露了一批右派，并教育提高了工商界群众。现在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基本上已经揭露，右派分子内部也开始有所分化；参加运动的左派分子和部分中左分子，已初步划清了大是大非界线，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中间群众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基本揭露后，对右派分子的看法已有改变，部分并已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而逐步向左转；中右分子则一般震动很大，部分并已开始考虑右派和检查自己的问题。 　　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虽与其他各界大体相同，但也有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已经揭露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来看，主要是加工贩卖章乃器的反动论点，从工商业者普遍关心的具体问题出发，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可分以下几方面：（1）借口“合资后资本家的企业交了，剥削的物质基础没了”，因而“两面性是过时的称号”，“要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就其他各阶级阶层都有两面性”，以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差别，反对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借口“合营企业内劳动力不是商品，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银行存款与公债利息都是不劳而获，为什么不说是剥削”，因而“定息不是剥削，并不可耻”，“要将定息改为公债存款，改从银行领取股息”，以使其达到“心安理得”地长期地剥削生活的目的。（3）借口“要作到有职有权，就不能强调服从公方代表领导”，说我们在公私共事关系中“以阶级成见看人”，“阻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主张“公私共事何必要一个私字”，以反对公方代表制度，企图取消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4）借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否认党对民建会的领导作用，并以“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商联委员的积极性”为词，反对共产党派党员加强对工商联的领导。（5）利用国营、合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某些缺点和合营资本主义剥削收入的降低，叫嚣“国营不如合营，合营不如私营”，叫嚣“合营后反而生活苦了”，以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从右派分子向我斗争的手法来看，主要是利用“合法”，迎合落后，排挤进步，揽取工商界群众为其活动资本，以达到其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目的。根据我们的了解，也可分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借帮助党整风为幌子，抓住我们对私改造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歪曲，否定整个改造成绩，以煽动工商业者对我不满。第二，为了实现他们反动的政治野心，在组织上篡夺工商联、民建会的领导权，利用民建、工商联组织，进行“合法”的、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第三，以体贴工商业者感情、发挥工商业者积极性为幌子，利用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情绪，以工商业者进行恶毒的欺骗麻醉，企图引导工商业者走回头路。 　　再次，从工商界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态度来看，一方面，部分工商界群众对右派分子的同情包庇和对反右派斗争的抵触不满，到现在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说：“他是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他不代表工商界的说话，工商界的利益又谁来代表呢”？；向德（省工商联主委、长沙市民建主委、极右分子）的发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有立场的，他的发言是代表我们资产阶级说话的；”“向德等的发言材料是大家供给的，他只是根据事实向党提出建议，帮助党整风，用意是好的，只是标题的提法上有些过火”；“不管他是不是右派，他对我总还是有好处的”。因此在斗争向德时，吉首县工商联主任磷文泉说：“如果向主任为右派的话，我也愿意同他一样为右派分子”。常德市在斗争工商联秘书长孙桂中时，工商界就有人反映：“斗孙桂中是切肉连皮，斗他也象斗我自己”。就是有些左派分子也有问题，在斗争与其以往联系较密切的右派分子时，则往往表现动摇、软弱。另一方面，则顾虑多，过去对我流露过不满及鸣放中发过“牢骚”吐过“怨气”的人，现在都在考虑自己如何过关，害怕反右派斗争会反到自己头上来；特别是当工商界即将开始全面整风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他们更是害怕“人人会要挨整”，恐惧“整风会比五反还要搞得厉害”，耽心“工商界恐怕会要搞得激烈些，因为资产阶级是个唯利是图的阶级”。也有不少的人，耽民“把这些上层代表性人物都反垮了，将来谁又来为我们讲话呢”？更有人怀疑“我们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本是对抗性的矛盾，好容易由对抗转化到非对抗，这样一搞，又会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了”，“几年来党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现在出现了右派分子，党对我们是不是又会另眼相看呢”？ 　　从以上的情况与特点看来，去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然使得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化，但是，工商界中除了少数左派分子基本上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以外，多数人尚处在中间状态，他们还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他们中不少人对交出生产资料和企业“三权”是不甘心的，对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工商业者本身需要继续进行本质的改造是的抵触的，合营高潮的敲锣打鼓，暂时掩盖了这种消极情绪，大鸣大放中，工商界右派分子集中地代表了他们消极的落后的一面，将这股暗流发泄出来，这样，右派言论就“自然而然地”在许多工商业者中引起了共鸣，使他们感到“这是自己的情感”，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在右派分子的策动和煽惑之下，许多人也情不自禁地散布了若干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言论，加以右派分子又是打的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招牌，因此，使一部分工商业者对右派分子面目认识不清，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一方面对右派分子同情包庇，对反右派斗争抵触不满，另一方面，则顾虑很多。这样，反映到我们反右派斗争的具体工作中就碰到一些的问题： 　　（1）工商界的右派分子较难彻底打垮，因为他们的言论有相当的市场，他们的背后有不少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中间群众较难发动，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还没有获得必要的改造；可以依靠的左派力量较少，因为资产阶级是一个由剥削者开始向劳动者转化的阶级，他们中的左派也是正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分子。 　　（2）右与中右的界线更难掌握，因为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两面性中消极的一面与右派言行是一脉相通的。具体到每一资产阶级分子来说，虽然由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不同，部分人已经背叛了资产阶级的立场，由两面性而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一面性。但就今天来看，这毕竟还只是少数的，就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来说，两面性中消极的一面，在他们身上都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 　　根据上述情况和问题，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需彻底揭露批驳右派，通过对右派分子的揭露批驳，向工商界群众进行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揭露批驳右派与教育提高广大的工商界群众，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不把右派彻底打垮搞臭，他们对工商业者就保持着政治影响，工商业者就不容易辨别出香花毒草，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就很难确定何去何从。但是不提高工商界群众的觉悟，不动摇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不发动他们积极揭露批驳右派，右派就是难搞臭反垮。换句话说：“只有彻底搞垮右派，才能为工商界今后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很难搞臭反垮。换句话说：只有彻底搞垮右派，才能为工商界今后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有利的基础，也只有提高了工商界群众的觉悟，才能把右派搞臭、反垮。因此，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反右派斗争，经常向广大的工商界群众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教育。这个教育： 　　首先，要充分揭露事实，使广大的工商界群众认清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以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对全国人民和工商业者的危害性，认清右派分子披着代表合法利益外衣，联络人，争取人的政治目的，是真正关心工商业界呢？还是要达到其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右派分子以体贴工商业者感情，发挥工商者积极性为幌子，迎合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情绪，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呢？还是引导工商业者走回头路？右派分子故意歪曲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是帮助党整风呢还是向党进攻？等等。以使工商界群众从右派分子的影响下彻底摆脱出来，在思想上真正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 　　其次，对右派分子的言行要由浅入深，由具体事实到论点进行系统批驳，这就是说一方面对右派分子的“合营后反而生活苦了”，“党的宗派主义严重，不关心私方人员疾苦”，“生活福利待遇困难补助上‘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过去是朝庭有人好作官，现在是党员好作官”，“不要公方代表一样可以搞好企业”等议论，要用一些具体厂店的具体事例，通过算账的方法来进行批驳；另一方面又要从理论上跟他们展开争论，争论重点，可以根据李维汉同志最近关于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谈话中所列举的七点，结合各地市具体情况，加以选择。 　　第三，要向广大的工商业者讲清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讲清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和以后有其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立场就是反动的了，它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同爱国主义的立场不相容的，同时，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指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工商业者对右派分子的同情包庇，对反右派斗争的抵触不满，即是工商业者的政治立场尚未彻底转变的具体表现，要告诉他们今天在工商业者的面前摆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付出何从，两者必择其一：或者是跟着右派走，被告右派带到反革命的绝路上去；或者是同右派分子坚决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真正转到社会主义一边来。 　　第四、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疑虑，要向他们很好说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活动的性质和工商业者一般的思想错误或者认识不清是不相同的，一般思想错误和认识不清，都是可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是互相结合而又有根本区别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对于我国人民来说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种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而整风运动却是为了惩前逾后，治病救人，通赤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不论在性质上或是在方式上，两者都是有区别的。 　　在步骤和方法上，对其中的左派分子采取逐步提高的方法，首先使其明确要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左派，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带领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次，要系统地帮助其提高理论水平，只有在工商界左派分子，组成了理论队伍，才能系统地驳倒右派论点。根据长沙市前一段工作中的体会，可根据右派论点，组织专门研究小组，这对武装左派，系统驳倒右派论点能起很大作用。 　　而在工商界一般群众中：（1）可采大会报告形式，向他们反复宣传讲解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以及这场斗争对于每一个工商业者的切身关系，向他们反复交代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并针对其右倾思想加以批判。（2）组织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材料的辩论批驳，使其认清右派分子面目。（3）用一些工商业者的亲身经历，揭发、控诉右派反动言行对他们的毒害和驳倒右派对事实的歪曲。（4）就右派共通性的论点，组织专题讲座。 　　此外，必须严格掌握右与中右的界限，划分右派分子，根据是毛主席报告中所提的六项标准，但在确定每人是否划为右派分子时，对于右派言论和活动，在解放后和鸣放阶段中，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系统的还是零碎的个别的；是具有反党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的还是属于非根本性质的一般性的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在时间界限上，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运动的意见”中所指示的，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合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 　　 （九月二十五日湖南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 湖北省工业、交通运输企业中整风运动的情况和经验 　　最近我们组织了一次在企业家中“大鸣大放”的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有黄石市委、各地（市）委工业交通部长及部份企业同志，共三十三人。会议从九月十六日开始，二十一日结束。前四天参观了武汉市的裕华纱厂、二○一厂、武昌造船厂等工厂的大字报，并听他们介绍了组织“大鸣大放”的经验。参观后座谈了一天半，最后由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作了总结发言。 　　在座谈中大家分析了目前工业、交通运输企业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感到目前运动发展愈来愈快，声势愈来愈大，已经出现一个全省范围内的“大鸣大放”高潮的征候。在发展比较早的中南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国棉一厂已经由一个高潮进到第二个高潮，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热情，一个高潮比一个高潮高。国棉一厂在第一个高潮时，一天出现大字报一百三十二张，现在一天出到一百九十多张。最近发动的企业、群众起来的时间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快；发动群众的时间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短。武昌造船厂，在九月九日动员，到九月十三日，仅仅三天时间，就出现大字报一千一百八十二张。还没有发动“大鸣大放”的新冶铜矿，在附近农村大鸣大放的影响下，群众纷纷要求鸣放。截止目前为止，全省已有六百五十多个企业，十三万多职工投入了整风运动，开展了大鸣大放，个别企业已经由大鸣大放转到辩论。 　　这一次经验交流会初步总结了在企业中“大鸣大放”的经验，这将有力地促进这一次高潮的出现，这次经验是： 　　第一，在领导思想上要诚心诚意整风，要有“大鸣大放”的信心和决心，把整风单纯当成“钓鱼”的手段，是不对的，这样妨碍着认真去发动群众，妨碍着真心听取群众批评，老是盘算着捉：“鱼”；结果，自己整不好，群众不起来，“鱼”也浮不上来。但是，说什么时候“首先是整风，共次是反右派”；“整好自己是主产品，反掉反派是副产品”；“前一段政治斗争为主，思想斗争辅”，也都是不恰当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总的口号是整风，在整风的口号下，要做到两好和三好。两好是：敌我矛盾解决好，内部矛盾解决好；三好是：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改善干部思想作风三项任务完成好，因此反右派是真的，整风也是真的，不提什么谁为主，都要做好，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整风，三者是互相作用，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同时，在领导思想上还要有坚定的“鸣”“放”的信心和决心，不要动动摇摇，摇摆不定，半途而废，不受时间限制，二、三个礼拜不行，就四、五个礼拜，六、七个礼拜都行，一定要“放深，放透，放光”，香花放得充分，毒草是暴露充分，再适时转入辩论。 　　第二，要党员、团员、干部和群众一起“放”而且要带头放。“硬着头皮，只听不驳”的人，在二、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之间是愈少愈好，一具企业就是三、四个，四、五个主要干部。这样可以减少群众顾虑，使党员，团员，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更全面的锻炼，同时，还可以暴露党的右派分子。因此，整风要暴露右派这一策略思想的交底面，就不宜宽。交底面宽了还会妨碍整风，使党员，团员听到毒草就感兴趣，而群众的善意批评却不感兴趣。这样即使表面看来党委少数主要干部暂时陷于孤立，最后是非弄清，多数人还是会拥护党的领导的。不要用组织力量限制党员、团员、干部说话，除掉对鸣放泼冷水的话以外，什么话都可以讲。 　　第三，要克服三怕。领导干部是怕搞乱了，下不了台，影响威信，影响生产；群众是怕不解决问题，怕报复，对个人不利，怕戴右派帽子。对于这些“怕”要反复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而且要有实际行动表现。我们是努力解除群众顾虑，不可能要求右派分子也完全解除疑虑，右派分子心中有鬼，有顾虑是自然的，他们一面口里喊顾虑，一旦有空子可钻还是会钻的。 　　我们要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适合群众发表意见的形式。裕华纱厂的大字报，采取自由结社，自由采访，互相观摩，自由署名的经验是好的。中南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在第一个高潮以后，处于膠着状态时，到裕华厂参观回来以后，领导和群众增强了信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自由结合组织了三十八个报社，掀起了第二个“鸣放”高潮。 　　第四，在整个整风运动过程中，始终贯彻边整边改。合理的、办得到的，要尽一切可能办到，不合理要解释。 　　第五，干部和工人同时动员“齐鸣”“齐放”或者先后动员，交错“鸣放”现在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领导上很好部署，这样不仅没有危险，而且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启发和互相推动。提的意见也可以更加全面、丰富、和广泛。 　　鉴于目前形势的发展，黄石市委打算修改规划，提前到十月初开始“鸣放”各地（市）委都在重新修改规划，凡领导较强的企业，预计都在十月、十一月开始，年底将前两阶段基本上告一段落。其他领导力量比较弱的单位，按照地、县委的力量，首先抓一批，其余企业明年再搞。 　　 （摘自九月二十五日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南京工学院在反右派过程中继续发动大放大鸣的经验 　　南京工学院的反右派斗争，第一个战役在上学期即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限于时间，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未及充分展开辩论，因此，中间分子还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有些右派分子也不甘心和心服；同时，上学期外出实习的四年级生和今年新招收的一千六百名一年级生，都没有赶上参加上学期的反右派斗争。因此，这个学期开始，该院即确定在前一阶段右派斗争的基础上，继续发动大放大鸣，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展开全院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开始发动继续大放大鸣，中间分子顾虑很大，怕说错话，右派分子怕“钓鱼”，一般也不敢啃气，新生又缺乏精神准备，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开始几次小组会，不是冷场，就是一边倒，几乎没有反面意见，不敢暴露真实思想。 　　后来，发现动力系四年级右派学生江字，自以为“才华超人，观点正确，有群众支持”，对于同学过去对他的驳斥公开表示不服，并在系内作六小时的辩解。由于江宇的辩解，攻击的范围很广，反论点较系统，不少学生赞扬它是“广博的政治演讲”“独特的政治见解”，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该院决定通过辩论江宇的辩解，号召发挥自由思想，进一步大放大鸣，以便在扶植正确意见的同时，让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进一步暴露出来。 　　九月十日，在这校党委有意识的组织下，江宇又在全院师生大会上，对他过去的反动论点作了长达六小时的辩解，更加巧妙地贩卖了他过去坚持的反动论点，继续进行放毒。江宇讲话后，许多学生被他那种隐晦的词句以及广引中外古今的事例所迷惑，辩不清是非，不少人表示同意他的很多反动论点，也有人公开上台支持他的一部分反动论点。由此，大家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认为“江宇这些话都可以讲，我们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 　　接着，该院党委召开了领导骨干会议，进一步说明继续大放大鸣大辩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把所有右派分子挖掘出来并将他们搞臭，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中间分子，争取他们向左转，和在学校中造成一种既然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纠正了领导骨干只想“钓鱼”，不去全面发动群众的想法。同时，该院党委又选择二个组重点突破，用实例打破了部分领导骨干认为“反右派斗争不可能再大放大鸣”的思想，使领导骨干下定决心。 　　全院通过辩论江宇的反动论点，大放大鸣的局面又重新打开，目前已开始形成既对右派严肃斗争，又是心平和说理的自由争鸣空气。一、四年级八十个班，原来只有极少几个班有些争论，现在转变以“一边倒”的空气，有三十四个班级展开了初步的论争；三十四个班开始暴露问题；十二个班还比较沉闷。根据动力系热力四年级二个班五十四个学生的统计，在九月十三日的讨论中，有十四人起来发表反面意见，其中有中中二人，中右七人，右派五人。全院并已新暴露出三个右派分子。这次鸣放中的错误言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肃反问题：有的认为肃反扩大了斗争面，混淆了两类矛盾；有的认为肃反在全国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南工的缺点是错误的是主要的；有的认为肃反中采取了虚伪的恶毒的手段，党团员的情况汇报制度是特务政治；有的要求公开处理胡风，等等。（2）民主和自由问题：不少人颂扬资产阶级民主，贬低社会主义民主。（3）城乡关系问题：普遍为农民“鸣不平”，认为农民生活苦，与工人干部得不到平等的待遇，食油、布、粮、的供应量均比城市少。（4）对党的某些政策有意见：较多的人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有的认为高中毕业生参加生产是浪费，等等。 　　现在，左派思想负担沉重，对有些错误言论，明知不对，但驳不倒、说不服别人，逼着他们要动脑筋，中间派一般比较活跃，说话增多，觉得采用辩论方式使人心服；已暴露的右派分子，部分正在跃跃欲试，企图狡辩翻案；未暴露的右派分子，部分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因此，已经形成了对我们十分有利、对敌人十分不利的形势。 　　南京工学陆军继续进行大放大鸣大辩论的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只要领导上不怕乱，放手让内外一起放，两类矛盾一起放，造成一种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生动活泼的空气，那么，不但在前一时期，在反右派斗争前，在未经过“鸣”“放”的单位，即使在现在，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在已经过“鸣”“放”的单位，也可以重新掀起“鸣”“放”的高潮。 　　第二，右派分子既是客观存在，它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此，只要给予他们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不要钓，他们自己就会浮出水面来。 　　第三，广大学生虽然经过反右派斗争，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但是于由没有广泛地展开辩论，大家的糊涂思想还不少，工人阶级的立场还站不稳，所以，右派的反动言论还有相当大的市场，还能迷惑一部分学生。因此，迫切需要展开一场全院性的大辩论，以便彻底地驳倒右派言论，更细致地、更系统地从思想上解决走社会主义和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问题。 　　第四，在大辩论中，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平心气和，自由争辩，不扣帽子，不施压力，形成争鸣的空气，才能使大家无顾虑地暴露真实思想。南工这次“鸣”“放”的规律是：左派、中左、中中先放，中右跟上，右派出头。因此，要注意全面发动，特别是教育左派和中间派正确认识“鸣”“放”的目的是很重要的。 　　 （九月二十五日江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书面汇报） ## 福建省发动农民群众大鸣大放的初步经验 　　我省农村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已在二千六百多个乡开展。从各地的情况看，乡、干部和农民，在运动开始时，对大鸣大放是有不同程度的顾虑和糊涂认识。在干部（主要是乡、社干部）方面，最主要的是“三怕”、“三不清”。“三怕”是：怕大鸣大放会引起天下大乱；怕放出来驳不倒，收不了场，或者说这个可以辩（如剿匪反霸），那个不可辩（如粮食问题和工农、城乡关系）；怕放到自己头上。“三不清”是：对运动的性质、目的认识不清；对两类矛盾的界线划分不清；对什么人要压服、什么人要说服，弄不清。在农民（主工是富裕中农）方面，最主要的是“三怕”、“三看”。“三怕”是：怕提了意见不顶用；怕干部打击、报复；怕被当作右派斗争。“三看”是：看乡、社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对鸣放本身的态度；看干部等对放出来的东西的态度；看提了意见顶不顶用。根据各地经验，要使农村的大鸣大放迅速展开，必须很好解决干部和农民的上述顾虑和不正确认识。而消除干部顾虑，又是发动鸣放的关键。同时，干部和农民的思想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应该在运动过程中，密切注意他们的思想变化情况，发现问题，随时加以解决。 ## 一、在干部教育方面，在运动初期，一般要做到如下几点 　　（一）消除他们的“鸣放会引起天下大乱”和“放了后会驳不倒、收不了场”等顾虑。这些顾虑实质上反映了干部的低估工作成绩，怀疑党的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多数的右倾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不是反对大鸣大放，就是限制鸣放范围，并在放了一点之后就想“收”；或者在鸣放阶段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辩的问题上，而不积极去发动群众鸣放。 　　在消除上述顾虑时，各地一般用总结工作和分析群众情况的办法来说明如下问题：（1）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群众中的多数人亦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中有些人有糊涂观点，但教育后就会坚定起来的，因此鸣放不会引起天下大乱；（2）五、六月份鸣放是自发的，且有坏分子捣乱，因此较乱，但亦没出什么大事；现在有领导的进行，就更不会大乱了；（3）真理在我们方面，群众中的多数亦在我们一边，只要我们依靠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能说服那些有错误思想的人。 　　（二）要使干部全面了解大辩论的目的。目前还有许多乡、社干部，把农村大辩论的目的了解得很片面：（1）认为大辩论只是为了完成购粮任务，因此对完成购粮任务有把握的地方，有些干部就不想搞大辩论了；已完成购粮任务的地方，干部就埋怨大辩论布置得晚了。购粮任务未完成或购粮任务大的地方，干部急于把运动推开，以求迅速完成购粮任务，而不愿主观力量是否可能。（2）认为大辩论只是单纯为了批判富裕中农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因此，他们不发动党团员、贫农积极分子各群众一起鸣放，而只叫中农鸣放；有的地方开会时叫中农坐在一边，党团员、积极分子等坐在另一边，后者对富裕中农说：放呀！放呀！自己则不讲话；富裕中农不讲话时，他们就用激将法，说“君子有话当面讲，小人才在背后说“。有的干部则干脆指名叫富裕中农和平时意见多的人鸣放。这种干部往往只愿寻找那些不正确的言论，而不注意那些对改进工作有利的批评意见；只准备辩论，不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因此给人一种是单纯为了整富裕中农的错觉。根据上述情况，各地大都用正面教育的办法，使干部认识到这次运动一方面固然为了批判干部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另方面亦要改进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因此，不仅要发动富裕中农鸣放，而且亦要发动其他人鸣主和，党员、积极分子亦要和群众一道，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不仅要收集不正确的言论，亦要收集正确的批评、建议；不仅要在未完成粮食任务的地方开展鸣放，而且亦要在完成购粮任务的地方发动鸣放……。总之，一定要根据运动的全部目的来进行工作，否则就会造成损失。 　　同时，在说明运动的目的时，要结合教育干部纠正怕放到自己头上的顾虑，指出自己有缺点，应虚心地接受群众正确意见，予以改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 　　（三）要教育干部区别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即进行阶级教育，防止把人民内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而乱斗富裕中农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亦是由于干部不了解在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必须用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压服的办法。因此他们对大鸣大放抵触很大，如说现在就是太民主，工作不好做，如果抓几个就好了。有的干部一听到不对头的话时，就进行反驳，或者追问成分。少数区干部亦有这种情况，如漳浦南乡工作组同志曾二次压制说不正确言论的富裕中农，压不下，就要工作组长来作动员报告。该县鹿溪乡一个富裕中农主张棉布不要统销，工作组同志说他调皮捣蛋，开会斗争他。由于想压服群众，有些地方把斗争地主、富农作为大鸣大放的前奏，结果吓了农民，影响鸣放。 ## 二、除了对干部进行上述教育外，还必须解决农民的各种顾虑 　　农民有鸣放的要求，但又有很大顾虑。即上面讲到的三怕（怕提了意见不顶用；怕干部报复；怕当右派斗争）。这种顾虑富裕中农更突出。因此，他们在鸣放初期大都不先讲话；即使讲了，意见亦多很一般，很笼统，很简单，不痛不痒。有的则在放了一通之后明：因为有座的都是老熟人、自己人，我才说的；有的则干脆在讲完后宣布“我今晚说的都不算数”；有的人很害怕干部记笔记。世故一些的人，则往往是自己出题目，叫人做文章，如说“五一七斤够不够吃，你们讨论讨论看看”；更多的富裕中农则要看“势头”，即上面说到的“三看：（1）看乡、社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本身是否和他们一道鸣放，如果是，他们亦就讲话；如果不，他们就不讲，或很少讲，或只讲皮毛意见，不讲内心话。有不少富裕中农在会议开始时往往坐在后面，感到有点劲头时，才慢慢往中间移动，到发言热烈时，他亦就到了前面，最后自己亦发言了。但有的人还不敢一次说完，还要看看以后的风头怎样才说。（2）看干部对放出来的东西的态度怎样，即看脸色说话，有的人在讲后问干部我这样说行不行。有的干部一听到不对头的话时就反驳（这种情况很常见），多数富裕中农就不说下去了。（3）看提了意见顶不顶用。他们往往先提些批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等(多是关于生产和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的)，如果干部接受了，改正了，他们就认为这次干部“做真”了，提了意见不会“坐空”，就会继续提，最后把错误的东西亦说出来了。 　　上面说的农民“三怕”和“三看”，是一般的情况。有的地方的经验证明，如果一下子就接触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极密切关系的问题（如在布置购粮任务后接着鸣放），他们就会什么亦不“怕”、什么亦不“看”，而把所有意见都说出来的。 　　在打破农民顾虑方面，各地的做法是： 　　（一）公开向农民宣布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就是农村的整风，其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农村的斗争地主、富农等，有性质上的不同，要讲明：（1）几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但亦有缺点和错误，所以要整风。要发动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同时，建设社会主义亦要大家动脑筋、出主意；（2）党和政府是历来都欢迎大家提意见的，干部都应该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不许打击报复；（3）提得对的意见一定授受；暂时做不到的，最后会向大家说明；要上级解决的，当向上级提出；对于有争论的问题，亦只平心静气地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分清是非，目的是提高大家的觉悟；我们开的是说理会，不是斗争会，亦不乱如：“帽子”。 　　根据各地经验，如果在说明上述内容时，乡、社干部能向大家表示坚决接受正确的意见，决不打击报复，对自己以前不够虚心倾听群众意见的缺点进行检讨，对以前能积极提出正确意见的人进行表扬，就更能鼓励大家的鸣放积极性。 　　(二)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在鸣放期间，即应根据大家提出的合理的、马上可以做到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不仅是农村大辧论的目的之一，亦是发动农民大鸣大放的一个重要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农民怕提了亦不顶用的顾虑，亦能消除“是单纯整富裕中农”的误会。 　　（三）乡、社干部要做到如下几点：⑴和群众一道鸣放，积极把自己的意见放出来；⑵群众的不正确意见，亦要硬着头皮听下去，不得压制，亦不应当场顶起来；⑶ 要善于启发领导，而不得找对象、点名发言；⑷不但要在会上积极启发诱导，而且要在会外登门访问。 　　(四）其它方面：（1）要和生产相结合，不得妨碍生产，否则就会影响鸣放；（2）鸣放的会议要小（约二十人左右较好〕，这样人到得齐，顾虑少，且易启发，有发言机会， 讲话亦随便些，能畅所欲言；（3）放的范围不限，方式不拘；（4）提问题的方式要灵活，一般不要提“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谁亦不会正面说不好），而要提“对粮食统购统销有什么意见”……；（5）要从当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入手，去启发大家提意见，这种问题意见最多，且不易别住，容易谈起来。 　　 （九月二十五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吉林省关于市属中等学校开展整风情况及今后意见 　　吉林全省中等学校整风运动，省委决定分批进行，七个市的中等学校已于九月开始。 　　目前，全省七个市的八十所中等学校中，已经有六十一个学校，按省委八月二十四日的指示，在九月中旬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其余学校也将于十月上旬普遍开展。从地区看，长春市开展的较早，各中等专业学校正处在鸣放高潮，国庆节后将转入大辩论。普普通中学正陆续开始鸣放。吉林、延吉市正进一步发动鸣放。四平、辽源、通化、公主岭等市正进行思想发动，准备鸣放中。 　　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各校都做了些工作，部分学校并取 　　得了些较好的经验。据五十三个学校的统计，初步暴露出右派分子一 　　百五十七名，占教职员百分之五点五，疑似右派分子一百零五名，占百分之三点五。据吉、长两市情况，随着运动的发展，估计右派分子将达到百分之十左右。 　　长春市中等专业学校在发动群众时，—般都采取了党内外一齐发动，教职员和学生一起鸣放的方法，互相推动，互相启发，使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鸣放的高潮。据十个学校的统计，已贴出大字报一万二千七百零八张，提出意见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四条。从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和批评意见；但同时也暴露出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和有反动思想的学生，乘鸣放机会,混水摸鱼,暗中活动。他们采取更隐蔽的形式放出许多反动的言论，个别的竟出现了上万言的、有系统的反动言论。 　　当前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鸣放的不够，暴露问题不多，距深入暴露问题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些学校学习文件的时间过长；报吿的次数 　　过多，讲的过深，讨论的过细，问题的提法不够策略；对积极分子交底过多、过宽；偏重于摸底、搞材料。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主要原因是领导和群众在思想上都有顾虑。领导思想上有四怕：一怕鸣放不出来，二怕乱、怕闹事，三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四怕影响教学。群众思想上也有四怕：一怕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二怕打击报复，三怕不解决问题，四怕影响自己进修、提高。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校领导对整风反右派和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坚决相信群众的力量，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性的运动，在领导思想上还不够明确、坚定。 　　为顺利地开展运动，以下问题必须注意明确起来： 　　1、步骤与时间。教职员的整风必须按中央规定的四个阶段进行，和机关整风的作法差不多，一般的需要一年的时间。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按以下四个阶段进行， 即：大放大鸣阶段；大辩论阶段；系统的思想教育阶段（继绩贯彻鸣放精神〕；提高、巩固阶段（思想检査、做鉴定〉。在大鸣大放与大辩论的高潮可以停课。停课时间不超过四周。 　　2、一定要搞好大鸣大放，这是运动的基础。在发动群众鸣放时，必须采取党内外一齐发动，教职员和学生一起鸣放的方法。以互相推动，互相启发，培养温度，创造大鸣大放条件。但必须注意，鸣放要与拉、挖、揭相结合。在大辩论中也要与鸣放相结合。要求鸣放得够， 　　（鸣放得深透。） 　　3、在学生中间开展群众性的大辩论，是这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教学上的一次革命。要注意防止与反对脱离实际，照本宣科，简单压服的教条主义的方法。要用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采用鸣放和辩论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但在发动鸣放和进行辩论时，由于学生的年龄、文化、政治思想水平不同，初三以上与初中一年级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中等学校学生不划右派，但在进行鸣放和大辩论中，我们一定要提高与依靠党进步学生，并通过他们举取、团结、教育中间和落后的学生，对个别反动思想顽固的学生要进行集中的透彻的批判。 　　4、那些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斗过的“老右派”，在这次大放大鸣中没发现有反动言行的，不划为右派，不进行斗争，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鸣放中，有反动言行向党进攻者划为右派，进行斗争。对有反动言论的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肃反下降对象，过去列为肃反淸査对象被斗争，善后处理中已作过解释工作，但他们还心怀不满，对党有刻骨仇恨，在鸣放中又向党进攻，或平时无理取闹的，应划为右派，进行斗争。先斗他的反动言行，摆出他的臭历史，把他搞臭。对免于处分和留机关控制使用的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坏分子，在鸣放中向党猖狂进攻者，必须狠狠地打击，考虑加重处分。 　　5、对右派骨干分子，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予以狠狠地打击，搞得越臭越好。对一般右派分子也要批判，但在范围上要有区别，可以不见报。右派分子投降过来又攻右派骨干的应区别对待。 　　6、为了加强领导，省委已成立中等学校整风领导小组，各市委亦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较大的学校最好出“整风简报”以交流情况和经验和推动运动。为加强与省委的联系，暂定各市委中等学校整风领导小组每十日向省委中等学校整风领导小组做一次汇报，平时采取一事一报的做法。 　　 (九月二十五日吉林省委向中央的报吿) ## 河南省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 ―、经过一个多月来的激烈斗争，战果是很大的 　　（一）截止九月十五日统计，我省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内已经揭发出右派分子达二百九十五人（已斗争二百三十六人），占全省民主觉派成员一千八百七十五人的百分之十五点七三，其中极右分子七十八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四四， 带有反共联盟和集团性质的有十二个。其中:民盟各级组织内的右派分子有九十八人，占民盟成只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七一，民革各级组织内的右派分子八十三人， 占民革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七一；民建组织内的右派分子九十五人,占民建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二六；九三学社组织内的右派分子有十六人，占九三学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三七；此外农工民主党九个成员中也有右派分子三人。在领导层中，民革省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三十三人中有右派分子九人，民盟省委员会委员、候补委负二十三人中有右派分子六人，还揭露了民革、民盟两个民主党派中的极右派分子，互相勾结，形成的一个反共集团；而这个集团也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成员是王毅斋（民盟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积学（民革河南省委副主任委员〕、李静之（民革省委宣傅处长）、郭仲隗（民革成员、河南省参事室主任）、刘希程（民革省委委员〉、张仲鲁、张静吾（二人都是民盟省委委员），还有无党派人士罗绳武（郑州师专校长）、苏金伞（省文联副主任）等，李静之是这个集团的“军师”。从已揭露和他们交代的材料看，最主要的罪恶事实，是他们执行着反动的政治路线和反动组织路线，并且阴险地把我党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改变成为狂风暴雨的反共运动。要求在机关、学校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在机关里，成立“联合监督小组”在学校里要把“取消学校党委制”，当作民盟的“新的工作，新的中心”，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要求党 “放放手，让老教授来槁槁”；成立“工作改进组”、“社团联席会议”。甚至还公开宣称“要站在盟的立场，不要站在党的立场；要代表盟的利益，不要代表党的利益”。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如诬蔑镇反、肃反是“侵犯人权”，“罪恶滔天”宣传“胡风无罪”。 　　他们为了实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时，就制订了反动的组织路线。其方针就是不顾一切的“大发展”采取了团结资产阶级右派，笼络、蒙蔽、煽惑中间派，排斥、打击左派的组织路线。用尽一切恶劣手段，如请客、利诱、许愿，甚至威胁等大肆“招兵买马”，发展的对象多是各种各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心怀不满的分子，判过刑、受过管制的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如民革要发展公开叫嚣：“打游击我参加，要杀共产党我先杀”的反动军官胡列面,(伪中校人事参谋李立实及国民党员×××中统特务)×××等吸收到民革。民盟的王毅斋积极的拉拢历史反革命沈东浦来参加民盟。 　　今年六月初章罗联盟派其“猛将”张云川来河南活动，这个反共集团的王毅斋曾接受张云川的要求，要在民盟中物色一些对象“跨党”参加农工民主党；刘积学答应在中医界及旧军政人员中帮助发展农工民主党；张仲鲁受任农工民主党河南负责人，并密谋由罗绳式等为农工民主党河南的副主任委员。 　　同时，又揭露出以这些骨干分子为首的一些反党小集团。如以郭仲隗为首的省人委参事室的小集团，他们写了一个向党进攻的五项纲领，目的是攻击和赶走参事室党员副主任。以罗绳武为首的郑州师专的反党小集团，曾召开“八教师会议”煽动学生请愿等等。 　　(二）民革、民盟中主要右派骨千分子已彻底丑化，陷于孤立，反党集团亦开始亦开始瓦解，交代罪行；这是经过充分地揭露批判，摆事实讲道理，痛加驳斥，反复斗争的结果。但是这些极右分子非常狡猾出尔反尔。对他们都已经过反复斗争。分析其原因，有的有顾虑，畏罪，有的有幻想企图混过关。极右分子王毅斋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叫喊有职无权是想独揽大权；和章罗联盟有共同目的共同行动的反动罪行；及有意揑造歪曲事实，拉拢落后分子，包庇反革命的一些罪行。并在省人代大会作了些交代，但会后，又推翻，矢口否认说：“我怎能反党，我跟党十年，对党唯恐不亲。”经分析和深入了解，王毅斋如此抵赖，一是由于其本人还存在许多顾虑和幻想；一是由于其老婆拖后腿，他老婆曾对他说过：“你不能承认反党，承认了不得了”，并无意中对别人流露：“交代了反党，命就没有了”。针对上述情况，根据王自己说的反动言论采取 “打一个眼，钉一个钉”的办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分折批判，一条一条的由群众批判后让王毅斋也充分的辩驳，经过辩论后再肯定下来；会外谈，进行教育开导；抓他老婆的辩子（其老婆穆镜涵，为开封师专干部，该校也揭发了他一些材料），个别教育， 防止她继续拉后腿，，争取帮助王作交代。通过上述工作，迫使王毅斋交代了自己的反党言行，并交代解放以来不管在那个部门工作，一直有要搞“独立王国”的野心，摆脱党的领导。会后表示：“这样一条条的进行，叫我没法说”。并与他老婆互相埋怨，一夜里竟打起来了。 　　在摆事实讲道理之下，郭仲隗除交代了自己的一些罪行外，还揭发了张钫的反动言行十条。郭交代今年春天到北京参观农业展览时，他曾到张家里，去时已有六、七个人与张钫谈话，一个是师范大学的教授，江西人，一个是张钫的房东，其他的人没有介绍，他们的谈话非常反动，主要有下面几点：（1）张钫说：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资金了，快停摆了，一切的政策搞搞糟了，一切的企业都赔钱了，一切的工业都不能开工了，毛主席也没有办法，才亲自向全国广播；（2）铁路营业，表面上看很热闹，实际上赔的不得了，坐车的很多，拿钱的很少，火车快开不出厂了；（3）东北制造汽车厂，造成了几辆汽车，价格比买的贵的多，开了很少的里程，就出了毛病，不能再开了；（4）说顾颉刚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不对的政策都说了，有的政策毛主席也不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兼任第一书记，就是怕党员欺骗他，也眞苦呀！ （5）有人说国务院颁布养猪的具体办法，令全国人民遵照执行，这是婆婆妈妈们干的事，以国务院皇皇命令颁下去，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6〕对工商业合菅后，安排了少数人，使全国大多数工商业者都失了业，岂不是活活的饿死吗？（7）共产党说地主把农民当奴隶，剥削农民，现在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农业合作化后，留的粮不够农民吃，那才眞正把农民当成奴隶了。还揭发张纺在未解放前，胡匪宗南曾把张钫的七姨太太用飞机送到台湾，现在张的大儿张广勋任蒋经国的装甲队的团长，张的姑娘、女婿述有儿个儿子都在台湾。并揭发张纺两次来河南视察，都是想要回他的财产，如覌音堂民生煤矿等。此外，还揭发顾颉刚曾给张纺来信，张并念给他听，说内容非常反动。 　　刘积学承认了自己有政治野心，交代张云川今年到河南来后，他们的阴谋活动，他答应张云川帮助发展农工民主党，他主张民革“大发展”，一是对旧军政人员有感情， 二是为了猎取名誉，还为了现在民革中多得选票，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静之进一步交代了鸣放期间他在基层点火，煽动向党进攻的一些新的罪行；还揭发了党内右派分子郭海长向他泄露党内研究民主人士的某些问题，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某些机构的任务和一些工作情况，及其它许多党内秘密问题。 ## 二、取得上述战果的几点初步体会 　　（一）首先确定好队伍，这在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前战斗部署的重要一步。战斗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队伍的配备好坏。成员要包括一定的基本骨干和一大批有广泛代表性并熟悉右派分子材料的中间派。基本骨干是我们斗争中的依靠，通过他们体现党的意图，掌握反击队伍的动向，联系中间分子，及时反映党报情况。中间派的参加，能揭发平时我们所不了解的大批材料，利于对这些中间派及其所联系的人的争取，还由于他们参加对面的斗争，而易于使右派分子在当前对质之下，无法狡辩，低头认罪。 　　(二）摆事实、讲道理与揭发、批判、质问相结合。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是极端狡猾抵倾，不愿交代罪行，企图混关。他们有的承认有反动思想，但不承认有反动罪行；有的承认有行为，但说是效果不好，动机是好的；有的在群众批判下被迫交代了罪行，但交代之后，又翻案。面对这样的敌人，必须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拿出确鉴的人证物证，分析批判，驳得右派分子理屈词穷，无言可对，无法狡赖，只有在这种形势之下，才能促其口服心服。 　　(三）大组、骨干组、个别交谈的形式灵活运用。主要是根据右派分子的态度而定。比如右派分子的态度极端恶劣，就可采用大组几十人的会议，组织猛烈火力，尽力探用从揭发中丑化，从批判中丑化。大组会后，或开始作某种交代，或为了进行教育， 摸其思想动向，或由于右派分子的请求，则可采取骨干会及个别交谈，等等。 　　(四）组织志愿军，随时支持。因为斗争展开，报纸点名之后，大量的揭发材料， 将可陆续而来。此时可根据群众的揭发和要求，吸收熟悉某右派分子重要材料的人，参加面对面的斗争。这些人当面揭发批判后，即可回去。然后再吸收新的人参加。这样，人和材料来自四面八方可经常保持队伍昂扬的斗志，也可愈揭发愈多，愈挖愈深，使右派分子无法狡辩，容易就范。如我们这样反击王毅斋后他十分沉重的说：“人是四面八方来的，揭发的都是事实”。 　　(五）随时武装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和分化瓦解右派。对左派要抓紧战地会议， 战斗之前，检査事先的准备情况。战斗之后，检査左派和中间分子的情緖，右派的动向。便于及时研究特点，确定变化中的对策。斗争整个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斗争开始，往往由于队伍没经过锻炼，常不能一下子撕开脸皮，致劲头不足，说服无力，存有顾虑。斗争中间，常由于右派分子的狡猾抵赖，玩弄花招，而产生怀疑动摇情绪。反击到了一定程度时，又可能出现认为差不多了，为一、二次战役的脞利而骄傲、松气的现象。因此，须要经常注意反复地武装左派，并通过他们在队伍中进行思想教育。要坚持说理斗争。根据民主党派成员多系旧知识分子的特点，加之部分中间派，上过右派分子的当，斗争开始是撕不开脸皮，一旦撕开了又容易产生指鼻子骂人的偏向。因此，须首先在左派中，反复强调说理斗争，并通过他们掌握别人。 　　对中间派工作方面：对参加战斗的中间分子，应按骨干熟悉的情况，分工包干，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分头经常进行工作。在适当时机，须召开中间分子座谈会、灼情中右分子个别交谈。因为这些人积极性发挥的程度如何，能否很好解除他们的顾虑，重要问题是他们想看党对他们的态度。经过座谈，进行教育，表明支持，就能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性。 　　对右派分子工作方面：反击开始，对右派分子宜先“冷”起来’领导同志不与交谈，一方面利于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可使右派恐慌，作深刻检査。但这时应由左派经常与右派个别交淡，这样易使右派分子流露真情，一方面掌握其思想变化与动向，针对开展斗争；还可继续发现反动论点，为反击充实内容。到了一定时候，群众发动起来了， 我们可以接见，指出方向，交代政策。进入深入细致阶段后，个别交谈的工作须要加强，主要由左派经常与之深谈，摸右派分子思想深处顾虑什么，幻想什么，便于了解底细，确定有效对策。 　　开始一般应采取连绩冲击，彻底丑化的办法，可适当进行一些批判。如对王毅斋经过这样连续几天的冲击，中间分子反映：“臭透了！臭透了！ ” “王毅斋不象个人呀！ 不象个人！”有的说：“反右，是检査立场，奠定国基；对王毅斋是奠定人基了，他就没有作人的资格”。而王也十分沉重，有气无力地表示：“我的罪过，馨竹难书，碎尸万断，死有余辜！”但是开始分折批判，不宜强调“组织活动” “反共联盟”。他们最怕这个，不易突破。可令其先讲具体事实，与右派分子之间的来往，他们把具体材料交出了，也就可水落石出，“联盟”的事实就很明显了。 　　揭发右派分子的罪行要面对面，谈会上揭发，背靠背，双管齐下。 　　面对面是座谈会上揭发，背靠背是派外外出收罗挖掘，凡是右派分子足迹所到之处，都应去收罗。 　　“反共联盟”和“小集团”的材料，突破一个右派分子或只是开始交代某点滴材料，都应将其所交代的作为炮弹，及时转用到有关的右派分子身上，以促使其联盟的瓦解。 　　(六）从这一段斗争的实践中，感到民主党派有下列一些特点必须掌握：（1）民主党派原来右派分子就多；(2)三大改造、五大运动很多人不是走过去的，而是背过去的，肃反运动绝大多数都没有搞；（3）历史上他们就有派系和小集团活动；（4）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有点象农村土改时的地富，对积极分子玩弄、威胁、利诱手法，但他们的手法还比地富更厉害，善于软硬办法兼施，分化瓦解我们的队伍；（5）民革、民盟又各有特点，民革成员是武的多（旧军政人员），民盟成员是文的多（知识分子）。因此，反击中民革容易产生简单急躁粗暴，民盟文文雅撕不开脸皮。根据上述特点是，必须在省、市交叉进行互相配合反复几个大回合，这样才能搞深搞透。 　　三、各民主党派市一级组织及省直机关、大专学校的基层组织，整风领导小组，由左派和中左联盟掌握了领导权，并初步进行了政治排队，作了反右计划，组织了队伍， 经过武装骨干后，再发动群众逐步进入有重点地揭发批判。只有个别市的个别民主党派(开封市民盟)尚未开始。省直机关和大专学校的民主党派组织的反右斗争，大都是在本单位的整风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市直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一般尚未开展斗争。最近我们专门召开一次全省各地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研究布置在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及基层组织和全省工商界中开展反右斗争间题，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排队问题。要求各民主党派市以下组织的反右斗争于九月份全面开展起来。十月份要全面深入。 　　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及省直机关的基层组织初步开展反右斗争中，目前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团结工作，特别是中右的工作，作的不够。致使中右分子还怀疑顾虑，怕斗到自己头上，同情右派，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孤立和打击右派。如许昌市民革中右分子刘希尧，白天参加民革市委的反右斗争，夜里就找右派分子贺澄宇作长时间的私房谈话；另一中右分子吴瑞运，在反击的时期，还请右派分子看戏，并在会上公开说：“很多右派分子都是肓从”，为右派分子开脱罪责。新乡市在批判右派分子王宴卿时，李润如、李尽卿一直沉闷不语，别人要他们表示态度，竟说：“坚决不与右派划淸界限，坚决不与右派斗争。” 　　（2）有些地方还缺乏战斗经验，有急躁情緖，扣的帽子过多，不善于说理斗智，形成对嘴顶牛。这在运动新开展的地区和新开辟的战场上表现较多。 　　（3）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联盟集团，组织活动不易突破。碰到此类问题就进展很慢，甚至形成僵持局面。因为右派分子较为普遍的思想是认为反动言论是思想问题，承认了好办，组织活动是现行反革命，不敢承认交代。 ## 四、今后意见 　　（1）省级民革、民盟领导机关尚反右斗争,对已经揭露出来并已进行反击的右派分子，在前一段斗争的基础上，九月份又集中反击一月，然后让右派分子着重写书面交代和少数人进行围困斗争。省统战部反右办公室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右硕导骨干好腾出力量来分头深入到省直基层和市里去，协助推动下边普遍深入进行反击斗争。这样也可为省一级的斗争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十一月上旬省的领导力量再集中回省，对省级的右派分子要更深入的细致的系统的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反击批判。 　　（2）省直机关、大专学校中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反右斗争，统一由各机关、学校的党委领导，不由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单独进行（因为基层一般只是三、五个成员单独搞有困难）。民主党派成员在一个机关、学校中够一个支部并且有左派力量的，可对机关反右斗争加以配合，也不单独进行斗争。 　　（3）各市级民主党派的反右斗争，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民主党派市一级组织，可组织反击队伍成立以左派分子为骨干，吸收中左、中间分子参加的整风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斗争。市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机关、学校的成员一律随同机关、学校，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让他们单独进行斗争。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有力是时可将基层组织的一些右派骨干提到市里反击。各民主党派在街道上的社会成员，一方面组织到市级组织中反击，同时要随同街道群众一起进行反右派的社会主义教育。 　　（4）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省参事室的右派分子由省政协学习委员会名义出面，再开辟一个反右战场。各市对无党派人士或没有左派力量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也可参照省的办法由市政 　　（协学委会出面，组织力量开展斗争。） 　　（5）民建各级组织的反右斗争，随同工商界一起开展。全体民建会员，都列为工商界骨干分子，要彻底的进行反右斗争。 　　 (九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 江西省各民主党派及工商界省级组织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经验和今后部署 ## （一） 　　江西省各民主党派及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在省、市二级，基本上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省、市二级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特别是骨干分子，已基本暴露、陷于孤立， 并且正在开始分化，右派集团的内幕已经基本摸清。中间分子基本上已经发动起来。但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地区和单位在査内幕、擒贼王方面还不够深透，个别单位也有暴露不够的。各民主党派的基层方面则还有待开展。据统计，省级及各市民主党派中已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共计一百九十一名，占省级及各市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二千三百二十九人的百分之八点二，其中骨干分子六十八人。省、市委员中已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五十九人，占省、市委员总数三百一十九人的百分之十八点五，其中骨干分子三十八人。在省级三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农工）六十八个省委委员中，右派分子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四，其中骨干分子十三人。在各市级民主党派市委委员二百五十人中，右派分子四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六，其中骨干分子二十五人。工商界，七市工商联委员三百三十三人中有右派分子八十四人，占百分之十点三三，其中骨干分子有十五人。 　　在几个民主党派中，右派集团人数最多影响最严重的是民盟,其次农工，再次民革、 民建。民盟省、市委委员中的右派分子总数已达其省、市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二。省委的四个主委有三个右派骨干分子（许德瑗、刘九峰、漆裕元〕。三十一个委员有十一个右派分子，十一个常委有五个右派分子，六个市的主委有五个是右派分子，八十个市委员中有十五个右派分子，占百分之十八点七五。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近年来民盟省级和绝大部分市级组织是被右派分子窃取了领导实权，以许德瑗、刘九峯、漆裕元为首的右派集团，上同章罗联盟，下同各市和机关学校的右派集团，左右同其它民主党派的右派集团都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实际上已经成了江西民主党派中右派集团的核心。农工民主党的情况同民盟的情况程度上有些不同，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的反何序东集团斗争对这个集团给过一次有力的打击，象喻嗡、丘倜、陈幼江等都是是何序东集团的余孽。但是近年来这个集团又在死灰复燃。农工省市委员七十人中有右派分子十八个，占百分之十八点五七。省有喻松、丘倜集团，上饶有蒋谦、抚州有周达洪，九江有陈幼江等右派骨干分子，他们同民盟右派集团串通一气，企图为何序东翻案，积极贬卖章伯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竭立篡夺农工民主党在江西的领导实权。民革省市委员八十七人中有右派分子十一个，占百分之十二点六五，省有熊克励、廖超偷集团，景德镇有罗羽珍，吉安有李树华骨干分子。民建尚未成立省级组织，各市级组织委员五十一人有右派分子九个，占百分之十六点六五，有罗时炀、余行鲁、熊永祥、陶逸民、叶端甫骨干分子，互相之间也有一定联系。他们主要是贩卖章乃器的反对党的领导，抗拒改造的反动的政治纲领。 　　从以上情况看，除民盟外，民革、农工省级组织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左派和中左手里。民革、农工、民建市级组织已部分的被右派篡夺了领导实权。经过反右派斗争运动，在各民主党派中已逐步自上而下的建立了以左派为主和吸收了一部中间分子组成了整风领导小组（实际是暂代了常委会的职权），几个市级组织几个民主党派也成立了联合的整风领导小组（有的包括政协在内）暂时兼代常委会的工作。 　　但是，目前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 　　―、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还搞得不深不透，多数单位正处在擒贼王，査内幕的艰苦斗争中，这是最有意义，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在运动进到这一步之后，各地都出现过顶牛局面，这个局面现在少数单位已开始打破，多数单位还没有攻开。形成顶牛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四点：（1）一部分左派和领导骨干对反右派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着轻敌、松劲、筒单从事和温情主义思想。（2）群众发动不够，特别是中右分子的发动不够。有些中右分子在斗争进到深入阶段以后，又有一些新的摇摆和新的顾虑，不能理直气壮地参加斗争。（3）我们在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上也还有些问题：首先是材料研究不够，抓不住关键问题，有些材料不够准确，打不中要害；其次是坚持说理辩论的方式不够，斗争方法不够灵活，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的结合，大会、小会和个别谈话结合不够好。斗争以前事先缺乏通盘部署，对敌情缺乏具体分析。（4）少数右派分子坚决顽抗也是一个原因。 　　二、已经开展斗争的单位还有个别隐藏较深的右派骨干分子和少数爪牙没有暴露出来。如赣州民盟副主委廖寿琪，九江农工主委徐上达，民革省委副主委刘文议，都是值得研究和仔细摸一下。至于基层、则有些单位还没有开展，更谈不上暴露。 　　三、部分地方曾出现了右派分子的自杀现象（未遂）。现已引起各地的注意和严防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 ## （二） 　　在对右派分子斗争的方法与策略方面，根据省级和各市在斗争中已经取得的经验，主要应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 一、摆事实、讲道理，坚持辩论方法，坚持说理斗争 　　群众压力是必要的，但最有力量的压力是证据确盘的说理斗争。而坚持说理斗争同核对事实是分不开的，坚持说理首先就要认真核对材料是否真实。从现在情况看来；核对材料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分清关键性与一般性的问题，集中力量抓住关键性问题，也就是右派分子的政治立场和反动思想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对于一般性的问题，如生活问题除了有关政治的以外则不应作过多的追究。揭露历史问题只作为指明他们的反动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来批判，主要的还是他的现行的反动言行。二是分出有根据的，根据还不足的，真假还不能辨淸的三类材料，首先抓住第一类材料进行正面攻击，第二类材料要多用迂回的办法，找旁证的办法对证，第三类材料一般开始不作炮弹，等打低了头再拿出来对证。三是要注意继致挖掘材料。 ## 二、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 　　事实证明正面攻击是必要的，正面攻击就是一个个问题要他交代批判，这样来肯定他的罪行。但是在深入斗争阶段光靠正面攻击还不够，特别是遇到一些没有人证物证的材料，就更难攻下，这也是形成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民盟斗许德瑗、刘九峰都碰到这种情况，象许德瑗和潘光旦密谈的内容，庐山罗隆基、马哲民、许德瑗、刘九峰会谈的内幕等等都难以攻动，后来采取迂回的办法，在领导小组会上对许德瑗、刘九峰输番斗，又找他们作了几次个别谈话，先从章、罗联盟贩卖资产阶级政治路线谈起，由远及近，并且利用他们互相交代中所提出的线索分别对证，这样才基本上搞淸了庐山会谈策划成立民盟中南总支部的内幕和潘光旦来江西放火的活动。 ## 三、大会、小会和个别谈话相结合 　　三种方式在深入斗争中都要采取，但应以小会（几十个人的座谈会）为主，大会和个别谈话为辅。大会主要是用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在论点上进行批判，其作用生要是压倒敌人的威风，激发和教育群众。小会主要是对证材料，展开短兵相接的论战。至于个别谈话主要是摸情况,交代政策,指明出路，推劝交代。 ## 四、上、下、左、右的结合 　　在斗争过程中曾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几个右派骨干抓得很紧，对爪牙注意不够。经验证明，要分化瓦解争取右派起义，注意争取他们的爪牙很重要。有的单位采取两条战线作战的办法，一面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集中力量斗大的，一面在民主党派机关支部会议上批判他们的爪牙，很有效，民盟省机关干部廖青云、张文超、郭少华的交代对攻破许德瑗、漆裕元就有很大帮助。同时各民主党派之间也要及时交换情况，上下密切联系。 ## 五、如何攻硬堡垒 　　根据斗争许德瑗、漆裕元的经验，首先是事先进行材料排队，将人证、物证俱全的材料作为第一线。接着召开会审，把人证、物证都找来，一件件对证对质，对了两三天材料，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敌人逃无可逃也只好低头认罪。然后再根据对证的材料，展开论战，争论：“这些事实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乂的言行”。争论了几天，把他们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论点驳倒了，如民盟的右派分子漆裕元提出：帮助党整风不能用群众压力，为什么反右派可以用群众压力？等反动论点，企图把政治斗争和我党整风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混淆起来。经过严厉驳斥后，才低头认罪，表示准备交代。 ## 六、区别对待问题 　　为了孤立与分化敌人，经验证明区别对代的策略是必要的，区别对代主要是要注意下面三种情况：（1）区别对代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在这问题上某些单位是注意不够的。因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都是右派分子，所以都要进行批判，主要是在策略上要有区别，对极右分子集中力量狠狠打击，其中较多的已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对一般右派分子则未在报上公开点名， 一般也不在大会上斗争，不过分追究他们的历史问题，对他们反动言论的批判，一般也注意了，在适当范围内采取适当方式进行，这既有利分化敌人且可使火力集中打击主要右派。（2）就在极右分子中，经过彻底揭露与批判之后，也要按照他们在交代中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的对策。 （3）为减少阻力对历史中的右派分子，这次无活动，无反动言行者，一般不公开批判，也可不戴右派帽；对某些小右派分子极右分子的爪牙走卒为了便于争取起义,也可作适当的批判，但不带右派帽子；对已起义的分子要利用，让他们参加战斗，以毒攻毒。 ## 七、继续挖掘右派的问题 　　因“鸣”“放”工作搞得不够，现已暴露的右派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挖出来的，如许德瑗、刘九峰、熊永祥、许杰夫等。他们在鸣放中的公开反动言行不多，主要是进行幕后策划。根据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拖挖经验，拖的方法是分二步：先批判已有的材料，经过批判材料就愈来愈多，群众也愈来愈清楚，然后再戴右派帽子。这样做群众思想可以跟得上，领导上也生动，攻、守方便。如我们对民盟许、刘的挖掘，因他们在鸣放中的右派面目暴露不明显，群众一下不容易看得清楚，开初我们便抓他们“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嗳味” 一点展开攻击，经过半个多月的检举揭发后，右派面目便基本暴露，群众覚悟也有显着提高，这时我们才及时给他们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斗争很快便向深入方面发展。这样既自始至终的照顾了多数群众的觉悟水平，防止了少数左派分子的急躁情绪，同时，如果万一斗错了，也可使我们避免陷于被动。如对民革汤允夫的挖掘，也未先戴帽子，开初是攻击他“同情、支持和包庇右派”，攻了半个多月，仍未发现多少新的问题，经其它方面的检査，发现问题也不多，因此，我们便转向防止、停止进攻，这样使我们处于主动的地位。 ## （三） ## 当前我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的进展情况，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虽已开展斗争的单位，但搞得不深不透。二是少数单位斗争开展较早，已基本上搞深搞透了，正淮备转入一般的整风。三是大部分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各市的一般资本家和宗教界以及县一级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和尚待开展。根据上述情况，对下一步的斗争 　　（步骤提出如下意见：） ## 一、尚未搞深搞透的单位：应根据省委的要求： 　　“右派分子的反动罪行在主要关键间题上都基本搞清楚了，右派集团内幕基本上搞清楚了，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缴械投降，个别坚决顽抗的右派分子至少也被俘虏过来了”。在深入斗争的过程中，搞作好三件事：一是进行一次左、中、右的核对工作，以做到不错不漏。二继续搜集材料，对已经揭发出来的和本人交代的材料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分清关键性问题及一般性问题，可以肯定的问题及尚待追査的问题，以便抓住关键问题，打开僵局。三对右派分子的态度进一步分折研究和排队，分清顽抗的，交代还不彻底的，基本低头认罪、老实交代的和已经起义的等四种类型。分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以达到搞深搞透的目的。 ## 二、关于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问题： 　　现除省级三个民主党派再作一次深入挖掘，查无漏网者可转以外，他们的基层组织，当前大多数单位还没有开展反右斗争，一般的整风自然还谈不到。根据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的精神，结合我省情况，在时间的安排上，争取今年年底以前在全省范围内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基本胜利和完成一般的整风工作，明年八月底以前完成民主党派的整顿及组织调整工作。 　　由反右派斗争转到一般的整风之间，要休整一下，在休整中主要做三件事：(1)交代政策，说明整风的目的，要求和做法；（2）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掌握六条标准；（3）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不是作结论），吸取教训，同时对鸣放中问题进行分析、弄清是非。 　　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工作，一般由他们自己出面，所在单位的我党组织应加强领导，如他们内部可依靠的骨干力量薄弱或人数过少，不易开展，可吸收参加所在单位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至于县里的民主党派组织，是否单独搞，根据情况确定，民主党派人数多的县可单独搞与工商界合成一个方面，专人负责。成员少的县则参加他们的所在单位一起搞。 　　组织整顿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基本吿一段落后进行，目前是作好准备，物色和培养人选等工作。对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现有的党籍及党内外职务目前一般不动，在职权上加以限制，机密文件及新闻参考消息也拟停止给他们阅读。 ## 三、工商界及宗教界的整风问题 　　关于工商界的整风问题，根据李部长就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发表谈话精神，我们准备在南昌等六个市拟分两步或三步在资本家中搞反右派斗争！第一步先在工商联委员，同业公会委员中进行，斗争深入以后，再以一个同业公会或几个同业公会为单位，在一般资本家中开展反右派斗争，必要时将委员和一般资本家穿插进行。这几个市的小商贩，因为情况复杂，如有右派骨干分子，也拟适当进行斗争，然后转入大辩论。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以工商联出面，归口公司参加，成立整风领导小组。 　　一般县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拟采取县工商联委员扩大会的形式，吸收一般资本家参加，小商贩则一般不搞反右派斗争，主要搞大辩论，进行破资本主乂，立社会主义的教育，小县城如资本家很少， 　　拟同小商贩一道搞大辩论，必要时也可以搞反右派斗争。在步骤拟先选择少数县先走一步，然后全面铺开。在作法上一般先经过鸣放然后转入反右派斗争，少数地方前些时候已搞了鸣放，右派分子已暴露的，拟即开始进行批判，总之要先暴露，然后展开批判。 　　关于宗教界根据中央指示，拟只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搞反右派斗争，具体的作法，以后再报。 　　 （九月二十工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汇报） ## 浙江省五个度点乡大放大鸣的情况和问题 　　省委于九月上旬，召集了五个试点乡汇报社会主义教育和大放大鸣的情况。参加这次汇报的有嘉兴县余新乡(第一类型乡〉、杭县双林乡、绍兴县皋北乡、吴兴县东建乡(以上均第二类型乡）和萧山县长山乡（第三类型乡）。 　　这五个乡的基本情况，一般都有二年以上的合作基础，大多数合作社生产年年提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但是由于合作化以后放松了农村政治思想工作，农村中资本主义思想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这五个乡，除嘉兴余新乡外，其余四个乡今年上半年都发生了闹退社、闹粮食、打干部事件。其中比较严重的是绍兴皋北乡，全乡十六个社中有八个社发生闹事。如光明社以富裕中农秦德兴、秦张夫为首，组织倒社小集团，提出：“打倒社主任、分散土地证” 口号，分掉了土地、农具、草子，停止生产五天。（2）在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问题上，追求自由市场高额价格，不卖给国家。如双林乡红友社今年蚕茧共收二千二百七十九斤，自留二千一百六十四斤，只卖给国家一百一十五斤。供销社给该社络麻加工后织成的麻布共七千七百零九匹，在自由市场上擅自出卖七千四百九十五匹，占百分之九十。（3)在合作社的生产方针和经营管理上，这五个乡都有反对集中统一、搞“包产到户”和“小小队，(实际上是单干）的现象；不服从国家生产计划，肓目扩大经济作物；过多地扩大私人经营部分等问题。如双林乡友社一百八十多户，分成六十多个小队，土地自带，各负盈亏。该社有一户富裕农民向社里租一亩田，种甘蔗、老姜等经济作物。红星社今年连作稻和间作稻实种面积，由于这个生产小队要扩种荸荠，比社的包产面积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点四。红旗社在全民检查中检查出有一百三十六户在公有土地上中种私有作物。由于私人经营部分过大，该社劳动出勤率，据调查今年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一，对社内生产影响很大。（4）从事商业投机活动。据双林乡红友社统计，百分之二十九的社员从事商业活动，经营的产品有粮食、络蔬、水果、老姜等。上述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不仅在农民中存在，在党员和干部中也是存在的。其次，这五个乡在大放大鸣中暴露了领导上确实存在很多严重问题，部分合作社经营管理混乱，部分干部作风贪污蜕化，脱离群众。如双林乡红旗社，是第一类型社，今年上半年也有二个大队闹事。在大放大鸣中社员揭发出账目严重混乱，仅包工包产一项就错账七百八十四笔，错款七千三百五十六元。特别是第三类型社，问题更多，基层干部的情况，据皋北乡统计，在八百二十八个农村团员和合作骨干中：带头闹事和参与闹事的有七十八人，贪污腐化的有二十二人，强迫命令的五十人，工作消极疲塌的有二百四十三人。（经营投机商业、卖黑市粮食发展资本主义的尚未统计在内）。上述情况说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大放大鸣大争，以端正政治方向为重点，并且切实检查和改进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巩固合作社是十分必要的。 　　这五个试点乡都是在县委或地委工作组具体帮助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中：杭县双林乡和萧山长山乡是先队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入手，再进行大放大鸣。其它乡都是一开始就从放鸣着手的。看来不论那一种做法，都能够放出大量的意见。主要关键是解决干部对大放大鸣的认识问题和做法充分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几个乡的主要经验是： ## 一、如何解决干部对大放大鸣的认识问题 　　根据这五个乡的汇报，在开展大放大鸣和大辩论以前，基层干部对大放大鸣都有不同程度的顾虑，存在着不少思想障碍。主要是三愁三怕：一愁工作组是“过路君子”、“放火不收兵”、“开花不结果” ；二愁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提出很多要求，难以解决；三愁今后干部更难当。三怕是：一怕大放大鸣放乱了；二怕批判、斗争伤感情；三怕整风会挫折社、队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有毛病的人更怕搞到自己头上来。因此，有的干部认为：“大放大鸣只适用于机关和城市，农村搞不得。”甚至有些工作队的领导干部也认为大放大鸣是“无事生非，不乱找乱。”另外一种思想障碍是过去闹事比较严重的地区，有些干部抱着报复的情绪，如说：“上半年闹退社时苦头吃尽，这一回可要还本了。”因此，他们只要求多捕、多斗，对于改正自己工作上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则注意很差。 　　根据这几个乡的经验，解决干部对大放大鸣的认识问题：首先是帮助干部具体分析农村情况和各阶层思想动向，树立相信群众大多数的观点。经过阶级分析以后，使干部看到了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批判了看不到依靠力量、“满眼无亲人”的悲观论调。其次是向干部说明大放大咊的目的和要求，特别是以不放不鸣和大放大鸣的两种不同做法进行对比，分析利弊，使干部认识只有大论大鸣，才能把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才能辩明是非，团结多数，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经过这些教育以后，多数干部思想有所提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一开始是半信半疑；当放鸣进入高潮以后，又有些干部沉不住气，有的低下头来，有的拒绝批评，和群众发生争吵。如臬北乡光明社支部书记诸友根，在群众批评他的缺点以后，他就拉社员到社里说理，撕破了社员的衣服。当领导上坚决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继续放鸣，干部又产生消极畏难情緖。这时，领导上要帮助他们具体分折放鸣中群众提出来的意见，对群众揭发的缺点错误，凡是领导上应当负责的要挑担子，分清上下责任，对于群众过高的要求和误解应帮助解释，对于向党进攻的错误言论要帮助组织群众展开辩论。杭县双林乡向基层干部提出：“分清是非、分清责任、改正缺点、团结多数群众，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这样，有些消极的干部又积极起来了。 ## 二、如何发动群众大放大鸣 　　从这五个乡的情况看，放鸣是各阶层群众的要求，但他们也有不同的思想顾虑。贫农和下中农主要是顾虑“提了不改”，怕“得罪干部”；富裕中农认为放鸣是“钓鱼上钩”，怕“说错话被当作右派分子”。皋北乡富裕中农说：“不放肚皮气煞，放放又是右派。”特别是在先打击批判、然后再放鸣的乡社，群众顾虑更多。如萧山县长山乡先打击破坏活动，以后经过半个月的工作才又放鸣起来。放鸣中一般规律是：干部要反复表明态度，说明整风的决心，党、团员和贫农带头放鸣，中农开始覌望；中途中农看到贫农放鸣无事，也大胆提意见，到后来少数富裕中农情绪激昂，指着积极分子骂的也有了，各种谬论也都出来了。 　　放鸣的方法，各乡做法不同，有的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层层放鸣、层层辩论，也有的是干部、党、团员和贫农、中农、地主、富农一起放鸣，分层展开辩论，还有的是边放鸣边批判。从效果看来，以统一放鸣、分层辩论为好，这样便于放透，同时也有利于整顿队伍，有领导地展开辩论。放鸣的方式应当多样化，一般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放鸣，大会和小会相结合，青年、妇女也可分系统举行座谈，不愿意会上谈的允许个别谈。以及田鸣、桥头、茶馆到处听取反映等形式都可以采用。 　　放坂中每个合作社都提出了大量的意见，这些意见，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集中在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城乡、工农关系和干群关系四个方面。 　　（1）在合作化问题上：各乡都放出大量的正确的意见，主要是批评合作社经营管理混乱、账目不公开、贪污浪费、干部作风不民主等。例如：东建乡星火、富强、五星等三个社社员要求改进经营管理、淸理公布账目、社队规模过大要求分小、加强农具保管责任制等；贫农社员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如作投机生意、扩大私人经营、雇工等现象进行了揭发批判。中农社员要求改进评工记分方法、合理修正定额标准，纠正农活质量粗糙等。 　　错误的言论：主要是部分富裕中农的反对合作化。如嘉兴余新乡的富裕农民说：“合作社三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用钱不自由，要开会不自由”、“合作社里有三多：农具损坏多、田里稗草多、猪（公养猪）死的多。不如单干好。”余南社富裕中农徐三茂说：“合作社执行国家计划太死，不好种荸荠，对国家有利，对农民没有利。” 吴兴东建乡的富裕中农说：“合作社‘田荒地白’单干生产‘三淸四白’”，提出：“要搞好生产，只有单干，包产到户”。也有的说：“合作社就是穷的揩富的，富的补穷的，弄得哭的哭、笑的笑。” 　　（2）在粮食问题上，正确的意见：如绍兴皋北乡贫农批评我们放松对单干户的领导，给单干户在粮食问题上占了便宜；粮食征购工作前紧后松，没有扫淸粮食尾欠,以致先进的吃亏，落后的便宜；批评我们不去取缔粮食黑市，而去扣周转粮，使部分贫农吃粮发生困难；供应的粮食，平均分配，眞正缺粮户得不到供应等。 　　错误的意见：开始时大多数农民都认为“三定口粮不够吃”，要求提高留粮。经过讨论，多数人有转变，坚决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是部分口粮水平比以前降低的富裕农民和经营粮食投机的农民：如吴兴东建乡的富裕中农说：“实行统购统销后一点自由也没有了，嘉兴余新乡的富裕农民说：“集体农庄，吃的糟糠，互助合作，吃的薄钢”。富裕中农陈凡深说：“只要我们农民团结起来，先把口粮分走，管它统购不统销，不卖粮看政府有啥力法？” 　　（3）在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问题上，相当普遍认为：“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苦”、“工业品价灭高，农产品价格低。”又说：“城里人钞票多、粮票多、布票多、 油票多真惬意”、“工人在房子里生产、头上不晒太阳、脚底不钉蚂蝗，拿几十元—个月，比起农民来真是天上地下”、“乡下一个挑头（富裕户），及不来街上一个摊头； 农民一个正劳动力，及不来城里一个卖豆的小囡”。有的老年人说：“共产党领导有偏心，为啥工人有养老院，农民没有养老院？ ”他们对工农业产品价格的看法是：“重重一担谷只值八元钱，轻轻一包香烟值二斤谷，一尺布要值三、四斤谷”。有的认为：农民生活苦，就是农产品价格太低，只要谷价提高，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有些农民埋怨供应的化肥太少。 　　（4）在干群关系方面，施鸣中揭露了干部作风存在很多问题：如绍兴皋北乡建星社社员批评驻社干部叶命友，下放半年，全社三十四个生产队只到过一半，平时皮鞋穿穿，办公室踱踱，理论讲讲，不解决实际问题，社员称他“少爷干部”。吴兴东建乡星火社社员批评脱产社干过多、补贴过大；社干接近群众少，作风生硬，有事不和群众商量等。 　　错误的言论，主要是不要党的领导，丑化干部和党员。如嘉兴余新乡沈泉观（地主女婿)说:“没有共产党领导，照样种田吃饭”。吴兴东建乡的富裕中农说：“现在干部比国民党乡保长还要坏”、“现在干部无知识、办不好事”。把积极完成党的任务的干部比作“狗尾巴朝外”，是“讨好上级，想升官发财”。 　　放鸣中提出的意见,据五个乡的平均统计，正确的意见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正确的但一时办不到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不正确的或者片面夸大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错误的向党进攻的占百分之十左右。 　　从五个乡放鸣中看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在贫农和下中农中，坚决拥护合作化和粮食统沟统销的约占百分之五十二，基本上拥护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意见和不满意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四，两者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六；表现动摇和严重不满的约占百分之十一，这些人要是受到富裕农民思想影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吃口重、劳力少，入社后仍有困难的困难户；反对走合作化道路和粮食统购销政策的约占百分之三，这些人多半是不愿从事劳动的伪职人员、赌徒、兵痞以及被撤职、开除的干部。在富裕中农中，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坚决拥护的约占西分之三十五,基本上拥护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意见和不满意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五,二者合计约占百分之七十；表现动摇和严重不满的约占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入社以前一般生活较富裕，入社后没有增加收入或者减少了收入，对集体劳动不习惯，对办好社缺少信心；坚决反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约占百分之十。这些人入社前一般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从事商业投机、有倔工、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入社以后，减少收入，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限制。 ## 三、如何进行辩论 　　这几个乡一般都是先训练骨干队伍，再有准备地领导群众展开辩论。在辩论中，一般都首先抓住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工农关系、党的领导等根本问题，辩明大是大非。从这几个乡的辩论情况看，回忆对比和算账的办法，最能说服和打动人心。例如：吴兴东建乡星火社在辩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贫农回忆了五四年受涝，由于单干无力抗拒灾害，沉田一百四十多亩,造成严重歉收，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全队三十四户中，不仅将仅有的五十多只羊、五头猪卖了，而且还将铜勺、脚炉、蜡台也卖了。今年涝灾虽然比五四年严重，由于依靠了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胜了灾害，保证了早稻丰收，每亩产量四百一十斤，社员生活很安定，还增养了四十多头猪。他们以亲身的经历驳倒了“合作社不如单干好”的说法。绍兴臬北乡仁渎社在辩论粮食问题中，中农张家宗提出：“实行统购统销，吃粮比过去少，三定口粮吃不饱”，小组里进行了对比，全组十八户，过去有十五户吃到正二月就要断粮，现在都能吃到接上早稻，张幼泉说：“做雇工七年，在地主家里没有吃饱；以后自己当家，也是每年缺三、四个月口粮；现在入了社，口粮不用担心”，驳到了 “现在不如过去”、“口粮不够吃”的谬论。经过辩论以后，群众觉悟大大提高，过去讲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不好的人纷纷作了检讨。例如： 臬北乡民主社贫农沈顺法、阮炳显检射说：“贫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想个人发财， 真是忘本”、“过去认识模糊，立场不稳，这次擦亮了眼睛，好比吃了：‘还魂丹’，一定要穿了草鞋赶上去，不能落后”。勤俭社贫农赵张法说：“贫农离不开合作社，离开了合作社就寸步难行”。在粮食问题上，有的贫农检讨说：“过去吃粮，我们是早饥正饿夜瘪，三餐二顿饿肚皮，现在是口粮拿齐，外有现金，还讲粮食缠统销不好，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在辩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简单化不少合作社只是让群众辩论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对不对，而没打把群众放鸣出来的具体问题(如包产到户和小小队问题、分散经营和集体经营问题、生产方针问题、分配问题)提出来进行争辩,从具体问题上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使辩论深入一步。因此,多数社经过辩论之后富裕中农的思想虽然表面上压下去了,但是,遇到具体问题上群众仍然是非界限不淸。例如杭县双休乡红友社，虽然经过辩论，大家都拥护农业合作化,但是在处理本社存在的“小小队”问题，（即二、三户一组、土地自带，各负盈亏实质上是变相单干。）部分社员仍然思想不通。辩论以后,有些中农口服心不服，有的还讽刺积极分子。需要进行补课。 　　这五个乡在辩论基础上都选择了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富裕中农开展说理斗争。一般斗争对象每乡都有二十——三十人，占富裕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三——五，最多的达百分之十。（斗争的面偏宽。）大多数都能够坚持说理斗争，个别乡还发生了动手打人和罚跪的现象，发生富裕中农自杀事件一起。有的乡对于分别对待，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注意不够。杭县双林乡的经验是，经过辩论之后对富裕中农要进行排队，分淸那些富裕中农社会主义觉悟较高，是积极分子；那些人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需要进行思想批判，那些人有严重的破坏言行，需要进行说理斗争。避免另打碎敲、发现一个就斗一个的毛病。其次是要划淸几条界限，一般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和严重破坏行为的界限；农民中落后言论和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界限。前者一般放在小会上进行批判，后者则做为大会说理斗争的对象。 ## 四、如何边整边改问题 　　从这几个乡情况看，边整边改以及运动与生产密切结合，以双林乡做得较好。他们的经验是：从乡到社实行分工分线，社会主义教育、边整边改和生产都有专人负责，定期进行检査。因而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例如：红旗社在发动群众放鸣同时，通过生产大检查，发动群众投入抗旱和治虫。全社百分之八十五的劳动力投入了抗旱和治虫，使一千二百多亩田解除了旱象，一千一百七十亩水稻用666药粉治了虫。放鸣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能立即解决的马上解决。如：在财务上，立即选出了八个查账代表，配合合作社的监察委员会，彻底査淸了财务账目，解除了社员怀疑“干部贪污”、“副业亏本” 顾虑，提高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在生产管理上，听取群众的意见，把过去包产到大队的办法改为包产到小队。这些问题处理后，社员普遍表示满意。绍兴皋北乡在放鸣和辩论的基础上，发动党内外干部群众，分别讨论和制订四大方案（党团内部整风方案、整顿合作社方案、改进粮食工作方案、冬季生产方案）。并且在讨论方案改进工作中，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改选了干部，全乡的合作社主任共撤换了二人，改选掉十四人。合作社的理监事，生产队长都经过了改选，把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叛徒清洗出去，代之以经过考验的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但是，还有部分乡、社对边整边改重视不够，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比较完整的经验。 　　 (九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 河北省专县两级机关当前整风、鸣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问题 　　河北省专县两级机关的整风、鸣放、反右派斗争，已经逐步展开，当前正处于大鸣大放的阶段。个别地区的少数单位，已从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斗争。 　　邯郸、天津、唐山、邢台、石家庄、沧县六个地委直属机关鸣放得较好，领导重视，并放手发动了群众，多数单位的鸣放已进入高潮。承德、张家口、保定、通县地直机关进展迟缓。 　　就上述鸣放较好的六个地直机关二百五十三个单位的情况看（截至九月二十四日止），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鸣放已进入高潮，也改进了一些工作的。除少数人的顾虑尚未得到解决外，大多数群众已开始讲心里话，对工作对领导提出了不少善意的批评和意见；其中有些单位右派言论也有所暴露。这类单位有一百四十三个，占百分之五些单位之所以能放开，主要是：（1）反复贯彻了政策，解除了群众顾虑，领导上有决十六。这心，敢于放手发动群众。（2)鸣放的方法灵活，方式多种多样：大字报、 座谈会、辩论会、个别谈话互相配合。并做到了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领导与群众一起鸣放，使大家感到不受拘束，敢于说出心里话。（3）注意了边整边改。例如邢台地直机关鸣放出来的六千九百一十九条意见，已改进了一千九百一十九条。这样就提高了群众信心，增强了鸣放的积极性。（4）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深入基层整风单位，发现问题，立即解决，总结经验，及时进行了传播，并加强了督促检查。第二类是在鸣放但劲头不足，所提意见多是生活细节，尚未联系到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这类单位有九十一个占百分之三十五。笫三是还未进入鸣放的，这类单位有十九个占百分之九。上述两种类型的单位，所以鸣放不足和鸣放不起来，主要是领导上决心不大，右倾麻痹和顾虑多，不敢放手鸣放,或没有经过鸣放就认为本单位没有右派；也有的认为“三反，“肃反”、 开始劲头很足，后来又纠偏，这回也难免如此，恐怕给自己找麻烦；或是存有畏难情绪，认为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不好放了，不是积极主动地克服困难，而是伸手向领导要办法；也有的怕放出右派言论驳不倒，不好收场，怕放出很多问题，影响领导威信。也有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认为鸣放仅仅是为了反右派，对不属右派言论的发言，不爱听，也不记。或不懂得暂时只听不驳的策略意义，发现右派言论却迎头痛击，也影响了鸣放的开展。再就是不能根据两不误妥善安排，怕影响工作、生产，放松整风、反右派的领导，交给第二手的干部去做。在群众中的顾虑更多，主要的是：怕提意见多了给自己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抱少说为隹的态度，也有的怕提意见后遭到打击报复；也有的怕提意见不顶事，缺乏信心。 　　此外，不少右派分子由猖狂进攻转入消沉、退却、收回自己的反动言论，或主动检讨，要两面态度，对开展鸣放反右派斗争也有一定影响，麻痹了一部分干部。 　　过去地直机关有一部分进入斗争的单位，其中有的因准备不足，斗争不能有力展开，已停下来。目前进行斗争的还有天津、承德两地直机关的十二个单位。这些单位都做了充分淮备。 　　县级机关开始较迟，据九个地委九月二十四日的统计。一百四十二个县已进入鸣放的有八十八个县（其中鸣放较好的二十七个县，一般的六十一个县），未进入鸣放的五十四个县。另通县专区十三个县，只有两个县开始试点搞鸣放，其余均未动。 　　在过去鸣放的基础上和现在鸣放过程中,进行了初步摸底排队，据唐山、天津、沧县、石家庄、邯郸、承德、邢台等七个地委的直属机关统计，共排出右派对象五百六十七个。唐山、沧县、保定、石家庄四个地委的四十六个县，共排出右派对象八百七十四名。并开始审批。 ## 在鸣放和排队中存在的间题 ## 一、在鸣放方面 　　（1）有些部门对鸣放目的还不明确，把鸣放单纯看成是找右派，对不属于右派的言论和意见，表示不爱听或根本不记，使人感到领导上没有整风诚意，影响鸣放的开展，不利于反右派斗争，也不利于党的整风。（2）在鸣放的开展上，有些县份，向后拖的劲头很大，近期还不准备开展鸣放。他们所以迟迟不前的原因，主要是忙于当前其他工作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没能做好各项工作的适当安排和领导上的分工。（3）过去已进入斗争（如通县地直的四个单位），因鸣放不够现在又转入鸣放的单位，转的可能生硬，单位领导上有抵触情绪，表现消沉。 ## 二、在排队方面 　　（1）从各单位看，简汛粗糙现象较为普遍。有的对排队人员全面情况底码不清或分析研究不够,即下定论，因而对有些人定为右派是根据不足的。（2）排队中政策界限不够淸楚，口径不一，因之幅度有很大悬殊。各地都发现有些单位把工作态度不好或政治上落后有一般不满言论或对某些领导干部个人有意见的人划右派。也有的把反动言论很突出和公开支持右派分子的人划为中右的。如保定地委前一时期报告的材料:高阳县工商界排队中没有右派；定县没有左派；涞源、望都两县没有右派也没有左派，都是中间分子。地直机关的党团员中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财经口五个单位没有右派；而农林局初排十一个右派分子对象中，把十个肃反对象都列为右派，经地委整风办公室帮助他们反复分析研究，只两个右派分子。天津公路局五十五人排出右派分子十九人，比重达百分之三十四·五。这些都要地、县委采取措施，并组织有关领导人员进一步学习有关政策文件加以解决。 　　 （九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况 　　我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因灾情严重和干部力量不足而决定在秋收开始的部分乡、社外，业已全面展开。已经开展的乡、社中大部分已经基本结束了准备阶段，先后开始转入鸣放和争辩。 　　一、在这一阶段中，各地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和训练了一支较大的宣传队伍。根据已报材料各乡最少的二十人左右，最多的有二百八十人， 一般的合作社达二十至三十人，多的到四十至五十不等。如乌兰察布盟达尔茂明安旗，通过举办农村宣传员、合作社主任、会计和牧区党、团训练班等形式，已训练了六百多人的一支队伍，平地泉行政区计训练达七万人的队伍。从而，给农村进行这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各地在组织和训练农村宣传队伍的同时，了解到农村各阶层对这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动运的态度是： —工丨？ 、 　　农村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绝大多数表示欢迎，认为不这样来一下，工作搞不下去了。他们对不法地、富和坏分子的煽动破坏及富裕中农和落后群众闹社，十分痛恨并有一定警觉，认为进行这样一场批判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在运动积极性都很高。另外，也有不少人存在着严重的麻弊情绪。他们否认农村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地、富已经入了合作社，都是一家人了；或者认为地、富好办，就是贫农不好处；有的认为打击不法地、富和坏分子是公安、司法和检察部门的事，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加以对运动认识不足，从而就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多此一举。思想和工作作风上问题较多的人，在反不法地、富斗争中表现尚积极，但在辩论合作化优越性和粮食统购统购问题上反不积极或不太积极了。他们怕搞出自己的问题，怕受处分，因而不敢积极大胆地充分发动群众，也不敢揭发和暴露自己与别人的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对地、富的反动言行也不加过问。 　　不法地、富及其它坏分子，在运动开始后采取了比过去更狡猾的手段，他们多是表面上靠近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并积极参加劳动，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到处说进步话和做好事。但暗地里却仍散布反动言论纵事煽动破坏，如拉拢落后群众，鼓动社员向社进攻；写反动标语诬蔑和诽谤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给干部和党、团员积极分子扣右派帽子等，企圆转移群众视线，搞垮合作社，夺取农村和合作社的领导权。还有的表现恐惧，封住嘴，不说话，或到处讨好，进行粉饰。也有个别以自杀逃避群众斗争。至于原来表现较老实的，现在更小心谨慎，不出头或看风驶船。 　　运动开始时，许多人〔中农、贫农和一些落后群众〕开始多是企图趁机达到提高留粮标准，多留粮，但看风势不对，就消沉下去了，采取观望态度；有的对社提意见积极，批评资本主义思想消极；还有的怕提出来不解决问题，运动过去反到不好看，因而不积极参加辩论。单干户和富裕中农在运动开始时，仍然嚣张，积极喧嚷粮食不够吃， 合作不如单干，煽动拉牲口退社。 　　三、领导运动中，存在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有些旗、县的领导开始前，对运动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表面上好像重视，但对配备力量和训练骨干注意不够。运动开始后，在事实中受到了教育，才看到问题复杂性和严重性，深感领导力量的不足。有些基层工作干部在看到进行宣传后，不法地、富和其它坏分子比较老实，低头认错和积极从事劳动；过去闹社的也都大部消声匿迹，就产生了盲目乐观和草率收场的思想，认为运动搞得差不多了，准备打退鼓收兵。如昭盟克什克旗梁社，整个运动用了六、七天时羊，就准备结束。 　　（2）有些地方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单纯依靠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去开展大辩论。因此，既影响了彻底揭发和暴露各方面的问题， 　　也影响了运动搞深搞透和教育提高广大群众之效。 　　（3）掌握和执行政策界限不够。斗争方式粗暴的现象仍然值得注意纠正，如把群众自私自利思想当作严重资本主义思想；把男女关系不正当的人当作坏分子进行指名批判或斗争；在斗争不法地、富及其它坏分子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粗暴地打、骂和罚跪等压服办法。五原县在斗争地主时，让地主跪到黑麻子上，头上给浇冷水，不让讲理由，只许承认错误。诸如此类现象在哲盟、昭盟和平地泉都发生过。最近河套行政区杭锦后旗又发生一起贫民（从河北移来〕自杀事件，该人平时表现一般，劳动中有时不服领导。工作组到乡后，曾在一次会上提他不服从领导的问题，并在妇女会上布置收集他的材料，致使他产生怀疑，回家后自杀（详细原因尚未査清〉。就是政策界限不清，方法不当的恶果。 　　（4）有些地方对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相结合，边鸣、边争、边改的方针注意不够。如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忽视了边改工作；注意了边改工作，忽视了和生产相结合；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忽视了对生产的领导工作。 　　四、必须注意纠正的几个问题。 　　（1）必须注意对运动的不同反映和态度，具体分析，分别对待。现在各级领导对农村发生的问题的认识，多从一般概念出发，对问题缺乏具体分析，这是使政策不能很好贯彻执行的主要原因。内蒙古党委现正在注意纠正，并提起各级领导注意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的领导方法。以便更好的贯彻执行政策，顺利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保证其健康发展。 　　（2）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因此要领导好这次革命运动，要使这次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当然是必须经过艰苦努力与艰苦斗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对这一艰巨性了解不够深透，或者是怕鸣放乱了，不好收场；或者想只作些正面教育，就草率结束。这种错误认识和不愿实效的作法，现正在注意纠正。 　　（3）为了将大辩论搞深透，必须的特别注意发动与教育提高处在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因为这些人占农村的绝大多数，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才能更深入准确地打击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子和不法地、富分子的进攻；只有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才能孤立农村中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时也只有教育提高他们，使他们摆脱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才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取得胜利。但是现在不少干部对此还认识不足，我们正拟通报，以教育干部并严格防止那种不注意发动和教育中间和落后群众，只依靠积极分子单枪匹马进行战斗的作法。 　　 (九月二十八日内蒙党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 湖南省长沙市直属工业单位开展鸣放与边整边改的情况 　　长沙市直属工业单位有三十三个，除试点的机床厂、建湘瓷厂、湖南制药厂先行于八月底九月初开始整风外，第一批进行整风的有十八个单位，有的已于九月下旬开始，其余的十一个单位将在十一月中旬开始。 　　现在正处于鸣放的有机床厂、建湘瓷厂、湖南制药厂、水口山一厂、线路管理所、 电力装修公司、水力勘测处，其中机床厂、水口山一厂，即将出现鸣放高潮的有装修公司、线路管理所正在鸣放高潮。这七个单位都是工人和干部同时迸行鸣放的，共计有职工四千三百十二人，其中干部九百人（湖南制药厂车间干部未计在内）。 　　截至十月四日止，共张贴大字报二千四百八十二张，提了一万零八百三十四条意见。从意见的内容看，对领导作风的意见最多，其次是生产管理，再次是职工生活福利、政治思想教育。就建湘瓷厂一个单位所提二千九百八十二条意见分析：有关领导作风的有一千二百七十六条，占第一位；生产管理的八百二十六条，占第二位；再次是有 关职工生活福利的，有五百二十八条，政治思想教育二百零三条，建党干部工作五十一条,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二十九条，一般党员思想作风七条，其它方面六十二条，其中属于反党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三十条。这些单位的经验完全证实，只要领导有决心，鸣放是可以搞起来的。如水口山一厂九月二二十六日动员，只有二天的时间贴了大字报二百二十三张，意见提了九百十六条，工人陈海青一个人就对厂写了三张大字报。装修公司一队只有八十个人，二天时间出了大字报一百二十四张，提了三百六十八条意见；有一个工人说：“我把话说出来后心里感到痛快些，领导如果不改我还要提。”骨粉厂有个采购员因马上要出差，怕没有机会提意见，在讨论动员报告时就提了三条。鸣放规律一般都是先一般性的作风问题、生活福利问题，继则是带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和较严重的作风问题，到最后右派言论才冒头。 　　在前一阶段，对边整边改注意不够，如湖南制药厂是试点单位，鸣放最早，大字报、意见也较其他厂子多，但并没有很好的将意见加以整理，有些已经改了的也没有向群众公布。装修公司有个工人说：“领导对职工提意见处理太迟缓，改进工作不坚决”。做得较好的是瓷厂，一开始就注意了这个问题，经过整理研究，现在已经解决了二十五个问题，还有四十三个问题正在研究解决。长沙机床厂前一阶段对整改注意不够，最近也扭转了，已开始研究解决了四个问题，对于精减会议，领导深入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厂级领导每周到车间办公一天，定期访问宿舍，参加体力劳动；医药费记账问题也解决了，房屋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水口山一厂也就劳动竟评比、职工交娱活动等问题作了改进，还有四十二个问题正在研究解决。长沙市委工业部在九月二十八日的党委书记、厂长会上，特别强调了“边整边改”工作，要求各单位立即组织力量及时的分析整理职工所提意见，可以改的一定要马上改。从最近两天情况看，各厂都有些改进。 　　随看鸣放高潮的到来，职工中出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有的干部 　　表现沉不住气，想反驳。如水口山一厂工人出了郑厂长的漫画，说他 　　是“陈世美遗弃前妻“，于是有个支部的组织委员说：“鸣放要适可而止”；有一个党员工程师认为意见提得太过火了，想写大字报反驳。也有干部坐在房子里发愁不出来。农业机械厂有的中层干部说：“我们是鸣放对象，因为我们与工人接触多，是具体的办事人”。工人中主要是怕报复，怕提了意见后在领导（车间主任、工段长）中造成不好印象，今后会分配重活、难活，故意找麻烦；其次怕不会改，提了等于没提。长沙市各厂，针对这种情况都作了一些研究，正在扭转克服中。 　　 （十月十三日湖南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 黑龙江省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我省第一期开展斗争的单位，已发现右派分子一千二百零二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十一万零三百一十八的百分之一点零八（其中党员九十七名，占百分之七点六五，团员三百六十三名占百分之三十点二）。目前已经斗倒的占百分之二十点零七（哈市除外），其中一种是右派言行暴露彻底，群众已把他彻底驳倒，本人跪倒尘埃，低头认罪的，再一种是对右派分子言行彻底揭穿，驳倒，搞垮，搞臭。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但本人还坚持谬论，不肯承认错误（对这样的人要长期斗争）。现在没有斗倒的还占有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三，没有斗争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没有斗倒的原因有二个:一部分是刚开始不久，还没展开充分地说理斗争；一部分是，虽然斗争已久，但由于摆事实讲道理作得不够，右派还有狡辩的余地，中间分子在某些问题上感到右派分子讲的有理。说理不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右派言行暴露的彻底，反动面目极其明显著，比较容易斗倒，而且许多已经斗倒了。目前正在斗争的多是反动言行比较隐蔽，表现方法委曲婉转，态度比较狡猾者，因此说理的斗争须普遍迅速地提高一步，才能适应斗争需要。 　　（2）领导干部只作指挥员，不同时作战斗员的现象有一定普遍性，因而不能迅速提高战斗员（一般干部）的作战能力，如省直有的厅，开大会斗右派时，厅一级干部很少发言，有的甚至没有发言，只是掌握会场；分头开斗争会时（以处、科为单位），处科长很少发言，因此不能起带动群众的作用。加上会前只是简单的分配任务，而没有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致使战斗能力的提高处于迟缓状态。 　　（3）抓不住右派的致使要害，斗争的火力不集中，有的甚至把右派的正确意见也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这样就给右派分子造成机会，在枝节问题上和我们周旋，因而影响斗争的进展。 ## （二） 　　在反右派斗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隐蔽较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挖掘出来。九月初统计全省右派分子为一千零六十六名，现在是一千二百零二名，半个月来增加一百三十六名（省直和哈市因防汛停止斗争二十余天，发掘右派的工作还未完全展开），其中有些是蓄谋已久，职位较高的党员右派分子，如黑龙江日报社最近揭发出编委赵芳和财经部主任王知晓二个右派分子，但也发现有些单位漏掉了右派分子；有些单位则把不是右派分子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如双鸭山市第一 　　（批准的三十名右派就有五名不够右派分子的标准，该市财贸党委则把一名反党言行相当露骨的右派分子漏下了。） 　　漏的原因：一是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单位，有些领导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能够交待下去了，于是就不积极挖掘隐藏较深的右派；一是少数单位在前一阶段没有发现右派，失去了信心，企图草率收兵。此外，也有一些是因为工作方法不对头而漏掉了右派的。如：只注意系统的言论，不注意背后放火的隐蔽活动，只注意人缘坏的不注意人缘好的，不去系统整理和研究材料，有的中只简单的认为“走了火”而搁置一旁。 　　错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对中右和右派的具体界线不清，因而有的把疑似右派者划为右派分子，其次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旧账重提；有的缺乏核对，材料失实，有的则不进行细致的分析，断章取义，有的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把一些曾有错误言论的人也当成右派。此外，也发现个别的因不履行省委规定的右派分子批准手续，或极个别的领导上有意的在斗争中整整挑皮捣蛋，思想落后的人而产生斗错好人的现象。 ## （三） 　　最近在思想上也出现一些新问题： 　　第一，由于农村已经开始秋收，工业，特别是基本建设生产任务加紧，商业系统进入旺季，同时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已先后开始，因此，有些单位把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放一放或松一松。集中力量抓工作，抓基层的大辩论。在大专学校中有的把教学工作和反右派的斗争对立起来看，认为要上课就不能进行反右派斗争，要反右派就上不好课。 　　第二，随着反右派斗争时间的延长，厌倦情绪在一部分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也有）中有日益增涨的趋势。如有右派的单位，有的还未很好地进行说理斗争，右派一告统就认为差不多了，这样就影响经过说理斗争达到教育争取中间派的目的。没有右派的单位，有的尚未很好的针对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开展辩论，就认为辩论不下去了，急于要转向整风。 　　第三，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的社论以后，有些干部对本单位的某些右派分子（不是有目的有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产生了怀疑，怀疑他们是不是够右派分子，因此影响了斗争的信心。主要原因是：这部分干部水平较低，没有领会这篇社论的精神实质，他们只能看清特务，破坏分子，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是反动派，对于没有上述活动，但是对于新社会有严重不满，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者是也是反动派还没有想通。 　　为了把反右派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力求作到不漏不错，使运动搞深，搞透，省委准备于近日召开专门会议，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措施会后再报。 　　 （九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1）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