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四十四）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 目录 　　福建省晋江县连埭村边整边改推动了生产和大辩论………………1 　　福建省晋江地委四十六个试点乡 　　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经验（摘要）……………………………2 　　陕西省财贸系统整改中注意解决职工福利问题……………………4 　　甘肃省级机关有些右派分子利用高岗问题进行反党活动…………6 　　甘肃省委关于处理精简人员的几项规定……………………………7 　　云南省昆明市商业系统经营管理混乱积压浪费严重………………9 　　江苏省奉贤县部分本地干部借反宗派主义攻击外来干部………10 　　国营商业企业职工在鸣放中提出不少批评意见…………………11 　　黑龙江省部分开展整风的县划分右派比例偏高…………………11 　　浙江省部分县级机关整风运动停滞不前…………………………13 　　沈阳市有些工会在欢送下放干部中大吃大喝铺张浪费…………14 　　沈阳市机床二厂整风中过早地处理工人中的坏分子……………14 　　中央煤炭工业部提出改的标志……………………………………15 　　四川省委关于防止草率开除坏分子的通知………………………16 　　天津市下放干部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6 　　中央外交部提出解决下放干部的管理考核问题…………………17 　　江苏省兴化县部分小学教师 　　在鸣放中排挤工作组篡夺领导权……………………………18 　　山东省四级干部会收获很大………………………………………18 　　湖南省级直属机关整改工作的情况………………………………20 ## 福建省晋江县连埭村边整边改推动了生产和大辩论 　　福建省晋江县连埭村群众在鸣放中提出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要通过辩论分清是非的只占少数。鸣放以后，群众迫切要求把生产、合作等方面的缺点改正。工作组和党分支部研究了群众对改进工作的迫切要求，打消了整改机械分开的念头，决定贯彻边整边改方针。具体做法是： 　　首先，透彻解决干部对贯彻边整边改的顾虑和不正确的态度。辩论开始时，乡、社干部对整改有顾虑，有的怕降低威信，怕麻烦，怕损害个人利益；有的认为大辩论是整群众，忘了自已的整改。针对这些思想，对乡、社干部进行了教育，端正了大部分乡、社干部的态度，坚定了改的决心。 　　其次，把放出来的意见进行排队。选择迫切的问题，依靠群众集体智慧，结合辩论研究解决。 　　再次，在解决问题时采取三种方式：1、有关政策原则及经营管理上的重大问题（如土地划片，小队调整，社干误工补贴等），由领导吸收群众的意见，拟出方案，交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然后执行。2、有关个人作风问题，统一研究后交个人改。3、有关具体问题，通过辩论立即决定改。 　　采取上述这样做法以后，村中好的社到辩论结束时已有百分之六十的主要问题得到了解决；差的社也解决了二、三个主要问题。改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粮食方面：解决了一百八十户的缺粮困难。有的社原来分配粮食不分大小口，大家意见很大。现按年岁分成四类分口粮，大家很满意。 　　（二）农业社方面：有的社原来按劳力分配土地，人口多的小队有意见；且由于划片不合理，经常调整，社员不安心。现在决定劳力百分之六十，人口百分之四十，按土地好坏远近、水利条件以及在地作物等情况，在现有基础上，适当调整，并规定三至十年不变。自留地原来也极不合理，有的一亩多，有的则没留。第四社决定改按入社土地百分之五、人口百分之三留，大家就无意见了。财务问题，农星三社因领导怕麻烦，十四个小组各自分红，资金不统一，问题很大。这次社员提出批评后，立即纠正。现在把卖花生、瓜子的钱四千多元统一归社，并买了七架水车，对抗旱支持很大，冬种资金也准备足了。农星初级社第六社队从四月到现在账目未清，立即从二社调二人去协助搞七天，现已弄清，社员很满意。此外，对社干误工补贴，也做了适当的规定。 　　通过边整边改，群众情绪高涨，劲头很大，推动了生产。农星二社三中队，原来连坐二、三天无事干，问题解决后，全队六十五个劳动力，出动六十四人（一个病），外加八个妇女。第四社积存已久的最好肥料（鸭土）一千多担也挑到麦地去了。参加大辩论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越辩越热。过去未曾参加过会的老人、妇女，也自动参加了。第四社三十三户已退社单干的，现在全部不退了，全乡还参加了三十多户新社员。 　　 （摘自十一月二十七日福建省委书面汇报） ## 福建省晋江地委四十六个试点乡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经验（摘要） 　　福建省晋江地委最近召开了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试点乡会议，综合研究了四十六个乡的经验。 　　凡是认真宣传和讨论四十条纲要的乡村，面貌都已焕然一新，有些试点乡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一个人人努力，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的新的生产高潮。 　　这次讨论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试点乡的汇报中可以看出，保守思想是当前生产运动中的主要思想障碍。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完成各项指标的信心不足；二是不少人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存在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有的农民提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政府要贷款百分之八十，我们自已只能出百分之二十的资金。”为了批判和克服保守思想，各个试点乡采取了以下三种办法： 　　（一）总结检查一九五六年贯彻四十条纲要以来的成绩。同安县东方红农业社逐条检查了一九五六年制定的长期规划，发现从增加生产到文化建设等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这就肯定了一九五六年以来贯彻农业发展纲要的巨大成绩，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生产是个跃进而不是冒进；同时也检查了某些脱离实际的缺点，这就大大鼓舞了干部、群众的信心。原来少数认为四十条纲要是“面饼充饥”的人，现在也都说：“只要人人努力，一定能够实现四十条。” 　　（二）找出当地贯彻现实规划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的范例，加进推广介绍。这一点，福清县音西农业社做得较好。他们原来规划五年以后早稻产量由一九五六年的五百九十四斤提高到七百五十斤。有些人认为太高，但找出了徐妹妹生产队已有一亩四分田早稻平均产谷一千零四十斤和全社已有二百十五亩早稻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七百三十斤的丰产事例以后，大家都说五年以后就是提高到八百五十斤也有信心。 　　（三）组织群众立即贯彻四十条纲要，这种实际行动也是克服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南安县象山乡讨论如何做到猪有圈，牛有栏，如何掀起养猪积肥高潮时，虽然经过算账对比等等办法，也没有能够说服所有的干部和群众，有的人还在担心没有钱，要求政府贷款。针对这一情况，该乡工作组组织了一部分先进群众行动起来，党员偶极采用挑石担土、砍竹当杉木等办法，不花一元钱就修起了一个猪栏，八天就增积了十八担肥料。江星社一百十二户养猪的社员，在几天内就修起九十多个猪栏，每个猪栏只花两三块钱。全乡干部和群众亲眼看到这些事例，思想不打自通了。 　　在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制定当地的生产规划，怎样组织生产高潮，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南安县象山乡、福清县音山社采用了先组织干部学习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在基本弄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一个本乡、本社的初步规划。接着组织社员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本乡、本社的初步规划同时逐条进行讨论。这样，就使得社员对本乡、本社的初步规划提出了许多充实、修正的意见。等到讨论完了，再把社员提出的意见加以综合研究，修订原来当地的初步规划，最后交给社员讨论定案。试点乡会议肯定了南安县和福清县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的好处是：1、便于提出具体意见。因为既有全国的，也有本乡、本社的，社员不会感到不着边际。2、能节省时间，据福清县音西乡进行的情况证明，有十天时间即可大体搞好，不会拖得太久。但应当注意防止生产只讨论当地规划，不讨论全国纲要的现象。 　　许多试点乡把有关当前生产的部分优先讨论、着重讨论，采取一边讨论、一边行动和讨论一条、贯彻一条的办法，使四十条纲要的讨论和组织当前生产的高潮紧密结合起来。晋江莲塘乡抓紧讨论了四十条纲要中有关消灭水旱灾害、养猪积肥、提高复种指数等部分，在七天之内，社员就到外地买来小猪二百七十三头，找出一百五十无个水源，准备明年在一千八百亩田上基本消灭旱灾，并推动了当前扩大冬种的工作。 　　出席试点乡会议的同志都认为，讨论四十条纲要时，既要防止只赶时间、不问讨论效果的现象，也要防止拖拖拉拉、坐失时机的现象。在具体方法上还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要做好讨论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训练骨干的工作。此外，还要做好材料准备，摸清几个底。例如一九五六年制订的规划那些已经实现？那些还没有实现？等等。 　　（二）讨论之前，应当利用黑板报、广播筒、快报、短剧等宣传形式，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四十条纲要的运动，造成一个热烈的气氛，使群众初步了解讨论贯彻四十条纲要的生产意义和自已的切身关系。 　　（三）讨论的基本方法是逐条讨论，但应分别对待，有的应当普遍地深入地讨论，有的可以做一般的讨论，有的只宣读解释一下，可以不做讨论。大家认为四十条纲要的序言和农业生产指标、增产措施部分，应当着重讨论；文化教育以及其他部分，可以作一般的讨论。 　　（四）共同性的问题交给群众普遍讨论，专门性的问题应组织专门会议讨论。例如：有关青年的问题，可开青年会讨论‘有关妇女的问题，可开妇女会讨论；有关复员军人的问题，可开复员军人会讨论。 　　 （摘自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省委“农村大辩论情况汇报”） ## 陕西省财贸系统整改中注意解决职工福利问题 　　陕西省财贸系统职工群众在整风运动中，对工资福利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除右派分子的恶意攻击应予反驳外，对于正确的意见已解决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基本上作到了大家满意，鼓舞了职工群众工作的积极性。 　　（１）解决了福利补助上的不民主和不合理的问题。有的将原以行政领导为主的福利组织取消，由职工群众选举产生了新的福利委员会；有的撤销原来的福利委员会，设立了工会管理下的福利组织；有的虽未变动原来的福利组织，但也采取措施加强了对福利补助工作的领导，公布了一年来的福利补助账目，经大家评议，除了基本合理的不再变动以外，对应补助而未补助和应多补助而少补助的，给予适当的补助；对于不该补助而补助了的，该少补助而多补助了的作了调整。 　　（２）调整了办公室和宿舍。各级领导干部都自动退出了多余的房舍。有的单位过去科、股长办公室和单身住房一人一间，现改为二人一间；有的干部家属住房较宽的也挤出了些房间，有的将十三岁以上的干部子女集中住宿；并拟结合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尽量动员一批家属还乡生产，以减少城市的住房拥挤。腾出的这些房子主要解决了职工办公室和宿舍拥挤、在机关外住宿中午不回家者的休息、夫妻过礼拜六、临时来家属、来客住宿和病员分居等问题。此外，对职工家属住房的租赁费、水电费、用具费、上灶炊事员工资费，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和处置。 　　（3）工资级别问题上，除澄清了一部分错误认识外，对个别突出高的作了适当的调整。如医药站一同志去年评为二级保管员，群众有意见，在本人自愿申请要求降低的情况下，降为三级保管员。肉食处一转业军人按现任职务与同级人员相比，工资确实偏高，经本人同意后降了一级。此外，对转业复员军人的工资未按国务院规定办理的，此次也作了调整和补发。对少数人因工作职务和行业的改变引起的工资级别不合理的现象，结合精简机构和人员下放，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4）职工对伙食问题意见最多，运动中通过调换管理员，负责干部深入灶房参加体力劳动、菜价分类核算等措施，加强了对伙食方面的领导，增加了花样品种，降低了饭菜价格，缩短了排队候饭时间，取消了买饭票的固定时间，改为随到随买。同时，取消了上中灶的级别限制，满足了一些身体衰弱者的需要。 　　（5）在文化娱乐生活方面，设立了俱乐部、展览室，购买了一些报刊杂志和文娱器具，改进了文娱票证的发给。在医药卫生设备方面，改善了机关医务所的诊疗制度，调整了家属医疗收费标准，有的还建立了预约医院和病号用汽车送接收费办法等制度，解决了清洁卫生的设备，如构设了扫帚、杀菌药粉、水壶、用水、理发、洗澡、洗衣等设备。调整了托儿所、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减少了机关福利金的补贴。 　　 （摘自十二月二日陕西“整风简报”） ## 甘肃省级机关有些右派分子利用高岗问题进行反党活动 　　甘肃省党校反党分子路文明、王文学和广播电台右派分子邢鹤等，在大鸣大放中，利用高岗问题进行反党活动，歪曲和反对中央对高岗问题的正确处理，散布了许多反党言论。为了辨明大是大非，省委党群整风领导小组曾组织党群系统十八个单位的七百四十四个党员干部就高岗问题进行了大辩论。根据讨论的情况来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明确的，坚信中央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但也暴露出少数人对高岗问题的认识仍然是错误的。如团省委有的干部说：高岗过去对革命有功，又是高级干部，中央的处理太“过火”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孙重光（右派）说：“高岗创立陕甘宁边区有功劳，应该肯定。”有的认为高岗的“军党论”也不算错，如甘肃日报社曲鹤云（右派）说：“枪杆子创造党没有什么错误。”省委宣传部有人说，高岗创造“军党论”与其出身有关。个别人还利用讨论高岗问题散布反动言论，如省委文教部申建山（办公室主任，初步了解与反革命分子关系不清）说：“中央有宗派主义，中央处理高岗问题是南方人整北方人。”讨论中对糊涂思想进行了正面教育，对错误的和反动言论进行了分析批判。对参加讨论的同志有很大教育和提高。但由于目前正处于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有些同志在鸣放中或多或少地放出了些错误言论，他们怕问题的没把握，道理讲不清楚把自已套住，因此，对错误思想的暴露不够彻底，批判的也不够深透。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员干部在高岗问题上的糊涂思想，杜绝流言蜚语在党内散布流行的自由市场，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省委指示在整改或思想建设阶段，应组织县以上机关的党员干部对高岗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庆阳等老区还可考虑在区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中展开讨论。 　　 （摘自十二月五日甘肃省委的报告） ## 甘肃省委关于处理精简人员的几项规定 ## 一、关于精简人员的安排问题 　　（１）精简的人员，大部分应动员参加生产，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一部分也可以参加手工业、服务业生产及其他副业生产。为了开发河西建设粮棉基地，首先应动员大批干部去河西垦荒，建立集体农场。企业、事业单位精简出来的人员，除有一定数量知识的下放到企业、事业生产岗位当工人、当学徒以外，大部分也应动员参加农业生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暂不精简下放，待企业整风后再统一安排，其余人员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也应予以精简，并按国营企业精简人员处理办法一样予以安置。 　　（2）从精简人员中选择一部分适宜作中、小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去担任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工作。 　　（3）对被精简的妇女干部，应动员参加家务劳动或手工业、副业生产，一部分也可以参加农业生产。 　　（4）凡是已经不能劳动也不适于工作的人，应按国务院规定，动员退休，不够退休条件的应退职。 　　（5）对不能劳动的人员要分别情况处理：（一）老干部，革命历史从今年算起超过十五年的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和相当这一级以上的地方干部和革命历史超过十二年的营级以上部队干部，一部分可以担任各种荣誉职务，目前暂保留原薪。（二）凡家庭有赡养条件的，应动员退职回家。（三）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应退职安置下乡，由合作社包下来，必要时可由社会救济金中给合作社一定补贴。 ## 二、关于精简人员的待遇问题 　　（1）对调整作其他工作的干部，在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后，应按规定重新评定工资等级；但对被调整为小学教员的干部，如其薪工资标准低于原来工资，应由原单位在六个月内对其工资差额予以补助，从第七个月起即按新定工资标准执行。 　　（2）对动员去河西垦荒参加集体农场生产的，按现行工资标准照发十八个月工资，并按国务院规定办理退职手续，发给退职金。此项退职金归个人所有，经本人同意一部分作为本人安家建房购置用具等费用，一部分投入农场作为股份基金。 　　（三）对回原地或就地参加农业生产和参加手工业、服务业生产及其他副业生产的，以及参加家务劳动的妇女干部，一律照发三个月工资，并按国家规定办理退职手续，发给退职金。为使这些干部能够切实参加生产，得到妥善安置，上述两类人员的退职金归个人所有，但应交所属生产组织代管，以防挥霍浪费，本人的正当开支，应予照顾。 　　（4）对参加厂矿工业和建筑部门生产的干部，凡原非工人而当学徒的，在六个月内按现行工资标准照发工资，从第七个月起按现行学徒工资制重新评定工资等级。但对现为技术人员和原系工人提拔的干部，其参加生产后的工资待遇，由生产单位酌情评定。如新定工资低于原来工资，应在半年内对其工资差额予以补助。 　　（5）对其他按退职办法处理的，一律按国务院规定发给退职金。 ## （三）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精简出来的外地干部，凡家居城市的，应经说服动员一律在本省进行安置；家居农村的，一般的也应争取在本省参加生产。 　　（2）省、市机关和中央直属厂矿、企业，应结合大辩论动员大批精简下来的劳动力的人员，去河西参加集体农业生产，长期落户。要求省级机关去四千人，兰州市三千人，中央直属厂矿、企业去二、三千人。各专区也应动员号召，争取能有一、二千人自愿到河西参加农业生产。 　　（3）在精简过程中，对部队转业干部应和其他干部一样进行处理，但在同等条件下，应先减其他干部，保留部队干部。对按退职办法处理的部队转业干部，均应办理退职手续，并按国务院人事局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关于转业干部退职金计算问题”的规定，发给退职金。 　　（4）在精简过程中，对妇女干部应考虑到她们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以防不适当的、过多的精简妇女干部。 　　（5）对久病不愈又不合退休规定短期内仍不能恢复工作的人员，凡参加革命工作不满两年病假已超过六个月以上，或参加革命工作满两年不满五年而病假已经超过一年，以及参加革命工作满五年不满九年而病假已超过三年的，应动员其退职，发给退职金，并酌情发给一至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医疗补助费，对其中无家可归的，应由民政部门予以适当安置。 　　对参加革命工作历史虽然在十年以上，患长期慢性病休养已经超过三年的工作人员（不包括正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干部），家庭有赡养条件或有生活出路的，也应按上述规定作退职处理。 　　（6）凡精简出来的人员，在其离开原工作单位后，即不再享受原单位的各项福利待遇。 　　（7）精简人员的退职、退休手续一律按规定由各单位自行办理，其退职金一般一次发给（参加生产人员的退职金直接交所属生产组织）。对参加生产后继续照发工资的，由原单位按其原领工资款项逐月发给本人。 　　 （摘自十二月六日甘肃省委电报） ## 云南省昆明市商业系统经营管理混乱积压浪费严重 　　昆明市财贸系统、医药公司等九个单位，群众在大字报、座谈会上揭发出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 　　一、盲目组织货源，造成积压浪费。一九五六年医药公司盲目组织“比重表”货源三万支，按现在最大销量看，够销二十多年。百货公司今年二月已积压三千七百多打机针，但又盲目进货一万五千余打；从广州一次就运回十万余个钓鱼钩，也全部积压。市公司大仓库中已有刀片二十六万余片，又进货十六万余片，价值五万四千余元，以上三笔货，每年要支付利息六千元。而且由于货不对路，钓鱼钩价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四，刀片价平均下降百分之七十，损失很大。再如市公司业务科已向外签订合同购进灭火机，但又向市农具厂盲目加工五千套，全部积压。化学手镯订合同要一百二十万对，以昆明市八十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戴三支。 　　二、存货管理不善。市药材公司，把贵重药材“燕窝”晒出未收，造成损失约一千元。市贸易公司把水产品摆在地上一年多不翻，结果二千多罐虾酱全部报废，五千多斤小鱼的鱼头霉坏，以三分钱一斤卖给乳畜公司去喂牛。市合作社财产混乱，家底不清。如“水牛打失七条”、“马打失二匹”、“水车打失一百多张”。农业社还合作社赊购子猪的款，大家都不敢承认。杂品经理部账上面明明摆着二十一万余元的货。但不知道货在那里。 　　三、制度不全，手续混乱。市医药公司至今在途商品尚有一千余种，价值二十余万元，发货方已发出货物，，公司亦付出货款，但货却未收到。市百货公司只一九五六年就有二十八万元的在途商品不知去向。市百货公司采购小孩玩具火药纸，价值二百多元，也用飞机运回，结果运杂费就花了三百多元。 　　 （摘自十二月七日云南省委“整风情况简报”） ## 江苏省奉贤县部分本地干部借反宗派主义攻击外来干部 　　十二月六日江苏省委收到以奉贤县财贸工业整风学习小组全体干部的名义编印的所谓“爆破手”四期。这四期“爆破手”的内容主要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县领导干部，并以反宗派主义为幌子，集中地丑化和攻击在该县工作的山东干部。以挑起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不满。第四期上刊登的“宗派内幕”一文写道： 　　“爱新觉罗氏，共建立二百六十八年。当朝做官的都是满族，但今虽异样，共产党领导一统天下，不分种族地区。可是在奉贤却被山东干部占了优势，上下、大小官职都要有山东干部担任领导。根据现有人数统计，山东干部五十一人，共产党员四十五人，占山东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点一。其中担任县委书记及县长的六人，占同职名额的百分之七十五；部长十六人，占同职名额的百分之八十；科、局长二十二人，占同职名额的百分之五十五。也许有的山东干部会这样说：“解放江南有功”。那末，有几个从山东逃出来挖脚路的，现在也入了党、做了官儿。接着又写道：话说回来，再看，我们奉贤地下党干部现在所处的地位：“游击队队长张世楼现任修配站站长；解放初期的乡长陈其美，现在仍是股长；钱桂楼仍是老科员。总之，两相不可对照。”最后挑拨性地提出问题：“那末山东干部为什么提拔这么快？”同一期“宗派主义产物？”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答案，说县委组织部对干部的处理是坚持“咱山东，你山东，大家都是山东”的原则。 　　 （摘自十二月九日江苏省委“正逢动态”） ## 国营商业企业职工在鸣放中提出不少批评意见 　　大中城市国营商业企业的职工群众，在大鸣大放中集中地揭发和批评了干部思想作风、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制度、党团工会工作和工资福利等方面的问题。 　　在干部思想作风方面，职工特别尖锐地批评领导干部不刻苦钻研业务，不注意调查研究，不亲自动手解决问题，惯于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批条子、开会议，很少接近群众和倾听群众的意见。 　　在经营管理方面，职工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是：不了解市场情况，不精打细算，采购挑拨商品不及时、不合理，不适合市场需要，经常发生一时积压、一时脱销、此处积压、彼处脱销等现象；验收、运输、保管商品不善，致使许多商品毁损霉烂；财产管理混乱，差错事故很多，有些商店赔了钱还弄不清楚赔钱的原因。 　　在机构制度方面的意见是：管理机构庞大臃肿、层次重迭、人员过多，有些基层管理机构有十来个科室，管理人员比营业人员还多，有的商店只秘书室一个单位就有十几人，和这种情况相联系的会议多、表报多、手续繁杂，买进卖出一种商品要过几十道关口，记几十笔帐，列十几种统计表。 　　在工资福利方面，主要是对工资福利不合理现象表示不满，对于现行工资制度和劳保条例的某些规定也有意见。 　　 （摘自十二月十日中央财贸部的报告） ## 黑龙江省部分开展整风的县划分右派比例偏高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于十一底，召集已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绥化、安达、勃利等三县整风办公室主任会议，研究县直机关反右斗争的情况问题。根据汇报：绥化已定右派分子五十三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六六，将来可能上升到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安达已定右派分子六十九人，占百分之四点二，可能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勃利已定右派分子三十七人，占百分之二点三，可能上升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点三。另据检查克山、依安的情况来看，一般的右派分子也将占百分之四左右。 　　省委整风办公室认为某些县的右派分子比例略高于省直和各市是可能的，因为县的机关分散，对干部的教育较少，除少数家庭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外，不少是富裕中农，在鸣放中反映了家庭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则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右派分子。 　　但是，有些县的右派比例高出省直二倍至四倍以上，则是不合乎通常情况的。省委整风办公室分析某些县右派比例过高的原因是：（1）将转业军人划为右派的过多。如绥化已定右派中有转业军人七人，占百分之十三；安达有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四；勃利有五人，占百分之十三（疑似分子中还有二十人）。省委整风办公室认为转业军人中不少人资格老，在前方立过功，受过伤，因而居功自傲，看不起地方干部，不习惯于后方的生活和作风，经常发牢骚、骂街，但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或对提拔、生活待遇、婚姻等不满，虽然有的言论不好，但不能一概说他们本质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2）有些本地干部因受家庭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不满意党的合作合政策，反对统购统销，叫喊农村苦、不自由等。据勃利县各单位初步报到县委的一百一十五人中，这样的人就有六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右派分子，但很大一部分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不满，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要给以严肃批评，很好进行教育是可以转变的，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 　　根据上述情况，省委整风办公室建议：（1）将县直机关右派分子比例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二左右，有的县经过逐个审查确实右派分子较多，可以突破这一比例，但应经过地委审核批准，并报省委备案（各县不要一般地再向下布置控制数字）。（2）关于右派分子的批准权限，基本上应按干部分管范围划分。除属省管和地委管的干部，应经县委讨论后上报外，其他干部中的右派分子，一律由县委批准，权力不再下放。（3）县直各单位都要建立右派分子档案，详细收集各种原始材料，仔细加以核对，务求准确，并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正确的分析研究。（4）各县应严格依照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斗争的指示”，有区别地对待医生、农、林、水、气、牧畜、家禽等方面和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中等学校以上的自燃科学教员及其他自然科学工作人员。以上建议省委已批转各县认真研究执行。 　　 （摘自十二月十日黑龙江省委批转省委整风办公室的报告） ## 浙江省部分县级机关整风运动停滞不前 　　浙江省金华、建德两专区县级机关整风进度不快，放得不透，改得不狠。主要问题是： 　　一、有些县对整风放松领导。金华县整风领导小组因成员经常下乡，实际上流于形式，各口也未成立领导小组。昌化县县级机关整风由组织干事领导，县人委由財粮科长领导，政法三个单位由公安局股长领导，主要负责干部均未参加。有的地方虽然开展鸣放，但是每隔七、八天才贴出一张大字报，整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二、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怕引火上身，急于反驳，甚至打击报复。临安县农业局副局长丁君毅（党员）在鸣放中，召开两次干部会，对提他意见的干部进行威胁说：“你们无法无天，到处放火、造反，丑化党员领导干部……”以致当场有两个干部流泪，六个干部要求散会。该县县委有两个干部贴出大字报，对机关家属不参加劳动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即被县委负责同志公开批判为向党进攻，许多同情这张大字报的人都作了检讨。金华县抽水机站站长还组织群众斗争提他意见的人。有的县还含糊地提出了“边放边反、边反边放”、“边学、边放、边改、边驳”的口号，致使空气紧张，影响鸣放。 　　三、一般县整改都跟不上鸣放。分水县粮食局十月份鸣放出意见二百五十多条，至今未处理。临安县粮食局局长朱义奎（党员）对群众说：“你们提你们的，我改我的”，不参加学习，群众反映：“朱局长边整边犯，比以前更主观了”。不少县整改无力，群众说：“雷声大，雨点小”、“鸣放是吃力不讨好”。有的县还在整改中讨论工资、评级问题，使领导很被动。 　　四、有些干部在鸣放中泄露党内秘密。龙游县中百公司郭副经理，把有关肃反审干和机关内重要机密都讲出去。东阳县委宣传部方副部长将省委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全县中小学校长会议上传达，此后又交给文教局徐副局长向局内全体干部传达并作记录。因此，该局干部在鸣放中对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一言不发，甚至对个别单位的大字报指手划脚说：“这是毒草”，“这是右派”，严重影响鸣放。 　　 （摘自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整风情况简报”第四期） ## 沈阳市有些工会在欢送下放干部中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沈阳市工会系统有些单位在欢送下放干部中，发生大吃大喝的严重铺张浪费现象。如重工业工会为了欢送下放干部，到“勺园”包了五桌酒席，每桌七菜一汤，共喝了白酒四斤半、啤酒二十一瓶、葡萄酒一瓶，边吃喝边唱，一顿就花了五十二元多（已超出个人自愿缴纳的钱数）。他们在酒饭后还举办了“斗牛”式的游艺活动，有的人喝酒多了，在“斗牛”时竟将饭店的器皿打碎。有个右派分子喝得熏熏大醉，呕吐不止，散席后雇三轮车拉回家去。 　　 （摘自十二月十一日辽宁省委“整风简报”） ## 沈阳市机床二厂整风中过早地处理工人中的坏分子 　　沈阳市机床二厂整风中过早地逮捕了犯有各种罪行的职工十五名，开除了犯有各种错误的职工十八名，在群众中造成以下不良后果： 　　（1）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偏重于揭发坏人坏事，忽视了对企业重大问题的揭发。如在技职人员中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底就出现了一百二十多张专门揭发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有的内容极为低级庸俗。如有一篇题为“三岔口”的大字报这样写道：“半夜来了个女婵娟，叹声咽气把情哥唤，二人相依把手拌，熄灯就往被里钻，女的瞧着天棚板，男的看着地平川；要问他们名和姓，男的傅孝鹏，女的王久兰。”这样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曾引起一部分职工群众的不满，有的贴大字报批评说：“当前鸣放的专题是精简机构，但大字报上尽说些乱搞男女关系和‘破鞋’、‘乱袜子’等类问题。” 　　（2）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分散了领导和群众的注意力，而且使许多思想落后、爱说怪话、违犯劳动纪律的落后工人和极少数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意见、反动观点不敢暴露出来了。如立钻加工车间过去有人曾散布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次都没有放出来。 　　（3）对工人中的问题处理过早，对干部中的问题处理又不及时，致使领导陷于被动。如大鸣大放中职工揭发了立钻加工车间副主任胡长林和警保支部书记傅万财等人的许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的性质也很严重，但未及时进行处理。因此，在出来了工人中的坏分子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以“黑人”等笔名写的三张大字报，质问领导上为什么对工人犯了错误都处理了，而干部犯了错误却不处理。有的工人还亲自找到整风办公室要求进行处理。 　　 （摘自十二月十一日“辽宁整风简报） ## 中央煤炭工业部提出改的标志 　　煤炭部整风领导小组，最近为了纠正和防止整改中敷衍了事的现象，提出改的标志如下： 　　一、群众提出的一般问题经过处理（其中包括整改、解释、参考或经过辩论批判的）群众感到满意，都算已处理。 　　二、属于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可分三种情形：一是重点批判对象，领导已组织了群众批判，本人也积极的检查了，群众表示满意即算处理；如果只是向群众表明一下态度，则不算处理。其次是属于一般干部的问题（占的比例很大），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和处理。对于群众意见较多，不作检讨群众不满意的，应由本人认真作出深刻检讨；对于一些比较具体而容易改的意见（如劳动纪律问题等），必须监督有关同志认真改正；对于一般性的意见，问题又不大，群众不是要求本人一定作检讨的，可由领导向群众交代责令他们在第四阶段中进行检讨，这样在群众同意下即算处理。进行这些问题的处理时，必须认真，防止形式主义。再次是领导干部，一般的都应进行一次检查，算作处理，但个别因工作任务重，不能现在检查时，可向群众表明态度，在第四阶段检查，而群众也满意的，也算处理。 　　三、群众中提出的较大问题，领导上在整改中已提出改进方案，待上级批准后即马上执行，也应算作处理。 　　 （摘自十二月十一日煤炭部整风领导小组向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 ## 四川省委关于防止草率开除坏分子的通知 　　十二月二日四川日报报道了四川省商业厅于十一月三十日开除流氓分子郭呈瑞等四人的消息。这个消息报道之后，可能会对当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处理右派分子及其他坏分子有一些影响。我们认为这种草率开除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各地各部门如果过多地采取开除出机关的办法，被开除的人势必找不到正当的出路和改造的机会，他们就会到处流浪，破坏地方治安，这样将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也达不到对坏分子教育改造的目的。为此，除商业厅领导上对已宣布开除的四人应重新研究，采取妥善补救办法予以处理外，今后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处理坏分子时，尽量不许采用单纯开除的办法，如必须开除者，亦应采取开除留用察看、开除送交家庭或合作社管制生产或开除予以劳动教养等办法分别处理，不得草率地推出机关了事。有的单位已处理而处理不当者亦可本上述精神重新研究处理。今后报纸广播亦要注意不再报导类似省商业厅开除郭呈瑞等四人的消息。 　　 （十二月十二日四川省委通知） ## 天津市下放干部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天津郊区较小，共一百二十个乡，二百六十个社，最多能容纳下放干部一万四千人。而本市精简下放干部五万人中，至少要放到农村一万五千人以上。因此，除中央驻津机关的下放干部可放到天津以外，其他省、市驻津机关的下放干部，最好调回本地处理。 　　2、要求回原籍参加生产的干部，全市初步统计有六百六十人，涉及二十二个省市，最多是河北省，有二百六十二人。市委的意见：这一批人中，属于劳动锻炼的，不准回原籍，属于长期参加生产者，可按退职处理。 　　3、对已下放农村而畏难跑回、经动员坚不回去者，应如何处理，尚未研究出妥善办法。 　　4、右派分子规定暂不下放。但其中一般右派（不包括党内右派），又不准备作其他处理的，也在下放干部同时放到农村生产劳动去了。这些人的右派面貌没有在群众中公布，只在内部掌握监督。对于他们的工资是否降低、降低多少的问题尚未解决。 　　5、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将来回原机关工作或作退职、退休时，劳动锻炼期间，是否计算工龄的问题，尚未解决。 　　6、民主党派的党员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有十几个人，根据民主党派不得在农村中建立组织的原则，这些人如何编入各党派的一定组织的问题，尚未解决。 　　 （摘自十二月十二日中央组织部简报） ## 中央外交部提出解决下放干部的管理考核问题 　　外交部于十一月上旬下放三百八十五名干部到河北省五个县的农业社参加劳动生产。根据一个月来这些下放干部提出的意见和所在地县委反映的情况，对下放干部的管理、考核方面有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现在凡有下放干部的县委会都配备一个组织干事专作下放干部的管理工作，但他们主要的是听听村、社干部的汇报，或开座谈会了解情况，难以深入。因此，他们建议最好在每个社的下放干部中选一个小组长，不脱离生产，这样了解和反映情况就比较准确及时。 　　（2）外交部对下放干部原来规定一年内有半个月的假期，平日没有规定休息日，因此，下放干部提出探亲往返途中的时间是否计算在假期之内。另外，为了缝缝洗洗，可否一个月内再给一两天休息日（农民一个月也只出勤二十天）。 　　（3）关于公费医疗问题，原规定转当地就医，医药费回部报销。但有些下放干部认为当地医疗条件差，往往想回北京治疗。是否应规定一些限制的条件。 　　（4）有的县委想抽调一些下放干部较长时期帮助工作，是否可以，应有一个原则规定。 　　（5）为了长期保持下放干部的饱满情绪，应该有一个思想教育计划，以便对下放干部进行经常的教育。 　　（6）对下放干部需要订立全面的考核制度，除根据工分外，还应该结合他们的思想意识、劳动态度、群众关系等表现，进行考核。 　　（7）关于下放干部要求阅读机关文件、党刊以及入党、入团、预备党员转正由那里解决等问题，也应有明确规定。 　　 （摘自十二月十三日国务院编制委员会“编制情况”） ## 江苏省兴华县部分小学教师在鸣放中排挤工作组篡夺领导权 　　江苏兴化城区昭阳镇参加整风的小学教师，鸣放活动来势猛烈。城区小学教师整风是由校委会出面领导的，鸣放开始后，县委工作组即受到排挤。以新生小学校长为首的一部分教师，以自愿民选的方式，有计划地选出他们内定的人物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有组织地到各校进行串联活动，搞民主讲台，打算在会上呼口号、发号召，且组织控诉和演出讽刺戏。目标对准文教部长、实小副校长和原教育科副科长。 　　民主讲台搞起后，许多人热中于搞讲台鸣放，致文教部长一天数接通知被指名到场参加，民主讲台上，负责人还常被点名要其当场答复问题。 　　 （摘自十二月十三日江苏省委“整风动态”） ## 山东省四级干部会收获很大 　　山东省委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七日，以二十五天时间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共贴出大字报一千三百多篇，提出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而且彻底地暴露了省委领导作风和工作上的许多缺点和问题，对帮助省委整风和推动全面的整风运动，作用很大。但也有少数同志如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省委委员、滨县县委书记傅爱农，泰安地委代理书记曹礼琴等，以“左”的面目出现攻击省委。他们说去年省委代表大会是促退会议，完全否定党代会以农业生产与各项建设事业的成绩；他们说今年三月县委书记会议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会议，说省委这一时期右倾保守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他们否定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示的正确性。实质上，他们是在以下几个原则问题上同党和到会的多数同志存在分歧： 　　一、他们不同意去冬今春在合作化有了巨大发展、社内问题较多的情况下，农村工作以抓生产整社、抓决分为重点。 　　二、他们不同意三月会议突出地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认为主席的“夏季形势”应为春季形势。 　　三、他们不同意在贯彻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时，强调转变干部作风，认为省委背着对山东干部不信任和估计过低的包袱。 　　四、他们夸大敌人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大多数，强调以对敌斗争的方针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五、他们完全否定政法工作的成绩，说政法部门包庇地、富、反、坏，犯了滔天罪行。 　　此外，还有些人隐隐约约地影射出对干部政策的不满，说山东的老干部情绪消沉，没有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有的人则对向明、王少庸、王建民、董琰等专案的处理表示对省委不信任，甚至有的说现在的省委同向明时期没有多大分别。 　　对于上述问题，，最初多数人模糊不清，相当一部分人盲从附合，错误的意见曾经一度占居上风。个别地区，如惠民、泰安两专区，甚至有一边倒的趋向。但经过十天左右的论战后，大多数同志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了，一部分模糊的同志认识提高了，少数持错误意见的同志也表示放弃自已的错误看法，并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自我检讨，对大家教育很大。这就使到会干部在党的方针路线下面，基本上取得了思想认识的一致。 　　通过这次鸣放辩论，不仅暴露了领导上和工作上的许多问题，也暴露了干部中的思想情况和错误观点。有的思想方法上表现出相当严重的“左”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有的对党的政策、指示不认真研究，或者很少了解；有的对贯彻执行党的指示不坚决，个别地方（如惠民）发展到抗拒党的方针、政策，有独立王国倾向；有的目无组织，标新立异，阳奉阴违，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乃至抵抗上面的检查；有的人（如妇委书记、省委委员王月村）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对党的大是大非漠不关心。 　　会议最后由舒同同志代表省委表示了态度，对省委领导上的缺点，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作了诚恳的检讨，并对辩论的几个问题作了总结。干部反映很好，认为“参加这次会，胜读十年书”，“这样的会最好每年开一次”。 　　现在正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召开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解决深入开展整风和发动生产高潮两大问题。 　　 （摘自十二月十三日山东省委电报） ## 湖南省级直属机关整改工作的情况 　　省级机关开展整风运动的二百一十个单位，自十月中旬以来，先后已有二百个单位转入了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省委在转入这一阶段时，曾召开了各厅局党组书记会议作了布置，十月下旬召开了处（科）长以上干部进行了整改动员，各单位随即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第二次鸣放高潮。十一月中旬，省委又召开了第三次厅局长会议，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下决心“引火烧身”，在一周内掀起一个主要向领导提意见的鸣放高潮，并在短时期内将马上改的问题改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然后转向以精简、下放为中心的整改内容。经过一个多月时间，这段运动已获得了以下主要收获： 　　一、发动了群众的第二次鸣放高潮，充分揭露了矛盾，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目前省级机关已贴出大字报五万余张，每人平均达三张左右，已提出意见十一万条，每人平均六条以上。在这些意见中，直接针对领导作风方面的占百分之三十二。通过深入发动，大部分中间群众已积极投入鸣放高潮。如省煤建公司，十一个中间群众有十个写了大字报，其中一人（中中）写了二十一张。省百货公司二十八个中间群众，有二十五个对领导工作提出了意见，基本上达到了畅所欲言。同时，经各厅局长亲自主持召开处（科）长干部会议动员，使中层领导迅速投入了鸣放，从而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进一步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深刻的改进意见，并带动了群众更大胆地向各级领导开展批评。目前群众对处（科）长以上干部提的意见，一般每人有三十条至四十条，最多的达二百余条。 　　二、两次鸣放中揭露的问题，大多数已经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在领导作风上，有了较突出的改进。（1）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工作比过去深入了，在整改中都加强了群众观点，强调了一切要从千百万人民的生产与生活着眼，面向农村。各单位一般经常有一、二个主要负责同志在各地、县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为下面及时解决一些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2）在生活上克服了某些特殊化的现象，树立了艰苦朴素的作风。领导同志已做到非公不坐小汽车，虽因公而路程短的也不坐小汽车，二级单位已停止使用小汽车。多占用的房屋和家具，大都已经交公；私人公务员都已取消。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反映很好。（3）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已经常化和制度化了。在整改以前，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是极不经常的。进入整改阶段以来，已进行了三次以上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达一万三千人（其中厅局长有一百四十人，处（科）长有六百九十三人）。（4）在业务工作方面，某些突出的应迅速解决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及时处理。机关的工作效率都有了提高，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为下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生活福利问题，属于较易解决的事情，一般在这阶段的初期就已陆续解决或已制订制度正在贯彻执行中。 　　三、通过这一段整改，特别是领导作风的改进，领导和被领导、党和群众等方面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广大群众进一步向党靠拢了。在第一次大鸣大放中，不少中间分子在右派影响下，曾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通过反右派斗争，明辨了大是大非，分清了敌我界限，中间群众向党靠拢一大步了，但是他们对第四阶段还有顾虑，因此，在整改初期，对整改持怀疑态度，没有信心。经过各单位领导反复发动，诚恳表明态度，他们的认识又有提高，向党进一步靠拢了，有的说：“我对党全心全意为领导好全国事业这颗心看得很清楚了，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一定积极地参加整风运动”。 　　四、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广泛地运用了大字报。目前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和群众对运用大字报的方式已经有了习惯，在整个第三阶段中，省级机关大字报将达到七八万张。 　　经过这一段整改工作，我们有如下几个体会： 　　首先，整个第三阶段围绕克服三大主义，一般可分三步：第一步主要抓改进领导作风，同时抓紧解决那些生活福利方面的具体问题，使领导和被领导、党和群众等各方面关系，获得改善，使党和群众关系更加密切。第二步主要是紧缩机构、下放干部，从组织制度上进一步比较彻底地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第三步是针对各方面工作，在工作方法和制度上进行系统的建设和改进，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三步应紧密衔接，又必须围绕每一步的主要问题，同时解决那些可以促进解决主要问题的某些具体问题。 　　第二，发动领导、发动中层，这是整改阶段的关键问题。整改阶段主要是改进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以及改进经过领导研究决定或批准的规章制度，因此关键就在于领导者有整改是否具有诚恳的态度，只要领导决心“引火烧身”，表现出坚决整改的诚意，并有整改的实际行动，中间群众的顾虑是能很快消除的，一般在短时期内就能形成了鸣放和改进的高潮。紧缩机构、下放干部以及改进业务工作上也都需要领导者以身作则，深入钻研、出主意，想办法，制定改进方案，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补充修改，然后加以贯彻执行。至于中层骨干（处、科级干部），他们比群众更熟知领导情况，又比领导更具体了解群众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整改阶段必须强调发动中层骨干。中层骨干发动得好坏，对整改工作做得好坏起有重大作用。 　　第三，整个整改过程，同时也有是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因此，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当群众针对具体人和事展开批评时，一方面帮助领导改进了工作，但同时通过对典型事例的批判也教育了自已。经过反右派斗争和这一段整改工作，干部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那种闹名誉地位、纪律松懈等现象已大大减少了。这为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总的来说，这一段运动的发展情况是正常的。目前各单位领导都已根据群众意见公开作了自我检查，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还检查得不够深刻；有的解释多于检讨；个别单位领导同志的检查报告仍未亲自动手，由办公室替代写的。这些现象值得注意，必须在以后的整改过程中，认真贯彻边改进边提高的方针，加以解决。 　　 （十二月十六日湖南省委书面汇报） 　　· 来源：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