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在于电影剧本的创作

　　<陈亚丁>

　　我想从上海“文汇报”对中国电影的现状的讨论说起。这一次的讨论，揭露了电影艺术创作中的许多矛盾，这是很好的，可惜的是在许多很好的意见中也带来了一片埋怨声：如电影艺术创作干部埋怨电影方面的领导者；艺术创作各部门相互埋怨；透过这些埋怨，我们应该揭示出电影创作中存在的矛盾，那就是，艺术干部与领导之间的矛盾；电影导演与编剧之间的矛盾；电影演员与电影导演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讨论中对这些矛盾只提出一部分道理，而缺乏另一方面的道理。这就很容易产生偏差，如认为过去出了几部好片子，都是与领导没有关系的，而出了几部坏片子，则是领导干涉的结果。因之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取消领导才可能出好片子，采取这种绝对化的办法，取消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到底会使中国电影事业提高还是会更混乱，这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目前上海“文汇报”和北京“文艺报”都是一个鼓点，过去领导得不好、有问题，但一致的呼声中却没能提出今后该怎样领导?这本身就是不大健康也是令人担忧的。现在领导方面不准备领导了(取消必要的审查制度)而部分电影艺术工作者也认为你不该领导了。这样就一定能出好片子么?。过去编导关系有许多都发生矛盾，互相埋怨，今后是否导演坚决不改剧本或编剧任导演去改，就可以打包票说，编导关系从此可以合作得好，能出好片子呢?现在演员纷纷骂导演，导演也骂演员。过去使用演员有问题这是事实，但谁参加了拍片，谁没参加拍片并不能决定影片的好与坏。所以我认为“文汇报”仅从这些方面来讨论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们现在都是拿外国的最好影片来放，这与我们全部影片来比，当然会显得我们的影片坏的多些。当然，观众是不会以此来原谅我们的，我们应当赶上去。

　　我认为我国影片好的少，其中确实是有问题值得探讨的。首先应搞清楚好与坏的标准问题；其次是为什么少的问题；其三是今后怎样好起来。

　　电影好坏的标准不会是很多的也不能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毛主席讲的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两者是统一的而且又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好的影片既要有教育意义又要为群众所喜欢。离开这个原则来讨论是危险的，而且也辩别不出好坏。现在似乎大家都不敢提政治了，如果有谁现在一提出政治标准，马上就会被人认为是“概念化”的。好像我们文艺界中，存在的问题是政治太多了，于是就大声疾呼：提高艺术技巧反政治概念，连政治标准也可以不要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坚持毛主席对文学艺术提出的标准，可是现在流行的标准不是这个标准，而是“票房价值”。票房价值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并不是全面的。如“白毛女”、“钢铁战士”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影片，因此既有教育意义也为广大观众所喜爱，这是票房价值与党对文学艺术的标准统一了的例子。但像“一件提案”、“伟大的起点”等影片，卖票情况很不好，这说明这些影片概念化，没有艺术的感染力，因而观众不喜欢，但能不能说它们思想性很高呢?同样也不能，因为它也并没有能描写出生活中为人们所关心的矛盾。反之，是不是一切票房价值高的影片都是思想性很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好影片呢?也不一定，它们可以是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的影片，虽然卖票多，观众喜欢，也并不都是好影片。“武训传”就是一个例子，卖坐很好，但片子并不好。所以仅以票房价值作为标准，是不恰当的。但现在却好像把票房价值代替一切，对作为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应该如何成为灵魂的工程师，怎样去鼓舞与教育人民，好像都可以不提了。而现在只是看观众喜欢与否，并且只是以城市观众为准则，不去更广泛地注意广大工、农、兵的呼声，这是不全面的。

　　到底我们的影片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坏片子多，坏在什么地方?我看了一些影片感觉有三点：

　　一、影片中确实流行着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二、电影艺术脱离我们自己的艺术传统，如果说其他艺术部门也都有些脱离自己的传统的现象，而电影则脱离的比较严重；

　　三、这许多年以来，没有在群众中培养出我们自己的电影艺术家，没有几个电影演员在群众中有影响。如许多京戏的名剧，我们都百看不厌，每次都有每次的感受，这往往都不是由于戏本身，而是奔向某一个演员去看这出戏的。但今天的电影演员则大都没有这样的吸引力。

　　关于公式化概念化产生的原因，我觉得有来自领导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表现工农兵的影片，多把生活简单化了，如果说工农兵的生活是狭窄的，这是说不通的，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工农兵方向。“工农兵电影”这种提法如果有的话，这是不对的，但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方面是不能动摇的，只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这是不应该的。现在除了工农兵还有什么人呢?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这两个阶级现在也都很快地在向工农劳动者方面改造和分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把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农兵表现在电影中，还能表现什么呢?就只好虚构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以便去适合城市中部分观众的喜爱。问题的根据不在这儿，而在于对工农兵生活理解的不深。没有从多方面深刻地揭示出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矛盾和表现出生动的值得效法的先进人物，有时为了迎接一个政治运动，去赶制一些配合政治任务的东西(这种政治热情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少的)，忽略了艺术特征，如“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保卫胜利果实”等都不外乎在这种情况下摄制的。在审查中，领导上有时也确有想当然的要求，从主观愿望和某些概念出发，而不从具体作品出发，硬要把许许多多要求强加给作者，也是造成概念化的因素。如陈戈的“飞越天险”这个剧本，就很典型，后来谁一提出个建议，他便说我的第几遍稿就是这样写的。虽然提意见的人都说明是仅供参考，但你是当权的人，作者就不敢不去考虑你的意见。今天的讨论在考虑到这个原因，不改变这种对艺术领导的行政命令方式，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概念化”并不是某些领导者有，有些作者也是有概念化的，如果他的初稿就是概念化，这能怪谁呢？只能归罪于作者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对生活不熟悉也观察不深，艺术的表现能力不够，或者是创作方法上的问题。所以这是多方面的原因，不完全是一方面的。

　　2．概念化的第二个来源：在艺术创作中，不完全是电影概念化，戏剧、小说……所有艺术领域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而不是电影创作中特殊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思想经常在动荡中，今天肯定的明天被否定。而且常常是一阵风，一阵子反对写落后到转变，一阵子又提倡写内部冲突，于是不管有没有冲突，都要去“冲突”一下，使作者无所适从，因之也出现了一些清规戒律，如表演问题：演员一伸右腿说是形式主义，一伸左腿又说是自然主义，只好成为木头人。写作也是一样：这样描写叫歪曲形象，那样写又叫概念化，这都是造成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原因。其次是在题材上的一阵风，也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因之观众不爱看了。去年到今年的电影，是惊险题材的时代，今年到明后几年则是恋爱题材时代；再往后是什么时代？尚不得而知。大家都往一条道上去挤，结果谁也写不出好作品来。比如：为什么对“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和“扑不灭的火馅”等影片不爱看呢？因为都看的是这种题材内容类似，处理方法和手法都相类似的影片，当然不爱看了。同样，今后如果市场上全是“恋爱”，而又那样千篇一律，那也一定会没人看的。艺术家从这种一阵风的创作和迎合部分观众趣味的走捷径，一起拥向票房价值规律，也是造成概念化的原因。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电影本来就很正常发展，一开始就什么题材都有，经常比较丰富而多方面地去反映生活，出现的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突出。现在的电影，工农兵题材的一阵风都过去了，于是都挤进了城市小市民趣味的死胡同里，这是不能坚持下去的，将必定要重新钻出来，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么宽阔，为什么都钻进一条胡同里去呢！

　　3．概念化的再一个原因：电影中一味地学外国。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军事题材方面就是如此，许多问题不是从他自己的感受出发，不是从生活实践中揭示出来的矛盾而产生的创作欲望出发、而是看了许多外国影片如“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学来了写大战役的一阵风，于是风行一时地写战略思想和高级将领(当然这些都需要写)不管自己有没有生活，有没有创作欲望，只是想一味地学外国，模仿别人，当然是会出概念化的。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争着去写恋爱呢?这也是外国来的一阵风；为什么都不喜欢去搞军事题材呢?也是外国来的影响。这当然不会把概念化减少，相反只能增多。如马吉星的剧本“怒江之歌”，本来是一个很动人的渡江故事，但据说有意见认为太单薄，应该加进点内部矛盾，于是加上了内部的三角恋爱线索。这个剧本虽给上影、北影和电影学院的某些同志看过，他们都主张去掉战胜困难渡过怒江的线索，把三角恋爱线索加强，现在作者已将渡江斗争的线索，削弱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而只是写三角恋爱了，我曾问他既然只是写恋爱了，为什么要摆在那样一种严肃斗争的环境里呢?恋爱哪里也可以谈么!如果今天有谁想把单纯的恋爱写成概括整个历史时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与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不同了。

　　老舍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有一点我是同意的，老作家来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太少了。有许多人尽管有生活，但艺术创作能力是不足的，如有些同志从朝鲜回来，谈材料时非常生动，但一结构为电影剧本，就非常一般了，因此我想多吸取一些老作家来进行电影剧本创作，是有好处的。所以单从领导方面去找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是不全面的，不去全面考虑原因，即便放弃了领导审查，也还会出现概念化的作品的。

　　其次关于割断传统的问题：我们的电影曾一味地学外国，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的艺术传统。我们的一些电影在情调、语言、结构、美工、画画、音乐……等等方面都是外国的，除了鼻子小一点，说的中国话，与外国影片比，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自己的特别的东西了。

　　尤其是电影音乐，有的几乎是从外国名曲中一章一章地搬了过来，没有一点自己的独创性，这种远离开自己的民族传统，当然很难让观众喜欢。如苏联的电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可以找到许多，“葡萄熟了的时候”就几乎全部是模仿“幸福生活”的。惊险片也是全从外国学来的。这种教条主义就是从形式上来学。

　　最后谈谈军事影片的问题：如果把军事题材的影片单纯地理解成每片必打，这是不对的。军事题材是多方面的，它是反映历史上的武装斗争和当前保卫祖国的斗争和部队建设生活的。军队生活虽然是多方面的，当然打仗是最主要的。军事斗争也是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主要就是武装斗争、人民战争的历史。那些不要写军事题材的种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不要去反映人民的斗争历史了。

　　现在二中全会决议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拿祖国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去教育人民，还会拿什么呢?我们并不是站在部队的立场上争取多拍军事片，这不应该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是全体人民的财富，我们都应保持它发扬它，用它来教育我们年青的一代，现在为什么在青年心目中卓娅占有重要的位置呢?这虽然是很好的，但我们自己的英雄为什么影响不深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英雄宣传的太少了。“勇士的奇遇”是一部很受观众喜欢的影片，我并不贬低它的成就，但它对我们的观众有多大教育意义呢?观众能去学习那位玩世不恭的幸运儿么?假定这种片子放多了，对观众特别是对青年是不会有好处的，甚至会带来一些危害，也不是不令人担心的事。

　　现在有少数艺术家几乎都不提起考虑教育意义的问题了，似乎一提就是概念化，“艺术空气”是提高了，但政治空气却降低了，这牵涉到我们艺术家对待人民特别是青年的责任问题，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到底想给人民什么东西呢?

　　以上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电影界朋友们的注意并设法去求得解决，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探求正确的改进工作提高影片创作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是电影工作者和热爱电影的朋友们的共同任务，并已经得到了一些一致的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我觉得是很好的，比如改进审查制度，改变行政领导方式，改进影片的生产组织，提倡以导演为中心自由结合的创作活动等，但这些，都不能是以减弱领导或者是取消领导为前提的；相反，对艺术创作的思想领导还必须加强，百花齐放必须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创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影片为前提，创作的自由绝不能与党的思想领导对立起来；反之，它必须是有坚强思想领导下的创作自由，反对概念化决不能与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对立起来；反之，应该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同时提高，作为一个忠诚的观众，我决不愿意看到概念化的影片，也同样不希望看到空洞无内容的影片，当然这还不是一下能办到的。

　　 ---- 原载《中国电影》195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