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文艺、新闻的社会主义方向

　　<《山西日报》社论>

　　省级文艺、新闻、出版、广播界全体干部，连日集会，对企图办反动“同人报”的右派小集团进行了说理斗争。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它使与会的干部进一步认清了以任一的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反动面貌；划清了工人阶级报刊与资产阶级报刊的界限；提高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粉碎了右派分子们办反动“同人报”的阴谋；捍卫了党的文艺、新闻、出版、广播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过去一段的大鸣大放过程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对党所领导的各方面工作，都作了猖狂的进攻。党的新闻、文艺工作，也是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如他们说党报只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揭露黑暗”。在编排的形式上，他们说党报是“干巴、教条”、“枯燥无味”，象个“寡妇脸”。他们想迫使党报改变报道方向，变成资产阶级的方向，以便帮助他们煽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风浪。

　　新闻界内的右派分子们，看到时机成熟，便与新闻界外部的右派分子实行里应外合，企图共同篡改党报的报道方向。初则提出从报道内容到组织机构、报道方法的篡改计划，继则密谋办反动的“同人报”，企图“挤垮山西日报”，去直接作为右派分子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文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们，企图夺取党的文艺、新闻阵地，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的右派分子们，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那里取得的经验。大家知道，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就是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通过一批反革命的文人，篡夺了党和国家对报纸、广播的领导权，组织了反革命分子的聚会处——裴多菲俱乐部。他们通过报纸、广播发号施令，煽起了反革命叛乱。北京的章、罗，在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时候，就是利用了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经验，首先抓了光明日报、文汇报、政协俱乐部，作为他们公开的与秘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章、罗在太原的据点的头目王文光，秉承章、罗的意旨，也采用了同样方法，在文艺、新闻界物色了一批败类，筹组所谓“同人报”、“文艺俱乐部”，帮助他点火煽风。这说明以章、罗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盟，不但有统一的行动阴谋，而且有统一的行动方法。

　　右派分子们，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看重报纸、广播、文艺刊物呢?就是因为它是阶级斗争最锐利的武器。它能以最大限度宣传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活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与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宣传共产主义，领导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都曾亲手创办和领导过报纸。列宁亲手创办和所领导的火星报、真理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我国党的报刊，在革命时期，宣传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夺取政权；在建设时期，宣传组织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曾起了巨大作用。

　　资产阶级的报刊，在麻痹群众，反苏反共上，也曾帮了资产阶级不少的忙。历次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报纸和广播总是站在最前列的。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正是看中了革命报刊的革命作用，与反革命报刊的反动作用，所以他们就极力摧残革命报刊，紧紧地掌握反动报刊。这可以从中国的报刊史中看出来。

　　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是在满清末年。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出版的“新民丛报”、“苏报”、“民报”等，都是反对满清异族统治，鼓吹民主革命的。当这些报纸一出现，慈禧太后即于光绪二十四年下令一律封闭，说它们是“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八十余家报纸。唯有鼓吹他“复辟帝制”的“亚细亚报”是合法的。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革命先烈李大钊及后来毛主席所创办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青年”，都遭到了北洋军阀的封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国民党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的报刊，都是反动的；凡宣传抗日的都是危害民国的。在这个时期被国民党查封的进步报刊，难以数计。这时只有反共反人民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反动报刊，是合法的。

　　历代反动统治者，不给予革命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我们也必须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是因人民力量的强大，对他们不办罪不称反动派而已。他们想利用报纸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是人民所不能允许的。在我们国家里，是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议论出版自由的。

　　如前所述，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不可能离开一定的阶级而存在，一定要接受一定的阶级对它的领导。大家知道，阶级是受它的政党领导，而政党又要受它久经锻炼的干部所组成的领导机关领导，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报纸，就必然要受共产党和它的各级委员会的领导。

　　“同人报”的右派分子们，反对中共山西省委对山西日报实行领导。他们办反动的“同人报”，是否不需要人领导呢？不是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没人领导、支持他们是不成的。所以在他们筹办反动的“同人报”期间，除了积极地网罗和他们臭味相投的右派同人之外，就是忙忙碌碌的在那里找领导，找靠山。最后算找到了大右派分子王文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所说的不要领导，只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要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大头目领导。

　　“同人报”的右派分子们，反对党的领导的借口之一，据说是为了“自由”。自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是建筑在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必然性认识上的。右派分子们不遵循这条规律，去为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工农群众——去服务，去效忠，并从中实现个人自由，而去专玩“螳螂挡车”、“蚍蜉撼树”的自由，结果当然只能是碰壁。

　　“同人报”的右派分子们，反对党的领导的借口之二，他们说党不能领导报纸的副刊。他们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和其它右派分子说党不能领导这、不能领导那是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反党的借口。党是我们国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有在各方面工作的党员，联系着各方面的人民群众，它深知群众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所以它能够制订发展经济文化的正确计划和决议。事实也证明，全国解放八年来，国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国民党反动派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还要多。论办报纸，共产主义的报纸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党办报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党有足够的经验能以领导报纸。

　　文艺创作，是一种通过艺术形象影响人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它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报纸的文艺副刊、文艺刊物或大本的文艺创作，在其内容上，无论是反映历史的东西或反映现代的东西，它都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性，不是歌颂先进阶级，就是歌颂没落阶级。右派分子们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提倡为文艺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思想感情，他们的真实用意所在。

　　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或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我们与筹办“同人报”的右派分子们的根本分歧所在。在这一点上，不能作丝毫让步。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的文艺、新闻工作就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仍热烈希望广大的读者，本着爱护党的文艺、新闻事业的精神，继续向本省的新闻、文艺工作提供改进意见，以便使这方面的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原载“山西日报”1957年9月9日，选自《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资料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