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

　　<《文艺月报》社论>

　　近几个月来，由于全国各地全面地展开了反击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斗争，特别是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已经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当前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资本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方向的斗争，也是拥护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个分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面前，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责任参与斗争，经受锻炼，接受教育，以求在斗争的考验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一切形式的模棱两可、置身事外的自由主义态度，都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在这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的大斗争中，如果不是站在党的方面、无产阶级方面、社会主义方面，就必然会滑到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去。中间的道路或中立的地位是不可能存在的。

　　通过这次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个反党集团和一切文艺上的右派分子一样，对党、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和所有文艺上的右派分子一样，有着种种恶毒的反对党、破坏党、分裂文艺界的团结、诋毁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的手段；而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有着比其他右派分子更鲜明的“纲领”，更完整的“理论”，更毒辣的手段，更卑鄙的活动。由于这个反党集团有着长期的历史，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他们又负担着不少文艺事业单位的领导工作，并把这些单位当作个人的地盘，贩卖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党、反领导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毒害就特别大，他们的影响就特别广。我们经常在文艺界(华东和上海也绝不例外)听到种种对党的文艺事业不利的、破坏文艺界的团结的流言蜚语；特别是在不少青年文艺干部(包括编辑干部)之中，经常发现种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生活、反对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因而，这次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的彻底揭发和批判，其意义就特别重大，而这个斗争的影响也一定极深远。

　　他们的反党活动是有步骤、有计划的，而他们的反党言论也是极为有体系的：

　　他们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说成是“思想上的管制”；反对把文艺事业看作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只看作个人争名誉、争地位、争享受、争领导权的手段和资本；所谓“一本书主义”就不是要求青年们严肃地对待文学创作事业，而是鼓励青年们写成一本书，作为对党、对人民争取名利的手段。他们把党委托他们负责的事业当作个人的“独立王国”，抗拒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看作“干涉”，把党的批评看作“打击”，争取个人独断独行的所谓“独立性”，拒绝集体领导的原则；以排斥一些人、打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支持一些人的卑鄙手段来抬高个人的“威信”，把个人放在党之上，而在党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的时候，就由消沉、抑郁、不满、怨恨，发展成为仇视党、反对党、甚至以党为敌。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要求党和人民“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在所谓“大胆地”“批判现实”、“尖锐地”揭露“问题和缺点”的幌子下面，鼓励作家们放弃阶级立场，放弃党性原则，用作品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社会、打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企图煽起群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满。他们要求作家有高踞在党之上，置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外的个人绝对自由；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满足或不能容许他们这种个人自由，就认为是对他们的“管制”，是对他们的“创作权利”的损害，对他们的“自由”的“不尊重”。

　　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决定性作用，轻视乃至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抹煞思想改造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他们把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并且错误地认为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在研究外国文学(如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的研究)的过程中，就可以“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因而，根本忽视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的必要。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所谓“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站在现实的前面”，站在党的前面，“发觉”所谓“落后现象”，实际上就是倡导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之上，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实，揭露他们眼中的所谓国家生活的“缺点”。这种论调，和反革命分子胡风如出一辙，长期以来，在丁玲、冯雪峰和胡风之间以一唱一和、互相呼应的姿态，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

　　他们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轻视普及的文艺工作，脱离群众的基础而侈谈文艺的“提高”。他们公然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使中国新文艺有了新的发展”的说法，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单纯地提倡“写真实”，提倡“艺术性”，而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反对以政治标准为评价文艺作品的第一位的标准。因而，在具体地评价文艺作品的时候，就对全国解放以前老解放区的作品采取轻视和抹煞的态度，而对全国解放之后的作品也一律贬为“艺术水平低下”，特别轻视以普及为目标的作品，将它们一律诬蔑为“市侩主义”。

　　他们轻视民族的文学遗产，轻视表现着民族传统的文化艺术，特别轻视民间文艺。片面地强调向外国的古典文艺学习，甚至根本否定文艺的民族性。

　　这一切，单看起来，似乎只是对某一个文艺问题的见解，只是一种文艺思想，而合起来，却成了一个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文艺纲领。如果听任这种“文艺方向”继续发展，按照这种“纲领”来进行文艺工作，那就必将破坏文艺界的团结，造成文艺界的大分裂，使得文艺工作只能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服务，而绝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而，这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的斗争，决不仅仅是一个文艺思想上的斗争，而是一个保卫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它的意义的严重性正在这里!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成员们的共同特点，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共同的思想规律就是“自我中心”，热中于“自我表现”，无止境地追求个人的荣誉、权威和影响，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放在党之上，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拉拢、吹捧，给以“人情”的“温暖”；凡是对他们不利的就排挤、摒斥，给以无情的打击。他们以宗派主义的眼光看别人，无中生有地把别人划分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或派别；而以自我利益作为评价别人的第一标准，他们的所谓“人情”也就是以这种自我利益为分界线。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个人和党组织的关系就永远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不是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就是把个人放在党之外，发展到极端就必然与党为敌——由思想原则上的对抗发展到组织上的对抗，由宗派主义发展到反党集团。

　　为了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乃至忽左忽右，使人感到思想变化“无线索可寻”。他们有时以“左倾”的面貌出现，反对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惯于运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别人——特别是从工农群众中来的青年作者一棍子打死，唯恐打得不狠；在组织路线上，反对广泛团结作家的方针，反对争取中间分子，教育落后分子，提倡变相的“清一色”。他们有时又以“右倾”的姿态出现，反对坚持原则的批评和论争，主张“照顾”名位，扼杀坚持原则的批评，特别是扼杀正直的新生力量的批评，提倡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惜与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和平共居，乃至向极端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妥协、投降。他们经常借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名义来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反对按照党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具体的领导核心，以流言蜚语、窃窃私议来挑拨是非，丑化领导干部的面貌，打击领导干部的威信，企图由此造成文艺界的大分裂。他们也经常借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来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歌颂社会主义，反对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总之，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艺术论的最基本的原则，要求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改造无产阶级的文艺原则，改造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企图退回到资本主义的文艺工作方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思想中去。

　　这一切卑鄙的“策略”、虚假的手段、“美丽”的伪装，长期以来，在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中一再地出现。尽管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他们的方式不尽相同，他们的姿态、面目也变化万千，但是，他们的实质却是统一的、不变的，那就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今天，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对这个反党集团展开了严肃的斗争，到现在已经将近四个月。这是一场关系于党的文艺方向、新中国的文艺路线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成绩和辉煌的胜利!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胜利还是初步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后还必须继续深入展开，并进一步巩固既得的胜利果实，肃清这个反党集团长期以来在文艺界所造成的影响。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在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吸收经验，记取教训，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或展发，克服每一个人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对是非不分的、无原则的自由主义态度。特别是必须严肃地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因为这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文艺方向工作、能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前进的问题。

　　我们深信：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都愿意而且决心和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划清界限，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思想的改造、世界观的改变，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说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例如陈涌同志，在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也作过一些工作，可是在近一两年间，却逐渐地陷入了胡风、冯雪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泥淖，和他们唱起了同样的调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作为惨痛教训来记取的事件。这类事件使我们认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变，决不能单靠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闭门读书”、“关门研究”或是“埋头创作”，而是首先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中去，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劳动，逐渐地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这就是立场的改变、世界观的改变的开始。

　　毛主席在十五年前就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作家“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改造思想，改变立场，改变世界观。过去，在文艺工作者之间，也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来贯彻毛主席所提出的方针，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不少的成绩。然而，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却以“体验生活”的方式代替了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所谓“体验生活”，就是短期地下工厂、下农村、下部队，以文艺家的身分去采访群众生活中的“素材”，搜集群众斗争中的“资料”，然后就回到城市里来，回到文艺家的环境里来从事创作。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文艺工作者不是全心全意地投入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之中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世界观，然后以工人阶级的观点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而是以文艺家的特殊身分站在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之外，以自己的观点、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群众的生活，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必然是处在有距离、有隔阂的状态之中，而不可能使“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所以，纵然有不少人曾经“下去”，却往往难免“入宝山而空回”；而在具体的过程上，又必然是将“体验生活”和进入创作划分为两个完全割裂的阶段，以致在创作过程中不可能再感受到群众的生活气氛，体会到群众的精神面貌。而在根本不了解群众生活的情况之下，妄谈“干预生活”，就更成了一种把作家放在特殊地位的、极端错误的论调。

　　今天，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并彻底地解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我们必须提倡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落户，以群众的一员的身分参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通过“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然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

　　反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个关系文艺路线的斗争。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为了巩固这个斗争的胜利，为了彻底清除文艺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除了继续深入地揭发丁、陈、冯集团的反党言行，彻底地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和散播毒害的作品之外，还必须狠狠地反对文艺界的一切右派分子，坚决地执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狠狠地改进文艺工作，狠狠地推动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高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旗帜，坚持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

　　（----来源：原载《文艺月报》一九五七年第十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