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活动

　　<《人民日报》社论>

　　社会主义大辩论正在全国各地农村迅速地展开。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为广大农民所欢迎。因此运动已经深入开展的地区，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且揭露出一批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这些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和肃反运动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们也在农村行动起来，兴妖作怪，妄图复辟。湖南澧县有一个地主，在大鸣大放期间，头戴博士帽，身穿好衣裳，鼻架黑眼镜，手提文明棍，在村里摆来摆去，摇头晃脑。农民问他为什么不出工生产，他却反唇相讥说：“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过几天”是什么意思呢？他以为“过几天”右派就会“得势”，他马上就可以重登统治人民的“宝座”。

　　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不仅敢于公然抗拒改造，破坏生产；而且竟然要反攻倒算，抢夺农民的胜利果实。据江苏省不完全统计，最近时期，发现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反攻复辟事件即达一百六十起。同样的事件，在浙江杭县、富阳等十一个县里也不断发生，仅今年第二季度就发生了六十八起。天台县长洋村的一伙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公开叫嚣：“现在黄绍竑、杜伟（伪浙江省民政厅长，现民革浙江省委委员、右派分子）都讲话了，我们也好讲话了”。他们不仅“好讲话”，而且“好行动”了。因此他们秘密集会，策划破坏活动。首先煽动部分落后社员闹社，继而倒算回土改时被没收的八支步枪。并且扬言要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要替已被依法镇压的恶霸“报仇”，要让农民流血。

　　农民在反动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毒手下流血的事件，最近也时有发生。云南镇雄县富农王发武，就用绳子勒死了荣誉军人常履功。龙陵县地主蒋明文，用刀砍伤阿坪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长和一个积极分子，最后，还纵火烧毁了九户社员的房子。湖北省黄梅县的反动富农郭春银等四人，在７月１日秘密张贴反革命标语，要“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员李际国”。７月１５日晚上，他们乘李际国开会回家的时候，就把他暗杀了。河北省赵县投头庄的反革命分子郭顺岐，于今年６月２５日持刀杀死农业社社员郭麻撒和记工员张小云。

　　反动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总是企图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总是妄想把人民重新踩在他们的脚底下。浙江金华县澧浦区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就在７月１６日袭击了中共区委会和区公所，他们砍伤了区长，劫走了步枪，抢了人民银行。

　　农村中的反动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什么在最近这个时期这样猖獗呢？虽然，地主、富农阶级已被消灭，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已被肃清，但是，地主、富农中间还有一批死硬分子，残余反革命中间还有一批坚决分子和漏网分子，他们的反动本性难改，不甘心本阶级的灭亡，总是妄想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恢复过去那种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统治。同时，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胜利，也还只是在经济方面取得基本胜利，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还没有取得胜利。因此，反动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其次，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农村的反动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给了很大的鼓舞。农村的反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当做了行动的指南。右派分子说：“土地改革搞错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便立即起来反攻倒算，要房夺地。右派分子说：“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搞坏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便立即起来鼓动闹粮闹社。右派分子说：“肃反运动一团糟！”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便立刻起来“喊冤”翻案和杀人放火，制造暴乱。

　　再次，个别领导机关或个别领导干部存在着右倾情绪，对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有给予有力的打击。同时，少数基层干部，看到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便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因而放弃了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因此，少数农民看到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也入社，便以为从此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模糊了阶级界限，放松了警惕，这也给反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造成一种空隙。

　　事情十分明显，农村中还有反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存在，而且他们还正在企图复辟。如果我们对这些阶级敌人失去警惕，不严厉打击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那末，农民就会遭殃，农业合作社就会垮台，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组织就会受到威胁，其结果，不仅农民保不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社会主义建设会遭受破坏，就是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也会被敌人夺去。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将在政治上犯大错误。既然如此，全国人民必须进一步提高警惕，坚决同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必须加强农村中的工作，严厉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应该逮捕的依法逮捕，少数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还要依法判处死刑。应该管制的就要管制，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就要劳动教养。对于已经摘掉地主、富农、反革命帽子而仍有不法行为，但又不够判处管制的，应该在批判斗争后，给他们重新戴上帽子，降为后补社员或管制生产；只需批判斗争的就批判斗争。对于反革命武装暴乱和土匪活动，要坚决剿灭，暴乱的为首分子和抢匪，要严厉镇压。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罪犯和闹事中触犯刑法的分子也必须法办。反动会道门要取缔，谣言要追查。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和平劳动。

　　应该认识，同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时常说的，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有剥削分子存在，阶级斗争就必然继续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下，阶级斗争还会表现的相当激烈，相当尖锐。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那一个人臆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对于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只能实行专政，不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是一点不能含糊的。

　　同时，在国家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把农村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规划到合作社里，从事生产，这是党和政府对于敌对阶级分子和反动分子的一种宽大措施，一种正确的安排，给他们以生活出路，给他们以改造的机会。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一进了合作社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就和农民是一家人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他们中间的多数，是愿意接受改造，愿意遵守法律和从事正常劳动的，但是，就其整体说来，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尤其是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问题未解决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被他们表面态度所迷惑，受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而放弃了对他们的严格的监督。这一点，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

　　在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时候，必须与批判某些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严加区别。批判富裕中农或其他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他们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依法惩办，但这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决不能混为一谈。在人民内部，除了对那些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到堕落为人民叛徒的人（例如随同敌人一起反对党和政府，向农民实行反攻倒算等），才实行专政以外，对于那些只有一般不满，讲点怪话，发点牢骚的人，只能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民主方法，来加以解决，决不能把他们当反动分子处理。如果不掌握这条界线，就要会犯严重的错误。

　　坚决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农村中的支柱，这是一次复杂的激烈的斗争。全体农村工作的部门和干部，都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积极进行这个斗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保证斗争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