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尹赞勋>

　　第一个缺点：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不合理；

　　第二个缺点：片面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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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我们的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毫无疑问，地质学是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之一，应该作为一个重点迅速地发展起来。

　　地质学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地下资源。这个任务从三方面来完成：一是普查勘探等生产工作，二是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三是地质教育工作。建国七年多来，我们在这三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地质生产工作成绩最大，地质研究工作成绩较差，地质教育工作一半好，一半未得到重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显示着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第一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第二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片面地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１９５２年教学改革以后，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培养“地质学家”，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培养“地质工程师”。这两类地质干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偏废。但是１９５２年以后，地质学家的培养完全中断了。

　　培养地质学家的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偏重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和基础地质科学（如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等）的训练，缺乏或者没有地质勘探（如矿山地质学、储量计算法等）和勘探工程（如钻探和掘进）方面的训练。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是偏重理论修养的地质学家。他们的出路是多方面的。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与地质有关的研究机构需要他们。综合大学地质系和有关各系的地质教师、高等工业学校许多专业的地质教师、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地质教师等，大多数应该由他们来补充。产业部门的地质研究机构、野外地质测量队和普查队也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综合大学的地质学家。

　　在培养地质工程师的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中，课程比较复杂，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科学、基础地质科学、地质勘探课程、勘探工程课程等齐头并重。毕业出来的地质工程师富于地质勘探和勘探工程方面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他们是产业部门的生产能手，所以刚毕业的青年地质工程师绝大多数到产业部门去工作是适宜的。另外，高等工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地质勘探方面的课程也需要少数的地质工程师去担任。不可否认，工程师也要进行研究，而且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丰富经验的较老工程师必然有一部分转向科学研究，成为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地质学家。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旧大学的地质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并入高等工业学校，有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高等工业学校而把地质师资完全调出，有的（重庆大学）改为高等工业学校，保留地质师资，培养二年制地质技术员，有的（南京大学、西北大学）虽变为综合大学而却培养工科性质二年制的地质技术员。从１９５２年起，旧大学不存在了，综合大学地质系培养青年地质学家的任务中断了。这一类地质人材的来源完全断绝了。

　　１９５４年南京大学首先恢复了综合大学地质专业。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也先后恢复了。不过各校每次招生六十—九十名，人数太少，而且毕业太晚，最早的也要到１９５９年才能毕业。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１三年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不过三百多人。

　　上边说过，１９５２年教学改革以后，两类性质不同的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但是从１９５３年起到１９５８年止，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全国没有一个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三年才出来三百多人。在来源中断六年之后，这个数字如何能满足许多方面的迫切需要呢！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

　　培养地质工程师的有北京、长春和成都三个地质勘探学院，还有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每年毕业数千人。地质学家的培养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三处，招生名额太少。南京大学地质师资较强，扩大招生，即感不足。西北大学现已有力不胜任之势，增加任务，也需要增加力量。北京大学地质方面只有两位教授，其余都是青年教师，所设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两个专业有十几种地质课程。最初两年，两位教授艰苦支撑，困难重重。地质人才集中的部门如果不迅速设法支援，则具有优秀传统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将无法继续办下去。

　　拿教学改革以前旧型大学的地质毕业生和新型综合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相比，再和新型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地质工程师相比，毫无疑问，他们和新型地质学家很相似，和新型地质工程师差别很大。

　　我不掌握统计数字，也没有作过人材调查，发言中所说的人数只能是一些粗略的估计。到１９５２年夏为止，全国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有七百多人。解放前许多人改了行或者去世了。现在地质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三百（？）人，担任教学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在科学院工作的大约有六十（？）人，在其他方面工作的还有数十人到百把人。除后者不计外，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在地质部、学校和科学院三方面的人数比例大致为６∶３∶１。

　　１９５３年夏地质毕业生学了一点勘探课程，１９５４年夏毕业的学得多一些，１９５５年夏毕业的更多一些。这三批地质毕业生是旧型大学转变为新型工科教育的过渡时期的产品。从１９５４年起每年另有大量的二年制地质勘探类专修科毕业生。这些人多数都分配到产业部门去了，其中许多都已成为生产队上的骨干。

　　１９５６年夏按照新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青年地质工程师出世了。１９５７年夏又要有一批毕业了。这两批数以千计的地质勘探生产能手，将是产业部门，首先是地质部的得力干部。地质部在获得这样的干部以后，在１９５３到１９５５三年中进来的地质人员已经开始成长为有经验的骨干以后，从今年下半年起，就有条件在最近三、四年内分批把大部分旧型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从生产岗位上抽调出来，以支援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师资缺乏的高等学校。

　　科学院在地质科学上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距离这个要求还非常遥远。拿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来说，力量非常薄弱，副研究员以上干部只有十七人，其中包括以行政工作为主的三人，在学校兼课的四人，在地质部兼职的一人。用这样薄弱的领导力量，要想在十一年内对于矿物学、结晶学、岩石学、沉积学、变质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动力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航空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煤炭地质学、金属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学、第四纪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新构造学、土质学、冻土学、火山学……等二十多门地质科学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是不可能的。这样将就下去，地质科学一定要变为越来越落后的。

　　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产业部门前六年偏重生产，忽视研究，去年开始扭转，但还不够。单单加强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忽视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要发生偏向，导致实践不能提高理论，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影响所及，不但地质科学落后，生产也要受到阻碍。

　　生产、研究、教育三方面的力量应有适当的配置，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应有适当的结合。根据这两个原则，提出以下两个建议。

　　第一，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６０年下半年止，地质部分四批把大多数旧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由生产岗位上调出来，以支援科学院地质研究机构，地质部地质研究机构和缺乏师资的高等学校。

　　第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和东北地质勘探学院从今年起开始招收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学生，连同综合大学，今年和明年各招生七百八十名，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两年各招生八百七十名，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２两年各招生九百六十名。

　　我对于有关情况了解不够，所提意见难免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批评、指教。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4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尹赞勋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