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严希纯>

　　我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以及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深深感动和兴奋。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兴奋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新的成功也已在望。从这三个报告，我受了很深的教育。今后一定循着这些报告所指示的方向努力工作。我亦同意陈叔通副主席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我是在一个科学机关——国家计量局工作的，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亦是在科学技术组工作。因此，我想从我在工作中和视察中所接触到的一些关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谈谈。

　　解放以后七年多来，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都有了惊人的发展，这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３月１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对中国科学院所作的介绍，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是如何大。我们在视察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时候，看到几个成立仅仅二、三年的学校都是动辄几千人，设备亦极丰富，所有视察的人都惊叹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绝对没有的发展速度。

　　不过，在这种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向科学进军所产生的问题。向科学进军的意义，照我看来原是希望一切已从事或想从事科学的人各在本位上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意思。然而，有关部门却把培养副博士看成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好办法。但许多高等学校的当局都反映，从这个办法实施后，不少教师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对立起来，以为考副博士才是向科学进军，担任教学工作无出路。医院则反映，有些医师减少了临床工作去准备考副博士的功课。有人说，这不是向科学进军而是向副博士进军，实在是事实。这种无形中鼓励青年脱离本位工作去专心于考副博士恐怕不是科学进军的好办法。

　　从整个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说，有许多是能安心工作的，但也有不少毕业生到了机关、工厂或研究机构后，不愿做艰苦的而却是基础的科学工作，例如计算、描图、观测等，以为这不是作专家的道路。我曾看见好几个科学机关的青年向教授或领导人要求指示方向，仔细一问，原来他们都把实验室工作看为不是到专家的路。这亦是培养副博士政策的另一副作用。

　　（二）尊师重道不够的问题。有些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例如校长、副校长）把教授们看成下级，在礼貌上不够尊重，其影响是作人事工作的十几岁的青年也可以随便把一个教授或专家叫到办公地方来谈话。决定课程的工作，教授们无权参与，党外教授的意见很少被重视。尤其不好的是，学生考不及格时，会有所谓辅导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出面向教授请求准许他一再补考（有至四、五次之多的），并暗示必须及格。这种不尊重学术的行为，是科学家所最不满意的，而且直接助长了学生不尊敬师长的风气，间接使学生不能自力求学，对尊师重道和培养后代的精神都是不符合的。

　　另外就是具有专长和经验而年老力衰的科学家有不被人重视的事情。不少学校和机关都只知道用年青力壮的人。而不知道这些老年的科学家的可贵。要知道这样的专家，只要他能提提意见就是很宝贵的。单从他能上多少时间的课，能到办公室办公否来定他的价值是不符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策的。

　　（三）高等学校重视基础科学不够，专业分得过细。目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后有不安于位的现象，除上述第一项中所列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高等学校的专业分得太细，学生到工作部门后都感到自己用非所学，甚至可以这个理由控告用人的机关，说没有给他们学用一致。还有一个严重的现象是这些学生所学的专业虽细，但基础课的数学、物理、化学，一般都较低。其实这些情况的产生，不能怪青年，只能说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制度有问题。

　　（四）图书仪器缺乏。仪器困难问题，大家反映很多，这里不谈。国外图书的供应，因为有外汇关系，这里也不谈。只谈国内图书供应吧。因为强调计划，怕积压资金，搞科学出版工作的机构对科学书刊的印数都不肯多，这原是有理由的，但因印得过少，读者买不到，引起读者不满，则也是不对的。当１９５４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工作时，科学家们（这还只是北京的科学家，京外的意见更多）常常抗议科学出版社的期刊（专门的和普及的）他们买不到，因为一出就完。我曾经提议每种多印一百本（实际上需要量决不只此数），但有人说怕销不出，无处堆放，积压资金，此事就不谈了。现在此现象似乎还未改进，因为我还有事实证明。我不明白，不从如何改进发行工作上想法而只是着眼在积压资金上，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当然，这种现象，不能单责备出版社，最主要的还要请出版管理的机构多多注意才行，因为出版的一切问题都要出版管理机构决定的。

　　（五）人材设备没有合理使用。目前缺乏科学技术干部和缺乏仪器设备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人材和仪器浪费（特别是仪器）的现象：前一种情况是有许多学非所用的人，不能到他们所想的岗位上去；后一种情况是若干工厂学校拥有它们所不需要的精度的仪器。这种现象，如要加以调整，单以公文去调用或调拨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些机关、工厂或学校可以说他们自己需要，使你无话可驳。至于干部自己提出归队或者要求调到适合自己所喜爱的岗位上去呢，又会马上被认为不安心工作，以后对他就要加以不好的评语，以至这类干部不敢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要做到学用一致，还要想出可行的办法才行。这问题（人与器）应当如何解决，实在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外，科学技术界存在的问题，从这几天我们所听到的发言中，还有不少。当然这些问题仅是前进中的缺点。不过为了把国家工作作好，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我想从我的看法分析一下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没有很好的合作，负责的党员，特别是负责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党员没有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自己又不虚心研究；（二）某些领导高等教育的人和某些领导科学工作的人把办高等教育和科学工作看成象带军队或办工厂那样一般化并且要求早日见效；（三）与教育或科学研究有关的其他部门没有取得很好的合作，如对外贸易部、商业部……等没有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给以供应仪器设备的方便之类；（四）负责高等教育的机关对科学研究工作与教育工作的看法，摇摆不定。以前是只重教学，把教授的工作看成只是教书，从提出科学进军后，又似乎有点重视所谓研究的人而轻视“教书匠”。现在听说更要把研究重心放在高等学校了，原因是苏联也在改。我不是反对改，而是希望最好是一切都仔细考虑后才改，不要只是因为苏联在改我们亦改。

　　我觉得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始于今天，反映也不是第一次，其所以未能解决，主要原因是大家各顾自己所管部门的便利，不从整体利益出发所致，例如图书仪器供应，如何才办得好，必须各部门高级负责人才能解决，有些甚至不是一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若干部门共同来协调才行。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计量局的工作；因为“计量”一词不为许多人所习见，所以对我们这个局的了解不够。我曾接到一封信，封面上写成“计粮局”；即令在工厂里也还有不一致的解释，例如鞍山钢铁公司的计量车间只管衡器，他们是把“量”字作数量的意思解释的。“计量”即英文的ｍ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ｙ。计量局是一个科学机关。它的主要工作是保证工业上和科学研究上所使用的量具计器的一致和准确并正确使用。它的工作与苏联的部长会议所属的标准、量具与计器委员会、美国的国家标准局和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学工作部分相同。因此它是我国工业建设上和科学研究上以及贸易上所迫切需要的。但是我局成立了将近两年，还没有能力为工业和科学服务。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没有受到各方面应有的重视。有人说它十分重要，有人又说在中国搞这工作还不够条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工作；应有的基本建设费用亦还未得到。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我敢大胆说一句，只要把计量工作做好，今天工业上和对内对外贸易上由于缺乏精确的量具计器的标准而造成的损失会大大减少。

　　我上面反映的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尚希大家讨论和指教。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严希纯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