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李建勋/钱荣堃/滕维藻>

　　时间：４月１４日上午九时

　　地点：天津市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会议室

　　出席者：（以发言先后为序）

　　李建勋　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

　　钱荣堃　南开大学教授

　　滕维藻　南开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

　　胡毅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院长

　　郑天挺　南开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王赣愚　南开大学教授

　　雷海宗　南开大学教授兼世界史教研组主任

　　鲍觉民　南开大学教授

　　张恒寿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季陶达　南开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座谈关于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这里发表的就是这次座谈的记录。座谈的发言不能象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见，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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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马列主义是否指导思想的一种看法

　　李建勋

　　我是学教育的，现在负担行政的责任，我想从领导的角度上谈三点：

　　一、百家争鸣是不是先成家然后鸣呢？有些人说要先成家然后鸣。但家是什么标准呢，很难说。有些人说有长期的学术研究经验，才算是一家，那么，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人就不能算一家。若然，象李希凡、蓝翎那样一鸣惊人的青年又怎样解释呢？我认为“百家争鸣”是一句古语，不管家不家，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可以鸣，说得不对，别人可以批评。

　　二、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若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又恐招致思想混乱。那么，如之何而后可呢？我认为应以马列主义为争鸣的武器，而不明定为指导标准。争鸣结果，马列主义势必胜利，那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了。

　　三、百家争鸣可以在报纸、杂志、座谈会上进行，课堂讲授是不是可以争鸣呢？如果学生对先生的意见也来争鸣，势必妨碍教学计划的进行。我的意见，教师应该依据教学大纲，个人及他家不同见解均可提出。学生对先生讲课有意见可以说，但在讲课时不要争鸣，最好在课堂讨论时再争鸣。

## 克服经济学界教条主义的具体建议

　　钱荣堃

　　我参加了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和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对于党中央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这一方针并不是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因为各种不同的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客观存在着的。目前我国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必然还会长期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认识能力还会有所不同的，学术上还会存在不同的意见，真理和谬误还会永远存在的。这些不同的思想和意见，只能通过争论才能确定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也是在同谬误的理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吸收了别人的正确的意见。这是客观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不让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争论，而是主观地规定某些人的某些意见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学术是得不到发展的。那些教条主义者生怕鸣了会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轻视了学术界的辨别能力。这种“左”派实际上也是右派。

　　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我想就不会存在任何顾虑了。许多人怕自己的意见不正确不完善，因此不敢或不愿公开发表。实际上自己的意见也不见得一定错误。如果完全错了，让别人指出来，也就更明确了正确的意见。也可能自己的意见之中有某些合理的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经过争论吸收就丰富了正确的意见。这样对学术界和对自己的业务能力都只有好处而没有什么害处。

　　但目前在思想倾向上，“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确阻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左”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怀疑这一方针，而机会主义者表面上倒是“欢迎”这一方针的，因为他们本来早就讨厌马克思主义，所以现在很欢迎有机会来全盘否定一下马列主义了。但是我认为目前后一种倾向毕竟是极少数，大量存在的还是“左”的教条主义。在我们经济学界，教条主义长期地严重地流行着。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意见遭到了极大的压抑。不同的意见稍有露头，就会遭到许多严厉的压制，用的棍子是从书本上找来的据说是绝对正确的结论。所以我说我们经济学界在相当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压抑之下，是会普遍欢迎“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而在过去几个月内对这一方针还有所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次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宣传会议的精神将会有助于肃清这些疑虑，使知识界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这对于今后的学术繁荣必将有深远的影响。

　　几个月来我们经济学界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自由争论。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我认为目前的争论有一种偏向，就是花费在概念和形式的争论上的力量太多，掌握大量材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分析有力量的文章还不多见。当然也不能过早地期望太高。积累资料和分析研究都需要有时间。但是我觉得除了解除思想顾虑继续宣传和贯彻这一方针外，还应该为争鸣准备一些条件。我愿意在这方面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一、资料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资料就谈不到做什么研究。由于缺乏资料，有许多人对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感到缺乏信心。我有一个同事，最近还因为资料问题不易解决，打算不再研究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程了。我建议目前的保密制度应该重新检查加以修订。在这方面是否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过去人民大学的李聿恒先生批评上海财经学院出版的讲义时说基本建设计划和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没有结合中国特点来写，又说这些材料是不难找到的。但是据我了解李聿恒先生是有某种便利得到这些材料的，而上海财经学院却没有这种便利。因此也不能认为这种批评是公正的。我觉得资料问题如果不解决，是很难使人提出有根据有力量的文章来的，争鸣就会落空。

　　二、目前我国经济学术界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很严重。许多文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很不够。而实际工作部门与学术界的关系也很疏远。因此我建议可否让教师和专家们到实际工作部门参加一个时间工作。最好能参加一个时间的工作，否则可以做顾问去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和检查工作。这对两方面都会有好处的。

　　三、经济学界的争论还缺乏必要的组织领导工作。我认为目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实际上恐怕也存在着困难。为了把自由争论的工作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认为应逐步组织更为专门性的学会，由参加实际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和学术界的同志来共同参加，定期组织讨论会并出版专门性的学报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一来，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领导问题，分工和协调问题，结合实际问题，也就易于逐步得到解决了。

## 怎样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改变目前的理论落后的状态

　　滕维藻

　　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百家争鸣的长期性，过去认识的比较肤浅。毛主席这次报告是从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谈百家争鸣的，这使我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在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永远存在的基础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收”或“放”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怎样来争鸣。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问题。目前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领导。过去有的同志认为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主张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平共处，因而今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不好做了。有的人强调学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培养人材的，开展争鸣不好办，必须慎重。还有些同志认为在政治理论课中不宜展开百家争鸣。因此，过去实际上是对百家争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次，毛主席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毛主席说的有三点：一、各种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禁止不了的。二、在各门科学领域中具体问题上的是与非，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下就能看得出的，只有通过争鸣，才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要创造适合于新思想新理论得以自由发展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虽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三、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过去固然也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这一点，但遇到具体问题，在思想上仍不免有些混乱。现在我们明确地认识到：百家争鸣只会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百家争鸣方针不仅要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在教学中也要贯彻。在政治理论课中，当然要求观点一致，不能任意乱讲，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一致，否则就会妨碍争鸣。实际上，有些问题在过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如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是否日趋尖锐化的问题，关于打击中间势力的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完全提出来，提出来也决不是放弃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百家争鸣也非常重要。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校对许多事情都有些畏缩情绪，不敢放手，我觉得现在应该在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来改进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防止急躁情绪和简单生硬的做法。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的估计，去年有些人有全部否定的倾向，我不同意。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但同时也发展了一些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我是搞经济学的，就这方面来说，过去几年在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方面有不少成就，但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做得很差，同国家所进行的建设是不相称的。我们在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很少研究，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少。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也做得很差，我们没打中敌人的要害。因此，我同意钱荣ｋūｎ＠①先生的估计，目前经济研究方面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我们应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宗派主义在经济学界也不是不存在的，能在理论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的还是很少。

　　为了更好地开展经济理论的研究，我认为今后可组织一些规模较大的科学讨论会。科学院过去是关起门来研究，对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作得很不够，今后科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另外，我也同意钱先生所说的，要创造一种适合于科学研究的环境，要在报刊上展开批评讨论，改善批评的方法，鼓励大家进行理论研究的勇气。最近北京哲学界关于哲学史的讨论比较好。这种讨论如果组织得好，就可发展科学。各民主党派也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过去天津各民主党派对此是注意了，但做得不够。

　　关于社会科学的规划问题。过去在制订规划时没有广泛地吸收大家来讨论，规划制订后的宣传组织工作更差。社会科学也需要协调小组，因为各方面空白点很多，而能做研究工作的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有人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怕重复，但能统一安排当然更好。如参考材料，现在人们多是从头搞起，很难应用别人现成的材料，因此也需要做些组织工作。关于外国书籍和资料的翻译，也需要有组织的搞。例如资本论这样一种重要的经典著作，目前的译本质量是不高的，不少人读了都摇头，甚至有些老教师也说资本论真象天书一样难懂，但也没有组织力量重新翻译。（编者注：资本论已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着手重译。）

　　关于资料问题。搞社会科学，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而材料也很重要。现在大家因为得不到资料，搞研究工作的人只好改行搞史料的研究，所以联系实际的理论文章不多。有许多经济论文很空泛，人们不愿意看。我认为必须把做实际工作的人和搞研究工作的人结合起来，互相交流情况，并开放一些资料。

　　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有许多学术文化机关尤其是高等学校中搞行政工作的人原来是搞研究的，其中有许多是学者、专家，有些是教学成绩很好的人，他们在业务上有基础。但行政工作也很需要人，就由他们做了行政工作，加上工作繁忙，这些同志搞科学研究的愈来愈少，有的已经在学术上脱了一大截。我接触到不少同志，知道他们内心都很苦恼。培养一个能够教学和研究的人非常不易，再过几年也许他们根本无法追赶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注意。即使就行政领导工作来说，自己不去实践，不搞教学和研究工作，领导工作也很难做好。人民日报不是发了社论介绍官木生的领导方法吗？如何发挥这些人的力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但对教学和研究是有兴趣的。今年和几个同志开始搞大型民族企业调查，从整理和研究某些典型企业的发展史料，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进行分析，为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具体资料。但因工作情况，时间很难抽出，研究时作时辍。领导上是否可考虑给搞行政的同志一些条件，或者在一定时间内换一换班，或者象给作家的“创作假”一样，给我们一二年研究假。

　　 （未完待续）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1日

##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续昨日七版）

## 胡毅/郑天挺/王赣愚/雷海宗/鲍觉民/张恒寿/季润达

## 1957.04.14

## 批评和争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尊重，别拿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人。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

　　胡毅

　　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一个手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百家争鸣是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种手段。我相信今后大家对百家争鸣的顾虑会减少，但不见得会很快就全没有。要消除顾虑，也应主要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过去产生好多顾虑的原因，都是没有能完全从这个愿望出发。争鸣起来了，彼此不交锋，怕互相受不了：这种顾虑也是由于缺乏团结的愿望。如果我们在争论中，先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任何人争鸣，好象和好朋友吵架一样，吵是总得吵的，甚至吵得很凶，但吵完还是好朋友，那就好了。好朋友是争鸣的一个基础。现在有些人的批评，就不象是作为或想作为好朋友来争吵的，如果从好朋友的观点出发，就不会使人接受不了。现在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高的，同马列主义水平比较差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差的，两方面都有顾虑，觉得争起来不好。也有人怕理不能服人，怕批评了人家不服，就拿大帽子扣人，自高自大；水平差的人则自卑，怕丢脸，不敢说话，其实这也是一种自高自大。我们学校里有时在系内讨论科学论文时，也有这种情况。一次一个年青的助教对老教师的科学论文批评得一钱不值，说这简直不是科学论文。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也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进行批评。

　　具体表现团结的愿望就在互相尊重，互相平等。文人相轻的作风要去掉是不大容易的目前还是有互相瞧不起的情况。年青的同志中还有人瞧不起老的，说他们的学问过时了，争鸣只是让他们提供材料给年青的利用。也就是说，你拿材料，我来解释，来作结论。年老的同志，有的自卑：叫我拿材料，我就供给材料罢！而不进一步进行研究。我们不希望这样，希望他们也拿出自己的研究来。也有一部分人却认为百家争鸣是旧的翻身了，过去的一套又可以讲了。他讲旧的不是为了科学，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想标新立异。如果在百家争鸣中滋长了门户之见，这是不合适的。当然大部分同志不是这样想。目前好多人介绍唯心主义，目的是使大家认清楚唯心主义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为了推广它。有些人认为谁介绍旧的谁就代表唯心主义，就是来同唯物主义作斗争，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

　　因此，先要树立团结的愿望，大力提倡互相尊重的作风。在教研组内，每个人都是不可被放弃的力量。我们有时认为某些先生的思想不正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不重视他们的力量。这是不对的。要尊重每一个人，彼此加强团结。这样百家争鸣就展开了。在讨论问题时也还有人从事实上分析少，据理争辩少，而多是用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服人。这就有点象教条主义的做法。因为并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的，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要根据事实，以理服人。

　　研究工作应该协调组织，同一题目或分别题目，大家分工去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有很多的联系，协调起来是很重要的；但目前这样做得不够。科学院不应关起门来研究，要对全国的科学研究起指导和联系的作用。例如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年龄特征问题，现在都是根据外国材料来讲，对中国儿童的发展情况缺乏全面研究。其实现在有好多幼儿园小学都在作记录，也有好多人愿意作这一调查研究工作，但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比方对于儿童身长体重、语言、书画能力发展的调查，顶好有统一的计划，用同一步骤，同一记录方法、记录单位，同一整理方法，大家在各地区分途收集材料进行研究。结果解释可以不同，但对广泛积累带全面性的资料上可起很大作用。

## 历史学家希望掌握更多的资料，希望报纸多介绍学术情况，希望科学院情报所扩大工作范围。

　　郑天挺

　　一年来，可以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可以说还有顾虑。说有顾虑，倒不是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也不是怕受批评。据我知道，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可数的几位老先生，都愿意接受马列主义。过去中国历史学界一些老先生的治学方法，多是接近马列主义的，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目前的顾虑主要是与掌握资料不够有关。由于历史科学的性质，争鸣就要有根据，即有史料。好多专家对自己要求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愿意轻易发表意见；历史科学工具书很少，靠自己掌握的史料又不够，不好说话。

　　历史工作者都认识到应“放”，也知道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的，但事实上是不是完全放了呢？还没有。问题就在于收集和分析材料方面过于谨慎。谨严是好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片面性，但如果长久是这样，对百家争鸣也有影响。这两方面要并重，一方面要鼓励“放”，一方面要鼓励学习，学习理论和学习业务，掌握史料。

　　这样，对人民日报就有一个希望。目前我们需要知道行情，知道各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知道各方面有什么成绩和收获。可是要了解这些问题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人民日报担负起介绍情况的工作来。人民日报过去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介绍，如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介绍，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知道行情，我们就可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另外，对于国外的情况，也须要知道，现在知道得太少。去年我们想开唯心主义历史学的课，但开不起来，因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不了解。我们希望人民日报和其他专业刊物多作些介绍工作。

　　人民日报七版登的文章，我们很愿意看，但因为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经常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也就认为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总结性的文章。这就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相信这些文章说的都没有错；一种是不敢给人民日报写文章。这种情况的产生，也由于讨论的文章登得少。如果能将不同意见的文章尽快的先后分别发表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这些文章原来是可以讨论的了。

　　各个学校过去作了很多资料工作，最好能设法交流一下。科学院情报所只搞自然科学，不搞社会科学，这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非常不便的。希望他们能扩大工作范围，把每个学校所有的材料也掌握起来。

　　对年老的同志来说，因搞行政工作而耽误他们的研究时间，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损失。现在社会上对专家的尊重有些过分：许多事情都要找专家，专家就受不了。现在各种会议都要专家们参加，往往同样问题的会要参加好几次，其实有些会议只要他们参加一个或对他们传达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很多天的工夫重复的参加讨论。一个专家他能代表多少人的意见也值得考虑；其实不参加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目前要保证他们有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确实困难。行政上只管六分之一，六分之五就没有人保证了。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互相尊重也很重要。在我们学校，不提年青的同志要尊重年老的同志，年老的同志也要尊重年青的同志，而提倡尊重劳动。老先生劳动了多少年，当然值得尊重；年青的同志虽然有的是老先生们的几代学生，但他们的劳动也是值得尊重的。

　　我认为课堂上也可以争鸣，但不应该只说自己的见解，不介绍各家的意见。如果介绍了各家的意见，再说自己的见解，可使学生容易接受，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小型的讨论班，每次讨论时发言很热烈，但要他们写文章，就不肯了。如何鼓励课堂以外的争鸣，也象在课堂上一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希望能够恢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希望大量翻译世界重要著作。

　　王赣愚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常说我们没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讲话、写文章，企图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尤其研究社会科学的留学生更容易受他们欺骗。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可以启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我们政权的性质来说，采用这种方针也是必然的。

　　过去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解放后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为某些科系解放后都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的学科。政府对这些人作了一定的安排，尤其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都转业了，有的改作行政工作。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今天值得重新考虑。比如社会学这一门，范围就很广，科系取消后好多专业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外国出版的政治学的书籍相当多，过去都用“反动”一句话来否定。有些书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现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的书也很多，一概否定也是不对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从继承性的观点来看，继承它们的有用的一面。我们要把世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应该把我们的知识领域大大的扩大，一概否定，只批评不介绍是不对的。

　　介绍和批评是分不开的。今天整理资产阶级的旧东西，不是为了宣扬提倡。一位朋友在大学里讲黑格尔哲学时，恐怕别人误会他是唯心主义者，所以预先声明演花脸的演员本身不一定是坏人。只批评不介绍，只会使人在认识上愈搞愈乱。只有把介绍和批评互相结合，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作正确的估计。总之，介绍工作以后还要放大胆，不要给介绍的人贴上什么“派别”什么“分子”的标签。

　　我希望：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单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好一些人去做。譬如在美国，凯恩斯学说快要过时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批评些已过时的学说，就跟不上历史的发展。

　　人民日报最好能就这些问题发表一篇社论，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研究的方向，并予有力的启发。

　　科学院应该对研究旧的社会科学的人，按照科学规划给以更明确的任务，告诉他们究竟如何利用过去的材料，更好地发挥原有的专长。现在多少还带有各搞各的情况。

　　要扩大翻译工作范围。目前只注意翻译马列主义名著，对资产阶级的经典著作翻译显得太少，这个工作对推动百家争鸣有关系。有些同志马列主义水平虽高，给人提意见时不看原著，只能从思想上提些问题。比如有人批判庞德法学，他们根本没有细读原书，批评就不中肯，就缺少了说服力。把世界重要著作大量介绍，使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大，给青年一代介绍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好处。最近苏联有些人否定美国有民族文化，这种看法在国内也有，这就是一笔抹杀，一概否定的态度。

## 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地方”。

　　雷海宗

　　资料不够，使许多人不能争鸣。对百家争鸣，虽然可能有顾虑，但从天津史学界来说，因有顾虑而不敢争鸣的还不多，主要是资料太少无法鸣。我们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门材料更少。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问题：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里就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即或有少数人比较透彻的接触到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过去只是为了点缀，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从这一点来看，资料问题就更大了。有些人认为我们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绝，其实过去也并不透彻了解，而今天要求我们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彻的了解。

　　另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１８９５年的地方。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１８９５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１８９５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解放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经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订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问题就不了解，看不懂。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凯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的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不直接牵涉到立场，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场的。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１８９０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了。

　　我和郑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现在没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没有学，需要从头学起。过去我们买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但是有用的书没有买。尤其是研究世界史书太缺乏了。目前我们图书馆要买书，经费又受限制。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有他们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讲话。今天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谈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没法谈。因此不大量地把过去没有买来的书买到，进行研究就很困难。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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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这些发展，没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

## 不同的意见应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去解决，避免随便扣帽子。

　　鲍觉民

　　过去这几年，特别是自１９５２年以后，大家写文章说话的确都有些顾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是有部分同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我是学经济地理的，但我就提心吊胆地怕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又如解放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经验，这是好的，但当时为一些教条所束缚，有某些问题虽然对自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也只好勉强地全盘地加以接受。例如苏联教材中有关于批评某些十月革命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地理学者的材料，这是针对苏联情况而写的，和中国实际就不完全结合，但是自己又怕根据我国的情况多讲一些，就会走样子，犯错误。这样在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当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更谈不到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了。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在业务上旧的东西不能讲，新的又搞不来，而且对于自从抗日战争以后将近二十年来的西方学术界的情况也不很了解，形成了青黄不接、空虚彷徨的境地。这样要想争鸣当然也不可能。可是最近一年多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以我自己来说，去年夏天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以及报刊经常报道的一些学术问题争鸣的情况，尤其是在经过最近天津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中所受的生动教育以后，使我在思想认识上也跟着有了变化；目前，顾虑是基本上消除了，只是在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到百家争鸣的行列中来。

　　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意见不同的应该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力求避免扣帽子。当然，就全国范围来说，扣帽子的现象是很少有了，但是如果具体到一个小的单位如教研室、研究组里，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二、百家争鸣和学术工作的推进是长期性的，要防止急躁情绪。三、争鸣的园地应该扩大，可以尽量利用学会等学术团体来开展争鸣。四、希望能在一些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和光明、文汇等报）上，增加学术动态的报道，使大家能够即时地得到启发，并且还可以起一种鼓舞作用。

## 批评应该创造一种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新风格。

　　张恒寿

　　对百家争鸣，目前有一种新的顾虑，就是怕自己鸣得不好，达不到要求，因此慎重过度。应该有意见就说出来。

　　其次，还有对百家争鸣有不积极鼓励的看法。例如陈其通等对文艺问题的估计，就是只看见坏的方面，看不见好的方面。在学校里也有这种情况。有人说，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好多教师不重视教学工作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我们学校来看，大部分教师还是专心于教学工作。这种说法也是受了不赞成百家争鸣的看法的影响。

　　正确的东西是在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产生的。马列主义要发展，必须要经过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反面的东西有时会给人一定的启发，唯心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批评的态度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好多人写批评文章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笔法，但经典作家的批评多半是对敌人的。我们似乎应该创造一种风格，使批评文章写得既有争鸣的风趣，又使人容易接受。

　　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教条主义，有一些不是掌握材料多少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大家掌握得差不多，主要是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有问题。老一辈的专家如果多学一些理论，多写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文章可以给年青的同志一个榜样，克服年青的同志的教条主义。在哲学研究上如果要改变教条主义，应该提倡把深入分析和学习历史结合起来。

## 研究经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

　　季润达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我认为是一个思想解放，是一个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解放。这个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提出来的，并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的为着国际宣传。其次，所谓争鸣，当然不是乱鸣。既然不是乱鸣，就应该有一个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一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百家，到底是那些家呢？我们说百家，若从学术系统来说，实际上不止百家。但在哲学方面概括起来，只是二家，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家。可是唯物主义也有真有假，到底谁真谁假，要经过百家争鸣才知道。所以我认为，目前不存在放和收的问题。

　　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争鸣的文章是很多。从经济学方面说，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有些问题从前不曾提出来，现在都提出来了。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的提法，我们现在也讨论起来了。但是，从前斯大林对商品的提法，是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而我们今天的条件则和苏联不同。百家争鸣以后，文章固然是多起来了，这些文章我看过的并不多，但是从已经看过的文章来说，觉得有这样一个缺点：许多文章都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之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研究，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苏联有一位老教授Ｃ．г．ＣＴＰＹＭΝЛИＨ院士，今年八十岁了。他在很久以前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一直到今天，苏联对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我国学者在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以后，在１９５３年起曾讨论这个问题，而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提出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热闹，比起上一次讨论来是已较深入了。但与现实的联系仍不够密切。因为这些讨论只是根据别人已有的结论来讨论，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材料出发的。所以说，现在的普遍的缺点是没有实际材料。科学研究能结合实际最好，比如，现在对天津的自由市场作一番调查，那倒是有好处的，这不仅对天津市的自由市场之处理和研究有好处，就是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其次，我觉得经济理论方面虽然也争鸣，但是其中的空白点也很多。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只知外国，不知道中国，但是那时号召我们研究的问题，有些到“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才开始。例如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是空白。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着手得还比较早一点，已露出争鸣的序幕。例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萌芽问题，已开始发表各种见解了。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则目前连影子也没有，图书资料的困难更大。我们知道的书，有的就是找不到。比如我现在研究魏沅的经济思想，关于魏沅的四、五部著作都找不着。有些书，图书馆里有，但因管理不善，找不出来。

　　此外，人材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前很少有人搞过，现在搞起来，更需要有组织地进行。

　　人民日报有学术动态，这很好。不过，有些动态最好能指出研究的方向，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节约时间，少走弯路，也可以在动态中指出研究中的缺点。

　　 （完）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