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争鸣”中求得统一和提高　首都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人民日报》>

　　本报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首都学术界和文艺界热烈讨论。４月１０日本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和周扬同志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以后，大家对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体会更深。近几日来，记者和一些学术界和文艺界人士交谈时，他们都表示热烈拥护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说：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大家说话没顾虑了，胆大了。陈其通等同志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后，好多人看了心里就怀疑，是不是党的方针又变了，要收缩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才把这些怀疑打消了。

　　过去有好些人批评的态度不正确，动不动就给人扣个大帽子，恨不得一棒子把人打死，这样，虽然批评的是少数人，但其他的人看了，也就不敢说话了。有些人不是某一个问题的专家，也没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就随便批评别人的文章。

　　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真正是学术性的讨论了。学校里新开了一些课，同一门课同时由两位观点不同的教师开课，象红楼梦研究就是这样。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最近很忙，他除了教学外，还抽空修改整理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准备出版。以前写的“中国哲学对日本之影响”和“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也准备修改出版。他说，要在过去，这些书他不一定敢拿出来发表，现在没什么顾虑了。他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极了，这说明党的眼光远大。任何思想上的分歧都只有在争论中才能求得统一和提高。

　　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从提出争鸣的方针后，活跃多了。开了几门新课，象“罗素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前些时还开了一次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规模不小，武汉、天津都有人来，会上争论很热烈。朱谦之原来准备发言三次，结果因说话的人太多，自己只发了一次言。经过争论，一些问题有了结论，大家的思想都提高了。那次会虽然讨论了四天，但大家觉得有好多问题还没讨论，他们准备５月４日再讨论一次。１２日已开了预备会，并拟出了讨论提纲。除了讨论胡绳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和冯友兰的反驳文章外（最近准备发表），还打算讨论一些有趣的题目：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我们对道教和佛教如何评价？对王阳明的思想怎样评价？对王道霸道如何解释等等。

　　著名的经济学家徐毓楠先生说，在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北京大学经济系这学期正式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课程（由徐先生负责讲授），并已讲了六讲。不过他认为在讲授这一门课程中有许多困难：一方面是听讲的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初步基础知识了解的很少，因此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作进一步的研讨。而讲课的教师也因参考书缺少，研究的时间不够，所以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也难全面和深刻。同时目前我国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一般是不够深刻和准确的，徐先生认为今后在批判态度上应该实事求是，准确地击中它的要害，使敌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接着他又谈到当前经济学方面的讨论情况。他认为目前在这方面的争鸣还只限于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对当前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探讨和研究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这种现象在目前刚开始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初期是难免的，但如果长此下去，在经济学方面是难以争鸣起来的。因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实际的科学，要与当前实际情况紧密地联系。我们这些研究经济学的人不接触实际，对实际知识知道的少得几乎等于零，所以在研究国家当前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很难以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有时简直是插不上嘴。这是很不好的。而且有许多老经济学家现在都转到搞历史方面去，也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如何能从目前名词概念兜圈子中转到对实际问题的探讨，这需要领导上的领导和支援，目前在这方面作的很差。

　　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的一间工作室里，记者访问了著名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刘先生说真理是不怕辩的，而且越辩越明。只有采取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会使大家更大胆更深入去探讨、摸索、创造新的东西。在这些新的东西中必然会有些是不好的，但在广大人民利益面前的考验下，在艺术界中的争论、评论下，我想不仅坏的东西得不到发展，而符合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符合于人民日渐提高的艺术上的新要求的东西，是会更加提高、完整的。刘开渠先生还对美术界今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是尽可能使美术界每一门类都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二是艺术批评工作不仅要根据今天社会需要，而且还要根据今后发展可能来研究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以便给新的发展打开路子。第三是每件作品产生的具体条件和它们怎样到达人民手中都是不同的，如雕塑家在创作雕塑品所需的工作条件就不同于一位画家，更不同于一位小说家，诗人的诗以印出来和群众见面，雕塑品以立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供人民欣赏，因此，负责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考虑到它们的这些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艺术家进行创作。这样“百花齐放”精神在美术创作实践上就会得到更多的发扬。

　　著名的昆曲演员白云生先生以他生平的经历，对记者畅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说，过去几年，虽然没有人“禁鸣”“禁放”，可是很多人在思想上总是不够明确。老艺人们由于在旧社会一向受压制，顾虑比较多，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渐解除。拿昆曲来说，文艺界人士没有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剧种的，但是过去没人敢提倡，因为怕被扣“宫庭士大夫阶级”、“复古思想”、“封建主义”之类的大帽子。昆曲“十五贯”上演以后，很受群众欢迎，中央负责同志也给了鼓励和指示，昆曲才又得到新生。白先生又说发掘旧剧目，让更多的好花开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更重要、更困难的是在接受了祖国文化遗产以后，创造出新的花朵。他告诉记者，他同他的同事们，正在加紧排练昆曲，并着手改编一些戏词，尽量作到不失原有风格又通俗化。他说今天对老艺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新生力量。

　　著名的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认为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作者单纯用“票房价值”来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这显然是片面的。他们说：“在解放以前，象‘火烧红莲寺’‘十三号凶宅’等黄色、迎合小市民口味的影片卖座率也很高，难道能说这些片子是好影片吗？难道我们的电影再倒退到解放以前的老路？目前，电影在面向工农兵的同时，有些影片显得概念化、公式化，因此群众不欢迎、卖座率低；这是由于剧作家、导演、演员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不能深入工农兵的内心，因此不能正确表现出他们的形象。真正正确地表现了工农兵形象的‘白毛女’、‘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等影片除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外，卖座率不也是空前的吗？”

　　赵丹、黄宗英又谈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上已从行政组织上给“百花齐放”提供了保证。不久以前，上影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摄影师等已在适当平均力量的前提下，按照个人的自愿组成了三个厂。

　　许多长时期来没有在银幕上露脸的老演员都在拍摄新片。刘琼、秦怡和一些新演员正在拍制“女篮五号”，历史剧“林则徐”、“林冲”将由赵丹、舒适等主演，刘琼和赵丹等将合作“海魂”，舒适将主演“情深意长”，石挥则正在埋头创作电影剧本“海燕号遇难记”。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