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心相印 无话不谈

　　听话要有度量，说话要有勇气。

　　说话吞吞吐吐，欲言还止，有两个原因。一是风气尚未推开，这是外因；一是本身顾虑太多，这是内因。没有蔚成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社会人士自易失去发表意见的兴趣。所以，如果撇开外因一字不提，单单责备说话的人胆子太小，这不公道。但是，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也同说话的人作茧自缚有关，如果撇开内因一字不提，单单归咎于风气，这也不公道。

　　本报在十七日社论“多听不同的意见”中，就树立广开言路的风气问题提了意见，今天又不揣浅陋，愿对说话要有勇气这一点，说几句话。所言虽出于至诚，但不见得至当，欢迎读者纠正之。

　　说话的人，大约有三种顾虑。

　　其一是怕讲错。有的人出于责任感，生怕看错了病情，开错了方子。用以医人，送人性命；用以医国，误尽苍生。这种郑重考虑问题的态度，令人生敬。我们并不提倡讲错话，只主张不怕讲错话。诚然，做结论万万不能以片面代替全面分析，但是，提意见往往从片面性开始。抛砖可以引玉，片面性意见多了，可以引出辩证法来。何况，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说的话不见得句句正确，也不见得句句错误。如果大家因怕说错话而不说话，百家争鸣就鸣不起来。不鸣固然一点不错，然而，鸣不起来岂非大错!此外，有的人怕讲错了话，丢面子。金口玉言的人，世不多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说错话，原是极普通的事，不会丢面子。只有说错了话而又硬绷面子、坚持错误，才丢面子。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爱面子。应该适当照顾这个特点，不过，责己从严，知识分子本身对保护面子占保护错误的界限，也应有个划分。

　　其次是怕得罪人。一怕得罪朋友，二怕得罪领导。朋友总是越多越好，越老越好，一语不投，伤了感情，有所不忍。领导辛辛苦苦，席不暇暖，一言不合，伤了他的威信，也非工作之福，有所不愿。这种敦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爱朋友、爱领导，有两种方式。一是爱人以德，一是爱人以姑息。批评朋友的缺点，进攻领导的错误，就友谊说，看是无情，实是有情；就工作说，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袒护朋友的缺点，姑息领导的过失，就友谊说，看是帮他，实是害他。就工作说，无异以私废公，有违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精神了。果因此，得罪了朋友与领导，隔阂纵有，也是一时的，是非终有论定之日，感情总有恢复的一天。

　　再次是怕“钓鱼”，疑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这种顾虑，看情况已经消除，否则，许多的话就不会在这次中共上海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公开说出来。不过，我们不嫌词费，还愿作几句解释。根据我们初步体会，没有比“放”和“鸣”的方针更能生动无比的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能像工人阶级这么恢宏大度，没有一家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末欢迎真理，而且这个方针也正是从中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中，提炼精华而成。孔夫子早就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百家争鸣就是君子之争，光明磊落，无不可告人之处，我们大可放心。历史不会走回头路，人民民主制度存在一日，这个方针也存在一天，它不仅与人民民主制度共寿，且与人民民主制度共发展。所以，怕“钓鱼”的顾虑实是多余的。

　　知识分子昀可爱之处是那股生死以之的追求真理和保护真理的书呆气。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近代中国的章太炎写过“谢本师”。当代日本的河上肇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到后来一步一步接近马克思，他曾在“经济学大纲”自序中，如此诚恳地说:“回顾起来，我向马克思学说的推移，实在经了多年的踌蹰和折衷的态度之后，才能实现出来。虽然有点惭愧，然而惟其因为是经了许久的思索研究才得到的结论，所以，在今日我倒觉得，纵然有人照中世纪的野蛮习惯，拿烈火焚身之刑来吓唬我，我也不能够把我在学问上的所信，丢了去的。”我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妨三复河上肇之言!

　　在毛主席讲话传达后，从北京到各地，雨露所及，万木向荣。仅以上海来说，中共上海市委从十六日起举行多次座谈会，有气魄有决心地创造了畅所欲言的环境，而与会的上海知识分子也多能说出久未说出的话。这种气象，令人振奋无已。需要巩固，需要发扬。我们希望从此以后，我们知识分子和领导能够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社会主义建设，实利赖之。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