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文艺界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孟XX (此处二字辨认不出): 有人自信心不强，理论水平差，怕考虑问题不全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怕遭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提出后，我个人的看法是，天津市“鸣”是“鸣”了，“放”是“放”了，从报刊上，从学校课堂讲授方面，已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是鸣得不够响亮，放得也不够全面。不够响亮的原因很多，从主观方面来看，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政策体会得还不够深刻透澈。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非常正确。我们南大教研组的同志在讨论中，你说你这点正确，我说我那点正确，谈得非常亲切，也有收获。如果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容易接受意见。但这不等于说就没有思想障碍了。听说有人怕一放一收，当然，我联系的面很窄，不敢说没有这种人。但据我所知，以下的几种思想情况似乎更普遍一些：有人自信心不强，理论水平差，怕考虑问题不全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怕遭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另外也有人愿意别人提意见，希望得到亲切关怀的批评。还有些人觉得自己人微言轻，“鸣”也不起作用。我觉得编辑和写稿人相互了解不够深。写稿的人工作重，编辑不了解，认为写稿人不积极写稿；写稿人不能完成，感到别扭，也认为组织稿的人不了解写稿人的情况。如果能够由互相埋怨，作到互相帮助，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还在于相见以诚，有意见当面提出。应该多提意见，认真研究，正确的就应接受，不正确或虽正确而目前尚办不到的，应有交代。组织稿件要扩大联系面，不要只组织几个人。

　　目前在贯彻“百家争鸣”中，我觉得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是需要加以解决的：

　　客观方面的原因之一是资料问题。片面强调资料的重要是不对的，但是要“鸣”，就得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目前由于材料缺乏，影响研究工作的有节奏的进展，确也是个事实。关于研究资料的问题，报纸上可以呼吁一下，各方面应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购置是必要的，但不完全在于购置。市人民图书馆有一部“唐音戊签”，我借了出来，河北师范学院一位教授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合看。解决资料问题关键在于设法加强馆际交流，提高图书的使用率；还在于加强全局观点，把有些单位自己无用的书拿出来，给别人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编目和采购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市人民图书馆采购工作加强了，但编目工作跟不上，结果出现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现象。这是个问题。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放宽借书尺度问题。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不出借，我拥护这个办法，真借的话，我也不敢借，万一丢了我没办法。但是有些书可算善本也可不算善本，都算成善本，结果造成有本皆善的情况，为了避免损失，让书在那里睡觉。对善本书的划分范围，是否可以重新考虑，消除有本皆善，无本不孤的偏差。此外，翻刻古典书定价太贵，使一般读者自己买不起。如杜少陵的诗，仇兆鳌的注，他们都不要稿费，为什么定价这么高？

　　客观方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时间问题。去年提出把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研究工作，有改善，但没有彻底解决，不是都能得到保证。忙的太忙，影响研究工作。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如郑天挺、李何林可以写些东西，可考虑减轻他们的负担。各杂志报社联系面不够大，不够广，而且彼此之间分工也不明确。要求被联系的对象所写的东西，有时不合口径。而且说要就要，不给编写者以时间。希望扩大联系面，组织稿件的时候多给些时间。

　　（客观方面的第三个原因是阵地问题。天津的阵地和研究力量不算少，如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日报、新晚报、新港、电台等。争鸣的阵地是够的，问题是要有明确的分工与密切的配合联系，避免总是这几个人写。各报有编辑方向，有的不十分明确。报刊应该容纳小文章，但也不能把稿件的篇幅限制在一千五百字以内。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有人看了说怎么没完，我说就是没完，我的概括能力太差了。有些文章长些，也可以分期登。）

　　最后我还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每个报刊可以研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从文章性质或人数方面研究，这样可以发挥力量，也避免写文章多了，教书工作受影响。第二、报刊的编辑方向是否再明确一些。第三、加强审稿工作，一个稿子不要只叫一个人审，最好多找几个专家审核，避免主观片面。有的文章被编辑删去一部分，有时写稿人不虚心，但也有时很难令人心服，这也是争鸣的问题。当然，最后取决于编辑部。第四、应加强采访记录工作。天津日报培养工人作家有成绩。有些老艺人写不了，如工作需要，可以抽出力量帮助他们写。第五、多登反映当地生活或记录当地历史文献的作品。如“新港”名义上是天津的刊物，但反映天津的事情少一些，是否发动人多写一些。

## 赵X(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解除话剧演出中的清规戒律。……宗派情绪和缺乏对待批评的健康态度是妨害争鸣的重要原因。

　　一般的人认为清规戒律只在戏曲方面有，似乎话剧方面好些，其实不然，虽然话剧方面没公布过禁演剧目，也没有清规戒律的条文，但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我们。比如，在上演剧目中一定要求现代剧目占60％的比重，反映工人生活的有多少，农村的有多少，士兵的有多少，“五四”以来的只能占多少，外国戏不能超过多少。而当一个政治运动来时，话剧就必须配合，不配合就是不为政治服务等等。虽然这些情况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有一定的改变，但是，并不彻底。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演出团体应根据它自己对党的文艺方针的理解，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自由地选择上演剧目，适当地安排现代剧目和“五四”以来的剧目以及外国戏的比重，不必作什么规定。事实证明，过去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也不会导致像陈其通等同志文章所写的“时代的声音低沉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那样的后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放手的“放”给演出单位最大的自由。

　　其次，我也想谈谈“放”和“鸣”的问题，我认为为了“放”得好，必须同时也“鸣”得好。如果说过去天津还“放”得不够，那么“鸣”的就更落后。文学艺术没有批评，是很难前进的。因此，我主张在“放”的同时应大力组织“争鸣”。目前我们的文艺批评的情况，主要的不是产生了什么偏向，而是批评文章太少了！即使是一棍打死的文章，也太少见了，因此我认为在文艺批评上也首先应是“放”。大力的组织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批评，即使是一棍打死的文章也应发表，因为端正批评态度，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通过实践去进行。开展文艺批评，进行文学艺术创作问题上的学术争鸣，它不仅可以推动文艺创作，同时也可以教育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正确的美学观点，和健康的美学趣味，对提高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戏剧方面，目前妨害着“争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宗派情绪，和各个演出团体缺乏对待批评的健康态度。比如我们天津各剧种有许多成功的和存在着问题的演出，但组织一次座谈会就很困难，大家并非没有意见，但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进行探讨。即使有时硬凑在一起，也不能畅所欲言，“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的习气还残存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话剧团在这方面也是存在着问题的，在批评的面前不冷静、不谦逊同样存在着，但我相信，我们会在这方面有所转变，希望那些关心话剧事业的批评家们能进一步的同我们合作，同时我们也愿同各兄弟团体共同合作，扭转这种文艺批评不景气的现象。因为这不仅是某个团体或某个个人的事情，也是关连到整个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

　　。

## 蓝澄:创作的环境，应该是民主的、自由的。对创作的领导应该是社会的领导，而不是行政的领导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让大家思想解放，让大家睁开眼睛看生活，独立思考，大胆地说话。我现在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给一个搞文学创作者带来的心情和看法，我们说思想解放，其实不只是思想解放，而且也是性格解放，就是说心里话，不要人云亦云。在这里我想我谈一谈它对作家认识生活、解释生活上起的积极作用。其次是谈创作环境问题。

　　先谈认识生活问题。作者必须全面的观察生活，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生活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不能只看一面。我有一个熟朋友，他要写最可爱的人，思想上先有一个框框，就是最可爱的人一切都是好的。下去以后便专门找先进事物，对可爱的人的缺点及有缺点的人和事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最后就用许多可爱的故事写出许多可爱的人物。先进人物一个又一个，作品里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作品内的人物都是齐步前进的，好像一颗颗的珍珠，没有用线串起来。结果这个作品垮台了。

　　有的人怕写有冲突的东西，怕遭到像批评王蒙那样的批评，甚至以为一受批评往往身败名裂，所以宁可作品失败，也不让身败名裂。这样他只好闭上眼睛，不说实话。我看王蒙那篇小说所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到生活中去，应该从正面、反面、侧面去观察生活，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生活。我们认识了生活，才能正确地解释生活。如西蒙诺夫说：苏联有的作家避免写卫国战争第一阶段的情况，因为那实际不像有些作品里写的诱敌深入，胜利进军。我们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写东西常常有顾虑，怕提出问题，学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我的思想得到了相当的解放，但不彻底，在说明生活时，也还是有点顾虑。在处理素材时，总喜欢从习惯上看，总是觉得缺点什么东西。如果大胆地写，怕写出毛病来。我们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方向，明确为谁服务。站稳了立场还得解放思想，不解放就谈不到艺术风格的创造。

　　关于创作环境问题。党大胆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还要有适于放的环境，如果具体的环境并不如此，这对创作热情，会产生泼冷水的作用。科学家要求研究条件，搞创作的同志要求的是创作环境，有了好的创作环境，对搞创作的同志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创作环境应该是民主的、自由的。对创作的领导应该是社会的领导，而不是行政的领导。对文艺的批评不能采取党内批评的方式，而应该是自由交谈，可以三两个人自由结合，可以找相同意见的人结合，也可以找不同意见的人结合，友好地和风细雨地交谈、讨论，最后也不需要做结论。文学艺术是万年的事业，不一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匆忙地下结论。文艺创作不像工厂、也不像军队，不要要求思想行动完全一致，它是独立的劳动，需要独立思考。对文艺创作的批评，可以有批评的自由，也可以有反批评的自由，也可以表示沉默不作检讨。有人长期拿不出作品来，可以不提名或具体地点他的名，但不应给他开审判会，追问他为什么没有创作，是什么思想问题。如果是文艺思想上有问题，我想开会批评，效果也不一定好。比如有一个同志曾经被认为创作上有问题，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领导上又召开会议研究他的文艺思想，给他做鉴定；甚至有人建议他考虑今后是否还继续搞创作，是否搞搞别的会更好些。和他谈话的人对他确很关心，热情很高，但这个有多年的创作历史的同志就这样被否定了。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反倒使他情绪低落，甚至产生了对抗情绪。直到很久以后，还是发表了作品后，情绪才慢慢好起来了。另外有一位同志产生了与他类似的情况，负责领导创作的同志接受了上次的经验，采取了相反的措施，结果效果良好。这说明那位同志如果创作上发生了问题，应该用耐心关怀的态度对待他，对他过去的创作给予鼓励，帮助他研究改进创作。这种经验说明，所以产生那样的后果，往往只是由于所采取的方法不对头。

　　另一点我认为政治问题和艺术问题应该分清楚，用不同方式来对待，如政治思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文学上的问题却应该用自由探讨的方式解决，不应该艺术上有了问题就提到政治问题上去，解决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有些事情虽然动机好，往往不一定起好的作用，在对待文艺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习惯和经验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创作环境已经好了，还需要改进，不改进就会影响创作。作家的感受、灵感需要和别人交谈，需要别人的帮助，在同志们的交谈、帮助、关怀下许多作品就诞生了，如果遇到的是相反的情况，许多作品也就会夭折了，创作环境应该有助于婴儿的成长，有助于母亲的安全。希望行政领导方面和关心创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来改进创作环境。要求改善创作环境，不是说不要思想领导，相反的应该大力加强，作家协会是创作思想领导的指挥部，应该起到战斗指挥部的作用。我们的作家协会应更好地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启发。总之，创作环境的改进非常重要，是迫不及待的一项工作。

## 黄廷贵: 有一点地方不大同意李何林同志的意见，目前提出争鸣的方法问题，可能会影响争鸣。

　　从党、政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对自己思想是个解放。解放前，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但解放后就不大敢写。不敢写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另一方面和客观环境也有关系。我觉得过去只是一家独鸣，不是百家争鸣，这就束缚了自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据我所接触的人的反映，都是十分拥护的。当然，解放初期，在阶级斗争极尖锐的环境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可能的。今天党提出了这样的方针，是十分适时的。但方针的提出，并不是今后就万事大吉了。过去的文艺方面也有些争论，但我觉得没有“百家争鸣”的争论，有些人有意见，就没有真心谈出来。知识分子愿意接受批评，改造自己；但他又不愿意接受批评，因为他们自尊心较强。过去的批评方式是有问题的，多少有点一棍打死的劲头。这样是不容易收到好效果的。另外，我有一点地方不大同意刚才李何林同志的意见。我认为现在仅是有了“争鸣”、“齐放”的气氛，实际并没有真正争鸣起来。因此在目前就提出争鸣的方法问题，可能会影响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刚才顾老先生说的对，过去文人相轻，争起来就非把对方一棍打死不可。今天我们不应该这样，而应该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大家水平有高有低，在争鸣的时候，最好能平等相待。尽管批评的主观的愿望很好，如果方法粗暴，对别人采取压的办法，这样不但起不到好效果，还会起相反的效果。“争鸣”的某些问题，我看是需要有结论的，没有结论就不太好；但也不必过早做出结论，也不必勉强做出结论。

　　我是音乐工作者，但是我想，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只要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有兴趣，哪怕不是本行，也可以参加争鸣，提供意见。

　　目前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都存在着一些等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团体，加以适当组织，把问题提出来，展开争鸣，求得解决。

　　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期，应该更多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因为知识分子的顾虑是较多的，要真正做到畅所欲言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口号，没有真正的争鸣环境，“争鸣”还是开展不起来的。

## 火(此处一字辨认不出): 有些所谓“软绵绵”的东西，也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受到观众的欢迎，似也不能一概否定。

　　音乐界的“鸣”和“放”展开得还非常不够。音乐工作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需在“争鸣”中求得解决。如我国发展民族的新音乐的道路问题，声乐、器乐、歌剧的发展方向方面都存在问题。声乐方面，如何来继承民族遗产，如何来培养民歌独唱家，西洋传统发声法在中国如何具体运用。器乐方面，交响乐队在我国的地位和如何充分的应用，民族乐队又如何发展，中国乐器怎么样改进，所谓中西合璧乐队搞法是否可以，民族特点又如何去建立。歌剧方面问题也不少：怎么样发展所谓“新歌剧”，又怎么去继承民族传统；有的人认为西洋歌剧形式不适合我国不能搬用，有的人则认为不然。目前我国音乐界的力量不是很强，水平也不是很高，专家当然也不是很多。像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只依靠少数几个人来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发动全国音乐界来共同探讨，求得解决。

　　过去，音乐界对有些问题也开展过争鸣，但因为争论方法不好，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争来争去，谁也没有说服谁，有时反而闹得大家不愉快。

　　关于创作的环境问题，过去音乐创作少，质量低，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这和音乐工作者的政治、业务水平低，生活不丰富有很大关系，但也不能单纯强调这一方面，妨碍音乐的创作，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技术修养和磨练不够，如有些音乐创作干部会议多、事务多、兼职多，使得整日疲于应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来安心从事创作。我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点，我知道许多音乐工作者也有同感，是有意见的。

　　我们还时常听到有些同志(有的是领导干部)对我们的歌舞团提出批评，说歌舞团尽演些“软绵绵”的东西，缺乏战斗性。这些意见应该说是对的。但谁给我们创作有战斗性的东西呢?况且，有些所谓“软绵绵”的东西，也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受到观众的欢迎，似也不能一概否定。最近，“拉兹之歌”、“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旧歌曲曾流行一时，是有一定原因的，不能说是毒草。问题是我们目前还不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

　　天津有很大一部分民间音乐遗产(包括戏曲)，这笔宝贵的遗产应该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但目前戏曲界的老艺人和我们派去工作的文艺干部关系搞得不大好。原因主要是我们有些干部缺乏修养，方式简单，不能拜人为师和艺人真诚的合作，易站人之上硬性改革，因此引起老艺人们很大的反感。但是有些人的意见也值得研究。如有的人说，戏曲中的锣鼓敲法，只能口头传授，不能记谱。我想，恐怕也不是绝对的。至于民族音乐方面是不是完全没有应该改进的地方呢？我想也不是的。

## 鲍昌: 作家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里多多交换意见，不要都端到会上去解决。自由讨论的空气在天津是比较薄弱的。

　　过去自己曾写过几篇文艺理论批评的文章，结合学习，主要联系一下理论批评工作当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谈谈自己的初步体会：

　　首先是做为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如何为党的方针战斗的问题。以前，我认为党员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尖刀连战士。只要有党的号召来了(甚至不是党的号召，如陈其通等这样貌似代表党的言论)立刻就应拔刀而起，不管是否已经把党的方针、号召研究得透彻，只是觉得大敌当前，就要宣誓出征。这次学习，经过仔细思考，才认识到党要求的是独立思考，而不是李逵抡板斧式的战士。今后对党的方针，一定要先研究一下：党是为什么、和在什么形势下提出来的，贯彻这个方针应当采用什么策略方式，而不能再盲动了。

　　二、“敌情观念”问题：从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开始，到由党内发展到党外的巨大思想斗争，都是由文艺思想斗争引起的，由于文艺界思想斗争的尖锐，对于青年文艺工作者来说，具备“敌情观念”，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时过于敏感，发现有一点不对头的言论就紧张起来，以为又要天下大乱，或又有毒草出现了，因而采取了简单的行动。实际上，今日在思想界内的许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在我们用过去眼光发现的“敌情”里，还有未来将要开放的鲜花。所以，“敌情观念”虽有必要，但必须与冷静的思考和分析结合起来，分清毛主席所说的两类矛盾。

　　三、考虑思想斗争的效果问题。过去在思想斗争上，不考虑批评所引起的后果，把自己的话说完就算了。本来是彼此有所了解的同志，但是发现了他的一个缺点，就忘记了全面，专门挑这一点进行批评，也不考虑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种做法，正如毛主席说的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党员的话有时会引起党外人士的许多“连锁反应”，今后应注意这一点。

　　四、批评中的教条主义问题。思想界的情况是复杂的，过去采取的方法简单了。我们很少按列宁说的“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办事，而是来回应用几条简单的公式。

　　五、对于反面意见的态度问题，联系到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优越感，老实说，优越感在我们当中是有的。作协有一个党员作家说：“我坐到这个会议室，就是比别人感到舒服。”好像到了一次解放区就比别人进步十年似的。特别是对党外人士的意见，很少虚心听取，即使表面上装得谦虚，内心里却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套。不知道党外的老同志不仅知识广博，甚至在革命性上有的也是比我们强的。

　　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领会问题。过去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领会是很不够的，以为是“放一批，收一下”，像列宁说的“螺旋上升”一样。现在感到自己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长期贯彻的一项根本性方针。

　　总结以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问题。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是教育人民的人，因此应该首先受到教育。现在需要的不是抡板斧的李逵式的斗士，而是要求独立思想和虚心学习。

　　最后再提三点建议：

　　一、关于文艺界进行思想斗争的方法。思想斗争不只过去和现在有，将来也不会少。但是首先要区别和善于区别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不要轻率地把两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有些思想上的问题如果轻率地联系到政治上去考虑，就会引起被批评者的无端苦恼和紧张，真正的思想问题反而得不到解决。其次还要避免简单的批评方式，做结论也要特别慎重。文艺界有些问题要让我们青年一代下结论是不可能的，文艺学上许多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学好，因此就更要虚心，避免轻率地下结论。

　　二、在培养自由讨论空气方面，作家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里多多交换意见，不要都端到会上去解决。在比较没有拘束的环境下进行自由讨论或闲谈，会更好一些。而这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天津是比较薄弱的。北京、上海等地都在搞“文艺茶馆”“文艺俱乐部”，作家们利用空闲时间聊聊谈谈还是有好处的。小小的自由主义无关大体，主要是要说出真心话来；不要因为怕说一句话而封住了口。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在宣传“百家争鸣”当中，报纸每天来电话要表态，不写不行，我觉得也是比较自由些更好。

　　三、大家不要为如何“争鸣”谈个不休，要“鸣”起来。现在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如典型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等等需要细致讨论，我愿提出一个口号，要：“戒惊宜争”。不要一听到什么就惊起来，而应冷静思考，大胆力争。

　　“人民日报”发表的对雷海宗教授的按语，我也觉得是不必要的。对雷海宗偏偏加上按语，难道不加按语的意见都是可以同意的吗？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加了按语，我也希望不要以为是又像对陈其通那样，要按下去，而应进一步大胆地“争”下去。

## (此处二字辨认不出): 通过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几个月的学习讨论，我感到，教条主义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收获不小，今后还要继续学习。去年夏天学习了陆定一同志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很兴奋，感到没有任何东西束缚创作了。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可以大胆地写自己想要写的了。不料冬天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天津市作家协会在今年春天曾陆续讨论过不少次，当时，拥护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占绝大多数，我虽然一直不赞同那篇文章，但由于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并不很强，因而没有起到说服作用；相反的，曾经在一个很短促的时间里，思想上也有些模糊和怀疑，经过这次再学习党中央的方针以后，对陈其通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使得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情况得到了澄清，有力地推动了今后的文艺创作事业。通过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几个月的学习讨论，我感到，教条主义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有些同志当时非常赞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在这次学习中，开始对毛主席的讲话接受不了，虽经过这次学习对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领会可以说也并不够，当然，思想认识是有一定过程的，不能强求某个同志一下子就能够把思想搞通，因而，必须认识到，今后与教条主义斗争还须要下更大的决心和努力。教条主义在文艺创作上的影响是较深的，比如过去我们有些翻译过来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大家读了这样的文艺理论，自然就会觉得这样写不成，那样写也不对。这些翻译文章，在我们许多大型的文艺刊物上都登过，因而一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受的影响是不浅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好，只是说有些译过来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以致我们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能摆脱它的影响。曾经有一个时期对待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正面形象的问题，就有些人理解得很机械，仿佛一篇作品中总必须有个正面人物，如果作者原意并没有这样安排，看稿子的同志却总这么要求。因而就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你这篇文章中正面人物的力量写得不够，或者是正面人物怎么还有这样的缺点啊，等等，不是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中，正面人物总是声势汹汹的和反面人物吵架或者说道理吗？甚至因而把整个作品也推翻了。其实，作品中为什么非要写正面人物呢？不写也可以，就是写了作者喜欢的人物，也绝不是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每个正面人物都是那么一个样子，那么我们的作品还有谁喜欢看呢？要克服在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影响，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斗争。

　　今天从事创作，我感到很幸福，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作家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要花多少努力去摸索、去认识社会生活啊，而今天，毛主席的报告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说得是这样的清楚，就使得我们易于去认识今天的生活。今天党中央的方针是让大家“放”和“鸣”，国家给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以这样有利的环境，如果写不好东西，那就只有埋怨自己努力不够了。我在工厂里呆了两年，这次回到文学工作的岗位上，原想着大胆地写一写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的矛盾，可是看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曾胆小起来，踌躇不决，不敢下笔，现在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强学习，如果不努力学习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修养，只是空谈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今后加倍学习，争取开花的问题。我同意鲍昌同志提的，搞创作的同志之间应该树立一种友谊的自由讨论的作法。几个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不必勉强所有的人都在一起谈，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有领导有组织的开会，但如果能有几个互相谈得来的人经常在一起互相启发交换创作上的意见，会对创作有很大帮助的。

　　 (未完待续)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