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作协讨论毛主席报告中的意见综合

　　<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 一、对领导的意见

　　（一）有人认为教条主义上下都有，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如“中国建设”转载“卖猴儿”，梅益同志就有意见；如人民日报一幅反对建设中铺张浪费的漫画，慈禧太后拍拍建设人员的肩，说他用琉璃瓦盖厨房，比自己还会用钱，中宣部认为这样讽刺不妥当。

　　（二）上海教条主义很强，赞成大胆放的，连10％也不到，要打通教条主义，党委领导也是一关，党委支持得少，批评得多，清规戒律很多。比如电影问题的讨论不敢搞透，主张大胆争鸣的（林放）受到围剿。有啥吃啥的争论后，理论、什文、创作都受拘束了。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需要领导上表示态度，介除文艺界思想顾虑。

　　（三）对于繁荣创作，上海只停留在口头号召上。虽然口头号召，但领导决心不大，对于上海如何作法，没有具体打算。有人提出武汉党委和作协，对于作家创作、体验生活、反映重大题材和培养新生力量等，有统一计划和安排，上海应学习。

　　（四）出版社同志反映：领导上样样事情要党员带头，就是搞创作不让党员带头。

　　（五）文艺领导对戏曲、电影抓得紧，对文学不够重视。

## 二、对作家协会的意见

　　（一）认为作家协会工作机关化，脱离群众。只是发通知开会和填表格，对于推动创作，如规划、帮助作家专业化、安排业余作家的假期、和介决作家创作中的困难，很不够。有人认为创委会无人负责，平时对组织创作不作工作，但在总结时却把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发表的优秀作品都算在作协的工作成绩中，把文艺月报的优点、毛病也写上，这不符合作协的实际工作情况。

　　（二）关于业余创作问题。有些单位的业余作家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受到讽刺，感到环境压力很大，如“展望”修孟千同志，党委部委员说他业余创作是搞地下工厂，有名利思想，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人拿了稿费，别人讽刺他可以自费到苏联旅行。业余作家的创作假期，普遍要求赶快贯彻实行，希望作协机关的作家首先带头，树立榜样。许多单位请假不发薪水（如“展望”、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人说创作假是留职停薪），希望能加以介/解决。关于假期的时间，有人认为三个月太短，不能介/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两年、至少半年一轮换。有人提议可以比较机动一些，如两年假期合在一起，或一次十天，一次半个月。■一次一、二天（全年不超过3个月）以作家的需要来具体安排。

　　（三）关于专业作家停止供给，实行创作贷金的办法，有人认为这是对作家的■。有人认为有点矫枉过正，许多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长期不动笔，一下子成为国家债务人，不能安心写作。有一位老作家本来积极要求专业创作，现在就不敢要求了。青年作家，也没有自给的把握。有人■给作家最低生活费用，将来“成龙”后，再捐助贷金。有人■搞得紧张，希望能按照具体情况订个办法，■而影响创作。

　　（四）对青年作家■培养问题，有人认为放在编辑部不适当，应放到生活中去，■青年作家（如唐克斯、福庚）也想较长期地回到生活中去，担任一部分工作。有人认为放在编辑部里容易提高，如胡万■等。希望留在编辑部。编辑部人手多些，轮流下去，有人认为不必走两种极端，可依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安排。

　　（五）■收一批有一定水平的会员，扩大队伍，并把具有全国水平的■给全国作协。

　　（六）有人提出作协工作应由全体会员轮班来作，这样全体会员都有责任作作协工作，作协机关中的作家也可以有机会写作。

　　（七）有人建议作协工作要社会方式一些。作协领导多和会员接触，多召开些诗歌朗诵会，请作家分析古典作品，帮助新作家学习古典传统等等。

## 三、对报、刊、出版社编辑部的意见

　　（一）对解放日报编辑部有意见，认为解放日报编辑部教条主义势力很大。

　　（二）编辑部不尊重作者，要作者根据编辑部意图开花，认为现在“放”不出来，“鸣”不起来，编辑部关系很大，编辑部的教条主义打不垮，“放”、“鸣”要打折扣。

　　（三）报刊和出版社的标准问题。过去新作家都是先在报刊发表文章，后出书，而现在，刊物要求高，出版社要求低，刊物不用的稿件反而能出书，这很不正常。

　　（四）报刊有崇拜权威现象，如叶圣陶的“干杯”和臧克家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写得不好，都发表了，后者还放在“诗刊”第一篇。

　　（五）有人建议上海办一诗刊，有人建议上海办一个少年儿童文学的同人什■，有人建议扩充翻译园地，报刊多发表一些翻译作品，各省出版社多出些翻译书，上海办一个翻译什志（有人认为纸张紧张，可不办）。

　　（六）书籍■掌握在新华书店手中，该多出的少出，不必多出的多出，建议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况。对稿费问题，有人提出，现在稿费标准即使每年写十万字，也无法自给。

　　（七）刊物编辑有人提出，认为现在要求越来越高，而自己知识少，很难胜任，有人提出希望作家能轮流作编辑，以加强编辑部；有人提出作家当编辑不一定每天坐编辑部，可以只研究文学问题，而不管其他行政事务；有人建议编辑部人员最好少而精，建立责任编辑制，减少层次。

　　（八）报刊编辑部同志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感到苦恼，究竟如何才算花？有些把党的工作写得一团糟，发不发表？有人提出一个刊物，无法容纳“百花”，建议最好刊物能够分工。

　　（九）关于纸张问题，上海出版部门分配不合理，如美术出版社分配5万令，用不了，新文艺出版社只分到3万令，不够，许多初版书、再版书都不能出，会影响到出版社与作家关系，希望合理介决。

## 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

　　（一）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有人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武装革命，没有经过应有的思想斗争，现在“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补思想斗争的课，有人认为思想斗争过去也有的，但没有充分展开。有人认为从五四以来就开始了思想斗争。有人认为过去在国统区对敌人思想斗争激烈，但人民内部展开思想斗争较少。

　　（二）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都感到具体掌握困难，掌握得太紧，一花独放，不对，太开放，也不对。对于毒草问题，有的明知是毒草，就不该放，而有人认为有些作品，即便知道是毒草，它不暴露就不能批评，而且，有些创作，起初很难断定是香花还是毒草，如王蒙的小说。有人提出不要顾虑太多，即使是■，■也会发生副作用，如闹事的学生，很多喜欢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是鲜花，而这些学生却只要他的个人主义，再如斯大林本以为是鲜花，却还有一分■，所以应该大胆放，不要怕被敌人利用。

　　（三）有人认为“百花齐放”中的毒草，理论方面容易分辨批判，创作上比较难。有人认为写人民内部矛盾，小品文容易写，而小说要求全面、典型，比较难。

　　（四）理论方面。争鸣的勇气还不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典型等问题文章很少，而何值文章，就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帽子，对开展争鸣不利。

　　（五）批评方面，有一窝蜂现象。比如对“吻”和“爱”，群起围剿，不好。有人认为“吻”等如果不这样及早打下去，也许“星星”会形成一个流派，如徐志摩的“新月派”，并且认为你如果认为“吻”写得不好，不要光批评，要自己拿出货色来，拿出写得好的“吻”来。对伍买“风格”的批评，有人提出批评者和拥护者都没有抓到主要问题，认为批评文章应该考虑周到。现在的争论有许多是人为的矛盾，把力量放到不必争的方面去，如什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谈作品的思想性，或只谈作品的艺术性，不能就说是片面；如研究国画，中国画■，有很多玄妙用语，用了就被批评唯心论，如解放日报批评一位作家的作品的介绍，说是文理都不通，令人啼笑皆非。解放日报对■的批评，形成一种祸害，虽说党报批评也可分辩或反批评，但很困难的。

　　（六）有人以为把现在爱情作品、抒情诗泛滥作为一种偏向，太偏激，因为过去对这类作品是压下去，现在多了一些，不足为奇，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好的太少。

　　（七）儿童文学中应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有人认为儿童缺乏辨别能力，不能分辨鲜花毒草，是否应该在一定范围。有人提出目前儿童文学清规戒律多，很多从教育观点来要求，而脱离了文学的特点。

　　（八）关于翻译作品，有人认为把力量放在主流上；有人认为如除主流外还可以放一些其他，以扩展读者知识，如厨州白村、尼采的作品，一些不上不下的作品可不放；有人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品要求严些，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品可宽些。

　　（九）有人认为生活中教条主义势力很大，不赞成就是反革命，就是小集团，这公式太可怕，如果不反掉，不能消除顾虑。（文艺处）

　　此件发：本部部长各1分，文艺处1分，办公室2分，存档2分。

　　来源：A22-2-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