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座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

　　编者按：5月5日，本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了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他们的发言纪录，除徐中玉教授是书面意见外；其余纪录未经原发言人过目，如有错误由本报负责。排列以发言先后为序。次序如下：

　　潘世兹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瞿承方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上海公立瞿直甫医院院长

　　张公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劳动局支部主任委员

　　汪育春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教授

　　顾诗灵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上海市第十二女子中学副校长

　　孙鼎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国营旋转电器制造公司副经理

　　李季开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上海体育学院教育学教研组主任

　　史慕康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　公私合营上联电工器材厂经理

　　胡次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会委员　社会人士

　　戴岂心　九三学社社员　上海水产学院水产加工系教授

　　胡世俊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常务委员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

　　谭其骧　九三学社社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中玉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 (今日未登载部分，明日刊完)

## 潘世兹　一点顾虑。——希望百家争鸣不是一阵风。——建议成立一个机构处理这些意见。

　　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百家争鸣，我有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还有这样的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第二，我希望百家争鸣不是“一阵风”。过去强调组织纪律，不好乱讲话；现在百家争鸣，能够有啥说啥。这种风气要永远继续下去，千万不要过一个时期又收兵。如果放了又收，那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对学术上也没有帮助。

　　第三，最近从报上看到，中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各单位，开了很多会，人们在会上，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下文怎样，大家都很关心。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组织机构，研究分析一下这些意见。凡是能够采纳的马上实行，符合事实的马上改正，这样，对调节人民内部关系，一定有很大作用。

　　最近知识界开的座谈会比较多，在工人群众中好像没有开过。据我了解，工人也有不少意见，领导上也应和工人开开座谈会。我感到，有些领导同志对于民间疾苦还不大了解。人民生活解放以后当然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究竟提高得怎样？是不是普遍有了提高？领导上在这方面考虑得不够。我每天上班下班，在乘车时常能听到一些群众的意见，我觉得领导上要采取一种方式，去听听广大群众的意见。

## 瞿承方　关于党群关系，大部分党员是好的，但有个别党员把自己当特殊阶级看待。实行互相监督，能促进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

　　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然民间还有疾苦，上面也不能说不知道，或许知道得不够透彻。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人民内部所以存在矛盾。在党与政府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研究。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轻重工业的合理比重的问题，我认为，国计民生是不能分开的，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应该协商起来。今年物价有些提高，某些物资不足，是不是由于轻工业发展不够，因此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道理大家都懂，但同时也必须相应发展轻工业，如果重工业投资过多，轻工业产量不够，物资不足，物价就要上涨。希望中央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使人民的眼前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关于党群关系，大部分党员是好的，但有个别党员把自己当特殊阶级看待。共产党肯定是领导党，但不是说每个党员都是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一入党，就好像高人一等，不肯和群众多接触，群众见了他们害怕。有些民主党派成员相形之下，产生了自卑感。我认为，不论你是什么党派，你都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不能说你是党员，对于非党上级的话就不接受。目前有的单位，党和民主党派还是各不相关，联系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互相监督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提倡鸣放，实行互相监督，能促进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帝国主义国家希望中国一党独裁，不讲民主，不求进步。一听说中国提倡百家争鸣，他们怕起来了，有外国记者反映了他们害怕的心情。这说明鸣放对敌人不利，对我们有利。现在鸣放不久，大家已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一定能促成各项事业的进步。在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也只有鼓励各民主党派成员敢于提意见，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害怕批评是人之常情，要在社会上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首先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只有在开展批评中，党和非党的同志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互相提高。

## 张公义　有人认为机关里无成立民主党派组织的必要。——有关肃反问题的意见。——不是有职有权，而是无职无权。——希望报纸多介绍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

　　我们劳动局在195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是：民主空气稀薄，民主生活不正常。群众不同程度存在雇佣观点，大多不敢讲话，顾虑是怕报复，抱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虽然通过历次运动，群众觉悟有所提高，但顾虑存在，认为安分守己为上。因此，发挥群众积极因素是不够的。在群众的眼中：机关是党团员的天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劳动局的党政领导很重视也支持民主党派工作。去年8月我们民革在劳动局筹备建立支部。在支部筹备会上，党委书记、局长都出席。第二天党委写黑板报祝贺我们组织成立并介绍我们民革的任务和历史，还建议我一人脱产专搞民革支部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四个局长和劳动局所属的各级负责同志都出席。出席大会的有一千多人，群众认为这样的盛况是空前的。以后局里的一系列大事，都邀请了我们民革的人参加。如出席局务会议，有关资料也发给我们。

　　然而，这并不是没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部分党团员(包括个别领导同志在内)，还认为机关里没有成立民主党派组织的必要。理由是：机关里有党团，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甚至还有这样看法：民主党派的成员，过去大多是被斗对象，一向都是比较低头的人，现在是抬头了，认为是骄傲自满。我认为这些想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民主党派存在，还要发展，这是客观趋势。至于是否骄傲自满呢？我们应分析一下，我们的成员主流是什么?事实是：过去多是被斗对象，肃反更是。到现在为止，民革成员的主流是自卑，有顾虑。但，也要求进步，也能主动工作，也能提意见。这样情况，说他们骄傲是不符事实，是有些个别党团员的不服气。当前民革成员能积极工作，能提意见，这还只是萌芽，这样的萌芽是可贵的。但再也经受不住暴风雨，一场台风更是吃不消。也不可否认，个别成员是能有骄傲自满现象，这应该我们对他多作思想工作。

　　第二个问题，肃反问题。民革成员过去与国民党都有关系，因此，在肃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审查。审查是应该的。但是，审查的方法，有的采用人民内部的方法，有的却是采用单纯的斗争方法，结果是斗错了，机关中党群关系的有裂痕，我体会这是一个关键。有人认为：过去你们统治人民，现在该斗一下。还认为：现在给你们有工作，有工资可拿，还要怎样？这种看法，实质上就是恩赐观点。因此希望有些党团员要克服这种恩赐观点。其次，要能够改善党群关系，应该讲清楚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应该承认错误的要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只有这样，更能建立领导党的威信。

　　第三个问题，有人说是有职有权，而我们是无职无权问题。我们成员讲：今天你要做科长处长，你首先要获得的是党团员的身份。客观事实基本上是如此。提级提职，一般是党团员，没有能力也提。民主党派成员，不管能力怎样，还是不提。

　　最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历史，不仅我们有些成员搞不清楚，就是领导党的成员也搞不清楚，更别说群众了。因此，光明日报，作为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希望能多多介绍民主党派的作用。

## 汪育春　学校领导三重三轻：重视青年教师，轻视老年教师；重视主任，轻视群众；重视学生，轻视教师。

　　我想先谈谈党群关系，这些方面的事情，有些是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从朋友之间传来的。在一些高等学校里，表面上党员和群众很融洽，实际上有一条鸿沟。党内亲亲热热，互相是老王老张，一旦遇见党外人士，马上脸色改变。

　　知识分子有自尊心也有自卑心，他们觉得自己有一套经验和知识，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参加革命斗争，也没有马列主义，就有自卑心。人总有感情，看事情各人主张不一，偶而说错一句话，竟变成了恶语，被人记在账上，在肃反时大结账。党员也同样怕与人交往，万一交往者被整，自己受到牵连，因此看见党外人士远避还不及，根本无联系之心。这样一块块砖砌起了无形的高墙。其实旧知识分子，不论文化的高低，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是他们有一个传统性的习惯，常存此心：“士为知己者死”。但他们又有顾虑，接近领导，就会听到流言蜚语，说是在向领导献殷勤。

　　肃反给人一种错觉，凡是挨整的，都是对学校提意见的；而被视为积极分子者，是不提意见的，说得重些，他们根本没有是非观念。自然，这些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领导上并不能以为时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这样，使人直到现在还存戒心，颤颤巍巍，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因为大家都默认这一规律：开大炮者必挨整。

　　学校领导对教师，有三重三轻：

　　一是重视青年教师，轻视老年教师。解放初期，速成之风盛行，连社会科学也可以速成。据说有一个学校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就是一个初中生，是速成的人。所以学校里，当时请人作报告，不考究此人有否学问，只要是青年，又是党员就行。我认为学问是从劳动中来，社会科学并不能一学就会，等于一个人，不能一跳就三丈高。可是我们这些老人，领导上要我们做小学生，从头学起，去听青年娃娃做的报告。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科学还是个丈二和尚，只能照本宣读，倒真像是老朽入木的人了。

　　二是重视主任，轻视群众。学校机关化衙门化，教师借一只普通的木床，哀求也讨不到。教务长搬家，总务科马上送上一整套沙发。最可笑的事情是，看昙花也发请柬，系主任人手一份，教职员一律没有。试问，看昙花也按政治待遇的那一条那一项标准。

　　三是重视学生，轻视教师。有的领导认为学生是群众，他们领导是为群众服务的。某教师上课，秩序有点乱，有个学生在乱走动，教师轻声叱责，请他坐上位子。学生下课到教务处去“诉苦”，教务处居然下令叫那位教师写检讨书。学校没有教员休息室，冬天教师站在走廊上吃西北风，三番四次请求拨一房间，没有成功。不知是谁，想出一条妙计，说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也有教员休息室，学校领导才恍然大悟，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

　　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订出的制度，机械执行。眷属宿舍进出要凭出入证是对的，但是有一位教师的夫人，送客出门，未带出入证，离门几步想进门，却被挡住，说没有出入证就不准进。教师夫人只能在外面等。直到教师在家里发觉来看她，问，为什么不回家，夫人窘急地说：“制度不准我进门。”还有学生宿舍的灯火开关，周末晚上是学生洗澡时间，到规定时间就开灯等学生回寝室。结果是宿舍内灯火通明，家家室内空无一人。有一学生赶去请工友关灯，以免浪费。工友摆摆头回答：这不能关，是制度规定。

## 顾诗灵　教育局官僚主义，学校领导也跟着官僚主义。——校长升迁，教师松气想翻身。——党群关系有问题，党员领导同志作风粗暴。

　　还是去年的事情，上海学生的纪律很差，报上也揭发了一个典型的学校。教育局闻风而动，局长亲自带人出马，居然不同凡响，不到两个月，就搞出了一套经验。当时有人就怀疑，事实也是如此，最近这个学校的学生又乱起来了，竟有学生还持刀扎人。教师去说服，学生还强硬地表示：要开除就开除。这件事仅仅是个小例子，但说明教育局只是浮在上面，要做什么，搞上一个运动，真是快刀斩乱麻，干脆俐落。其实是乱麻斩不断，只是粉刷虚饰，纸糊的表面，不实事求是。把教育当成政治运动，五级分、学生守则，一阵风轰轰烈烈吹过，风过，连声音都没有留下。

　　教育局官僚主义，学校领导也跟着官僚主义。我最近调到女十二中，因为原来的校长提升上区了。按照人之常情，校长升迁，教师总会有喜色。可是不然，校长离开，教师松了一口气，认为是翻身。但又有愁色，因为校长仍在区里，是顶头上司，还得倒霉。学校里问题很多，特别是工资改革中，毛病百出，工资高低几乎没有一个准则。校长不懂教学，却是神气活现，指指点点。

　　中学里的党群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在1951年，我在市立育才中学工作。当时运动很多，后来上级指示运动转入经常。党支部开会，邀我列席。支书说一切运动转入经常，学校拟开的体育运动大会也得停止。我起而争辩，政治运动与体育运动不能混为一谈。他马上气势昂然，一挥手，向我关起门来：“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又在另一个学校，校长是一位女党员，她用惩罚来维持学生的秩序，我向她提意见，她不理睬。我向教育局反映，他们仿佛觉得事情太棘手，不置可否。从此校长对我恨之入骨，学校轮流买菜，有次适逢她和我，她把篮子一摔，狠狠地说：“不和你去!”不久，教育局调我走了，而且还叮咛再三，不必让她知道调到那个学校，因为她会不高兴的。这难道不是故意偏袒党员吗？讲到人事调动，教育局一不征求人同意，二不调党员。独断独行，把党员抬上天，把群众压入地。

　　直到现在，教师还是忙乱不堪，大会加小会，一个接一个。会议要开，当然是晚上，晚上一开会，备课时间就没有，业务无法提高。可是教育局责怪大家，不求进步，真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教师的大部分会议，是政治学习。中学教师算得上是中级知识分子，请信任他们吧，不要像对待小学生似的，一个个大会报告，小组要集中阅读。难道他们不能自己掌握吗?这些方式，充分显示对群众的不信任。

## 孙鼎　有些公方干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牌号，外表威风，实际是教条主义。——生产中六个问题。

　　我是干技术工作的，总说本行话，但是今天我姑且不说好的一面，在这里偏一偏，只是“争鸣”而已。

　　今天的生产有大进步，但是中间还隐有障碍重重，难于突破。有些公方干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的牌号，外表威风，实际上是教条主义，他们的底牌是彻底的不负责任。

　　我们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我想逐一地谈谈生产中的一些矛盾。

　　一、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独立思考的矛盾。学习苏联，是一条阳关大道，但是干部不理解，以为照搬就行。我说如果这样做，会使中国工程师瘫痪。中国工程师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把苏联先进经验更向前推进一步。过去有人讲话总是嘴上挂一句：苏联第一。我就不服气，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苏联有不少是第一，也有不少及不上美国。但是苏联与美国根本不同，苏联百分之百地告诉我们，美国对我们封锁。我搞电器有二十年，苏联的有些经验，我就是不服贴的。自然，在五反时，我曾经为了说这些话，大吃苦头。

　　二、依靠群众和重视个人意见的矛盾。依靠群众是第一位，发挥群众的智慧。可是有些干部，却是这样去依靠群众，只带耳朵，不用行动。爱听小耳朵。因此有些人就不敢说话，怕传出去被记上账簿。黄敬部长来上海，曾问起上海工业生产为什么有人积极性不大，有人就表示不敢讲话。

　　试制新产品，如是私方人员，最好别栽跟斗。在五反对，我的罪名之一，是试制新产品，太冒进。新产品试制是一个复杂艰苦的过程，往往要重视个人，不能以“必须依靠群众”这句话来压倒一切。科学技术不能大呼隆，空喊不顶用。

　　再举一例，厂里铸钢，发现一个小砂眼，我说可以补。马上有人送来一顶顶大帽子：我们要对社会主义建设负责，要对得起六亿人民……。好，我怕，终于重又回炉。教条主义真是法宝多，其中最厉害的是法海的鉢，把白蛇娘娘困在里面，一切都完了。

　　厂的领导干部本领真大，疑难问题依靠群众，召集一个会，大家签上名字，将来出了毛病，“百无禁忌”，因为曾经“依靠群众”。

　　三、保密与经验交流的矛盾。我们有人到苏联去参观，向苏联同志要资料，苏联同志马上就给了。可是在国内要资料反不给。有时部内给，部与部间简直是相隔一座喜马拉雅山。一个专业公司的私方负责人去参观一工厂，被挡驾，非要介绍信不放，结果他回去，在自己桌上拿起印章一盖，才带了介绍信进去。最近，我参加有关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会议，会上什么都谈，独缺原子能。我想不通，为什么要保密呢？美国看见苏联对原子能的研究超过他们，原子能委员会就把原来保密的资料，发给二、三十个单位。处处保密，会使研究工作枯萎。

　　四、计划管理和独立经营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应该有计划。不过计划管理要灵活，不能连开一扇窗户，也得计划管理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生产单位的积极性。我还想对中央提一个意见，听说1957年有些东西要缩减，有些厂竟然只能改做钢精锅，真是遗憾。

　　五、德与才的矛盾。选拔干部，应以德为主，反之不重才也不合理。合营的一些工厂，选拔公方代表中有问题，昨天还在车间，第二天就当上了厂长，他们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对老年和青年工人，评工资时完全不考虑年资，青工一升两三级，老年工人不升，还说是保留工资。这大概又是谁搞的德才标准。波匈事件时，有些青工思想浮动，倒是老年工人立场坚定，把住了舵，这难道又是老年工人没有“德”吗?

　　六、说服教育和具体处理的矛盾。光是说服教育，有时不解决问题。说服教育不行，又怎么办。我们要“放”，不要畏畏缩缩。醉汉睡倒在路上妨碍交通，就罚他二十五卢布。这是苏联的办法。我们难道不能对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工人，也罚他一下。我想，未尝不可。

　　最后，让我再重复声明，今天我只谈一面，不是好坏都提，面面俱到。

## 李季开　党员和群众接触面不大，——领导干部不尊重教师。——群众提意见遭遇到挡箭牌。

　　在上海体育学院，党群关系从总的方面来说，还算正常，然而问题也还很多。

　　党员和群众的接触面不大，和他们谈心的，寥寥可数。这批人对党的领导干部很尊敬，但很少向他们提意见。因此领导干部不和群众接近，从接近的人那里又难于听到群众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之间，怎么会没有墙，所不同的，只是有厚有薄。党员和群众见面，能避则避，万一碰巧，也只是点头寒喧：“吃过饭没有?”“今天天气好。”

　　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大有问题。他们只知道坐镇办公室，听汇报，看总结，然后发号施令。学院里领导教学的副院长，一换再换，但是前后三位副院长都有一个通病——屁股粘住办公桌。他们脱离群众，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位掌管总务的副院长，对学校的房子也心中无底。有次外宾要来院参观，副院长亲自出马张罗，跑到助教宿舍，以为是学生宿舍，高喊“同学们，快收拾收拾。”弄得助教们摸不着头脑。有一个时期，学生在体育煅炼中发生伤害事故较多，他在报告中大骂为什么不向他汇报。但是大家心里比他还明白，不是没有向他汇报，而是他没有听。诸如此类，他在自打耳巴子，破坏自己的威信。

　　领导干部不尊重教师。解剖学教研组有一次来了一位苏联专家，约他谈组的发展方向和任务。陪苏联专家去的人，是教研组副主任。但是当开会时，副院长下逐客令，这里开会，你出去干别的事吧。副主任很生气，为这问题有很长一个时期想不通。领导对教师信任不够，以为老教师历史复杂，不让他们开课，一年两年，他们像“古董”一样地搁在那里。

　　群众提意见，会遭遇到很多挡箭牌。现在最新式的也是最陈旧的一块挡箭牌是：“成绩是应该肯定的，缺点是难免的次要的。”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时，有人希望大家勇于批评和揭发官僚主义。但是副院长反应灵敏，马上说，批评必须和自我批评相结合。大家一听，立刻哑口无言，相对默坐。官僚主义有时解释缺点错误，使人听了啼笑皆非，说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那样做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说这是根据辩证法。实在是大大地歪曲了它。想不到辩证法也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是许多党员不熟悉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自从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领导干部是明确了，但是群众还没有领会。有不少群众以为如果要加入党派，唯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中间也有矛盾，这都值得研究。

## 史慕康　党对党外人士的批评，一种太凶，使人受不了；一种太客气，不批评，这都不好。

　　民建上海市委在各区建立支部的时候，得到了党区委的大力帮助，使民建的组织工作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关心和帮助，我们不会忘怀。但是有些地方管得多了一点，像对民建组织内部的人事就管得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在民建机关内部参加工作的党员已撤走，统战部除管路线、方向外，对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宜很少过问了，这使民建组织消除依赖思想，发挥独立思考，有问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从而受到一些煅炼。新的关系是好的。

　　现在新的问题是，交叉党员很少参加民建会的组织生活了，支部各项活动很少参加，即使参加一些活动，也很少发言和提意见了，原先参加支部领导工作的也不大参加了。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作为民建的一个成员，也有民建成员的责任。既然参加民建的组织，就应该关心民建的工作，积极帮助大家，不能含糊和马虎。有次我问一个同志，开会为什么不讲话，他说：“来听听，我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交叉的党员同志对民建组织的活动应参加的仍应参加，有意见的仍应讲话。这也体现了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为了适应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工作需要，民主党派的有些负责同志将不吸收入党。在统战部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是，民建机关内部的一般干部只要够条件，当然是可以入党的。现在党员撤走了，各区支部的组织都没有党员，那末申请入党的人和谁联系？这是一个问题。

　　党对民主党派的成员，各方面的安排、照顾都很周到。在政权机关，局长、处长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但是科长一级，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的极少。我所在的普陀区人民委员会，在十多个科级干部中，大都是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只有一个，非党的一个也没有。在我的思想上就有一个问号，是不是因为科长直接做工作，一定要有什么政治条件。如果真像我所想的，那末这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祟。

　　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确有些隔阂。我是区工商联的主任委员，秘书是党员。我平时对他提意见，他却从不向我提意见。他不上我家，我也不敢到他的家里去。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因为工作关系，常在一起吃饭。有时他付账，有时我请客。可是高潮过后，遇上吃饭时间，他就推三托四。我不清楚党内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党员不吃别人的饭。要不，是否怕受资产阶级侵蚀，但这不是一种“隔离”的好办法。在区人民委员会就不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他们也并没有受到任何侵蚀。没有人和我们作生活上的往来，不来积极影响我们，也是不好的。至少，同志间不亲切。造成隔阂的另一种原因，是党只听党员的话，不听党外人士的话。

　　党对党外人士的批评，有两种现象：一种太凶，使人受不了，这种方式值得考虑；一种太客气，不批评非党人士，这也不对。今后必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工商界在这方面愿意学习，要求煅炼。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