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内蒙文艺百花齐放——访纳·赛音朝克图同志

　　<文艺报特派记者、贺兰>

　　到呼和浩特的第二天清早，在内蒙文联积雪半尺深的院子里，我看到了纳·赛音朝克图同志。他推着辆自行车，穿着淡褐色的蒙古服，头上戴着工人便帽。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朴实、谦虚。多次接触以后，这印象就更深。这里的许多同志和我谈到纳·赛(大家都这样叫他)的时候，都带着亲切的尊敬。我看到，人们是喜欢他的。

　　人们对纳·赛同志的尊敬，不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或者由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内蒙古作协分会的主席，同时也因为他认真不苟的创作态度以及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可惜我不懂蒙文，懂得蒙文的同志都对我说，纳·赛的诗的意境和语言真美！我看过他那本译成汉文的诗集“幸福和友谊”，从他1938年写的“压在笘笆的小草”，以及“窗口”这两首诗里，我感到诗人对旧社会的憎恶和仇恨，还有那对新的时代的渴望。他把旧社会比作一块压在他身上的厚重而腐朽的笘笆，他说：“我虽然弱小却是新的生命，看吧，我将怎样穿透你的胸膛！”解放以后，诗人就热烈地歌颂新生活，歌颂党，用深的感情歌颂毛主席；广阔的生活斗争的题材，就更多地进入了他的诗歌的园圃。

　　纳·赛同志的作品，能够在群众中流传，牧区的人们熟悉他的诗歌。人民已经承认纳·赛是他们自己的诗人。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早就出版了他的作品。但因为过去他的诗被译为汉文的很少，经过翻译，原作语言的美以及音乐感又很难不受损失，所以关内不少人也许只知道纳·赛音朝克图的名字，而不知道他的诗。对这样一位作家，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听到纳·赛谈到发展蒙古民族文学的问题(为了使在座不懂蒙文的同志能听懂，他用不十分流利的汉语讲话)。他讲了一个很好的譬喻——一定要从蒙古民族传统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母体的血管中输送血液，蒙古民族的新文学才能够成长。后来又有两个晚上，纳·赛对我再谈到他对发展民族文学的意见。他的话，使我看到了内蒙文学发展的特殊条件，同时也使我迫切地感到，必须根据这些特殊条件做一系列踏实有效的工作，来弥补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陷。

　　他谈的主要是蒙文作品这一部分的问题，我现在把他的话大致按原样记在下面。

　　他说：“在内蒙文学作者的队伍里，几乎绝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大多数是在解放后才开始写作的。在内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九四八年就译为蒙文出版了。所以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桌子上放着“讲话”，在它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因为过去翻译成蒙文的外族文艺作品不多，很多蒙文作者只能看到中国古典名著以及西欧现实主义古典著作的蒙文译本，这样就使得他们的视野不够广阔，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就少受现代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我看不到有什么坏处，好处却很多。第一，评论古典作品和现代创作的文章多起来了。第二，作品的题材的范围也较为广阔了。蒙文作品中没有出现过像“星星”发表的“吻”那样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像陈其通同志他们那种忧虑，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们都比较年轻单纯的缘故。

　　“蒙文作品中存在着问题。这就是接受传统的东西少，作品反映生活不够深刻。现在的蒙文作者很少读蒙族古典著作，例如十一世纪时的名著“格色尔传”，是古文，他们就很难看懂。我们一定要吸取别的民族文学中的精华，来丰富我们自己，我们也要用汉文来写作品，但是，用汉文来表现蒙族人民的生活，总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目前的作品，包括用汉、蒙文写的，都很少吸取蒙族传统文学中的表现手法。例如，在“格色尔传”中写这位无敌英雄，说他想起茶就像想起姐姐一样，想起奶酒就像想起爱人一样。这种譬喻手法就是纯粹蒙族的，蒙族人民看起来特别亲切。我们蒙文作者都应该更多地学习传统文学，现在用汉文写作的蒙族同志，他们也都有决心学好蒙文，向传统文学学习。事实上，这才是发展民族文学的正确方向。”

　　谈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纳·赛同志说：“这是目前蒙文作品中的一大缺点。很多作品中是空喊政治口号。反映生活就是看见什么写什么，把事件从头到尾老老实实地给你摆出来，也不加选择。你说这样写不好，他说，我看见的就这个样子，我写的人还活着呢！我们有不少写爱情的作品，就是写爱人长得怎样，怎样会面，说些什么，看了没有很多味道，缺乏毛主席所说的艺术加工。

　　“自然这不是说蒙文创作没有成绩，如果从我们过去的基础来看，蒙文创作是发展得很快的。譬如说，内蒙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时，评了一次奖。那时蒙文创作只有一个剧本得奖，小说还没有(汉文写的不算在内)。但今年评奖，在应征的五十多篇小说中，大概有六、七篇可以得奖，至于剧本、诗歌就更不用说了，其中蒙文诗歌创作最能说明十年来民族文学发展的成绩。不过目前有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不严肃，作品的质量不高，千篇一律，似乎停顿下来了。读者过去看他们的作品觉得新鲜，爱看，现在觉得总是这个样子，也就不喜欢看了。

　　“要发展民族文学，就要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像上面所说的这些作者，他们很需要有人给他们的作品指出优缺点，使他们能够看到提高的方向。他们也需要有人为他们注释古典著作，并多写文章评介，使他们能够学习。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内蒙古地区才有人出来写文章谈古典作品。过去这方面是一纸空白，据说是因为过去的东西没做结论，怕犯错误，所以都不敢写。现在敢写了，没有顾虑了，今年开始，已有十来篇这类的文章，这就是“百家争鸣”以后的一大收获。

　　“内蒙古的文学评论工作一直是薄弱的，用蒙文写的评论创作的文章就更少，到现在为止，内蒙没有出版过一本理论批评文章的集子。在报刊上零星发表的文章，其中有些有简单化与粗暴的毛病。例如拿某人的作品作为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喜欢“好力宝”的人说：毛依罕的“铁牤牛”很好，又整齐又押韵，你为什么不像毛依罕那样写？就这样从形式上否定了人家。怎样才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这也还是个问题。上面曾说有些作者是照抄生活中的事实情节，而评论中也常常拿真人真事来和作品对证，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某地根本就没有柳树林子，等等，而不知道生活中即使没有阿Q，作品中却可以有阿Q出现。因为掌握正确理论知识不多，就很难分辨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往往说错。为了改变这种理论落后的情况，蒙文刊物“花的原野”已开始译载一些理论文章，如老舍在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等。六月份还准备登载“华威先生”以及评论它的文章。今后作协还准备抽出几个人来专门研究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让他们整理出研究心得，辅导青年作者。

　　“发展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个关。出来，进去，都得经过这个关口。现在将汉文文艺作品译为蒙文的人不算少，但都是业余的，没有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因此不懂汉文的同志就很吃亏，很多东西看不到，或者很迟才能看到。将蒙文翻译成汉文的人也很少，所以很多蒙文作品不为内地所知，听不到批评意见。北京和其他地区经常要我们推荐作品，我们因为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够好，还要经过翻译这道关，这就很难满足各地要求。因此，一定要努力培养翻译人才，改变过去翻译工作中的缺点，我还希望有关部门更有计划地组织人力来做这个工作。

　　“至今研究民族文学的工作还做得不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没有研究兄弟民族的部门，中国作家协会现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成立研究兄弟民族文学的机构，并加强评介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这是可以弥补过去工作的缺陷的。因为要指导，就一定要研究，不研究就无法具体地解决内蒙文艺工作中的问题。”

　　最后，纳·赛同志再强调地说：“到目前为止，以前想要成立一个各方面比较齐全的文艺工作者的队伍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走第二步，就是要提出建立民族文艺的问题，并进一步组织力量。在“百花齐放”方针指导之下，我们目前就是要蒙族文学的花朵更多地开放，希望蒙族的作者们更多地学习，多读书，放宽眼界，深入生活。现在是刚刚长芽，还谈不到分辨鲜花毒草，所以先要它长起来，多做培植工作。”

　　（来源：《文艺报》195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