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鸣”和“放”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光明日报》编辑部> 　　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于5月8日在沈阳邀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座谈会的发言纪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郭厚德 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研究员 民主促进会会员 　　谭其猛 沈阳农学院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李贤瑗 东北财经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陈建侯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顾学裘 沈阳药学院教授 民主同盟盟员 　　左耀先 东北工学院教授 无党派人士 　　彭清源 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 民革党员 　　时昭涵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赵鸿翥 东北财经学院教授 民革党员 　　万籁天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无党派人士 　　徐公振 沈阳师范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陈彦之 民盟沈阳市委会主任委员 　　郭厚德 　　有些党员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接受党的颌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 　　一、 党与非党的关系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来，有良心的人，都能认识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多数党员是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发生了偏差或错误后，基层干部往往不作解释，更不肯认错，过去对，现在也对，以致造成了党群间的隔阂。 　　这种隔阂，在群众方面的表现是：作工中老是怕犯错误，因为错了一点，就有被扣大帽子的可能。以致顾虑重重，失掉了主人翁态度，产生了作客思想。于是沉默寡言，学“金人三缄其口”生活上寡交游，少来往，以致“六亲不认”，如有些人对客来不敢留饭，怕人说在搞小集团。在党员方面的情况是：以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态度矜持，谦虚不够，喜欢恭维，厌恶批评。高视阔步，见人似睬非睬，气势逼人。还有些新入党的党员，入党前，尚能和群众有说有笑，入党后就拿起架子来，前后判若两人。群众说，“究竟党员不同于凡人”！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穷酸，碰到有些党员的高傲自大，于是来一个“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党员的想法是，知识分子应该向党员靠拢，不靠拢是落后。这样，彼此的距离，只有越来越远。 　　二、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有的党员把党和党员的关系搞不清楚，往往把自己代替了党。他们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是接受党的领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逻辑的推论无疑是“你不服从我，就是不服从党。”在这种宗派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某些基层单位变成了“独立王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十分不正常。如某些领导，对不能“体会领导意图”的干部，往往以“异己分子”的态度对待，对善于阿谀的干部则加以提拔。 　　三、 新老教师间的矛盾 　　老教师，一般是喜欢别人对他谦虚、和霭，也希望别人尊敬他。张良圮桥三纳履，才博得一句‘孺子可教”。青年教师如能对老教师诚诚恳恳，虚心学习，老教师是愿意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青年的。老教师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学识、技能带到坟墓中去殉葬的。可是有些青年教师不肯虚心求教。他们说这些“老古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知道的那些旧东西没有什么用了。还有一种想法是，向老教师求教未免贬低自己的威信，于是强不知为知，“胡弄”学生。学校号召老师要“带徒弟”，可是“徒弟不认老师”，谁又肯“强为人师，自讨没趣”呢？ 　　谭其猛 　　高教部对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和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先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我首先对高教部提些意见。高教部修改教学计划时，强调政治理论课要占总学时的10%。但是对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却很少考虑。几年来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从学生的思想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许多学生在背后谈论的净是什么职位、名义、工分和爱情问题，最严重的是灰色情绪。他们问“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说：“集体利益我体会不了，个人利益呢，在从前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可是现在和一个普通职员差不多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青年学生中间的灰色情绪正在滋长着。这种不健康的情绪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却看不见，只是干“经典注释”的玩意儿。理论学习的实验室就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论教员就是辅导员。高教部对这些问题不注意，单纯强调应占总学时百分之几。教职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是何此。解放初期，大家没听过政治课，觉得新鲜。后来觉得总是那一套，没有新东西，等于照本宣读，许多人不感兴趣，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理论学习呢？ 　　有人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放’吗”？这个问题提的很可笑，说明是有顾虑的，怕扣帽子。我举一个例子：李森科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硬把量变到质变的公式往生物发展上套。可是过去几年来成为生物科学中的经典。当然，把李森科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实际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高教部在指定研究生不和有关部门商量，选送留苏学生不按照专长，这都说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非常严重的。 　　克服这些矛盾，双方都有责任。党中央最近提出了整风运动，是最及时的。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 　　李贤缓 　　“你揑了一个泥善萨，自己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大家对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有反感。 　　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所以有隔阂，两方面都有问题。知识分子主要是有顾虑，肃反的副作用还未消除，大家有戒心，就怕有朝一日又被拿出来整，算笔总账。从党方面说，主要由于许多小问题的累积从而影响了党群关系的正常化，真可说是“冰生于水，非一日之寒”。我个人回顾了一下，问题确实不少。比如有一次我们系讨论教师安排问题，有一位助教大多数与会的人认为留在教研组合适，认为他适宜于作教学工作，只因为这个助教在大学毕业那学期曾参加过“青年军”（肃反的结论并不是反革命）。当时院的一位领导就不同意，认为应当调到图书馆去工作，但其他教师仍然坚持称此人有培养前途、应留在教研组。一位院领导乃说：国家培养的人才乃是德才兼备的。他不具备这条件。这一棍子打下来，没人敢说话了。这件事传出后，影响很不好，大家都认为“只要历史有问题的，就不培养”。 　　最近学校选先进工作者，有人反对由上面提出候选人，主张由基层组织提出。据说院长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结果，大家按上面提出的名单投票了，投票后当然就意见纷纷。 　　房子问题，有少数教师的居住条件太差，有一讲师祖孙三代、六口人，才住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教务长夫妇二人却住三间房子，据说教务长本人曾表示愿意让出一间，但总务科不同意“让”。 　　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接触不够，教师们反映说：“只有开会、个别谈话才能见到面。”领导上在进行批评时，有时也不够慎重，未调查清楚事实就乱批评、乱戴帽子。大家对这种批评很反感，有人冷冷地说：“你捏了一个泥菩萨，你自己又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 　　就是由于上面这一系列的情况，于是造成了党群之间的隔阂，及须进一步改善。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在学术上争鸣，一方面要尽量的“放”。但要做到这点，还需要创造条件，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时期。因为财经学院的教师们都是解放后才开始向苏联学习，要想一下子就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还不容易，所以要耐心等待。此外，对若干值得争鸣的问题，领导上应当善于抓，及时提出来，组织大家讨论、争鸣。 　　财经这门科学没有实验室，研究的对象是数字。今天，一牵涉到数字，就往往牵涉到“机密”。这个问题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有很大改善，但也还有不少问题及须解决。比如有些企业单位不把全套材料给你，把生产实习当作“负担”，有些文件就不给你看等。希望光明日报能代我们作进一步的呼吁。 　　陈建侯 　　科学院不要将院墙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的科学研究压得太低了。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目前分在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三个系统中进行。过去几年，它们对国民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也抵销了不少力量。郭院长在全国政协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协调工作，我觉得这样做很对，希望快做。否则像今天大家争着挂牌子的作风，要想达到国际水平，恐怕有点“痴人说梦”。 ## “科学奖金”本意很好，不过科学进军的高潮没有掀起，倒掀起了“人心向院”的高潮。科学研究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大家都知道这样说，究竟如何结合，恐怕还值得考虑。有人说，做理论题目，可能得到科学奖金，名利双收；有人说，复制国外配方，可以结合新产品试制，虽无名，利还不少。我不反对奖励，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对人民，对国家有点用处的科学研究，还是理论结合实际，实际结合理论的好。 　　我觉得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报告水平，须要多多提高。为此，应把科学研究看作是全国人民的公事，不是那个单位的“私事”。科学院不要将院墙修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研究所压得太低了。我非常拥护袁翰青先生“科学基金”的倡议，科学院应当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各方面在科学基金补助下，可以结合生产、结合教学，展开研究工作，自成一家之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其次，我想谈谈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问题。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绩。不过，在“专业培养”、“学用一致”问题上，我认为大家还可以商讨。目前，专业是否分得过细了一些，忽视了基础课程？过去训练通才不好，因为太通了，一无所长；现在训练专才好，这又觉得太专，只知道一点儿，也不见得好。比如桐油罐子，装桐油当然很好，但是有时没有桐油装，装香油就用不上了。现在，年年都在闹毕业同学改行问题，真是公私交困，各有苦处。我觉得太专学校应当减少院系，集中教学力量教好基础课程。例如，化学方面，教好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就算培养到70%的程度。至于什么工艺专业，造纸、制革、橡皮、油漆、塑料等等，放在四年级教。这样，国家建设什么，在四年级就多开什么；国家不要什么，就少开什么。既灵活，又方便，学生无改行之忧，国家有得人之实。橘逾淮为枳，在外国先进的，在国内不一定先进，不能生搬硬套的学习。 　　还有，选送青年出国培养是国家的大事，既然肃反运动已基本完成，不应当再由内部决定，选拔人员就不能限于党员团员，只要成绩达到标准，就有被选送资格。选拔应举行公开考试，宗派主义是阻塞贤路的。 　　顾学裘 　　中央卫生部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思想很严重；药学人员所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沈阳药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 　　我们药学专业的问题很大。在医药卫生部门，药工人员不安心工作，学生不安心学习，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其实，中国的药学在古代就很繁荣，李时珍（明朝）集药学之大成，当时中国药学超过了世界水平。但是到现在为什么这样落后呢？我认为这与中央卫生部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希望光明日报替我们呼吁一下，我对健康报的希望不大。在健康报上，一年也看不到几篇有关药学问题的文章。 　　我现在对中央卫生部提几点意见： 　　1、重医轻药的思想很严重。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从中央一直贯串到各个基层单位（医院）。药学人员在这些单位所处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过去卫生部门曾批判过王斌、贺诚的宗派主义思想，但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在目前仍严重存在。现在，对中医与护士工作比较重视了。但是对药学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某地有一个新建医院，在将要开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安置药房，草草地找了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对付了事。至于药房设备简陋、技术低下，药工人员没有得到像同级医务人员的待遇等情况，在各地医疗单位中普遍存在。我们教学部门也不例外。在沈阳医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可是学校出布告，却总是由此院长具名。 　　2、1954年的医学院校调整，原来是要达到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目的，可是结果不是这样。沈阳药学院是由东北、浙江药学院和山东医学院的药学系合并起来的，合并起来，招生数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学生的质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有的院校还因调整而积压了人力。这些问题希望卫生部研究，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 　　3、在全国医学教育会议中，讨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时，卫生部领导上不能倾听大家的意见，摆了许多大框框、小框框：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总之限制重重。使许多参加会议的老教师不能充分发挥意见，因此，这些计划和大纲不能不脱离实际，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很多困难，各校不能不加修改，造成了现在一班一个计划、一个大纲的混乱现象。 　　左耀先 　　一个专业分设三处没有必要；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 　　设新专业应该统筹兼顾。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在东北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都有。一个专业分设在三处有没有必要，很值得研究。如果放在一个学校里，人力物力都可以节省。如一个专业分设三校，招生数与国家需要数不相适应，对毕业生的分配也有问题。 　　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可是在这方面却有些问题：1、学校与科学研究机关的关系不明确。我认为学校与研究所不仅是配合的关系，根本就应该把研究所设到学校里边去。研究员可以教课，教师可以做研究工作。2、学校与工厂的关系问题。冶金工业部给学校和工厂都有通知，要求学校与工厂共同负责培养学生。可是一到实习的时候，工厂就觉得麻烦，认为照顾学生实习是个负担。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带番号的厂子，根本不许可学生去实习，毕业生却要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学生对这些厂的实际知识缺乏，分配到那里去是否能适合生产上的需要，我们就完全不了解。 　　彭清源 　　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开大会挂着红条条，在实际工作上起不了作用。 　　财经学院向科学进军的最大困难是得不到实际资料。我们曾和中央财政部联系，要求把我校作为一个发文单位，给一些资料，始终没有结果。在沈阳，财务工作做得较好的厂矿，不欢迎我们去，怕我们打扰他们的工作。财务工作有问题的厂矿欢迎我们去，为的是要我们帮他们解决困难，但我们在那里不可能获得先进的资料。最可笑的是，连本校财务科都拒绝供给资料。我校有位教师准备研究高等学校的财务工作，向财务科索取资料，财务科答称如果不是检查工作，我们没有时间提供资料，之后又说账目不能看。 　　有人说：“向科学进军，不要光吹号，不上马。”这话对的。但是，资料问题解决不了，叫我们怎么“上马”？有的教师反映：财经科学的研究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高教部应支持学校和更多的有关业务部门跟它建立关系。 　　其次我想谈一谈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的地位和工作关系问题。有人说：“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每逢开什么大会，总看见民主党派的人挂着红条条，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实际工作上却起不了作用。”我看这种反映是符合实际的。拿我们学校说，一些场面上都少不了我们，就是实际工作插不上手。例如评薪定级，领导上都最后确定了，才召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会，名为讨论，实际上是走形式。 　　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已经有这样呼声：我们不愿意当花瓶了！ 　　怎样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作使，怎样在基层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加以考虑的问题。 　　关于工作职权，目前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我是做系的领导工作的，系内决定一个问题，常常因干部科不同意，行不通。例如系资料室有位留学生，能够做研究工作，系里决定把他调出来，教务长也同意了，但干部科通不过。现在肃反已经结束，问题基本搞清，再单纯的从“政治”出发，不仅不能使人信服，恐怕也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时昭涵 　　人事调配不当，有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不恰当。 　　目前人事工作方面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而且相当普遍。我建议中央加强全国的人事工作。 　　拿我们单位说，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文盲，勉强能阅读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调配技术人员的工作。调配不得当的当然就不会少。有人讽喻这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例如我们单位是搞化学工程研究的，可是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却是学肥料的，学药物的。 　　人事工作干部不了解干部情况，但又掌握着分配、使用的大权，这是一个矛盾。因此，我希望中央考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干部来做人事工作？目前有些单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怕是不恰当的。 　　我还想谈这么一个问题：科学研究工作依靠外行来搞，还是依靠内行来搞？我是研究化学工程的。据我知道，“化工”作为专门的学系，最早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苏联近年来才在大学里设化工系。当初我们学习苏联，一些行政领导同志自己不懂业务，又不接受内行的意见，简单地认在苏联化工不成为独立系统，我们也应该学样。于是大批的化工研究人员改行了。现在发现这样做不对，才开始在大学里设化工系，可是已经走了几年冤枉路。其实，当初能听一听内行的意见，这种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再说我们单位的化工研究室，工作方向一直不能确定下来。这倒不是我们研究人员不知道化工应该研究什么，而是行政领导上不采纳内行的意见。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要配合生产，但不知道化工研究应该配合什么生产，于是各种任务都下来了，至于这些是否属于化工研究的范围，或是否是化工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却不予考虑。其结果，当然研究方向就确定不了。 　　再举一例子：我们单位早前修建一间试验室，正赶上增产节约运动，领导上要削减修建费用以贯彻节约精神。当时内行人提出意见，认为实验室要求有一定规格和标准，不然要出毛病。领导上不听。后来房子草草盖好，外边火车经过时震动，使精密仪器受到损失。于是又加固修补，所耗费用竟比节约的钱大得多。 　　赵鸿翦 　　有事向领导上接头还得先挂号。领导脱离群众是严重的。 　　关于“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这个公式始于团结，终于团结。但是团结总要有一个过程，至少也得先认识，才能团结。我们学校的教师们彼此不认识，老大贵姓不知道，历史情况不知道，团结何从谈起。我联想到旧社会的学校有职员录，印着各人的职务、简历。新社会的学校没有这东西，可能是保密，只有领导干部才能知道。肃反运动时，又要我们对不相识的人进行斗争，实在令人为难。 　　关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很忙。只有少数人因工作关系才能接触；大多数人只有在听报告的时候才与领导同志发生关系。在旧社会学校负责人与教师常常接触；新社会，即使在路上遇见，彼此也不打招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一点感情也没有。有事想和领导上接头，还得先挂号，甚至等多少天谈不上话。领导脱离群众是严重的。 　　万籁天 　　要使戏剧繁荣，非打倒教条主义不可。 　　目前文艺创作赶不上建设高潮的发展。就剧本说，不是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不上座，好的极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教条主义则是其中主要的。按教条主义要求，这个写不得，那个写不得，写得的便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我们过去搞戏，有“没有斗争，没有戏剧”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便是“生活就是斗争”，可是教条主义者硬是回避斗争，不正视生活。 　　最近上演的“洞箫横吹”是一个较好的剧本，但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却左一鞭、右一鞭的打它。说什么“党委书记和群众打扑克，是不对的”；“军属有困难是不符合实际”等等。这种教条主义不打倒，戏剧能繁荣吗？ 　　从今年起，作家要靠写作以维持生活了，这是推动创作的好办法。但是，要做起来，恐怕也不容易。辽宁有的作家怕饿饭，改行了。写一部作品不容易，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成的。特别是话剧剧本，写出来，上演税制度不健全，作家生活仍不能保证。如“双婚记”，现在全国都在演，作者到今天为止才拿到四百元上演税。 　　这几年话剧演出质量老提不高。有些好京剧观众百看不厌；话剧演过一次，再演就没有观众了。原因何在？据我看，台上台下生活一样，观众又何必花钱进剧院呢？现在演员的基本训练太缺乏了，说话听不见，咬字不清楚，形象不鲜明，性格不突出。听说北京戏剧界已经开始注意基本训练，这是很好的。过去，我在鲁艺教演员基本训练，有人给我扣了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弄得几年不敢啃声。现在看来，当一个演员，基本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徐公振 　　沈阳师范学院领导用人只凭个人好恶，把尚未学俄文的党员，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叫不懂历史的人作历史系主任。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在患难时期，党与非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抗战时以至于解放战争的年代，特别是东北在解放初期正处于尖锐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真能同甘共苦，团结合作，体现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的实质。 　　全国胜利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好像有人在高高的拆墙，使多年的患难老友，也在宫墙外望，于是造成了严重的隔阂。这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这一墙将开始拆撤。我们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拆就把它拆到底吧！恢复大平原，恢复过去的真挚友谊吧！共同的建设我们美丽的庭园。 　　我过去曾听到一个旧及门说，他说：“老师：我看党与非党之间，好像是少东家之与柜伙。”当时被我批判了，其后我也觉得有些值得寻味。 　　沈阳师范学院的矛盾，基本上也是党和非党间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上。拿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来说，领导上是我行我是，既不采纳比较负责人的意见，甚至党委书记都不共作商量。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仍旧没有变化，领导上的用人仍只凭个人的好恶和驯顺与否为标准。过去并不考虑其政治文化的修养和专业与学识的成就，常提拔一些不懂学术的党员为领导。有人反映尚未学俄文的党员，领导上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自己的老婆并不懂历史，叫她作历史系主任，甚至两年不检查她的工作，只管搞的乱七糟八，他还啧啧称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对丧品败德的亲近，他武断的替他掩护，毫不考虑问题已经昭昭在人耳目了；对于有建议和反对的表示的，领导上则大肆打击，突出的表现在肃反运动和每次讲话中。压迫教师与学生的气焰，和权威自居的思想作风，使科学研究，受到一定影响。这还和领导上本身的好大喜功思想存在着矛盾哪。当然党外人士也有严重的缺点，作为揭发主要矛盾来看，兹只谈其一面。 　　陈彦之 　　为什样有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好，建议党在整风中从思想上进行检查。 　　为什么有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好？为什么这些矛盾长期未得解决？我建议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彻底检查一下，特别应该从思想上来动，这进行检查。 　　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所以造成隔阂，原因很多，从思想上说，还有一个对知识问题的看法问题。那就是有些党员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要突击一下就能掌握了。”他们完全不了解知识积累之不易和学习过程中的艰辛。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就生产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教学设置上的速成思想。过去曾出现过许多速成教学，如识字速成法、数学速成法、俄文速成法等等。尽管这些速成法曾风行一时，结果都行不通，还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有些人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进了夜大学以求速成。在学习中跟不上去，他却不想到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反怪老师不照顾工农子弟，还给老师扣帽子。可是在夜大学耽了几个月回机关后，在填学历表时，却把原来的“小学程度”改填成“大学程度”了。这是一种不朴实的作风。从这里也说明，学习是没有什么捷径可寻的。苏联有些工人出身的科学家，并不是速成或突击而来的，仍然是经过多年的辛勤学习，多年的苦苦钻研才得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做事情就不是从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利益出发，当然就不能够很好的团结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下才获得解放的。解放之后，党中央仍然是重视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可是有些党员不能体会党的政策，他们搞宗派，排斥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校长对教授都是十分恭敬，罗致教授，或是重金礼聘，或是登门邀请。今天有些大学里，甚至总务科科员也可以申斥教授。知识分子就不免有今昔之感。 　　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能引起全党从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