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本报讯  八日下午，本报邀请十多位中学教师和行政干部座谈中学教育中的问题。

## 帽子多而大不敢鸣和放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第四中学语文教师白杰。他说：“‘放’的问题，学校里谈过，党支部也提出来了。可是，似乎学校里的空气、土壤、环境都不适合‘放’。所以，直到现在老师们还不敢‘放’。譬如：刚提出一个意见，学校负责同志或者党员就赶紧批判，扣上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形式主义等帽子。”五中语文教师李慕白谈到，他本来对五级分制有意见，但是怕被扣上“反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帽子，所以不敢提。女一中物理教师王肃认为高中物理在高年级应该有些讲演课，但是教育局推广的是“谈话法”，因此一直不敢提，怕被戴上“保守”的帽子。这些清规戒律，阻碍着中、小学教师大胆地“鸣”，尽情地“放”。

## 学制的论争

　　目前，学生们普遍感到课业负担很重，多数老师认为，我国现行的学制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高中学生想要门门兼顾，实在力不从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师们主张改变学制，把中学现行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使学生在比较长的四年的初中时代，学得比较浅的但是完整的知识；到了高中(或者叫大学预科)，就密切结合高等学校的需要，按文法、理工、医农分科，根据各种的要求增加或削减些科目。

　　王肃说，我们现行的中、小学学制是学的美国的，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重复太多，可以删节。这样，需要学习的东西减少了，小学可以改为五年，中学四年，另设二年的大学预科。他认为，九年的普通教育中应当着重加强语文、数学课程，打好从事劳动生产的基础。大学预科可以专门学习外国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并按志愿学习大学有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精减大学的这些课程，这样也可以缩短大学的学习年限。

　　目前，普通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表现在教材、教学方法、五级分制等各方面。

## 物理教材好像竹竿文学课成了万金油

　　一提起教材，几乎到会的所有教师，都对自己熟悉的课程提出意见。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王肃历年都参加物理教材编写工作的座谈会。中间经过了几次三番的编写，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定型。他说，说编写，其实并不确切。因为物理课本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由于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拼凑在一起，就不免像竹竿一样，一节一节，衔接得不恰当，何况还有错误。可是，我们却把它奉若经文，不敢更动。文学、生物、地理课的设置，都有它的目的的。像文学课本，也曾经向各方面征求过意见；可是，用了不到一年，就有了各种论调，说什么“太深太难”，“古典文学对学生没用”等等。怎么办?领导上又想走回头路。但是，究竟学生们反映如何呢?领导上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李慕白、白杰和三十七中语文教员余冠五等都在会上反映，同学们还是喜欢古典文学的。可是，李慕白感叹地说：“现在文学课成了‘杂八凑’和‘万金油’了。比如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就在文学课里加上有关这方面的教材；今天加劳动教育，明天加卫生运动，这样七凑八加，到底文学课起什么作用呢?”他觉得教育行政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缺乏有事同群众商量的工作作风，不倾听群众尤其是教师群众的意见，摇来摆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课程忽儿设立忽儿取消，教师无所适从

　　对其他科目的教材，教师们也感到有许多问题。女二中生物教师平桂兰说：“听说今年高二的学生要停达尔文主义基础课，改成生物课。可是，生物教材直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要是一边停了，一边又接不上，将来这一班同学怎么考农、林方面的专业?”总之，大家认为，现在教材一改再改，东抄西抄，课程忽儿设立忽儿取消，使教师无所适从，对学生没有好处。他们希望教育部自己首先要拿定主意，同时对现行教材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大力精减和适当调整。

## 谈到教学方法令人啼笑皆非

　　谈到教学方法，不少教师啼笑皆非。三十一中数学教师尹去病过去不敢发表他对“堂堂综合课、课课谈话法”的意见，现在他终于提出：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抹杀老师的教学经验。王肃也说，他的学生考上大学以后，回来给他提意见。学生说：“老师，您提问用去十几分钟，巩固又用了几分钟，只有二十多分钟讲解新课。可是隔了一个暑假，我们进了大学，就要连着听九十分钟的新课。从这样少而浅的内容一下子增到这么多而深的内容，学生怎么受得了呢?”王肃认为，不能死抱着五个“环节”不放，也不能形式主义地强调谈话法是最先进的，更不应该以提问人次的多少来衡量教学质量的好坏。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因此，有些讲演课也是需要的，也一样能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 教育行政部门自相矛盾

　　说到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教师们就联想到五级分制。李慕白说，其实，五级分制并不是苏联先进经验，早在帝俄时代，就采用五级分制；美国也有相当于五级分制的记分办法。我们国家一贯用的是百分制。且不说哪个好哪个坏，首先问问教育行政部门，他们一再推广五级分制，为什么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却采用百分制作为评分标准?可是，教育行政部门还要指指点点地批评教师们没有学好掌握五级分制。

## 教条主义的恶果之一：学生质量不高

　　学制、教材、教学法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学生身上。这就是：不少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好，政治进取心不强，只忙于看书、作作业，结果，“三好”只剩下了“一好”。一些学生的质量比以前差了，可是我们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仅仅以“今年比去年强”的空话来安慰自己。

## 一笔糊涂帐

　　话题从学生转到教师自己。李慕白说：“市教育局决定，语文教师改作业有作业费；可是，又规定每周教十六小时课的才算是专任教员。于是，高中班级少，一位一级教师教两个班，还达不到十六小时课的标准，这就要减掉差不多五、六十元工资，反而低于三、四级的初中教师。这种做法，当然行不通。于是，教育局又规定：该减的不减，该增加的还是增加。这样一来，其他各科教师又有意见了。大家都问，为什么语文教师有作业费?其他科没有?于是，教育局又慌了手脚，想减掉初中的作业费，可是，初中的教师不同意。他们说，我们没有请求增加作业费，是局里决定了加的；现在又要减掉这笔钱，却不考虑教师们的生活。这样吵来吵去，弄得一团糟，至今各校各人一套作法，各不相同。

　　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教师长期不工作，还照发工资。

## 距离越来越远宗派主义之害

　　许多教师们感到，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对他们关心太少了，对老教师尤其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教师怀疑太多，信任不够。白杰说：“我一提意见，就说我是旧四中的‘坐地虎’，好像国民党时期四中是个反动学校，我做教员的就也反动似的。可是，党和行政想过没有：我在四中教了二十多年书，就是上下班走的路，也不知多少遍了，当然会有些旧感情。二十年来，我天天都是早上六点一刻就到学校，锻炼锻炼身体，看看书；可是，肃反期间，却给我提意见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负责的教员。好像我是别有用心似的。当我问：负责不好吗?却没有人回答我了。”

　　女六中化学老师贺健也说，他们学校有几个党员学生，功课老得两分，可见党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够注意的。我就提出意见，要求党员首先学好功课，这样才能更好地给群众树立榜样。当时有一位教师马上就说，顾功课当然好，可是还应该注意政治觉悟。这位同志很怕因为我说了注意功课而使他们忽略了政治觉悟。我认为这样是把“功课”和“政治”分家。这是党内应该注意的。

　　平桂兰也说，学校负责团、队工作的人，往往是本校高中毕业的党、团员，但是他们担任了这些工作以后，表现不够虚心，不能很好地配合学校和教师工作。团日、队日，只会带着学生们在公园玩玩捉迷藏、打游击等游戏，听听英雄故事，很少教育学生怎样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教师们平时见面只能谈一些工作和政治，谈谈生活就被看成是落后，谈谈天气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教师既无知心朋友，党和行政也不能深入群众。这样互相不了解，距离就愈来愈远了。

## 本报邀请部分教师举行座谈

　　教师们认为，造成党群关系和行政同教员之间隔膜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各个学校在提拔领导干部的时候，只考虑政治水平一条，而政治水平也仅仅从工作是否积极这一点来衡量，对业务是不注意的。李慕白说：“有些学校把教不了书的人提拔做了行政领导干部，难道领导有这样简单的吗?再这样下去，领导将更落后于实际的要求。”

　　因此，教师们要求领导干部应该兼课，具体了解教员的甘苦，平时同教员多谈谈心，才能团结一致，把工作搞好。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5月14日。原题为：“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要求获得尽情鸣放的空气和土壤\强调除三害：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