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解放日报》社论>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不满，有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见，有的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予以公开的指责。人们的议论搅乱了我们许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纷纷的压迫。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我们且看“怕”的情绪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领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领导者往往容易忽视群众局部和当前的问题。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结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结合，矛盾就多。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结合得好些，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怕”是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视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有人觉得“委屈”。不错，我们的许多同志终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责。在纷纷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闻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见有成绩的一面，不看见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计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见，就觉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们把群众，把他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们的，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我有权批评你，你没有权批评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说服的本领，乞求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结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说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满的态度，说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觉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们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们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深思的。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绪。是的，现在的许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级斗争的本领就行了，现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要有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要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我们缺乏这些本领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该知难而退，而应该虚心学习，知难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问题简单化，一旦发生问题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问题，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评人家振振有词，要求人家服贴，被人批评就忸忸怩怩，不肯认错。或者气急败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觉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能够说我们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吗？我们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许多情况，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错误和缺点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岂不很好吗？我们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评，应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评我们，监督我们，能够和我们真诚相见，推心置腹地说话，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党外朋友爱我们才批评我们。我们说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见了，又害怕得要死。我们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须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们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斩了六名大将，我们过关的办法不是斩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什么是我们的架子？我们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员优于非党员高人一等的贵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资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们要下决心整掉我们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们与群众之间的鸿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纷纷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极为有益的。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